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菁
2020年對這地球上的大多數人都將是特別的一年。著名音樂家馬友友也不例外。對這位7歲即登臺為甘迺迪夫婦演奏的大提琴家來說，「舞臺」和「觀眾」早已構成他生命的一部分，但蔓延全球的疫情讓這一切變得遙不可及。
在著名指揮家餘隆的邀請下，馬友友自2017年起，出任廣東國際青年音樂周藝術委員會藝術總監一職（廣東國際青年音樂周供圖）
但馬友友以另一種方式繼續活躍於公眾視野中。6月20日晚上，馬友友參加了費城交響樂團舉辦的線上免費抗疫音樂會。這場音樂會由著名指揮家雅尼克主持，除了馬友友外，鋼琴家郎朗、小號演奏家馬薩利斯，女高音弗萊明等著名藝術家與費城交響樂團共同完成這場特殊的演出，以向全球抗疫醫護人員致敬；就在幾天前，馬友友又經歷了另一個「第一次」——作為1976屆畢業生，馬友友用直播的方式為哈佛大學線上畢業典禮獻上了一首大提琴曲。這也是哈佛大學384年歷史上第一次線上直播畢業典禮。
音樂是馬友友為這個動蕩不安的世界的送上的一份最佳療傷禮物。實際上早在3月初，美國疫情初期，馬友友就在個人社交網站上發布了一段大提琴演奏視頻，「在和疫情相處的日子裡，我嘗試找到一個方法減輕焦慮，希望這樣能給大家帶來安慰。」這是他分享的第一支「慰藉之歌」（Songs Of Comfort）。此後，馬友友相繼發布了一系列名為「Songs of Comfort」的演奏視頻，包括巴赫的「薩拉班德」、聖-桑《天鵝》以及Mister Rogers創作的童謠Tree Tree Tree等等。
「在面對不確定性時，在面對我們每個人今天和每一天都會遭遇的動蕩和巨大變化時，不發一言，保持沉默，這就是對力量的濫用。讓我們記住：為變革、創新或正義所做的每一次拼搏努力都始於荒野中的呼聲。」去年馬友友為達特茅斯學院畢業典禮致辭時說了這樣一番話，而在當下的情形下再重新體味這段話更別具意義。
馬友友曾不止一次提過他音樂之路的伯樂與偶像——大提琴家帕布羅．卡薩爾斯。這位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音樂家，支持西班牙的民主和自由，反對佛朗哥獨裁政權。羅曼.羅蘭把卡薩爾斯稱作「保持著人道主義和始終為大眾捍衛人類信念的偉人」。他說過：「我首先是一個人，第二是音樂家，第三是大提琴家。」他的話對馬友友影響深遠——充滿人性的「人」也永遠是馬友友價值觀的第一目標，他從來不會給自己僅僅定義為「大提琴家」。
作為一名享譽世界的華人音樂家，馬友友最近幾年與中國的文化聯繫因一個合作項目而更加深厚——2017年，在著名指揮家、廣州交響樂團音樂總監餘隆先生力邀下，馬友友出任「廣東國際青年音樂周」（Youth Music Culture Guangdong，YMCG）藝術總監。此前，馬友友從未在任何機構或文化項目中擔任過藝術總監一職。
廣東國際青年音樂周藝術委員會主席餘隆與藝術總監馬友友在廣州執信中學活動現場（廣東國際青年音樂周供圖）
廣州樂響樂團團長陳擎介紹，馬友友本人特別看重這一合作。為此，他還專門組建了一個導師團隊，而這個團隊的核心成員基本來自他的母校哈佛大學。在訓練營的9天裡，馬友友本人其實並不特別注重教授學員們的技法，他更看重分享他的人生理念和哲學層面的思考。對終年在全世界飛行演出的馬友友來說，能在廣州待兩個星期，本身已說明他對這個項目的重視了。
童心未泯的馬友友在今年的廣東國際青年音樂周活動中玩起了「快閃」（廣東國際青年音樂周供圖）
音樂周期間，馬友友還童心未泯，他幾次突然出現在廣州最熱鬧的市民生活的空間，拉起巴赫，玩起快閃。談及感受，馬友友說：音樂周，雖然很複雜很辛苦，但是，「和年輕學生在一起，激發我產生很多新的想法，好像重新開始喜歡音樂了。」
用音樂消彌人與人、種族與種族之間的藩籬，讓人們在內心裡找到一盞燈，驅除恐懼、疑惑與不安，予人以溫暖、信心和力量，這就是馬友友眼中音樂所應扮演的角色。而在今年這個特殊時刻，它更具意義與力量。
馬友友與少年交響樂團小提琴組在廣州西關舊城改造文化新地標永慶坊演出（廣東國際青年音樂周供圖）
三聯生活周刊：我們可能誰都沒有料到，2020年如此動蕩不安；而且這個世界也越來越分化，在這特殊的時刻，你希望音樂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馬友友：可不是嘛？2020年的一開始就是澳大利亞的山火，讓我們失去了十億隻動物，十億啊！實在讓人痛心！更不必說接下來還有更多的悲劇和動蕩……
「在這個混亂的當下，音樂能扮演什麼角色？」這個問題很有趣，也是我追問了自己一輩子的問題。但在過去的十年裡，這個問題對我來說，已不再是一個存在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更緊急的問題；它也不再是一個形而上的問題，而是去思考我們如何能夠提供切實的幫助——不僅僅是音樂本身，而是我們如何做音樂，科學、政治、商業都一樣。
當我們討論世界變革的時候，實際上討論的是第四次工業革命。我們追求發明、創新，但隨之而來破壞性因素也越來越多，人們就會恐慌，就會築起高牆，而我們要做的就是搭建橋梁，拆毀這些圍牆。面對各種威脅和不安全的因素，人類的本能是保護自己，像海龜一樣縮進自己的殼裡。但另一方面，地球存在的問題，只有我們走出自己的殼，攜手做我們不能單獨做的事情才能解決。
任何機構、國家或公司都無法單獨解決氣候變化、性別不平等、未來一百年世界不會有的新經濟變革，這是非常可悲的數據，更不用說貧困、疾病以及海洋生物，比如我們吃的魚，體內所含的大量塑料這些問題。我們不僅是這些問題的始作俑者，而且還在不停推波助瀾，最終影響到我們每一個人。我們該如何解決呢？除非每個人都參與進來，否則根本沒法解決這個問題，這裡當然包括音樂家，包括你，包括每一個人。
圖片來自馬友友推特
三聯生活周刊：除了音樂外還有很多其他的興趣。我們也發現很多有名的音樂家也越來越多地介入實務和政治，您想要更多地參與到政治中，給世界帶來更多的改變嗎？
馬友友：我不參與政治，我和大家沒什麼區別，都只是在擔心這個世界，如果這算參與政治的話，那就是吧。我只是擔心我的孩子們和孩子的孩子們，他們已經在指責像我們了。嬰兒潮出生的一代的人已經責怪我們給了他們一個糟糕的，一個不斷惡化的地球，地球上生命的存活越來越艱難，這些都是無法償還的債務。還有因為海洋水位上升而失去家園的數億難民。我們製造出種種的問題，要如何自處呢？
這是我孩子這一輩人告訴我的，然而他們的下一代，也就是我孫子那一輩，這些問題會更嚴重。這意味著很多人都會生我們這一代人的氣。所以我很想說，讓我們暫停一下腳步，看看能夠做什麼，是不是已經太遲了，是否有時間改變呢？這不是政治，這關乎我們共同的家園，也就是我們的地球。沒有一個國家不關心地球上發生的事，因為這和我們每個人都息息相關。
三聯生活周刊：您提到音樂有強大的力量，可以聯結不同的種族、國家，消除衝突，那麼您個人生活中經歷過的最大的衝突是什麼？
馬友友：我個人生活中充滿了衝突。人只要活著就會有衝突，比如面臨選擇的時候就是矛盾的。我該這麼做還是那麼做？有時候有選擇就已經很幸運了，因為有時你甚至沒有選擇。人類最終的衝突是關乎健康與疾病，是關乎生與死。25歲那年我做了脊椎手術，有可能再也拉不了大提琴了，這讓我不得不思考不能拉大提琴的生活。這就是一種衝突，但對我來說還不算太壞。即使不能演奏音樂了，我還能夠繼續生活。
對我來說最大的衝突是無法可解的事情。我有一個美滿的家庭，兩個可愛的孩子和一個很好的妻子，但我的工作要四處跑，不得不離開他們。我結婚41年了，但其中27年我都不在他們身邊。這是很大的衝突。我記得中國有個古老的故事，說離家20年，路過家門口卻不敢進，因為知道還要離開。這種事每個人都會經歷，比如出國讀書，離家多年。這些才是讓人心碎的衝突。
三聯生活周刊：中西方的文化分別給了您怎樣的滋養，如何給予您不同的靈感和精神？
馬友友：我覺得都有滋養。如果你讓我必須二選一的話，是會有衝突的。你不能在同一時間身處兩個不同的地方。比如如果我在法國，我就會學法語的兒歌，就機會學習中國或美國的兒歌。而我的孩子學習了英文的兒歌，我現在就既會法語的兒歌，也會英語的兒歌。有了不同的背景或者說環境，就有了更廣闊的視野和思考的空間，也會有更多新鮮的想法。人們往往認為不同帶來的是衝突，其實遠遠不限於此。我們試著進步，試著解決問題，但我認為創新最重要的途徑是有資源和途徑。我們討論「貧窮」，不僅是沒有錢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沒有資源。如果有資源，誰都可能從窮變到富有。富人能從窮人身上學到很多，反之亦然。我們也能從少數人身上學到很多。我四處奔走，就習慣去了解新的事物。雖然我不是總能想明白，但會一直試著去理解。
圖片來自馬友友推特
三聯生活周刊：您在業餘的時間喜歡什麼書或音樂？
馬友友：我喜歡讀講述世界上所發生的事的書，不管是科學領域的，還是生物學領域的，我都喜歡。我想即使像中國這樣古老的國家，也只有五千年的歷史，而事實上人類農業文明已經延續上萬年。現在科學家致力於研究人類的起源，提出了很多新的理論，列舉了很多新的證據。我覺得我們越了解農業社會前的歷史，對生命的發展歷程和多樣性就理解得越透徹，越能將自己置身於我們賴以生存的大自然中。只有到這一步，我們才能為自己、為家庭、為國家、為地球和人類做出正確的決定。
三聯生活周刊：我好奇的是，你會聽流行音樂嗎？
馬友友：當然！我的同事有流行音樂家、有搖滾樂家、有嬉哈歌手等等。我覺得音樂就像有聲文學。好比說我能讀懂中文，我為何不讀翻譯成中文的作品呢？再比如我的房子有17扇窗，我卻只從兩扇窗往外看。有了資源，卻選擇不去利用，這不是傻嗎？所以如果你有各樣的有聲音文學，那就去使用它。
（錄音整理 | 盧溢文）
2001年加入《三聯生活周刊》任記者，目前為《三聯生活周刊》副主編。
個人微博：@lifeweek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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