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國際學術界相比，中國的世界史學科設置頗具特色。在國外，世界史多為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關注世界歷史是如何形成的，即經濟全球化的世界歷史是如何逐步被形塑的。我們的世界史學科也關注世界歷史的形成以及與之相關的世界性問題，但除此之外，世界史還是由諸多國別史和專門史組成的一級學科。可以說，我們的世界史學科既包括國別史、區域史，又包括世界史或全球史，是國別史與全球史或世界形成史的結合。
這一學科定位使我國世界史研究既面臨難度，又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世界史研究首先要學習和借鑑國別史的研究方法。每個國家的國別史研究都有深厚的學術傳統和系統的訓練方法。自19世紀之後，各個國家都大體遵循現代科學歷史學的研究方法。這套方法的基本要素就是研究史料的方法。其理想的訓練程序為：首先，通曉語言文字；其次，藉助文獻學、史料學等輔助學科，收集和閱讀史料；最後，寫作讀史札記，進而撰寫論文和專著。
通曉語言文字，即傳統學術中的「小學」。換言之，為了研究國別史，必須掌握對象國的語言。而掌握語言的理想狀態，則是在聽、說、讀、寫方面樣樣精通。這樣不僅便於閱讀史料，也有利於與對象國的學者開展學術交流。如果閱讀非當代的史料，也需要專門的語言學訓練，傳統學術中的「小學」或者「訓詁學」就派上用場了。
為了收集史料，需要了解目錄學、史料學等相關學科的知識。在閱讀史料的過程中，史學家有必要熟悉相關的名物制度。中國先賢曾經稱為治史的基本功，更形象地比喻為掌握史學的四把鑰匙，包括書目、年代、地理和職官。每個國家的歷史不同，史料的留存狀況各異，所以需要掌握的鑰匙不盡相同。例如，與中國歷史相比，歐洲各國普遍缺乏職官方面的資料。在古代羅馬時期，尤其是在羅馬帝國晚期，各種職務名銜也經常出現在碑文銘刻之中，但總體說來，職官並不那麼重要。如果我們仿效中國史，也為西學找尋四把鑰匙的話，似乎可以用人名取代職官，即書目、年代、地理與人名。人名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西方歷史上留下了數量豐富、種類繁複的各種名錄。除了碑銘之外，教會留下的洗禮、死亡登記簿，各種祈禱名錄以及種類繁多的行會與協會名錄，等等。名列世界文化遺產的賴興瑙修道院，自9世紀開始記錄《兄弟之友錄》，以便在舉行彌撒的時候念誦這些兄弟的名字，為之祈禱祝福。到16世紀結束記錄，這一簿錄保留了近4萬個人名。
至於寫作，在古代屬於史才的範疇，各國皆有豐富的經驗總結。在現代史學訓練中，如何進行歷史學術寫作的課程和論著所在皆是，此不贅述。所欲申明者，在於國別史的學術傳統根植深厚，流傳有序，學者研習揣摩經典論著，久久為功。
世界史是建立在國別史的基礎之上，但並不僅僅是國別史的總和，它還研究世界歷史是如何在國別的基礎上漸次形成的，即各種國別和文明彼此交流互動，進而聯成一體。世界聯成一體不僅催生了「世界性問題」，也使得解決此問題的世界史研究成為可能。所謂世界性問題，大體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相似性，另一種為互動性。相似性更多地反映了人類歷史上的共時性現象或者規律性現象，具有相似問題和現象的兩個或多個國別甚至並不一定彼此有過密切的接觸；而互動性則是指那些通過互相接觸、交流和傳播而形成的共同性歷史現象。因此，世界性問題，或者是跨越國界與跨地區的互動和聯繫，或者是各個國別都發生的普遍性事件。地方性與世界性的矛盾運動，構成了世界性問題的基本特徵，其要旨在於探索世界歷史中人類命運共同體如何漸次形成。
如當下最為宏大緊要的世界性歷史問題是如何超越以西方為中心的現代世界體系、重新思考世界歷史形成的進程。在西方史學界，史學名著讀本中的經典教材是由德裔美國史家弗裡茨·史特恩於1956年編輯出版的《歷史的豐富性：從伏爾泰迄今的歷史學》。這部史學名著讀本，收錄了1750年以來有代表性的35位著名史家的論著，曾於1970年再版。最新的德文版書名被更改為《現代史家們：伏爾泰以來的經典文獻》（2011年出版）。這部書依據更加嚴格的標準——史學界最為基本的文獻和最新的潮流——將收入的史家總數減少為33位，但也新增了幾位歷史學家，其中有一位來自中國的歷史學家，即北京大學的馬克垚教授。馬克垚教授的文章與美國史家威廉·麥克尼爾、英國史家克里斯多福·貝利一起被列在終章：「邁向全球史」，代表了歷史學的最新潮流。馬克垚教授入選文章的標題為《克服「歐洲中心論」》，是發表於《歷史研究》2006年第3期的《「歐洲中心論」的破除與世界史的創立》的德文譯版。這篇文章的入選，體現了中國史家的世界史研究開始獲得國際學術界的廣泛認可。「邁向全球史」，既反映了從國別史過渡到世界史的現代史學史演化軌跡，也表明世界史的基礎來自於國別史和專門史。
立足於國別史的世界史，可見其深，這樣的世界史研究如同枝繁葉茂的大樹，根基深厚；而心懷世界史的國別史，可見其廣，這樣的國別史研究如同站在高山之巔，所見廣博，所思則大。而融國別史與世界形成史於一爐的新型世界史，不僅根深葉茂、視野開闊，而且能超越國別，展示其跨文化的、博大的人文關懷。
（作者：李隆國，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