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表演藝術家濮存昕：
「我是演員，我必須傾盡全力為表演而生」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員，國家一級演員，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主演過數十部優秀的話劇、電影、電視劇作品，多次獲國內外大獎。代表作品有話劇《李白》《茶館》《白鹿原》《哈姆雷特》等，電視劇《英雄無悔》《光榮之旅》，電影《魯迅》《一輪明月》等。
演話劇就像割麥子，一天一場戲，八九百觀眾，目標很遠，但你必須一步一步往前走
1969年，十六歲的您離家到生活條件非常艱苦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當知青。七年多的知青生活，您養過馬，加入過業餘宣傳隊，經歷了不少坎坷。這一段難忘的歲月，您有哪些收穫和感悟？
濮存昕：我知青生活的收穫總結起來就是三個字--承受力。兵團長時間的生活，是磨難，也是考驗，它能增加人對人生的理解能力和承受能力，這對於我演戲尤其重要。比如割麥子，北大荒的田壟長得望不到頭，你得一壟一壟、一刀一刀地割，那腰累得像折了一般地痛，至今記憶猶新。直到現在，我總覺得我演話劇就像割麥子，一天一場戲，八九百觀眾，幾十場、上百場演出才幾萬觀眾，目標很遠，但你必須一步一步往前走。當然，這種能力不僅讓我能夠面對困難，也能夠面對榮譽。返城後我第一年就在空政話劇團入了黨，而且年年受嘉獎，但我能保持心若止水，始終踏踏實實演戲、踏踏實實做人。
還記得當時參加架線營，架設通往虎林珍寶島的第三條國防電話線路，一架就是兩個多月。沼澤地那麼厚的冰用鎬刨開，用砂輪打磨鋒利的鐵鍬連泥帶水帶草根挖出一米多深的坑，杵上線杆再和著泥水埋上，一天的活就幹完了。穿棉衣幹活不方便，因為一幹活全溼，索性乾脆穿絨衣絨褲幹，幹完之後爬上來忍著寒風換上幹的棉衣棉褲回營地。回家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搶位子，用汽油桶弄的爐子烤，不烤乾的話第二天就只好溼著穿。白天幹活，晚上還要輪著站崗。站崗的人當晚發一支槍，兩顆子彈。守著一堆火，狼就在你的周圍。它們是聞著食堂的肉味兒來的，絕對不能掉以輕心。夜深人靜，仿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睡了，只有我一個人保衛他們，就有一種自豪感，覺得這就是保衛祖國。
不怕苦不怕累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底色，至今這種樸素的情感一直影響我。現在我身上各種名頭身份很多，但讓我特別看重的是慈善家身份。吃過苦的人，不能忘記有苦處的人。
幾十年來我一直演出、演出、再演出，一點點進步，始終不放棄
您曾說「人生不只有第一起跑線」，請結合自己的經歷，談談您的認識。
濮存昕：我一直相信一句話：一個人，總有改變自己命運的時候。每一個人的成功，一定都是從失敗開始的，都是經過學習、鍛鍊、犯錯，經過自己對自己不放棄、不甘心的努力而達成的。
我是戲劇家庭出身，又是人藝子弟。年輕的時候，能像父輩那樣在舞臺上演戲，就是我的理想。其實我的人生是不順利的。小學六年級的時候碰到停課，一年中學讀完後就下鄉了。後來好不容易回到了北京，可是北京沒有我們的位置，那時候沒有那麼多就業機會。我最初是到街道工廠做些類似糊紙盒的工作，基本是在待業。那時候我已經24歲了，卻無事可幹，當時心裡很灰暗。
後來終於考上了空政話劇團，從1977年的夏天起，我成為了一個專業演員。可是我起步太晚了，當時我媽說，你怎麼總是那麼忙啊，你在家多待一會嘛，可是我總覺得時間不夠了--我要追，我要趕。在空政話劇團，我想有機會了，可是沒有，那個時候我也不出色，每次導演挑演員的時候，目光在我臉上從不多停一會。後來我被藍天野老師力排眾議調到了北京人藝，但我演得並不好，令藍天野老師有些失望，他特別為我著急。我始終記得，有一次，恰好排練場有一塊道具石頭放的不是地方，他就一腳踢過去，沒踢開，反而把他的腳踢疼了。一個人在那兒倒吸涼氣，那是真發火，可想他有多著急。
好長時間內，我都是個蹩腳的演員，但幾十年來我一直演出、演出、再演出，一點點進步，始終不放棄，才一直到了今天，成為了別人眼裡的成功演員。所以說千萬別想一下就能成功，不能著急，但是不能鬆勁，不要甘心，要做到永遠努力，成為享受努力過程的人。要相信功夫不負有心人，天道酬勤。
您曾多次談到，「為歷史存正氣、為世人弘美德、為自身留清名，是藝術工作者畢生的追求」。在您心目中，人藝老一輩藝術家們的成就是難以逾越的高度。在往那個高度奔的路上，他們給了您怎樣的藝術滋養？
濮存昕：習近平總書記曾在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的大會上提出，文藝工作者應該做到「四有」：胸中有大義，心裡有人民，肩頭有責任，筆下有乾坤。總書記對廣大文藝工作者提出「四有」要求，為我們文藝工作者提供了重要遵循、指明了方向。一個藝術家的胸懷、氣度、學養、才情，必然在文學藝術作品中體現出來。有正氣、有大義，就不會缺乏擔當意識、責任意識、為民情懷，就不難創造無愧於時代的偉大作品。
我沒有上過藝術院校，但在與藝術大家們的交往中，我學會了北京人藝每個老藝術家對於藝術認真的態度、他們的人格魅力，包括怎麼去演話劇。老藝術家朱旭老師曾經一句話道破表演天機：演戲，別演戲，演人；說詞，別說詞，說意思。他還給我講過一件事，鼓曲大師駱玉笙給電視劇《四世同堂》錄主題曲《重整河山待後生》，第一句是「千裡刀光影」。兩遍錄完以後，樂隊起立給駱玉笙先生鼓掌，駱玉笙堅持要聽一遍錄音，但劇組跟她說錄得很好，不用聽了。後來電視劇播出了，駱玉笙聽到後，一拍大腿說：「壞了，我把『千裡刀光影』的『影』，音給唱倒了，唱成第二聲了。我說讓我聽一遍吧，他們不讓，我對不起觀眾啊！」朱旭老師講到此時，落了淚。老藝術家們對藝術的孜孜以求和認真態度，令人欽佩感動。
您有各種身份職務，但在自我介紹時，您總說「我就是一個演員」，「得把演員這事做好」。您是怎麼定義「演員」的？
濮存昕：演員就是用演出把自己的時間填滿。演員是飯碗，就是要服務社會。端著這個飯碗，就得小心翼翼，把責任心裝在裡面。端著這個飯碗，就別想著其他的飯碗。若是還沒演兩下，就想著玩、想著享受，那不是我認同的演員。
做演員就要認真做，不止把它當成一個職業。郭沫若在《蔡文姬》那戲裡寫了這麼一句臺詞：「文姬夫人你是在用你的心血，在用你的生命在歌詠，在彈唱胡笳十八拍。」那麼作為一個演員，在表演的瞬間，你是在用你的生命、你的心血嗎？其實一個演員在舞臺上最精彩的表演，應該是能讓觀眾感覺到是你生命的一種表達。你用生命在做表演的時候，不可能不被關注。但是如果你只是把它作為一個職業在完成任務，應該不會太精彩。
一個演員，只有具備了在舞臺上表現生命的能力，才不會覺得演戲是一件辛苦的事。當演員把在舞臺上的演戲看作是一種生活而不是重複、不是需要技術支撐的事情，那麼就會在藝術創造的過程中找到真正的生活。一個演員如果找到了一種正確的屬於自己的生活方式去演戲，那麼就會樂此不疲，內心得到滿足，更不會覺得辛苦。我喜歡的宋代雲蓋法師有一首詩：「一年春盡一年春，野草山花幾度新。天曉不因鐘鼓動，月明非為夜行人。」太陽的升起並不是因為敲鐘，沒有夜行人，月亮也一樣會亮。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都是為了熱愛而去做事情，只有熱愛，才能讓除了這之外的其他事情退而求其次。就如我是演員，我必須傾盡全力為表演而生。
演了這麼多好戲、好角色，讓您印象最深刻、對您影響最大的是哪幾個？
濮存昕：應該說大部分的作品，都是我特別喜歡的。對於我來說，每創作一次角色的過程，都是一次提升，讓我得到了修養。比如李白，在中國人的心中，說到古代詩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李白。他那麼接近老百姓，有那麼多膾炙人口、傳誦至今的詩詞。第一次演《李白》是1991年，那時候我三十八歲，渾身是勁兒，但一場下來，就覺得很累，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還處於努力去演的階段，精神緊張，尤其是朗誦「朝辭白帝彩雲間」那幾句，不喊覺得對不起觀眾，一喊又喊啞了嗓子。後來到了2003年再演李白，年齡長了十二歲，這種情況反而沒發生。人生的經歷多了一些，越來越能理解李白。他空懷報國之志，卻蒙冤入獄，被貶夜郎。他以囚徒之身嗟嘆「蜀道難」，又在白帝城被赦後放歌一曲「朝辭白帝彩雲間」。身世之坎坷浮沉，是歷朝歷代中國多少個文人的縮影？而精神世界的開闊與浪漫，又是多少文人渴望達到的境界？我想，李白是穿越時空的，他就蟄伏在每個人的心中，只等命運將他喚起。當理想在現實中碰壁時，我們就會和李白相遇，想到他在廟堂與江湖間的徘徊，想到他的放浪山水與縱情詩酒。
魯迅也是我生命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我們了解他所生活的空間和時代的話，我們就能明白魯迅先生的情感，他的痛苦在哪裡？他為什麼孤獨？他在北京大學演講的時候說道：真正的知識分子，真正的知識階級應該是「精神界的戰士」。他是一個戰鬥者，向愚昧，向落後，向無知，向偽科學，向一切罪惡宣戰的戰士。他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典範，讓我們看到知識分子的社會擔當，他們的憂患意識。「吾養吾浩然之氣」，要演好魯迅這樣的人物，演員的胸中也是要有點兒「浩然之氣」的。
我們這個國家是熱愛藝術的國家，作為一個演員，我很慶幸生在這個時代。我小學六年級之後，只有過一年的中學經歷，我的學識都來自我的戲劇，來自閱讀大量的文化典籍。對於我來說演魯迅、演李白、背誦唐詩宋詞，使得我的生命品質與20歲以前完全不同。
文藝工作需要「工匠精神」，就是對文藝工作價值、精神和尊嚴的堅守和敬畏
藝術精品的誕生要有十年磨一劍的精神。您是如何理解文藝工作仍然需要工匠精神的？
濮存昕：什麼是「工匠精神」？「工匠精神」代表著一種時代的精神氣質：堅定、踏實、精益求精，注重細節，不惜花費時間精力，孜孜不倦。這裡的「踏實」「精益求精」「注重細節」「孜孜不倦」等，都可以說是文化藝術的本質、品質和屬性。
「工匠精神」首先意味著精益求精。我始終記得，京劇大師李少春老師說，別人使勁問他表演經驗，他說：第一，我每次表演都是真的，排練的時候都不「湯」，不敷衍了事。第二，每次演出前或者到一個新場子，吊嗓子時，都要把每一個座位看一遍，心裡知道每一個觀眾在怎樣的角度看他，能不能看明白。這樣的藝術家心中裝著觀眾，他每一次演出，每一次新的創作，都是最負責任的、最喜歡的。好的演員應該是這樣。
除此之外，「工匠精神」還意味著在生活深處的浸泡與淬鍊。大凡能工巧匠，無不出自坊間。天長日久的錘鍊，與生活細節處的琢磨，往往是精熟技藝必不可少的條件。文藝創作也是如此，還是要像工匠那樣撲下身子，沉下心去，反覆敲打，在生活的啟示中尋獲文化與藝術的饋贈。焦菊隱先生50年代導演《龍鬚溝》，為什麼會帶著演員觀察生活近一年，實際上是要完成對生活的總體認知與體會。我最初演《白鹿原》時，是有點糾結的。白嘉軒是一個非常開明的地主，他身上承載了上下五千年的農業文明，就是這樣一個厚重的人物，我演的時候心裡沒底，我的模樣怎麼像白嘉軒嘛？白嘉軒是要說陝西話，陝西方言我也不會。當時實在沒轍，不僅是我，其他演員，包括林兆華導演，大家心裡都沒底。5月，林兆華導演帶著我們劇組去陝西體驗生活--去看老套院、大宅門，去看塬上和西安的空間關係，四處託人找老農民座談……靈感始終卻沒有出現。五天體驗生活，眼瞅著到了最後一天，陳忠實安排劇組去聽秦腔。5月的塬上，熱氣蒸騰，很多人累得直打瞌睡。一幫農民唱起了老腔，所有的人耳朵就立起來，頭髮也都立起來了。林兆華就坐在我的斜對面，回過身，跟我說：「濮哥，有了。」這個戲表現形式的「魂」，在那一刻找到了。不去當農民，不去體會農民的生活，農民說話時那種「槓槓」的底氣，光靠演，是演不出來的。
我想，今天我們提出文藝工作需要「工匠精神」，就是對文藝工作價值、精神和尊嚴的堅守和敬畏。在一個文化底蘊厚實深沉的社會裡，文化藝術所有的表現形式，應該是代代累積沉澱下來的習慣和信念，應該對價值和秩序有所堅持。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社會主義文藝是人民的文藝，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滿足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須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您是如何理解的？
濮存昕：社會主義文藝是人民的文藝，只有走向群眾、服務群眾，才能繁榮興盛。這些年來，戲劇之所以成為影響力越來越大的藝術形式，就是在群眾中演出來的。對我們戲劇工作者來說，人民就是「座兒」，演得好不好，「座兒」說了算。戲劇工作者要解決好「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這個根本問題，把「以人民為中心」作為創作和演出的最高準則，自覺深入生活、紮根群眾，直面時代要求，心懷人民情感，了解人民願望，把人民對幸福生活的追求視為自己的追求，感知時代的體溫，觸摸時代的脈搏，將所見所聞、所思所想藝術化、審美化，創排出彰顯中國精神與時代特色的優秀劇目。
曹禺曾在《群眾是我們心中的聖人》一文中寫道，我們「尊重群眾，尊重人藝之友的呼聲，因為你們在我們心中才是聖人，真正的聖人。」為人民創作，把觀眾視為師友，為戲劇藝術源源不斷地培養觀眾，是北京人藝牢固與戲迷紐帶的關鍵。在人藝，一個優秀劇本要成為舞臺上的經典，不知要經過主創者和觀眾們多少次打磨。老舍先生的劇本都被「槍斃」過。《茶館》一開場經典的「八張桌子」是當時北京人藝副院長焦菊隱的精心安排，劇本流暢清晰的結構來自於老舍與焦菊隱的反覆修改。
因此觀眾知道，這兒的戲有保證，願意買票來看。人藝靠著這些觀眾生存到今天。現在，我們需要吸引新一代戲迷，這一代年輕人不同於舊時，作品過硬，他們會鼓掌。若作品不好，他們會搖頭。所以我們得知道要給觀眾展現什麼樣的好作品，把戲演好了，自然就有影響力。
您曾說，人藝不是商業劇院，而是人民的劇院、藝術的劇院。今天，如何讓話劇、戲曲等更多地走向大眾，讓更多的人感受到它的魅力？
濮存昕：北京人藝雖然是北京的一個劇院，但我們應該承擔起國家劇院的責任。從創立之初彭真市長建議我們的名字為「人民藝術劇院」開始，我們的宗旨始終是追求文學品質，演出人民愛看的劇目，做人民劇院、藝術劇院。要有文學性、人民性，這個本質的東西不能變。
什麼是文學性呢？就是要堅守文學劇院的品質，要有思想的光芒。話劇是把文學立體化、形象化，不能離開這點。有生命力的藝術作品，它一定是對社會、對人性的深度思考。就像《魯迅》裡的那句臺詞，知識分子是可以從天上看到深淵的。我們今天所有對文化的憂患，實際上就是害怕文化的沒落，害怕真正好的品質的消失。因此，公益精神尤其要體現在像我們這樣的文學劇院上。
人民性剛剛已經說過了，就是觀眾得進來，沒有觀眾就沒有這個劇院。幾十年來，經濟效益最大化從來不是北京人藝的目標，致力於讓老百姓走進劇場，才是我們的思路。這些年，北京人藝為了讓百姓買得起票，票價不能太高。我們還堅持了10多年學生公益場，深受學生歡迎。一些叫好又叫座的戲，提前3小時學生就排起長隊。文化和文藝是要有公益性的，對社會要有擔當。
劇場是老百姓提高文化修養，陶冶精神生活的地方。劇場是可以改變一個城市性格的，城市的晚上，人們饒有興味地在劇場觀看演出，體育館燈火通明，電影院在放映電影，也有人在欣賞歌劇，會讓這個城市更有溫度。
所以我說文藝應該成為百姓精神生活的伊甸園。正因為肩負著這種使命，我始終認為文藝是公益事業。當然這並不代表應該回到政府包辦的老路。我們要用市場化運作，呈現能讓觀眾花得起、又願意為之消費的文化產品。形成能維持運轉的良性循環，這才是健康繁榮的文藝市場應有的鏈條。
我們希望，凡是走進劇場的觀眾，就能享受到一場文化盛宴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時代既是國家發展復興的新時代，也是文化發展的新時代，必然要求文藝工作跟上時代前行的腳步，要有與之相匹配的新氣象新作為。作為一名文藝工作者、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您是如何理解的？
濮存昕：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一個重要論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中的一個突出體現是文化產品供給與需求的矛盾，人民的文化需求快速地增長，質量要求越來越高，而文化產品的供給上卻存在著不平衡不充分。事實上，中國的發展，已經到了必須關注文化元素的歷史階段。文化創造美好，美好需要文化，在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中，豐富的精神食糧不可或缺。
像總書記所講，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優秀文藝作品反映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創造能力和水平。國家對文藝工作高度重視、大力支持，我們也必須有責任感地創作再創作，演出再演出，把一道道「精神食糧」奉獻給觀眾。在藝術創作過程中，我們應當有「大情懷」和「正能量」。「大情懷」就是指無論何時，都要始終把社會效益、價值引領放在首位，引導人們努力實現個人前途與國家命運、個體經歷與時代大潮、個體情感與集體情感的同頻共振，注入深沉大氣的家國情懷。「正能量」就是指無論何時，都要始終堅持弘揚真善美，鞭撻假惡醜，激勵人們向上向善，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讓溫暖、感動、陽光、正氣充盈我們整個社會和精神世界。只有創作出觸及人的靈魂、引起人民思索和產生審美共鳴的作品，才能稱之為無愧於新時代的優秀作品。
現在北京人藝堅持每年有400多場演出，我們希望，凡是走進劇場的觀眾，就能享受到一場文化盛宴，感到物有所值。
傳承不是重複，是我們用這個時代的精神和文化態度、這個時代對人性的思考，來對經典作出我們的解讀
近兩年，《國家寶藏》《中國詩詞大會》等弘揚傳統文化的綜藝節目受到關注，您也參加了央視的《朗讀者》節目，您認為今天我們應如何實現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濮存昕：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文學藝術的發展都是在繼承前人基礎上，靠創新、創造煥發藝術生命力的。社會發展是波浪式的，所有的東西都有起和伏，文化也不例外。傳統文化曾經被我們遺失過一段時間，現在我們正在恢復。想想我們讀的那些古詩詞，我們的文化原來是那麼的簡潔，一字可以多音、多義、多形，從三言、五言到七言，一直到宋詞的長短句，到後來以這個為基礎，出現了雜戲、明清小說，有了我們今天文學的形成。這麼美這麼好的文化，我們必須傳承下去，並且有所創新。
當然，創新不是一定要標新立異。一直有人在問，人藝為什麼老戲演了這麼多年還在演，為什麼不創新。我說，觀眾可能五年一撥、十年一撥，但那些讓人向好、向善的老戲，我想讓年輕人一撥一撥地看下去。北京人藝現在有保留劇目制度，50、60年代初老前輩演過的優秀劇目，我們接過來了，今天讓年輕演員去演。我自己就學了很多老戲，于是之老師的《楊家將》我接過來了，刁光堂老師的《曹操》我演了，甚至林連昆老師、藍天野老師的戲我也接過。傳承和創新本身就是一體兩面。傳承不是重複，是我們用這個時代的精神和文化態度、這個時代對人性的思考，來對經典作出我們的解讀。任何一個傳統戲，站在臺上，即便你的一板一眼全是前輩的，只要你有自我性情的流露，把自己的感情、理解擺進去了，解讀出新意，這也是創新。堅持傳統也好，勇於創新也好，說到底，所有的作品都離不開人，離不開對人的深刻理解和藝術的表達。
我們的「後勁兒」就是文化，用傳統文化的底蘊滋養人的底氣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您常說，表演經典作品讓您全身充滿力量，您如何理解文化自信？
濮存昕：文化來自歷史、面向未來，是社會發展的精神根基與靈魂支撐。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把文化自信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並提，「四個自信」的提法體現了文化自信是國家興旺發達的重要支撐。黨的十九大報告在談及文化自信時，也強調「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文化自信之於國家民族的發展，作用不言而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於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熔鑄於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植根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作為一名文藝工作者，我深感其中蘊含著豐富的思想內涵和現實意義。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今天，在物質文明發展、經濟振興的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戰略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建設與發展方略，指導我們以更高的歷史站位、更堅定的文化自信、更堅實的生活基礎，去開展文藝工作。這些年，我們深刻地感受到，文藝工作者必須堅持文化自信，讓自己的本事能發揚好、傳下去，受到當代觀眾的喜歡，在世界發出中國聲音。
說說我感觸比較深的一件事。我們看過全世界最優秀劇團的演出--我們劇院每年都做邀請展，我們也會出國學學看看。有一天突然發現，我們好像不差。我們有好的戲、好的曲牌、好的聲腔，即使我們到戲劇歷史比我們更悠久的國家去演，像百老匯、英國愛丁堡、俄羅斯、德國等，他們也由衷地為我們喝彩，因為這是中國的。當我們站在西方人的舞臺上自信地表達自己的角色時，同時也表現出了中國人的生命自信和民族氣質。人們看到好的演出就會敬佩那個國家的整體文化。他們看到了，這是中國人對戲劇的認識，對自己生活、文化的認識。這時，我們收穫了文化自信。
深刻認識習近平總書記文藝思想的偉大時代意義，我們要在平時的演出中做好貫徹和落實，使文化自信成為戲劇藝術發展的底氣、發展的動力、發展的使命和責任。
濮存昕：文化自信先要有文化自覺，這種自覺是一種文化修養--必須知道我們的姓氏、我們的DNA，也就是要深入了解中國的文化血脈，準確把握滋養中國人的文化土壤。今天我們談到這個話題，縱向看，中國是千年文明的古國，有悠久的歷史、繁榮的文化；橫向看，世界各個國家都有自己精彩、獨到的文學藝術，有的傳統，有的當代。我們應當用歷史的、世界的眼光來認識目前所處的時代坐標--我們有過去，我們有當下，我們才能走向未來。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都是在承前啟後、繼往開來中走到今天的。
如果我們的積澱不深，如果我們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和當下世界的文化了解不夠，那麼我們的自信就會是欠缺的，我們面對的未來是不具體的。所以說，這就需要全民一起學習、閱讀。當我們真的成為一個閱讀愛好者之後，心胸、情懷、眼界，還有學識都掌握了，才敢說我有一定的自信了。老人們常說看人要看「後勁兒」，我們的「後勁兒」就是文化，用傳統文化的底蘊滋養人的底氣。
父親的為人處世、對於文化的追求，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
您的父親蘇民先生是一名優秀的話劇演員、導演。請談談父親的言傳身教對您的影響。
濮存昕：我是在劇院長大的孩子，很小就似懂非懂地看戲，很早就知道「戲比天大」的道理。這是從我當演員的父親身上體驗到的，父親的為人處世、對於文化的追求，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他1946年加入中共北平地下黨，後來就在革命和進步話劇戰線上奮鬥。在我姐姐下鄉前的家庭會議上，父親要求我們，要有政治追求，要追求進步，鼓勵我們要入團，要寫入黨申請書。我當知青的時候，參加業餘宣傳隊，寫宣傳稿，編小劇目，寄給我父親看。這方面，父親對我要求很嚴格。他常把我信中的病句、錯別字標出，再寄回來。有一回，我因為想介紹自己的生活情況，把連隊夥房、營房位置畫出來，父親還在回信中劈頭蓋臉批了我一頓，說，你那裡是祖國的邊疆，備戰那麼緊張，怎麼能在信中暴露連隊的方位圖呢？我就是從那個時候養成規矩，直到後來演戲，一直要求自己做一個有講究的演員，為觀眾奉獻可看、可品、可賞的表演；尊重自己在觀眾面前的每一次亮相，不能辱沒自己的行當。
做出好樣子就是無形的教育，你平時不會注意到它的存在，但它卻養育著你、滋潤著你，這比刀劈斧砍更有力量
我們知道，您家裡有一枚祖傳印章，上面刻著「清白吏子孫」五個字。您可否給我們講講它的來歷？您是怎樣理解家風與家教的？
濮存昕：這是我們國家的一種家族文化，我感覺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是留下的一些家譜之類有文字記述的東西。我家也有家譜，裡面名字的排序是十六個字：「世守賢良、思存方正、敬承德蔭、克振家聲。」每個字都是有深刻含義的。我家祖上還留有一枚閒章，現在傳到我這裡，叫「清白吏子孫」。意思就是不用給子孫留財富、留官位，只留下清白的名聲，這是給後代留下的最好財富。清清白白做人，這是祖上對待名和利的態度。這五個字也是我家的祖訓，對我們家族有很大的影響。作為清白吏的子孫，我們怎麼能褻瀆祖宗留下的清白呢？所以做任何事都要三思，不忘祖宗教誨，就是延續良好的家風。
家族文化的另一方面是在家庭生活中，無形中透露出來的眼對眼、話對話的傳承。傳承來源於先輩的為人處世，這是在日積月累之中潛移默化影響後代的。做出好樣子就是無形的教育，就像陽光、空氣，你平時不會注意到它的存在，但它卻養育著你、滋潤著你，這比刀劈斧砍更有力量。
您的入黨申請書最後一句話是「要做對社會有用的人」，作為一名黨齡近四十年的老黨員，您是如何踐行這句話的？您如何看待今天的全面從嚴治黨工作？
濮存昕：黨的十九大強調「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無論是作為一名從小就想當演員的文藝工作者，還是作為一名近四十年黨齡的普通黨員，我始終牢記這句話。
我們知道中國話劇誕生之時，便是李叔同、曾孝谷、歐陽予倩等愛國志士為浙江洪災賑災義演而聚集到一起。上個世紀初，中國的話劇曾叫作文明戲，顧名思義，就是用文明的思想、感情、故事和人物角色感召身處落後貧窮的國人。抗戰期間和解放全中國的歷史進程中，解放區和國統區的進步的文藝工作者都為反抗侵略、翻身求解放作出過大貢獻。新中國成立後，黨的文藝路線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文藝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這近百年的中國話劇發展史讓我們今天明白，我們當代戲劇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就是要明確人民需要藝術，藝術屬於並服務於人民，就是要當好演員，當有水平的專業戲劇人，繼承中國話劇的光榮傳統，創作藝術精品劇目，為文化素質和藝術欣賞水平不斷提高的廣大觀眾服好務。這是黨的需要，是國家的需要。我們要努力修行自身，提高技藝，不辱傳承之使命，不忘當個好演員的初心，不誤短暫的藝術生命，不辜負觀眾的期待，我想這就是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今天我們的全面從嚴治黨工作也是這樣，必須要時刻牢記我們黨的初心和使命。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每一個黨員都應當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只要始終堅持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著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以維護群眾切身利益的紮實成效取信於民，我們的黨就有未來，有希望。
採訪札記
他告訴你一個演員的誕生
他堅持每年百場的話劇演出，被同行戲稱為「話痴」。他說，演戲對他而言，有樂趣，「就像大米飯總吃，但不煩。」
他是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還是國家愛心和公益大使……頭銜身份變了又變，唯獨演員，是他最為看重的身份——「要成為演員，而不是成為明星」。他就是濮存昕。
見到濮存昕，是在北京人藝的一個小咖啡廳裡。只見一米八大個子的他快步走進屋內，微微一笑：「你好，我是濮存昕。咱們聊聊？」六十五歲仍風度翩翩、親和謙遜而不失氣場，這或許就是一名文藝工作者天生的風範。
一個人能找到一生都願意追尋的光並不容易。濮存昕說，「這一點上我很幸運，很早就認定我的光在舞臺。」
1953年7月，濮存昕出生於北京一個藝術家庭，他的父親蘇民是北京人藝的導演和演員。他從小就體驗著作為一名演員孩子的快樂：父親穿軍裝去體驗生活，給他講演戲的故事，英若誠等經常在他們家討論劇本……人藝的演員們怎樣演戲，怎樣記臺詞，怎樣練功底，他都見過，這種氛圍滋生著他的戲劇情結。
1977年，濮存昕進入空政話劇團，成為一名話劇演員；1986年，加入北京人藝。從此，他便痴情於這塊方寸之地。四十多年來，他在舞臺上不斷變換角色，不斷拆解和分析戲中人的人生。北京人藝帶給他的不僅是一方舞臺，這裡的人，這裡的事，更讓他體會到戲劇表演藝術的精氣神。「人藝是個有傳統的地方，演戲要傳承前輩們的好傳統，再生出一些新東西」。人藝前輩們所飾演的角色，深深打動了濮存昕，成為他做演員的標準——他立志要像《蔡文姬》臺詞說的那樣：你是在用你全部的心血，全部的生命在彈唱，在歌詠。
在人藝，他遇到了話劇《李白》。這部戲，他一演就演了二十七年，對他的人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從最初的每一場都會「把嗓子喊啞」，到今天的越來越放鬆，他越來越體會到了人藝老一輩藝術家們沉浸在詩酒書畫中獲得的「但得酒中趣」的感覺：「我們津津有味地一邊演一邊體悟著，演李白的過程也在塑造我自己。」人生閱歷、歲月沉澱與對戲劇的體悟，讓他的藝術獲得了自由，讓他的人生蘸滿了詩情詩性。
和他的交流，是一次享受戲劇的過程。他仿佛是一個始終活在戲裡的人，上一秒還在講自己的生活、思考，下一秒便充滿激情地說起了戲裡的臺詞，讓人分不清他是演員濮存昕，又或是李白、魯迅、哈姆雷特？他靜靜地靠在椅背上，身體被斜射過來的光塑出明暗的光影——此刻，那些他飾演過的悲喜人生，仿佛都沉澱在了他的身上。
舞臺之外，他始終保持著本真與善意。充滿稜角的五官讓他在不笑的時候顯得嚴肅，而這種時刻卻是少見的，因為他永遠在笑，那一抹笑把筆直的線條暈染出柔和的光澤。他有一種本事，讓每個人都感覺如沐春風，或許，這是一種與人為善的本能——正如他所說，吃過苦的人，不能忘記有苦處的人。
十年前，他將自己的中年比作長江之水——過嘉陵、出夔門，再不見上遊落差帶來的激情奔湧，也不見清澈水花折射五彩陽光，在中下遊的武漢，支流匯聚，水量豐沛，能養魚蝦、可發電，惠澤四方。如今，水勢無形，正準備靜靜流向開闊的出海口。他說，自己身上帶的經典劇目要再演下去。有的戲演了二十幾年，一輪演十多場，他仍然會問自己：你還有直覺嗎？你還有新鮮的嗎？舞臺上的他，依然像個新人一樣，要求自己每一次演出都要有直覺的創作狀態，而不是照原樣來一份，「這是職業素質。」
這一生，他都在追尋那道光。「光有很多意義，信仰、生命都算，一個人只有堅持真善美，只有嚮往光，才能找到光。」就像小時候，他站在人藝舞臺的通道給父親送飯，他知道，它的盡頭就是燈火輝煌的舞臺。（郝思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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