按：普利茲新聞獎獲獎記者阿列克斯·提臧（Alex Tizon）在四歲那年和父母去了美國，他是菲律賓人，血液中混合了些許馬來人、西班牙人和中國人的血。在《西雅圖時報》工作期間，他第一次有機會去往菲律賓，去往「一個我通過談話、快照、書信等了解到零星片段的國家」。
也正是在這次旅行中，他發現，他希望和司機成為朋友，而司機只想做一個僕人，一句話裡要出現兩三次「先生」，提臧認為，四個世紀的殖民統治讓菲律賓的服務行業工作者養成了「低三下四」的氣質，而且這種氣質已經滲入他們的國民性格。而他之所以發現自己的司機是這樣一個人，正是因為他骨子裡也有著一樣的氣質。「成為美國人就意味著必須討厭卑躬屈膝的氣質，並將它逐出自己的靈魂，」他在《何以為我》一書中寫道，而這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普利茲新聞獎獲獎記者阿列克斯·提臧（來源：alextizon.net）
《何以為我》的英文名為Big Little Man，小男人在一定程度上是提臧一直以來的自我認知——不僅僅是和白人相比身高上的矮小，這種令他長久自卑的「小」，還包括男子氣概和性能力上的弱勢、在美國流行文化中的隱形、種族之間對亞裔或刻薄惡毒或老實精英的偏見，更重要的是，獨屬於亞洲男人的深深的屈辱。
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感到的傷害與其說來自美國主流社會，不如說更多來自女性的輕蔑，尤其是亞洲女性。在一次對美國東南亞移民家庭的採訪中，在學校備受關注和歡迎的姐姐，評價自己輟學的弟弟是「忌妒心強的亞洲小男孩」，這讓提臧感到結痂的傷口再次裂開了。他在書中寫道，「沒有什麼比一個亞洲女孩公然羞辱我的亞洲身份更傷自尊了。如果連她都不接受我，還有誰會接受呢？如果連亞洲女孩都認為與她們一脈相連的男孩比其他男孩弱小，那爭論還有什麼用呢？」
他發現，不僅電視上雜誌上的亞裔女性傾向於嫁給白人男性，連自己的姐妹也大多選擇嫁給白人。於是，「亞洲男性就和黑人女性一道被排在了『魅力階梯』的最底部，」提臧坦誠地說，「當那些嫁給白人的亞洲女人告訴我種族不妨礙他們相互吸引，他們的愛情超越了種族和膚色時，我只能沉默不語。無論我說什麼，都像是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不是嗎？我相信她們說的是實話，可是，站在我的立場上，很難承認其中沒有一點種族因素。」
經出版社授權，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從日前出版的《何以為我》中節選了部分內容，這位普利茲得主對於種族與性別雙重維度的身份認同的苦苦追尋，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思考的角度和空間。
01 亞洲人：「我是東方人，所以永遠不能成為一個徹底的男人」
我曾以為，像我這樣的人是贏不了其他人的。像我這樣的亞洲人後裔，永遠敵不過西方人。那些白皮膚的神靈，快步行進在歷史長路上，一路徵服。亞洲人弱小，易被徵服。他們十戰九輸。他們讓自己的祖國被徵服、佔領，讓自己的女人被欺辱、蹂躪。亞洲男人別無選擇，他們在西方人面前嚇得腿軟。
他們帶著這種軟弱漂洋過海，到了新的定居地。在我長大的地方——美國，亞洲男人是最低等的男性，在政治、商務和運動場上，他們總是被無視。而在電視和電影裡，他們的境遇比被無視還慘：難堪。我們很難堪。電影裡的亞洲男人通常都很沒用，需要逃跑場景的時候，亞洲人就派上用場了，這正是他們擅長的。當然，他們肯定當不了男主角，因為他們是亞洲人，既不高大也不性感。他們甚至和性感沾不上邊：他們毛髮少，缺乏激情，還傻裡傻氣的。他們是小奴才，是僕人。
這一絲絲、一縷縷，造就了一種錯誤的觀念。這樣的觀念，因為無法與他人言說，所以影響力更大。不過，它也無須言說。然而，長久以來，我並沒有把它當作一種錯誤觀念，而是親身體驗了一系列懷疑如何被日常生活所證實。我怨不得任何人，因我所了解到的看起來都無所依存。在學校，有太多東西學不到。亞洲人幾乎不會出現在歷史課上，即便出現，要麼是受害者（菲律賓人、朝鮮人、越南人），要麼是註定會失敗的、狡猾的敵人（中國人、菲律賓人、日本人），要麼是雖勉強取勝卻損失慘重的敵人（朝鮮人、越南人）。亞洲就像一個舞臺，精力充沛的西方人在這個舞臺上表演自己的戲劇和幻想，而亞洲人只是「閒雜人等」。我高中畢業時甚至叫不出一個東亞偉人的名字。
1965年提臧一家的合影，左一為作者
誠然，我的學習成績很不穩定，有些學年成績很差，這可能和我們家的流浪生活有關。但我每到一處所遇到的人中，教育程度比我高的，對東亞的了解卻還不如我。我隨處都能見到亞洲人從事家務勞動、體力勞動和一些別人不願意做的工作。他們戴著頭罩在餐館裡洗碗、端盤子、倒垃圾。摘蘋果的是他們，挖溝的是他們。他們像螞蟻一樣在黑屋裡、地窖裡揮灑血汗，在屠宰場把動物開膛破肚，披著雨衣刮腸子。他們在酒店和醫院裡換洗床單，他們掃大街、耙樹葉，讓別人去幹更重要的事。我在各個國家旅遊時遇到的亞洲人大多是園丁、裁縫、洗衣工或門衛。他們都幹著髒活累活，而且總是恭順地埋著頭，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說著「先生」。
這個關於亞洲男人的誤解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年少時聽到《蝴蝶君》裡的宋麗伶唱「我是東方人。正因為我是東方人，所以永遠不能成為一個徹底的男人」時，我只能羞愧地閉上眼。
然而，我也知道那不是真的。我打內心深處知道那個觀念是錯的，這種意識就像藏在表層下的一個血細胞。多少次悄然獨處時，我感覺自己內心有一種堅韌，而且我在父親和兄弟們的身上看到了同樣的東西。它發著微光，指引著我。回顧往昔，我發現自己需要更多證據來證明這一點，以供養我秘密的希望。
02 亞洲男人：和黑人女性一起排在「魅力階梯」最底部
無論何時，無論何地，女人都比男人脆弱。她們被控制、打壓，境況比落入敵人之手還慘。這就是在東方的女人和在西方的東方女人的真實狀況。但我依然相信，在21世紀的美國，在某些領域，亞洲男人的狀況相反更加糟糕。
一個來自紐約的女人對我說，西方人對亞洲女人的刻板印象很煩人，而且過於簡單化，但終歸比對亞洲男人的印象好。「哦，這是毫無疑問的。」她說完馬上道歉。為什麼呢？因為如果要在被追捧和被忽視之間選擇，大多數人會選擇前者，即便是靠外表和欺騙手段吸引別人，即便會造成緊張和尷尬的局面，都沒關係，總比被忽視好。
從東方主義中產生的錯誤觀念認為，亞洲人構成了一個女性化的種族，這個種族的男男女女都偏柔和。同樣的種族「制服」讓男人變得女性化，讓女人變得色情化。他們認為，只要男人們表現出一點男子氣概，女人們就會展現出十足的女人味——更加順從、性感，更能覺察和滿足男人們的需求。這種觀點適用於身在當代美國的戀愛中的亞洲女性，其部分原因在於，這些亞洲女性似乎已經擺脫了曾經伴隨她們的、形成於殖民時期的自卑感，同時保留了自身的誘惑力。
在21世紀的美國，在某些領域，亞洲男人的狀況相反更加糟糕。（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該死，我就是喜歡亞洲女人！」曾經有個同事對我說。他會厚著臉皮向她們拋媚眼，還曾執著地追求過幾個亞洲女孩。一位中年白人資深新聞編輯也曾對我說過幾乎一模一樣的話，只是沒用感嘆的語氣——他原本是我認識的政治立場最正確的人之一。我在其他許多場合聽到過這些話，那些人基本是毫不猶豫地說出來，因為這些話反映了一種從文化角度被認可的觀念：亞洲女人很有魅力。
傑瑞·宋飛在1994年的一集《宋飛正傳》中對他的朋友伊萊恩說，他本應該追求女律師張唐娜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喜歡中國女人。伊萊恩問他，這是不是種族主義。傑瑞說，如果我是喜歡這一種族的，又何來種族主義之說呢。同理，他本可以在劇中說自己喜歡任何一個亞洲國家的女人。這時，我仿佛聽到我在大廣場遇到的朋友麗莎和露絲瑪麗的回聲：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都是一樣的！越南人、泰國人、菲律賓人——都是狐狸！
在大學校園裡，亞洲女人是同學們公認的「搶手貨」。2011年，紐約大學的新聞博客發布了一篇題為《「黃熱」正在紐約大學引發一場動蕩》（「『Yellow Fever』Is Causing a Stir at NYU」）的文章。它收到了來自臉書的708個「喜歡」，被推特推送21次，得到73條評論，其中包括多條長評。這裡的「熱」指的是白人男性以愛情和性為目的，追求甚至過分追求亞洲女性這一現象。文章的作者王梅稱，「黃熱」正在「大規模地席捲這個國家」。受訪的兩名亞洲女性稱自己不介意被白人男性關注，她們甚至更喜歡白人男性。「好傢夥，把那些帥氣的戀亞狂帶上前來！」其中一個說，「我們有好多人等著收呢！」文章中唯一一個白人男性承認自己喜歡在一段關係中扮演支配角色，他還說他「絕對」得了「黃熱病」，他喜歡「亞洲女孩的性格」和「她們嬌小的身材」。而唯一的亞洲男性則悲嘆道，反過來就不是這樣了：「很不幸，亞洲男人追不到白人女孩！」
早在幾年前，哈佛商學院的學生報Harbus刊登了類似的文章，名為《性與校園：黃熱來襲》（「Sex and the Campus: Attack of Yellow Fever」）。West Coast上的一篇文章開篇引用了加州大學爾灣分校一名學生的例子，題為《黃熱：他們讓它變壞，這樣不好》（「Yellow Fever: They Got It Bad, and That Ain’t Good」）。這些文章——有趣的是，它們都是出自亞洲女人之手——報導了一個廣大城區居民觀察多年的現象。
研究表明，身在美國的大多數白人女性更願意和白人男性在一起。可是，隨著白人男性開始和群體以外的人約會，他們中很多人就被亞洲女性吸引了。而且這是相互的：許多亞洲女性也在公然尋找白人對象。然而，在所有種族的女人眼裡，亞洲男人都是排在最末位的。哥倫比亞大學進行了一項為期兩年的研究，發現「就連亞洲女人都覺得白人、黑人和拉美人比亞洲男人有魅力」。於是，亞洲男人就和黑人女性一道被排在了「魅力階梯」的最底部。亞洲女人和黑人男性全都跟著白人跑了，留下亞洲男人和黑人女性苦苦哀嘆。
後來，約會發展成了結婚。白人男子和亞洲女子通婚這一現象比其他種族結合更為常見。在美國的亞裔女性中，和白人男性結婚的多達一半。此外，日裔美籍女性與外國人的通婚率高達百分之八十。保守估計，白人男性－亞洲女性夫婦與亞洲男性－白人女性夫婦的數量比是3:1，有些地區的比例甚至高達20:1。
但我並不需要這些數據。我只要打開電視，或翻開一本流行文化雜誌，它們就會告訴我，在美的亞裔美籍女性傾向於和白人男性結合。這其中有：作家譚恩美和湯婷婷，廣播員鍾毓華、安·柯莉和艾茉柔（Emerald Yeh），運動員關穎珊、克裡斯蒂·山口，演員劉玉玲、吳珊卓、胡凱麗，喜劇演員瑪格麗特·曹，時裝設計師王微微，藝術家林瓔，評論員米歇爾·麥爾金，前美勞工部長趙小蘭。此外，還有不少著名的白人男性和比他們年輕許多的亞洲女性結婚，比如伍迪·艾倫和宋宜-普列文——普列文是伍迪前妻米亞·法羅的養女。另外，媒體大亨默多克娶了鄧文迪，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EO萊斯利·穆恩維斯娶了新聞主播陳朱莉，演員尼古拉斯·凱奇娶了愛麗絲·金，億萬富翁喬治·索羅斯娶了小提琴家珍妮弗·春，製作人布萊恩·格雷澤娶了鋼琴家召-江·提·源（Chau-Giang Thi Nguyen）。
其實，我根本不用打開電視，只需看看我的家人就知道了。父親再婚後，我一共有六個姐妹，目前五個已經結婚了，其中四個都嫁給了白人。我唯一未婚的妹妹也毫不掩飾地承認想找一個白人老公。我當然不能因為我的姐夫妹夫選擇了我那些聰明、漂亮的姐妹而責怪他們——他們都是優秀的男人。
毫無疑問，包括我的姐妹在內的這些女人中，大部分都積極地進行了選擇；她們可能選擇的次數與被選擇的次數一樣多。可是，當那些嫁給白人的亞洲女人告訴我種族不妨礙他們相互吸引，他們的愛情超越了種族和膚色時，我只能沉默不語。無論我說什麼，都像是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不是嗎？我相信她們說的是實話，可是，站在我的立場上，很難承認其中沒有一點種族因素。
從某種程度上說，在美國的亞洲女性和亞洲男性所處的層次大不相同，導致他們一說到跨國戀，總會相互中傷。有時候，對亞洲女性的單純「偏好」似乎是對亞洲男性的徹底背叛；而亞洲男性的悲嘆之言又像是對亞洲女性的人格詆毀——我們全都被一種比自己強大的力量影響著。我前面提到的那些女人，在對自己的偏好有所考慮以外，都是在遵從生存的本能，都是為了改善生活。本能是一種無法抵抗的力量，而文化對我們的本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指責那些從自身文化中吸取價值觀的人是沒有用的。我能做的最多是提醒大家，在我們意識的界限外，還存在著其他價值觀。
03 記錄者：在洞底待了太久，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想，你可以說，作為一名記者，我總是在寫同一件事，但我從不認為這隻關乎種族。在我心裡，我是在講存在於主流視野之外的人的故事。是那些看不見的人的故事。他們生活在我們中間，有時就在我們隔壁，或推車和我們走在同一條過道上，但我們幾乎發現不了，因為他們的故事沒被講出來。就算講出來，也只是關於與我們相對的外來者的奇聞逸事，或是被當作一段歷史而不是鮮活的故事講出來。
我爸爸就是這樣生活的。在美國，沒有人關心他到美國之前的生活。就連他的妻子和孩子也無暇顧及他的經歷，無法對他的經歷表示敬意。
不妨來看一眼：他有七個兄弟姐妹，其中六個因為生病和意外在嬰兒期就死了。他的爸爸離開了，媽媽瘋了，駕著一輛教堂馬車衝下了懸崖。爸爸幾乎是自己養活了自己。日本入侵期間，他加入了遊擊隊，差點餓死在棉蘭老島的山區裡。他認識的很多人都不見了。後來他得了瘧疾，在一名年輕女子的照顧下康復了。再後來，那名女子在他面前被強姦了。他這一生都在悔恨當時沒能保護她。當時他只有十四歲。直到老了，他還在做相關的噩夢。爸爸在美國有一些朋友，但他們並不真正了解他，因為他們不了解他的過去。
說說我的感受吧。我一生都覺得自己不被看見，而且周圍有許多和我有相同體會的人，這在某種程度上幫助我理解那些不被看見的人。我報導他們的故事，讓他們被看見——即便只是某個星期天早上出現在報紙上幾英寸寬的地方。這個過程漸漸有了目的性——不是實現我年輕時的宏圖大志，而是當個普通上班族。當藍領，打卡。工作讓我每天有地方可去，讓我除了自己有其他東西可以關心。結果出乎意料，我開始發展這種內在的「壓艙物」似的感覺。這是我爸爸在這片巨人之地上未曾找到的，因此，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何以為我》
[美]阿列克斯·提臧 著 餘莉 譯
聯合讀創 |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20-10
還有一件事，我發現自己不知不覺接受了一個新的身份——我開始把自己當成一名記錄者。面對災難，我沒有逃開，而是跑向它，儘可能走到災難的中心，做好記錄，然後重述這個故事。意識到我對自己有了新的認識後，我開始理解沃爾特·惠特曼的一句話：「我寬闊無垠，我包羅萬象。」無論承認與否，我們每個人都有很多身份。我是亞洲人，是的；我還是記者；是丈夫、兒子、弟弟和朋友；同時我還是一名會向耶穌禱告的不可知論者、一名業餘的憤世嫉俗者；我是怪人，是敗家子，是傻瓜；是島民，是移民，是美國公民，是地球的棲居者。
承認自己有多重身份就意味著不必將價值的重擔壓在一個身份上。多長出幾條腿，一條腿斷了，我還可以繼續前行；如此，我變得更加堅定，也就不那麼脆弱，不容易被打回洞底。我已經在洞底待了太長時間。我取得了一些進步，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從某種程度上說，洞口並不是那麼遙遠，我已經找到立足點，可以慢慢往上爬了。
本文書摘部分節選自《何以為我》，小標題為編者自擬，較原文有刪節，經出版社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