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身體」成為西方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的「新大陸」之一，涉及諸多學科領域。就目前中國史學界而言，「身體史」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而拓展和深化該項研究似應從以下五個層面展開，分別是：身體器官史的研究、器官功能史的研究、生命關懷史的研究、身體視角史的研究、綜合身體史的研究。將身體史研究歸納成五個層次，只是在以往研究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的研究假設與前瞻。真正意義上的身體史研究範疇之確定，以及使該課題彰顯出歷史學的特色，則有待於方家進一步深入探討。
作者 / 侯傑，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姜海龍，武漢大學講師
原載 /《文史哲》2005年第2期，第5-10頁
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身體」成為西方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的「新大陸」。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等國家的哲學、社會學、人類學、宗教學、精神分析學以及女性主義等諸多學科領域的學者競相涉足這一嶄新的研究領域，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理論探索，至今有關「身體」的研究仍然方興未艾。在各學科競相以「身體」為研究對象的浪潮中，歷史學也被捲入進來。英國著名社會史學家彼得·伯克將新興的身體史歸納進「新文化史」或「社會文化史」，並稱：「它與性態史、性別史相聯繫。米歇爾·福柯自然是其先行者之一。福柯之後，身體史繼續擴大其研究領域並呈多樣化趨勢，現在其研究包括姿態史、性史（目前更多是男性史）以及情感史特別是恐懼史和幽默史。」
目前，中國大陸史學界對身體史的研究相對滯後，但是有關的嘗試卻與日俱增。著名社會史專家馮爾康在《近年大陸中國社會史的研究趨勢——以明清時期的研究為例》一文中專門將「身體史」列為大陸社會史研究的第九大發展趨勢。在2002年召開的「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新史學？——紀念梁啓超《新史學》發表一百周年」的討論會上，有應星的《身體政治與現代性問題》和餘新忠的《從社會到生命——中國疾病、醫療史探索的過去、現實與可能》兩篇探討身體史的論文。對西方身體研究的翻譯工作也得到出版界的重視，春風文藝出版社在2000年翻譯出版了多種在西方有一定影響的身體研究著作，諸如《身體與社會》、《身體意向》、《身體與性屬》、《身體史話》、《身體思想》、《身體與情感》等。2002年6月，華齡出版社又推出「生理人文系列圖書」，其中包括《接吻的歷史》、《乳房的歷史》等西方譯作。
筆者自2003年開始在《天津日報·文史副刊》上開闢了「身體史專欄」。鑑於目前中國史學界對「身體史」的研究尚處於拓荒階段，而其研究的前景又十分廣闊，筆者不揣寡陋，結合自己的研究實踐嘗試著對身體史研究的展開談一下研究心得和展望，希望能夠對中國史學界「身體史」研究有所裨益。
壹
進行身體史研究，首先要了解「身體」為什麼會進入目前的人文社科研究領域。事實上，「身體」進入西方思想與學術界眾多學者的研究視野，某種程度上是西方思想界對自身學術傳統和日益膨脹的「現代性」進行深刻反思的成果，因而「身體」研究出現本身就深具後現代色彩與特性。《身體與社會》一書的作者特納認為，「身體」在西方人文與社會科學界的缺席，是因為長期以來西方社會科學普遍地接受了笛卡爾的文化哲學遺產：身心二元對立論，在身體和心靈之間沒有互動，至少沒有重要的互動。這種身體的屈從性成為西方認識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的特徵，因而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中，「心靈」抑或「靈魂」才是研究所需要關注的，而「身體」則被納入以科技為主的自然科學研究範疇。
但是，西方思想界歷來也存在著另一種哲學傳統，即對理性主義的質疑。在這種傳統下，「身體」受到了為數不多的研究和關注。尼採在《悲劇的誕生》中，將歷史設想為代表性力、迷狂、激情的酒神狄奧尼索斯和代表秩序、形式、理性的日神阿波羅之間的競爭。他認為只有兩者結合起來，一個健康的社會才能出現。尼採對酒神所代表的無秩序性的推崇，所隱含的就是關注與「心靈」相對立的「身體」。此外，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存在主義哲學、現象學等哲學宏觀探討也都給予「身體」以一席之地。不過，發現「身體」這一「新大陸」的則非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莫屬。福柯以新的視角深入闡釋了圍繞在身體和生命周圍的政治權力，先後撰寫了《瘋癲與文明》、《規訓與懲罰》著作，從而把醫學、精神病學、犯罪的懲罰等與身體有關的權力運作機制揭示得淋漓盡致。可以說，正是從福柯開始，「身體」才得以深入研究。與福柯同時代或福柯之後的西方學者們對於身體的形態、意向、屬性以及身體與社會、身體與情感、身體與思想、男性身體、女性身體等都展開了有益的探索，出版了一些論及身體與社會的關係、身體與女性主義理論、消費文化中的身體等問題的著作，「身體」逐漸成為西方社會科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
貳
完成對「身體」進入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理論考察之後，接踵而來的問題是「身體史」研究應該包括哪些內容？目前中國史學界的「身體史」研究將如何展開？筆者以為身體史的研究似乎應該具有一定的層次性。具體而言，大約可以劃分為五個研究層次。
（一）身體器官史的研究。人的身體是由各個具體的器官組成的，就如同身體並不單純是生物性的身體一樣，人體的器官也並非僅是解剖醫學意義上的器官。身體各部分的器官在中國數千年特有的歷史文化浸染下，早已成為了文化的符號和歷史的積澱。譬如頭髮、臉面、手紋、痣、鬍鬚、皮膚等身體的器官後面，都凝結著觀念的歷史。在身體器官史研究方面，早在「身體史」研究概念提出之前，中國大陸史學界的一些自發性的研究雖然缺乏身體史研究的問題意識，卻已經表現出了身體史研究的內容和走向。20世紀30年代民俗學者江紹原的《發須爪——關於它們的風俗》一書，對中國歷史文化中的人體，特別是發、須、爪等進行了一番考察。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由於受現代性話語的影響，對男子剪髮易服與女子不纏足的研究成為最具有身體史內涵的相關研究。對髮式與中國社會變遷關係的關注，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初多爾袞推行的「剃髮令」。馮爾康《清初的剃髮與易衣冠》一文就是對這一問題的探討。陳生璽在《清初剃髮令的實施與漢族地主階級的派系鬥爭》、《剃髮令在江南地區的暴行與人民的反抗鬥爭》等文中，對清初剃髮令進行過集中闡釋。關於清末民初剪髮易服的研究則相對較多，譬如李喜所的《「辮子問題」與辛亥革命》一文，集中論述了「辮子」在有清一代的泛政治化傾向以及在晚清成為革命與否的標誌和共和政體的身體象徵問題。關於女性纏足問題的研究，近些年來成為較受關注的熱點之一，相關研究成果也較多。在專著方面，譬如有張仲撰寫的《小腳與辮子》，王冬芳撰寫的《邁向近代——剪辮與放足》以及高洪興撰寫的《纏足史》等書。論文方面，以楊念群的《從科學話語到國家的控制——對女子纏足由「美」變「醜」歷史進程的多元分析》和楊興梅的《觀念與社會：女子小腳的美醜與近代中國的兩個世界》較為引人注目。
「身體史」受到關注之後，身體器官在歷史研究中得到更加充分的重視。以頭髮為例，在中國遠古的巫術中，它具有神奇的同感力量，因而在遠古的信仰與巫術體系中，頭髮常常是靈魂與肉體的媒介。在儒家文化體系內，髮式的差異不僅是出於美學的需要，也是華夷的界限。一部清朝的政治史與頭髮結下不解之緣，從清初的「剃髮令」到太平天國時的「蓄髮令」，再到辛亥之後的「剪辮易服」，對頭髮的苛刻要求的背後是複雜而隱晦的歷史在流動。對頭髮的泛政治化理解，其實與有清一代滿漢之間民族風俗與民族認同等問題密不可分。這種文化上的衝突，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特別是太平天國時期因政治上的對抗而凸顯為「蓄髮」的身體反抗。清末民初，一方面表現在髮式問題上的滿漢民族矛盾繼續延續，許多志在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者，將是否剪辮視作革命與否的身體標誌。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在列強堅船利艦的威脅下逐漸融入世界，租界與通商口岸的設立，外國傳教士、商人來華，西方文明與生活習俗逐漸東入中國。中國式的髮辮成為許多洋人和趨新華人所批判嘲諷的「落後」的身體符號。與此同時，中國留學生、華僑、華工等遠赴海外，髮辮問題也成為這些旅居海外者與當地社會、文化、法律不能融合的重要方面。圍繞著是否剪髮易服的討論背後其實是身體如何現代化、世界化的問題。而許多傾向維新變法的知識分子如康有為、譚嗣同等人熱切呼籲「斷髮易服」，則是出於挽救民族、國家危亡的愛國動機，體現了身體的國家化歷程。與剪髮易服之潮相逆而行的是遺老遺少們對長辮的頑強堅持。和剪髮易服派一樣，對長辮的堅持背後隱藏著深刻的政治、文化含義。一些遺老遺少出於反對革命、維持清朝國運的政治目的，以留辮表達對清朝的效忠和對革命的抵制。另一些遺老遺少則是從文化方面考慮，認為長辮乃是中國的「傳統」，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不能割裂的，剪髮乃是西式的生活風俗，不足效仿。富有歷史意味的是，清末民初被文化上的遺老遺少所堅持的長辮，在200多年前正是被明末清初文化「遺民」所激烈反對的。這一歷程本身體現的是有清一代的民族和文化的融合。在中西二元對立的大背景下，中華民族的整體意識逐漸得到加強。正因為頭髮蘊含著複雜的歷史，有關頭髮的「身體史」研究也相對較多，除前文列舉的之外，尚有臺灣王爾敏等人的《斷髮易服改元——變法論之象徵旨趣》。此外，香港教育圖書公司於2003年出版了黎志剛的論文集《中國近代的國家與市場》，其中包括《想像與營造國族：近代中國的髮型問題》等身體史論文，引起學界的關注。綜而言之，身體器官史的研究，不僅是對器官本身的歷史研究，也是對其承載的歷史和文化的探詢，更是以器官的歷史作為審視歷史的新視角。
（二）器官功能史的研究。器官作為人身體的生物實體部分，發揮著生物性的功能。與器官的歷史一樣，器官功能的歷史也是身體史的一部分。從最為基本的器官功能諸如觸覺、聽覺、嗅覺、味覺、知覺、姿態等歷史研究做起，與這些器官功能相對應的是研究圍繞在身體周圍一整套社會供給機制諸如飲食、音樂的歷史。研究的視域，可以從器官的功能歷史，諸如夢史、恐懼史、幽默史等情緒的歷史，再到性史、生殖史等等。同器官史研究一樣，器官功能的歷史研究所追求的同樣不僅僅是器官功能本身的歷史。鑑於目前對器官功能的身體史研究尚未展開，筆者在此也只是簡短地進行一些研究的前瞻而已。
（三）生命關懷史的研究。作為生命的物質載體，身體其實是與生命分不開的，因而對生命的關懷的歷史同樣可以納入身體史的研究視野。與生命關懷史密切相關的研究領域包括醫療疾病史、社會福利救濟史、教育史等等，但並不是說這些研究領域就簡單地等同於身體史的研究領域。就目前海內外的「身體史」研究而言，生命關懷史的研究是相對較為充分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代表了「身體史」研究的最高水準。歐美以及日本在近二十年的身體史研究的上乘之作，譬如芭芭拉·杜登的《膚下的女人：十八世紀德國一位醫生的病患》、慄山茂久的《身體的表現性與希臘和中國醫學的分歧》、費俠莉的《藩息之陰：中國醫學史中的性別，960—1665》等，皆是屬於生命關懷史範疇的「身體史研究」。
在生命關懷史研究中，又以醫療疾病史的研究展開得最為充分。臺灣學者梁其姿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著手疾病醫療史的研究，可算作是開臺灣地區疾病醫療史研究之先河。進入90年代，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杜正勝等人的直接倡導和組織下，1992年7月，一批青年學者組成「疾病、醫療和文化」研討小組，開始研究與疾病和醫療有關的歷史問題，興起了「人群生命史」的研究。1999年，《新史學》第10卷第4期出版了「身體的歷史」專號，集中發表了李建民、李玉珍、邱仲麟、李貞德等學者有關身體史的研究論文。在這期「身體的歷史」專號裡，還特別附有蔣竹山譯的美國南加州大學費俠莉的文章《再現與感知——身體史研究的兩種取向》。在文章中，費俠莉提出身體史兩種詮釋類型：再現的歷史和經驗或感知的歷史。
大陸方面，南開大學餘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堪稱這一時期大陸地區醫療社會史方面的代表作。該書將研究的時空定位為清代的江南地區，研究的對象為流行於江南的瘟疫。全書的主體共為五章，分別就清代江南瘟疫的生態社會背景，疫情的年代時空分布和瘟疫的種類，江南地區時人對瘟疫成因、傳播的認識，瘟疫形成的自然與社會原因，以及瘟疫與江南社會之間的互動狀況，進行了一番細緻而詳盡的描述。正如作者在結語中所講：「作為一部歷史學著作，我相信過程的重視應該比規律的總結更為重要。」該書的真正目的並非是醫學史的梳理，而是「探討清代江南這樣一個社會變動甚巨的時空中的瘟疫與社會，不僅是闡明兩者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可能更為重要的還是藉此揭示出中國近世社會變遷中一部分『真實』面貌」。這種社會史研究的方法，是從一個原本邊緣性的醫療問題來反映和展示社會機制的運作和社會結構的變遷，以取得曲徑通幽和聽取弦外之音的效果。
將餘新忠的這本醫療社會史專著視為大陸目前與身體史相關的著作，一個問題就會接踵而來，究竟什麼樣的研究成果才能歸入身體史的研究範疇？鑑於身體史的研究尚處在最初階段，筆者也不敢妄加斷語。著名的社會學家英克爾斯曾經說：「給學術領域劃分界限的任何企圖，都註定要失敗的。」但是擺在面前的研究工作又逼迫著學者們必須去認真考慮這一問題，最起碼要有一個簡單而實用的劃分辦法，那就是考察一下從事這方面研究工作的學者們都在做些什麼？就以往的身體史研究成果而言，能夠稱之為身體史的研究基本上來說必須要具備以下兩個條件：一、研究對象應該是以人的身體、身體衍生的功能和圍繞著身體的行動為主。二、應該體現對人的生命的關懷和思考。就這兩個基本條件來說，餘新忠專著研究的對象是與人的身體息息相關的瘟疫與醫學，從研究對象上說是符合身體史定義的。不過，作者自己也承認：「我們的研究無論是出發點還是歸宿，其實基本是在重構歷史的面相和勾勒社會的變遷，即使涉及生命，那也不過是道具而已，真正關注何嘗是生命，實際只是社會而已。」這段話不僅表明作者的一種實際狀態，而且也是目前大陸史學界身體史研究狀況的某種寫照：一、研究工作剛剛起步，尚在摸索和拓荒階段，學者們共同面臨著一個從無到有的漸進歷程。二、起步階段的稚嫩性決定著身體史一時還無法徹底擺脫社會史的某些研究範式，去確立自身獨有的研究體系。其實，不論是社會史還是身體史研究，對生命的關注才是重要的。因此說，餘新忠的專著可視為由社會史向身體史探索的過渡階段之作。
在生命關懷史中，除了以上所列舉的醫療疾病社會史之外，再以教育史為例，在傳統的教育史研究之中，仍有身體史可能切入的層面。譬如近代新式學堂興起之後，相對於傳統的私塾教育，新式學堂對學生的身體規訓達到了相當細密的地步。其中包括日常作息時間的安排、課桌高矮適中的尺寸、體育等課程的具體規定以及上課下課的言行舉止要求、體育運動的提倡與體育競賽的安排等等。這其中便暗含著學堂制度設計者對學生身體走向的期待，同時也體現了對學生身體的關懷以及藉以擺脫「東亞病夫」惡名的雄心。
（四）身體視角史的研究。在這類研究中，「身體」只是象徵性的觀念產物。學者運用「身體」這一視角切入傳統的研究之中，整合原本並不相連的各個研究領域的資料，發掘出新的歷史命題。譬如中國古代宇宙觀與世界觀常常與身體作一一對應，中國古代的儒家政治觀和文化體系中「身體」經常充當理解體系的中間環節，或者「身體」僅僅是一種產生知識、構成文化的方法。對身體的研究並不是最終的研究目的，但是採取「身體」的視角切入，對研究的深入大有裨益。
在身體視角史的研究方面，以臺灣黃金麟的《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的形成，1895—1937》一書較有代表性。該書立足於近代中國社會，將身體置於變遷的歷史進程中加以考察。貫穿於全書的三個主要問題是：我們的身體究竟經歷了什麼樣的歷史變化，才有現今的樣子？這種身體的發展狀態隱含了什麼樣的歷史特定性與危險性？它能否被當成是一種普遍的、永恆的身體模式來看待？圍繞著這三個問題，作者依次將身體在近代中國所經歷的變化概括為身體的國家化、身體的法權化、身體的時間化和身體的空間化，而在這四種變化的背後，則是隨著近代中國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和民族、國家危機下的身體政治化的建構。作者強烈的問題意識和深厚的社會學理論素養在書中一展無遺。福柯的關於身體規訓的技術和馬克斯·韋伯理性化發展的理論滲透全書。特別是關於身體時間化與身體空間化兩章很有新意，也極富啟發性。其中「世界時間」輸入近代中國的過程以及採納之後對中國人的時間觀、日常生活、精神世界的影響，無疑相當有探討的價值，而近代社會中身體——空間複雜的互動與公共領域之間的關係，也值得深思。
黃金麟的這部著作堪稱是目前研究中國身體史的上乘之作，讀來也使人產生思想上的享受之感。不過，該書也存在著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其中，這本書的核心概念無疑是「身體」，作者之本意也在說明「身體」於近代被型塑和建構的歷程。然而通觀全書，「身體」這一概念雖然出現次數頻繁，但是作者並沒有對這一核心概念進行明確的界定和說明。眾所周知，在身體史的研究中，「身體」這一概念其實是有相當多的層次的，包括生理的身體、社會的身體、文化的身體、宗教的身體、觀念的身體等等，「身體」內涵的豐富性也正是身體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因而身體史研究中對最基本概念的界定和把握就很有必要，也是能否順利展開論述的基礎。在黃金麟的著作中，「身體」所指代的內涵先後是有所變化的，作者卻沒有將這種變化詳細地闡釋出來，反而給人以一種「身體」無所不包的印象。現有的身體史研究似乎也存在著這樣一種通病：「身體」的虛無化和含混化，其結果是削弱了身體史研究的獨特性。可見，在運用「身體」作為研究視角的同時，對「身體」視角的嚴格界定和反思也是十分必要的。
（五）綜合身體史的研究。一方面，身體史研究作為新出現的研究畛域或者研究視角，為了凸顯它的價值，常常刻意強調它與其他史學領域或者史學視角的相異之處。其實，身體史與其他門類的歷史學研究的存在狀況是一致的，是處在互相交融的共生狀態下的。身體史的出現，本身就是多學科共同作用的結果。因而，身體史的研究必然會出現與其他學術領域交叉、滲透的局面，譬如身體史與傳統的民俗學領域的某些重合，身體史與心態史、身體史與政治史、身體史與宗教史、身體史與表象史的交叉，特別是身體史與同樣屬於新興學科的社會性別史之間的存異趨同，都會有助於綜合身體史研究的發展。
以身體史與政治史結合為例。自福柯以來，身體政治成為透視現代社會機制的一個重要理論視角。在中國歷史中，身體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也是相當值得研究的，如前所述身體上的頭髮與清朝政治史之間的微妙關係。此外，對於中國文化所特有的「天子」、「帝王」身體的研究，結合中國古代的運命觀與宇宙觀，所牽涉出來的是關於皇權歷史的另一種解讀。再如對中國政治史影響甚大的宦官制度，長期以來，多從其在權力體系中扮演的角色出發，將其置於權力鬥爭的漩渦中進行考察，卻甚少注意宦官鮮明的身體特徵與「生活」。具體而言，這些「去勢」的男性是如何認識自己被閹割的身體？這些是否影響到宦官對權力鬥爭的認識？他們如何在家族中定位？為何晚年多在寺廟中度過？從身體史的角度切入，至少將會給傳統的宦官研究提供一種新的視角。以身體史與宗教史結合為例，主流的宗教史研究多著眼於宗教信仰與宗教功能，其實探討宗教中的身體是很有必要的。西方史學界曾就基督教耶穌的形象變化問題進行過探討。同樣值得研究的是中國的佛教、道教的身體觀念，這種身體觀念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對中國人的生命觀念產生怎樣的影響。相對於佛教、道教等制度型宗教而言，民眾宗教是與民眾生活休戚相關的擴散型宗教，具有獨特的組織結構和系統，對普通人生活的影響更為直接。因而，有必要研究身體在民眾宗教生活與觀念中的位置，民眾宗教意識如何塑造了人們對自身身體的看法。這種身體看法究竟怎樣貫穿於常態的日常生活與非常態的民眾起義、暴動中，又如何影響了宏大的歷史。以義和團運動為例，義和團運動中拳民和社會各界人士對「降神附體」以及「刀槍不入」的身體認知，就是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
叄
作為近年來日漸活躍的新興學科，社會性別史與身體史之間甚有淵源。「身體」研究的興起，很大程度上也是得力於女權主義者的推動。身體史研究的領域與社會性別史的研究領域存在著相當多的交叉，諸如生育史、性史等等。女性身體史也是目前海內外身體史研究較受關注，研究成果較為充分的一個領域。對於中國女性而言，由於歷史上長期處於男權秩序之下，「失語」成為普遍的生存狀態，因此有關女性的研究資料極為匱乏。故而對女性歷史的發掘，「身體」即是一個相當合適的視角。海外學者費俠莉、高彥頤等人對女性身體的研究，都取得了較高的學術成果，筆者在社會性別史領域耕耘的過程中，也深知身體史與社會性別史互相借鑑的必要和可行。
將身體史研究歸納成五個層次，只是筆者在以往研究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的研究假設與前瞻。真正意義上的身體史研究範疇之確定，則有待於這一研究領域得到充分發展，取得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之後。不過，默頓所提出的介於宏大的抽象體系與具體的經驗研究之間的中層理論，對於身體史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就目前所見到的身體史研究成果而言，存在著瑣碎化與空洞化的傾向，因而，將中層理論範式引入身體史研究無疑是有必要的。至於如何確定身體史研究中的中層理論，則需要學者們潛心研究，並努力探索加以解決。
蘇格拉底留給後世最為著名的一句話就是：認識你自己。現代德國哲學家卡西爾在其名著《人論》的開篇寫道：認識自我乃是哲學研究的最高目標。歷史學的最高目的也無非是落實到對人的認識上。身體史的出現，除了研究領域與研究視角的創新之外，筆者以為，其對於歷史哲學的發展也有相應的作用，即將對人的關懷和理解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編 輯 / 李揚眉
原標題：《侯 傑、姜海龍 | 身體史研究芻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