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數是罪惡的幫兇

當竇娥含冤被押赴法場，行刑之前問竇娥還有何話講？竇娥說：

一、請賜我三尺白綾掛在百尺高杆之上，如果我是冤的，一腔熱血不會落地，而是濺在白綾之上；

二、如果我是冤的，人頭落地便會大雪紛飛；

三、如果我是冤的，我死後三年亢（大的意思）旱。

那貪官撇嘴搖頭連說「愚昧，荒唐」。心想「這六月酷暑怎會下雪？人只見血往下流，我倒要看看血怎麼往上飛的？哼……」於是命人拿來三尺白綾掛在高杆上。

有道是：「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 劊子手手起刀落之際，竇娥的一腔熱血奇蹟般地飛濺到懸在半空的白綾之上，竟然一滴也沒灑在地上。竇娥人頭落地之時，竟真的陰風起大雪飄。片刻前人還汗流浹背，頃刻間，一個個抱膀縮肩跑回家去，連說怪事、怪事。竇娥死後果真是大旱三年，顆粒無收。當地百姓人人皆知是老天在為竇娥鳴不平啊！

多年後，竇娥的父親金榜得中，做了高官。回鄉省親時，重審竇娥一案，殺了張驢兒和貪官，為竇娥洗清了冤屈，鄉親們紛紛來看望竇父，說：「我們早知道竇娥是冤枉的，怎奈畏懼貪官的權勢，而敢怒不敢言。可是我們又沒加害竇娥為什麼要受這三年（大的意思）旱之苦呢？」

竇父說：「你們明知竇娥是冤的，卻不敢說句公道話，是謂不義。更有人相信貪官，認為竇娥真的殺了人，而誣衊忠良，是謂不仁。老天有眼，沒有無妄之災，天災人禍就是在懲治不仁不義之徒哪！」

記得四十年前的改革開放之初，因為農村在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後，有些農民開始憑藉自主的勞動解決了溫飽。但因為農民自己沒有發聲，於是農民們被塑造成「專業戶」、「萬元戶」，仿佛一夜之間農民們個個富得流油。

結果就是各級地方部門盯上了這隻肥羊，搞出的笑話就是「一頂破草帽，對著一群大蓋帽。」結局就是農民還沒有過兩年稍微好一點的日子，就開始長達二十年的農民負擔過重。在當時代表性著作《中國農民調查》裡，你會看到當年農民的屈辱和血淚。

沉默的大多數是罪惡的幫兇。農民不能發聲，只是被宣傳被報導，真實的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已經嚴峻到影響社會安定團結大局，但從上到下都沒有看到。直到1998年，一個湖北監利縣的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時任總理朱鎔基寫信,道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全國上下才開始看到真實的「三農」問題。沉默的大多數是罪惡的幫兇。有些人自認為講好話的人會有好的回報，於是一些能夠發聲的學者教授，不再關心社會的苦難和貧窮，全部的眼光都盯著光彩照人的一面，在想像的世界構築起一個完美的天上人間。只要透過沒有發聲的普通人，我們就會知道，中國並不富裕，民生哀其多艱，國家大而不強，復興任重道遠。
沉默的大多數是罪惡的幫兇。富人發聲，看到的是歌舞昇平；學者發聲，看到的是學術恭維；官員發聲，看到的是政績工程。沒有普通人發聲的社會是扭曲的，他們有人上學不易，他們有人看病不易，他們有人老無所依，他們很多生存艱辛。他們有人加班加點，但依然擔不起全家的負累，他們有人辛勤一生，但依然一無所有一貧如洗。沉默的大多數是罪惡的幫兇。他們沒有時間發聲，為了生存需要爭分奪秒，他們沒有條件發聲，不知道怎麼對外界講述苦難的自己，他們沒有習慣發聲，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真實的存在著，卻遭遇繁華街頭的一面圍檔，有一道無形的牆把他們隔離在眾人的視線之外，讓眾人看見了繁華但看不見他們。沉默的大多數是罪惡的幫兇。所以更需要有人來講述普通人客觀存在的辛酸。國家的形象不僅僅是建立在經濟的繁榮之上，更是建立在對普通人的關注之上。我們需要精準扶貧，更亟需福利制度。我所理解的正能量，就是看到社會存在的問題，解決社會存在的苦難和辛酸。沉默的大多數是罪惡的幫兇。人在世間一定要是非分明，堅持正義，抵制邪惡，勇於發聲，這樣才能在災難來臨之際不被禍及。所以很多時候覺得一些事情的發生和自己無關，可是那些事情出現時，你聽到、遇到時的反應，在思想中的取捨，卻能分化出人心的趨向，也就是對善惡的選擇。
沉默的大多數是罪惡的幫兇。一念之差，天地之別呀！什麼是善良？有人說我平時也挺愛助人為樂的，她認為這就是善良的全部了。而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大善大惡面前，她就分辨不了，就無法作出一個正確的選擇。實際上，這也的確需要人積聚更多的善與勇氣、正義與良知、理性與智慧。
沉默的大多數是罪惡的幫兇。沉默就是在自覺不自覺地放縱邪惡，使邪惡為所欲為，好人每一次的退讓，都是在降低惡人做惡的成本；對謊言每一次的沉默，都是在擴大謊言的範疇；對兇徒每一次的冷漠，都是在增加行惡的機會。

只有正義不沉默，邪惡才能銷聲匿跡。在惡行面前選擇沉默，你就已經站在了惡人一邊，做了一個沉默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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