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王磊收到了來自平遙國際電影節組委會的消息,由他導演的紀錄片《我們四重奏》入圍了主競賽單元。
得知這個消息的時候,王磊正站在貴州黔東南丹寨萬達小鎮的一片茶園裡,拍一部產業扶貧宣傳片。當時他的腦子裡只有四個字:不敢相信。
因為,平遙電影節是中國五大國際電影節之一,由著名導演賈樟柯於2017年發起。電影節分為多個競賽單元,而《我們四重奏》入圍的是其中的藏龍單元,與《我們四重奏》站在一起的,也多是曾經在柏林國際電影節、威尼斯電影節、多倫多電影節等國際知名電影節上的獲獎或入圍影片。對於一位新晉的青年導演來說,這確實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
更令人「不敢相信」的是,王磊的作品首映結束後,著名導演謝飛給出了四星評價,並稱讚其是「國產紀錄片中的佳作」;著名電影博主「木易movie」評論說,「《我們四重奏》是我目前最喜歡的作品。我還是容易被這類反映真實生活的作品所打動,太多細節讓人感嘆生活的豐富性與複雜性。」;而資深電影策展人、影評人沙丹的評價則更加言簡意賅,他認為這是「平遙影展迄今國片最佳。」
得到眾多業內資深人士高度評價的同時,導演王磊也引發了大眾好奇,到底是怎樣的人拍出了這部優秀影片?
親切感與鐵西區
王磊,35歲,萬達集團企業文化中心的一名員工。
他出生於遼寧瀋陽的鐵西區,那是一個曾經被稱為「東方魯爾」的重工業區,他的父母、親戚都是國企工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中,鐵西區遭遇了時代困境。王磊的家人親戚們經歷了下崗潮、停薪留職等種種波折,但他們卻通過做各種小買賣,努力生活,盡所能對生活保持樂觀。
這樣的成長經歷,讓王磊走進北京朝陽區最東端的這片土地的時候,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親切感」。這裡有數萬人口,但本地居民卻只有不到兩千,餘下的都是外地務工人員,以及來自城區的外溢人口。與大都市的繁華形成對比的,是昏暗的燈光和晚歸者的背影,這些外來打工者是北京的另一面。
王磊說,從這裡的那些年輕人身上,他看到了曾經的自己。
三好街與碟片
那麼,當年的王磊是怎樣的?大概要從王磊起源於兒時幾部碟片的電影執著開始說起。
16歲那年,王磊得到了一臺VCD機。從那時起,他便把零花錢都用在了租碟片上,也是從那時起,他發現了新大陸——三好街。
當年的三好街可是淘碟聖地。每到周末,手裡攢了一周的零花錢,王磊就跑去三好街淘碟,物美價廉,特別是一些國外電影,讓他有一種「與世界接軌」的感覺。便是在此境況下,電影為這個鐵西少年打開了一扇窗,開啟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後來大學時,王磊先是選擇了市場營銷和計算機應用專業,但最終卻又轉修了攝影。畢業之後,王磊來到北京,加入了當時著名的都市報《京華時報》。2011年,王磊的攝影作品《森林裡的人》,入圍「荷賽的多媒體評選」前三甲。
轉年,他離開媒體,來到了北京朝陽區建國路93號。
夢想與實踐
北京市朝陽區建國路93號,是萬達集團總部所在地。
來到這裡後,王磊任職於企業文化中心,主要負責集團層面影像內容的製作宣傳。用他的話說,在萬達的生活就是「一刻也未遠離夢想」。
2017年,王磊開始了自己的拍攝之旅。最初,他只是想拍一個5分鐘的短片;拍了一周後,他想拍一個10分鐘的;半年之後,他隱約覺得這可能將成為一個90分鐘的長片。從那時起,王磊便開始了白天上班,晚上拍攝的生活。為此,他每天要在拍攝地和市區之間往返十幾公裡。
或許是巧合,也正是在2017年,萬達影視推出了「菁英+」五年戰略,旨在挖掘和培養影視行業各專業人才,全力支持新導演項目,王磊入選了此計劃。後來,他在當地租了個房子,每個月租金800塊錢,既能有個歇腳的地方,也更貼近當地和當地人群的生活。
再往後,王磊便與此處熟至可以隨時加入這裡的人們的酒局。
他們與我們
王磊說,他最喜歡的導演是亞歷桑德羅·岡薩雷斯,這位墨西哥導演曾憑藉《鳥人》和《荒野獵人》兩奪奧斯卡。
在拍攝《荒野獵人》時,亞歷桑德羅不惜耗時九個多月,輾轉全美洲多地拍攝,只為還原19世紀下的原始荒野。而為了拍攝《我們四重奏》,王磊也同樣在「城中村」待了三年,拍攝了數百個小時的素材。
細究下來,這份堅持的動力,應是來源於王磊所信奉的「真實感」。他堅信:「故事中呈現的貼近感和帶給別人的相信感,是成正比的,越貼近,越真實,越真實,越相信。」
也許正是這份真誠的「真實性」擊中了觀眾,首映後,影評人沙丹稱王磊為「未來最值得關注的青年紀錄者」。他還評論說:「《我們四重奏》有著比很多故事片都傑出的喜劇手筆,它為北京這個城市的銀幕形象補充了不為人知的一塊。」
顯然,從北京建國路93號到山西平遙,王磊這個萬達員工實現了自己的電影夢。追夢過程中,他最希望看到的,則是觀眾的「共鳴」。因為,「追夢人太多了,《我們四重奏》也許是在看『他們』的故事,其實也是在看『我們』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