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互文性看《無事生非》的「當下」意識
《無事生非》寫於1598年至1599年間，是在《錯誤喜劇》之後誕生的一部成熟的作品。莎士比亞寫作該劇的宗旨在於，不再刻意通過人物犯錯來製造喜劇效果，而是從更深層次上挖掘出由於主觀臆斷而導致誤會這樣的普遍規律，並對傳統中世紀愛情觀念提出質疑。作品的整體框架主要來自義大利人文主義者馬代奧·班戴洛（Matteo Bandello）的《故事集》（Novelle）第一部分《第22個故事》，人物類型按照古希臘戲劇傳統進行塑造，故事情節則部分吸收了泰倫斯的《閹奴》（Eunuchus）、普勞圖斯的《普修多盧斯》（Pseudolus）和《吹牛的軍人》的內容。
《第22個故事》的梗概如下：蒂比奧是阿拉貢國王彼德羅身邊的騎士，他愛上了出身高貴但貧窮的墨西拿少女費尼齊亞，向費尼齊亞的父親老利奧那塔提親，老利奧那塔得知蒂比奧的身份地位後，欣然同意了這門婚事。另一位騎士吉羅多聽說他們的訂婚後極為妒忌，便設下圈套，讓蒂比奧誤會費尼齊亞對他不忠。蒂比奧在目睹一個男人從窗口爬進費尼齊亞的臥室後，隨即取消婚約並對費尼齊亞進行譴責。費尼齊亞在悲傷過度的情況下陷入昏迷。在她的假葬禮後，吉羅多受到良心的責備，終於向蒂比奧說明真相。一年後，費尼齊亞化名盧齊拉再度出現在蒂比奧面前。最後，他們幸福地在彼德羅面前舉行婚禮。
在莎士比亞的《無事生非》中，他挪用並改寫了《第22個故事》裡蒂比奧和費尼齊亞的愛情故事，將他們的名字改為克勞狄奧和希羅，並有意識地對原小說進行了互文改造。
第一，對故事發生的背景作了刪減。原作的故事是發生在13世紀外族統治之下的西西里。西西里人在1282年後開始反抗法國安茹王朝的統治，來自賴比瑞亞半島的阿拉貢國王彼德羅成為西西里的統治者，蒂比奧則是他身邊的親信。莎士比亞只提到阿拉貢的彼德羅來到墨西拿，對彼德羅是外來統治者的身份沒有介紹。這樣一來，彼德羅就被簡化為一個多事的貴人，只是出於見義勇為，促成年輕人的婚姻大事。
第二，故事主旨發生了變化，凸顯愛情是婚姻的基礎成為了該劇的一個新主題。劇本增添了原作中沒有的人物，原來的故事主線被莎士比亞置於次要的位置。新增加的培尼狄克和貝特麗絲反倒經過慎密的安排，發展成該劇的核心劇情。他將兩對情侶的感情發展過程和對待婚姻的態度，進行了對比，凸顯出前者的保守和腐朽，後者的開明和進步。
第三，故事主線的改造與拆分。劇本對克勞狄奧和希羅的戀愛過程做了特殊處理，將這段關係的悲劇性底色包裹在「圓滿」的外衣之下，以至於人們忽略了直到第四幕第一場之前兩人都沒有對談過這一情況，他們的交往由始至終是通過朋友的轉述進行的。通過顛覆性的處理，莎士比亞帶給觀眾迥異於源文本的審美體驗，原先的核心內容被拆分成零散的故事線索，散布在各種細節當中。
第四，配角的數量和分量發生了變化。原作的配角數量較少，也幾乎沒有分量。莎士比亞則按照古希臘戲劇理論，塑造出成對的喜劇人物，譬如彼德羅國王和他的弟弟約翰。彼德羅和約翰分別呼應了亞里斯多德《詩學》中「欺騙者」和「自貶者」的人物類型。同時，莎士比亞還引入多位僕人的角色，如波拉契奧、馬格萊特和歐蘇拉，讓他們起到烘託喜劇氛圍和推動劇情發展的作用。
經過莎士比亞的改造，《無事生非》與班戴洛原作有了很大差異。班戴洛筆下的小說取材自真實的歷史事件，藉此來述說義大利文藝復興晚期政治動蕩造成的不安與無奈。莎士比亞的劇本則創作於英格蘭的鼎盛時期，通過弱化貴族身份和門第觀念，歌頌新時代的愛情，更充分表達出16世紀英格蘭的市民精神。戲劇的形式消解了小說拖沓的敘事，古典戲劇理論賦予莎士比亞統攝全場劇情的能力，人物的情感和精神在他的安排下展現得淋漓盡致。可以看出，莎士比亞在重述義大利文藝復興作品時，求異勝於求同，充分表現出「當下性」和「現代性」。瓊森說過，莎士比亞之所以偉大，在於他能深刻看到其所處時代面臨的問題，而莎士比亞本人也假借哈姆雷特之口，對戲劇提出了以下定義：「自有戲劇以來，其目的是要反映自然，讓美德顯現本相，讓輕蔑暴露面貌，讓所有人看見時代的形式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