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夢（配圖：阿婕）
大丈夫，儒與俠
——徐皓峰《倭寇的蹤跡》影評
文︱賈謬
在法家眼裡，「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儒士與俠客是統治者共同的敵人。從這一角度搜索歷史，我們發現真正的儒士志在讓「道」著陸為禮樂，敦助統治者實行；沒有原則地為皇權服務（比如宋江）已經是墮落之儒。漢武帝尊儒誅俠，一方面打擊了俠客的任性，一方面加速了儒士的墮落。為皇權服務逐漸成為儒家主流，儒與俠從法家共同的對頭演變為互為對頭。水泊梁山的宋江與晁蓋表面上是有恩有義的兄弟，實則是兩種價值觀、兩種路線的鬥爭，體現了儒與俠的尖銳對立。
宋江確實找到了儒家最大的正義性「替天行道」，但他似乎並沒有能力理解「天」與「道」，他的最高追求便是功名，為朝廷出力的功，忠君的名。而晁蓋們想要的只是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快活自在，並不惜為此背負著「盜」名。《水滸傳》是個痛快的悲劇，悲在兩種價值觀都以失敗而告終。故事講的是宋代，而講故事的明代人用宋代的故事暴露了明代價值天空的雷電與陰霾。
徐皓峰的電影《倭寇的蹤跡》講的也是明代的故事。自宋代形成銅牆鐵壁的官僚體系，真正的儒士要行天道已是無力可為，蘇東坡以他多舛的命運註解了這一歷史語境。在《水滸傳》的故事中，一個小小的州官仗著與朝中權臣的勾連，竟然可以無視先帝親賜的丹書鐵券，官僚已經僭越了皇權。文學反映的都是當代，由此可見明代儒家價值體系的崩潰。這樣的政治語境下，只有面對外患，儒士才有機會以家國情懷以及對種族命運的擔當表現儒士應有的品格、能量與氣節。而歷史的命運也一次次地將這種機會推演為儒士精神的悲壯謝幕。
《倭寇的蹤跡》主角是戚繼光將軍的遺部梁痕錄，電影的主題與諸多細節（如測試胡女的體能）都表明梁痕錄繼承了戚將軍的精神，有著儒士對種族命運的擔當，而他分明又是一個俠客。在影片中儒與俠的精神集於梁痕錄一身。
儒，以天下為已任，可嘆其偉哉大兮，卻不得不與政權合作，在歷史中逐漸喪失獨立人格。俠，快活自在，獨來獨往，以一軀之暴力，平不平，行正義，卻無依無據。影片中，梁痕錄要做的是讓戚繼光改良的克倭之倭刀留世，對外患的憂備貫徹始終。梁痕錄行的是儒的擔當，他的方式卻是俠的方式。從施耐庵的宋江到金庸的郭靖，江湖之人與主流價值結合，最終都要與政權合作。而徐皓峰的梁痕錄，卻以俠的獨立，行儒的擔當。不得不說，這是武俠故事的新境界。
然而，故事是曲折的。俠客的一已之武力並非所向無敵，梁痕錄最終敗於裘冬月之手，但主流價值卻接受了他。這是必然的，因為他的訴求——儒的擔當——本來就是主流價值。誰願意拿種族的命運開玩笑呢？
真正的儒與俠，都是大丈夫的擔當與選擇。而隱士，是儒的一種極端鏡像，「道不行，乘桴浮於海」，隱士以放棄的姿態，堅守了道的立場，回到山間林下，飲酒吟風，實現了俠所追求的自由。俠之自由，是對世間法則的不羈，尚且有對，隱士的自由更加廣闊，空融於道境，不悲不喜。而一旦有行道的時機，隱士便重回世間，重新擔當儒的使命。出山，在中國的歷史長片中，是頗為激動人心的鏡頭。
為了制服梁痕錄，裘冬月出山了。然而，裘冬月並不是真正的隱士，他的山居只是逃避。裘冬月還是一個需要成長的男人，儘管他已經是一個老頭兒了。年青貌美的繼室與侍衛偷情，他選擇了離開。然而，這種寬容卻令她恥恨。當他發現她想殺他，他也生了殺機。當偷情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將要互相慘殺同歸於盡的千鈞一髮之際，他還是選擇了寬容，一發而釋千鈞。
下山的時候，他並不自信，因為他要路過一個女人。儘管山腳下路過的只是一個陌生的女人，但繼室的背叛讓他對自己的年齡不自信，他要把白鬍子染黑。所以，第一次出擊，他敗了。徹底的寬容讓他釋然，心無掛礙，於是自信。結果，白須飄飄的裘冬月戰勝了無敵的梁痕錄。而真正的勝利並不是他打敗了梁痕錄，而是他接受了梁痕錄。自信者，必寬容。他終於可以自信地去找山腳下那個陌生的年青女人了。
而儒與俠，還要在歷史的風塵中繼續著悲壯與瀟灑。（賈謬︱2017年丁酉春於京東）
俠夢（配圖：阿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