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作為古代東西方交流往來的交通要道，對唐代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具有重要價值與意義。其中，位於絲綢之路中段的焉耆，憑藉其突出的地緣政治優勢，周旋於唐朝與西突厥兩大政權之間，並與高昌並立，形成複雜的四角關係。唐朝對焉耆的徵討與管理，更是集中體現了其對焉耆在西域地區的地位與作用的認識——立足焉耆是唐朝進一步拓展其在西域的勢力範圍、控制與經營絲綢之路的前提。
焉耆與西突厥、唐朝的複雜關係
貞觀六年「七月，丙辰，焉耆王突騎支遣使入貢」「自隋末罹亂，磧路遂閉，西域朝貢者皆由高昌」，焉耆王此次遣使的目的是請求重新開通大磧路，恢復焉耆在絲綢之路貿易中的地位與作用，由此可知，這條路是關乎焉耆切身利益的重要通道。
關於這條出玉門關沿蒲昌海北岸，過臼龍堆、樓蘭，達焉耆、龜茲的「大磧路」，專家們早有討論。這條「大磧路」，或從玉門關出發，不經過高昌，而進入西域北道；或從焉耆出發，不經過高昌，直接進入玉門關、敦煌，這條徑路，在隋末以前，一直暢通。當時，不僅焉耆，西域朝貢使節也均走此路。隋末動亂，此路始閉，焉耆及西域朝貢使節才改走高昌路。
隋末唐初，西突厥內亂不斷，導致中央王朝對西域地區的控制能力降低。焉耆提議重開「大磧道」，不但涉及焉耆的自身經濟利益，更是對西域各方實力的一次重新評估。
貞觀元年，葛邏祿部落的反叛掀起了西突厥長期內亂的序幕。貞觀二年，射匱可汗的弟弟統葉護可汗被其伯父莫賀咄殺害，西突厥國內大亂；弩失畢部反對莫賀咄統治，推舉泥孰莫賀設為可汗，然而泥孰卻迎立統葉護可汗之子喱力特勤為肆葉護可汗；貞觀四年，肆葉護暫時統一了西突厥各部，但是貞觀五年泥孰與肆葉護可汗爭權，西突厥再次內亂。其時，「泥孰奔於焉耆，設卑達官與弩失畢二部攻之，肆葉護輕騎奔康居，尋卒。國人迎泥孰於焉耆而立之，是為咄陸可汗，遣使內附」。
貞觀六年八月，泥孰勢力已完全控制了西突厥政局。焉耆為何此時遣使唐朝，請求重開商路？一方面，泥孰與肆葉護爭國時，曾奔於焉耆，這說明泥孰與焉耆的關係非同一般；另一方面，焉耆是出於對泥孰與唐朝之間密切關係的考慮。由此，焉耆希望藉機利用其與西突厥泥孰以及泥孰與唐朝的同盟關係，制衡同樣處於絲綢之路要道上的高昌，以提高自身在西域地區的政治、經濟地位。
貞觀十四年，「侯君集討高昌，遣使與之相結，焉耆王大喜，請為聲援。及破高昌，其王詣軍門稱謁。焉耆人先為高昌所虜者，悉歸之。由是遣使謝恩，並貢方物」。對於唐軍的到來，焉耆不僅「請力聲援」，而且國王親自到軍門謁見，這充分體現了焉耆與唐朝的密切關係。但是，此後焉耆親近西突厥，停止朝貢，斷絕與唐朝關係，最終導致太宗於貞觀十八年派郭孝恪出兵滅焉耆。
對於焉耆立場的迅速轉變，有專家從唐朝進軍高昌後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勢力發展的角度考慮指出，焉耆在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脅迫下斷絕了與唐朝的往來。但是，結合相關史料，小煎蛋發現不僅沒有焉耆國被西突厥勢力脅迫的跡象，反而多處提及唐朝指責焉耆王「背德懷貳」、與西突厥相為唇齒。因此，焉耆王很可能是主動與西突厥結盟，進而導致焉耆國內形成親西突厥與親唐兩派勢力。
焉耆背叛唐朝以及郭孝恪滅焉耆的過程，主要見於《資治通鑑》及《舊唐書·焉耆國傳》、《新唐書·焉耆國傳》。貞觀十四、十五年間，「焉耆貳於西突厥，西突厥大臣屈利啜為其弟娶焉耆王女，由是朝貢多闕」。關於焉耆王與西突厥相通一事，唐太宗在郭孝恪破焉耆後講道：「卿破焉耆，虜其偽王，功立威行，深副所委。但焉耆絕域，地阻天山，恃遠憑深，敢懷叛逆。卿望崇位重，報劾情深，遠涉沙場，龔衍罰罪。取其堅壁，曾不崇朝；再廓遊魂，遂無遺寇。緬思竭力，必大艱辛，超險成功，深足嘉尚。」李世民不僅在璽書中強調了焉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而且認為焉耆「偽王」心懷叛逆，遭致唐軍攻擊。
《新唐書·郭孝恪傳》中同樣有「王叛歸欲谷設可汗，孝恪請擊之」的記載。另外《舊唐書·焉耆國傳》將焉耆王弟頡鼻稱為「頡鼻葉護」，《新唐書·焉耆國傳》記作「王弟頡鼻、慄婆準葉護等三人來降」。「葉護」是突厥汗國系統的官稱，不論焉耆王弟頡鼻的官稱是葉護，還是焉耆王弟慄婆準的官稱是葉護，都說明焉耆國王突騎支當時已接受了西突厥的授官，而且這是史料中突厥官稱第一次在焉耆國內出現，更加體現出其對西突厥的臣服。直至《舊唐書·地理志》記述「焉耆都督府」設立時，仍特別強調焉耆國「常役於西突厥」。上述材料都表明了焉耆主動背棄唐朝而投靠西突厥。
貞觀十八年，郭孝恪討焉耆「會焉耆王弟頡鼻兄弟三人至西州，孝恪以頡鼻弟慄婆準為鄉導」。關於焉耆王弟頡鼻兄弟三人，太宗在郭孝恪隨焉耆王突騎支及其妻子入唐後，曾對太子言道：「焉耆王不求賢輔，不用忠謀，自敢滅亡，系頸束手，漂搖萬裡；人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
這裡，太宗所指的「焉耆王不求賢輔，不用忠謀」與郭孝恪出兵焉耆時為唐軍做嚮導的突騎支弟頡鼻兄弟三人相對應，「賢輔」與「忠謀」當指以頡鼻兄弟三人為代表的親唐勢力。而焉耆王突騎支代表的則是親西突厥勢力，至於大家討論的控制焉耆的乙毗咄陸系屈利啜與乙毗射匱可汗系處般啜，則反映了焉耆國內的親西突厥一派先後對乙毗咄陸系與乙毗射匱可汗系的臣服。
郭孝恪攻下焉耆後，「以慄婆準導軍有功，留攝國事而還」，但孝恪還師三日後，焉耆再次被西突厥佔瓴「屈利啜乃囚慄婆準」。儘管「孝恪還擊，破之，追奔數十裡」，可是由於親唐的慄婆準被執，加之唐軍在西域東部的軍事實力有限，焉耆最終還是被處般啜扶持的親西突厥勢力所統治。以至於處般啜遣使入貢「上數之曰：我發兵擊得焉耆，汝何人而據之！。」
唐滅高昌後，焉耆一改與唐朝的密切關係，轉而「貳於西突厥」，小煎蛋認為焉耆的這種轉變與唐在高昌實行的一系列舉措有很大關係。貞觀十四年，唐滅高昌後，太宗以高昌為西州，其下置高昌、天山、蒲昌、交河、柳中五縣「於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置安西都護府，留兵鎮於交河城；侯君集虜高昌王麴智盛及其群臣豪傑歸朝，吐魯番出土的墓誌中也有不少反映當地大族被遷入中原之事。
這些措施可能對焉耆國內產生不小的震動。焉耆與高昌之間的界線成為唐朝實施州縣制的分割線，置於交河城的安西都護府則將唐朝經營西域的軍事基地推進到焉耆的東面，王室及大族內遷更是直接威脅著龍氏在焉耆數百年的統治。焉耆原本希望藉助唐朝勢力打擊高昌，通過唐朝的支持穩固自身在西域東部地區的地位，但是唐滅高昌後，焉耆意識到自身成為了西域地區與唐朝相接的前沿，遂主動選擇與西突厥為盟，避免被唐朝夷平為郡縣，以延續龍姓王國在焉耆的統治。
唐朝對焉耆的控制與經營
「李唐承襲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全國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強延雙二百年之久。故當唐代中國極盛之時，已不能不於東北方採維持現狀之消極政略，而竭全國之武力財力積極進取，以開拓西方邊境，統治中央亞細亞，藉保關隴之安全為國策也。」——陳寅恪
其中，唐朝對絲綢之路安西地區的經營主要體現在安西都護府與安西四鎮的設置。《新唐書》記載「唐興，初未暇於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其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唐朝置安西四鎮後，又分別設立了龜茲、毗沙、焉耆、疏勒四都督府。鎮與都督府的設立，反映了唐朝經營四鎮戰略用意的不同。唐朝由設置軍鎮，到鎮、都督府的並立，說明了唐朝對西域地區從重點防禦到全面經營的思路轉變。
安西四鎮建立後歷經三次棄置，這說明了西域局勢的不斷變化以及唐朝經營西域策略的適時調整。關於四鎮的設立時間，前人已有充分討論：安西四鎮之設當在顯慶三年，安西都護府遷移龜茲的前後。疏勒置州標誌著安西四鎮的正式設立。鹹亨元年，「四月，罷四鎮。是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其時，焉耆位列四鎮之一；調露元年，唐朝「以碎葉、龜茲、于闐、疏勒為四鎮」——碎葉代焉耆，成為四鎮之一；開元七年，「十姓可汗請居碎葉，安西節度使湯嘉惠表以焉耆備四鎮」。
關於四鎮中焉耆與碎葉的交替，調露元年以碎葉代焉耆為四鎮之一，反映的是唐朝西域經營的戰略調整，其目的在於隔斷威脅唐朝統治西域的吐蕃和西突厥餘部。而焉耆在唐代無論是否作為四鎮之一，其地位一直都十分重要，並非「備足四鎮之數」那樣簡單。
聖歷二年，突騎施崛起。長安三年，突騎施徙牙帳於碎葉，此後其部落沿蔥嶺山地向南往吐火羅地區滲透。景龍二年，阿史那忠節慾引吐蕃攻娑葛，郭元振上疏云：「今忠節不論國家大計，直欲為吐蕃鄉導，恐四鎮危機，將從此始。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者多，兼四鎮兵疲弊，勢未能為忠節經略，非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復事唐也！」
當時唐朝將領分為兩派，其中安西都護郭元振支持娑葛，碎時鎮守使周以悌支持阿史那忠節。小煎蛋認為，郭元振反對阿史那忠節的建議主要是出於對當時複雜的西域形勢的整體考慮，而且支持阿史那忠節攻打突騎施的宗楚客並沒有採納阿史那忠節的建議——引吐蕃攻娑葛。
郭元振上疏陳述的反對理由主要有：其一，阿史那忠節與吐蕃連兵攻打突騎施「恐四鎮危機，將從此始」；其二，唐朝需要利用突騎施在西域共同抵抗東突厥西侵。阿史那忠節慾引吐蕃之時，活動於播仙一帶，如果其與吐蕃連兵，那麼經蒲昌海、計戍河至焉耆向西一線將受到影響。儘管直至開元八年吐蕃才打通進入西域的東道。但是這條道路上僅有焉耆一處險關，一旦吐蕃兵被阿史那忠節引入，吐蕃向西進發必然危及焉耆。
宗楚客雖然沒有聽從郭元振建議，執意攻打娑葛，但是他卻分別遣馮嘉賓安撫阿史那忠節，以呂守素處置四鎮，發甘州、涼州以西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防止突騎施與吐蕃同時反叛而令唐軍腹背受敵，足見宗楚客與郭元振都對阿史那忠節與吐蕃連兵的後果有清醒認識：焉耆若不為唐守，直接後果就是唐朝在西域東部地區控制吐蕃與突騎施的實力減弱，這也是為何郭元振稱雙方連兵將引發「四鎮危機」的原因。
「開元六年三月，楊嘉惠除四鎮節度使、經略使。自此始有節度之號。」開元七年，「十姓可汗請居碎葉，安西節度使湯嘉惠表以焉耆備四鎮」，安西節度使的設置意在鎮撫西域「統龜茲、焉耆、于闐、疏勒四鎮，治龜茲城，兵二萬四千。」自長壽元年漢兵三萬駐守四鎮之後，四鎮級別升格為軍鎮。唐朝在西域地區設置安西節度使的第二年，焉耆重新取代碎葉，成為四鎮之一。
焉耆再次位列四鎮，與抵禦吐蕃及突騎施有密切關係。開元二十四年，吐蕃與突騎施連兵攻西域，
「趾蕃背約，入我西鎮。觀其動眾，是不徒然，必與突騎施連謀，表裡相應。或恐賊心多計，諸處散下，鐵關、於術，四鎮咽喉，倘為賊所守，事乃交切。」——張九齡《激天山軍使西州刺史張待賓書》
這段話直接反映了焉耆在唐軍抵禦吐蕃與突騎施聯盟中的重要性。由此，景龍二年郭元振與宗楚客極力防止出現的「四鎮危機」，再次被張九齡指出。可見，焉耆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是唐朝在西域東部扼守突騎施與吐蕃結盟的屏障。
岑參有詩云：「昨者新破胡，安西兵馬回。鐵關控天涯，萬裡何遼哉」，形象且生動地說明了鐵門關有著「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而鐵門關所在的焉耆，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一方面焉耆處於連接安西都護府與西州的絲路要道上，是唐朝經營西域、控制絲綢之路的命脈；另一方面，控制焉耆能夠有力阻擋其時不容小覷的突騎施與吐蕃連兵，減少二者在西域東部地區對唐朝造成的巨大威脅與震懾。
安史之亂後的焉耆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史之亂成為唐朝由盛到衰的轉折點。為平定安史之亂，唐朝不得不調用大量西北兵馳援內地，而西北防務的空虛，為吐蕃勢力的進入創造了機會。可見，由於唐朝勁旅的撤離而出現的西域地區對吐蕃的臣服，並不是吐蕃派兵徵服的結果，而是唐朝撤兵引起強權政治傾斜的結果。因此，雖然此時唐朝已無暇顧及西域，四鎮與唐朝的交通也多受阻隔，但是駐守四鎮的唐軍一直堅守到貞元年間。
安史之亂爆發後，為迅速平定叛亂，唐朝徵發大量兵力「上下制欲親徵，其朔方、河西、隴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玄宗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棲筠發精兵七千人，勵以忠義而遣之」。河西、西域兵力調撥內地的直接後果是，引發了吐蕃對河西地區的進攻。
廣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胡虜稍蠶食之；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鄰州以北，皆為左衽矣」。至此，四鎮暫時與唐朝政府中斷聯繫。然而，儘管河西、隴右陷於吐蕃，安西四鎮仍在唐手。
速中二年七月，李元忠、郭昕遣使經回鶻道入唐，四鎮才與唐朝取得聯繫。德宗下詔曰：「二庭四鎮，統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國朝以來，相奉率職。自關、隴失守，東西阻絕，忠義之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略，奉遵禮教，皆候伯守將交修共理之所致也。伊西北庭節度觀察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護，四鎮節度留後郭昕為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觀察使。」使者所走的回鶻道，是吐蕃佔領河西後，四鎮與唐朝聯繫的道路。
直至貞元四、五年時，悟空回國還記載了唐朝在四鎮地區的國王與鎮守使「漸屆疏勒，時王裴冷冷，鎮守使魯陽，留住五月。次至于闐……王尉遲曜，鎮守使鄭據，延住六月。次威戎城，亦名缽浣國，正日怖汗國，鎮守使蘇岑。次據瑟得城賣詮。次至安西，四鎮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右散騎常侍、安西副大都護兼御史大夫郭昕，龜茲國王白環……。於此城住一年有餘。次至烏耆國，王龍如林，鎮守使楊日豐右，延留三月。從此又發至北庭州，本道節度使、御史大夫楊襲古……。時逢聖朝四鎮、北庭宣慰使、中使段明秀來至北庭。洎貞元五年己巳之歲九月十二日，與本道奏事官、節度押牙牛昕，安西道奏事官程鍔等，隨使入朝。當為沙河不通，取回鶻路……六年二月來到上京。」
悟空在焉耆見了當地的國王與鎮守使，而且「延留三月」，說明唐朝在當地設立的國王管民政、鎮將攝軍事的統治秩序並沒有被破壞。不僅如此，從庫車出土的文書、于闐出土漢文文獻來看，建中至貞元初期，安西四鎮比以往顯得平靜。可見，安西都護府在與朝廷阻隔的情況下，仍在四鎮實行著有效的地方治理，而且社會秩序穩定。
貞元六年，北庭沒於吐蕃，「安西由是遂絕，莫知存亡，而西州猶為唐固守」。此後，雖然漢文史料中不見安西四鎮的記載，但是出土的文書中卻提供了不少四鎮的材料。張廣達、榮新江先生根據記載「節度副使都督王【尉遲曜】」以及克孜爾千佛洞「貞元七年」文書、「貞元十年」題記認為，龜茲陷蕃當在794年以後，于闐當是安西四鎮中較晚陷蕃的唐朝堡壘，並且推測貞元六年和貞元十四年之間，于闐曾一度被吐蕃佔頜，但中間又被唐軍收復。從吐蕃對西域進攻的線路上看，吐蕃自東向西，必然先攻下焉耆，而後佔領龜茲、於闃，因此焉耆陷蕃的時間要早於龜茲。又據《九姓回鶻可汗碑》，大約從794年開始，焉耆進入回鶻的勢力範圍。因此，小煎蛋認為焉耆陷蕃的時間當在貞元十年之前。
結語
絲綢之路作為溝通古代東西方交流往來的交通要道，對唐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具有重要價值與意義。而位於絲綢之路中段的焉耆，憑藉其突出的地緣政治優勢，周旋於唐朝與西突厥兩大政權之間，並與高昌並立，形成複雜的四角關係。
此後，唐朝對焉耆的徵討與管理，更是集中體現了其對焉耆在西域地區的地位與作用的認識——立足焉耆是唐朝進一步拓展其在西域的勢力範圍、控制與經營絲綢之路的前提。唐朝出兵滅高昌，設置西州，因此西州成為唐朝經營西域的基地。在這一軍事後方的支持下，唐朝進一步攻下了焉耆、龜茲、于闐、疏勒等西域地區的重要據點，開始了與吐蕃等政權在西域地區的角逐。在這些據點中，焉耆成為唐朝向西域地區延伸的觸角，而唐朝對焉耆的牢牢控制，是西州穩固以及西州與安西都護府之間維持聯繫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