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小時的專注,只為修復一部電影

在每年的夏天，義大利古老的小城博洛尼亞會發一場穿越時空的夢。那段時間，馬喬雷廣場上的鴿子會被人群擠走，很多把椅子把教堂和市政廳之間的空間填滿，掛起的白色幕布上輪番上映露天老電影。這些電影，大多拍攝於上世紀20到60年代，全部經過了悉心修復，比如《卡薩布蘭卡》。在小城放映之後，這些影片將會出現在坎城、柏林等各大電影節的經典修復單元，讓全世界迷影分子一飽眼福。

離開老城的中心廣場，穿過三兩條馬路，路邊一座棕紅色老建築的一樓有一個不起眼的小門，通往這些影片被修復的所在。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專注於修復電影的工作室，博洛尼亞電影修復工作室蜚聲業內外，從盧米埃爾兄弟的作品到卓別林家族的委託，他們施妙手讓光影迴轉，電影回春。

博洛尼亞電影修復工作室最新修復的一部中國電影並不很老，才30歲，卻名動江湖，它的名字叫作《英雄本色》。

1986年，電影上映，四十歲的導演吳宇森憑藉此片硬生生地在警匪片裡闢出一塊名為「英雄片」的新天地，其「鴿子與槍」的暴力美學也初露端倪。在它上映的當年，韓國的墨鏡和風衣賣到脫銷，東南亞的少年們最愛模仿的動作則是用紙鈔引燃一支煙；當然，如果這張紙幣的面額是一美元，那就更好了。二十年後，這樣的時代記憶被賈樟柯拍進了電影《三峽好人》，仍能在瞬間引發觀眾的會心。但實際上，大陸的觀眾並沒有在大銀幕上看過這部影片——和眾多那個時代的經典港片一樣，《英雄本色》的傳播途徑是錄像廳。

《三峽好人》

第18屆上海電影節上，由積家贊助、上海國際電影節與博洛尼亞電影修復工作室合作修復的4K修復版的《英雄本色》在大光明電影院放映。褪去了記憶中錄像帶帶來的大顆粒粗糙質感，電影的高清視聽效果讓影迷們覺得熟悉，但纖毫畢現的觀影效果也讓曾經的記憶添上了新鮮。當天，有張國榮的粉絲在現場合唱了影片主題曲《當年情》，「擁著你，當初溫馨再湧現。心裡邊，童年稚氣夢未汙染。今日我，與你又試肩並肩。當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鮮。」

這樣一部相對年輕的電影、又獲得過巨大成功的電影的修復過程是不是相對簡單呢？「越新的電影所面臨的問題越少，假如票房很成功的話，它的拷貝也會被保存得很好。但是，這也意味著你需要把它修復得更加精確完美，因為你有了更多的信息，更高的解析度。但當我們拿到《英雄本色》的拷貝的時候，我們仍發現其中有一些鏡頭是抖動的。」博洛尼亞電影修復工作室數碼部門的負責人是一位個子嬌小的年輕女士，說起這些的時候，黑色的眼睛很閃亮，「而且這是一部彩色電影，所以任何小的差池在大銀幕上都會被彰顯出來。」包括那些藏在角落的劃痕或者細小的白點，也不能掉以輕心而必須全部找出來修補掉，「因為當放上大銀幕，觀眾會很容易因為劇中角色向那個方向運動，而注意到這些地方。」

數碼部門有38個人，是工作室人數最多的一個部門了，佔了整個工作室人數的一半。在數碼修復部分，每一部電影至少需要花費500個小時，最多則可能達到2000個小時。

從數碼部門的機房出來，往地下走，通過兩側擺放著各色膠片拷貝的甬道，用力推開一扇黑色的門，一座只有四個座位的小型影院出現在面前。唯一的一排座位背後是一個擺放著若干顯示屏的電腦桌，這裡被用來向客戶放映修復後的影片，同時也是電影修復中調色環節的所在地，調色師會直接將影像投射到影院的幕布上，來進行調整。一個高大的年輕人站起來向我們介紹調色這件事情，「不能用太強的濾鏡，這可能會讓電影失去原有的解析度。另外，在顏色調整上，你也需要非常清楚最初的攝影顏色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因為即便同一年的電影因為在不同的地點、用不同的放映方式放映，最後也會影響到它的色彩。」就《英雄本色》來說，工作室聯繫了影片的攝影指導，「給他看了測試，他也給出了一些他自己的建議。」

《英雄本色》並不是博洛尼亞電影修復工作室修復的第一部中國電影。其中，讓嬌小的黑眼睛女士記憶猶新的是謝晉在1965年執導的電影《舞臺姐妹》。「你一點兒也不覺得它過時，」她說，「你完全可以了解所有的劇情，表演也非常動人，而且我喜歡整部片子的色調，很迷人。」這部影片的4K修復版本最後成為2014年上海國際電影節的開幕影片，很多觀眾詫異影片的色調和記憶中不一樣，變得鮮豔了，而實際上這才是這部影片當年在影院放映時候的樣子，「在修復的過程中，也對這部片子的顏色做了調整，保持它的本真性，這樣你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包括一些衣服的細節，本來已經被破壞掉了。」

當我們坐在電影院裡觀看一部電影的時候，它們帶給我們的視覺刺激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往往很難意識到這些燦爛的光影是極其脆弱的。而另一方面，一旦成為一部老電影，哪怕再經典，也往往只有在電視上被偶爾播放的機會，它的保護和修復是一件公益性的事情，往往需要由國家或者公益性的藝術基金來介入。尷尬的是，排在繪畫、雕塑之後，被稱為第七種藝術的電影，保護和存續的機制卻完全不能和前兩者相提並論。直到上世紀80年代開始，在業內人士的呼籲下，才開始進行這方面的探索，但隨著技術的升級，電影修復面臨的問題也更為複雜——畢竟，我們已經看到過保存了一百年的膠片，哪怕它破損程度極高，但誰也說不準一張數碼硬碟一百年後能否精確保存原有的數據。

一直在持續推進電影修復的美國導演馬丁·斯科塞斯就曾經聽說一個專業的電影工作室這幾年拍攝的作品中，很多東西都不見了，信息變成空白，什麼也沒有了。「現在說到『電影保護與修復』，別人會知道你是想要講些什麼，情況是比較理想的。但是仍有很多電影需要幫助，保護機制也需要趕緊標準化。我覺得現在比較緊急的是，我們應該開始明白數字材料也是脆弱的。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我們得規律地從一個格式遷移到下一個。」馬丁·斯科塞斯說，「這需要很多時間，而且，誰來做這件事呢？還有，那些低成本電影怎麼辦？問題就是，所有人都想讓這個問題自行去解決，但是這是不可能的。電影需要持久定期的維護，就像油畫那樣。」

電影和油畫當然不是一件事情。修復它們，卻都是複雜精細的手工活兒。

每一部被送到博洛尼亞等待修復的電影，它的拷貝都會被首先送到膠片修復部門。乍看，這是一個很有未來感的辦公室——二三十平方米的辦公室屋頂上垂下一根根銀色的管道，這些管道就像家裡的抽油煙機那樣，保證你在修復膠片的時候擁有剛剛好的溼度和空氣。每一張辦公桌上，則擺放著特製的膠水，以及各種細小的鑷子、尺子、刷子、筆、放大鏡，姑娘們打開一盒膠捲，扯動膠片，用小刷子仔細地刷去細小的塵埃，埋下頭一幅一幅地確認膠片的物理狀態是否良好，是否有損壞或者缺失，如果有的話，能否從別的拷貝中找到可以替換的膠片。她們會用特製的膠水和筆對這些膠片進行裁切和黏貼。而對於有一些損毀程度特別嚴重的膠片，比如蜷縮起來的膠片，則需要送到「重症病房」，用專門的化學試劑來浸放，之後再加以處理。有趣的是，這間辦公室裡沒有一個男人，這是姑娘們的世界——「因為這項工作需要極端的細心和耐心，而且女生的手也比男生的小啊。」一個姑娘抬起頭扶著眼鏡對我們解釋。

經過了溫柔的手，還要經過藍色的光。在膠片被物理修復完成之後，所有的膠片會被送到掃描室中，一個特製的機器會將所有的膠片轉化成數字信息。這是一個頗為龐大的白色器械，你可以在一端的顯示器裡看到掃描的實時畫面。在完全數位化以後，開始進行數字修復，戴著耳機喝著咖啡的男生們盯著電腦，找尋一切幹擾電影畫面的白點黑點，並且逐個擊破。有時候，他們需要簡單地克隆背景，調整光影，或者按照原來的影像進行重建。有時候，則會需要把另一個版本中的一部分鏡頭移植過來，但這不同於簡單的 Photoshop，你處理的是動態的畫面。據說，其中最難對付的是一種閃爍的畫面，修復它不只需要修復的技巧，還需要通過後期特效，而且即便如此，也不可能完全去除這種閃動。

經過了細緻的數碼修復，完整的影片會被送到調色部門進行調色。一般這個過程會耗費兩個星期的時間，但這並不包括事先所做的準備。調色的原則是必須非常尊重原版的色彩，因為這代表了那個時代的氣氛。但涉及到策略，則分為兩種：一種學習型。工作室擁有一間專門的電影圖書館，調色師可以埋頭做研究、看片子，特別是同一地區同一時代的導演作品，同時，也可以看一些相關的同時代的雜誌。另一種則更像是田野調查，修復師會試圖去採訪一些曾經在影院裡觀看過影片的觀眾或者電影公司的員工，甚至是當年的攝影師和導演，綜合各種因素來決定這部片子最後的調色結果。「但這也會有弊端，比如當你聯繫片子的導演和攝影師的時候，他們常常會對色調有新的想法，而不僅僅是還原，這個時候你就需要去平衡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了。」在十年裡為100部片子做了色彩修復的調色師告訴我們。

同樣的問題在聲音修復的環節也會被遇到。「用數碼你可以做成任何事情。這聽起來或許有些奇怪，但是可能最困難的事情是你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停下來，你要知道你在做什麼，了解影片的時代、背景，給自己劃定一個界限。」聲音修復師告訴我們。他還向我們展示了一臺佔據了一間小房間的聲音掃描儀器，據說，這樣的儀器在整個世界上只有四臺，而博洛尼亞工作室擁有的還是一部原型機，它負責將聲音掃描成數碼信息。雖然看上去和普通的音效製作工作室並沒有太多不同，這個聲音辦公室的投入卻高達三四百萬歐元。

工作室的後門通往一個疏朗的公共花園，中午的時候，在小黑屋裡鼓搗數碼修復的男同學和在銀色管道下拿著小鑷子工作的女同學就會一起出來，在小院子裡吃著午飯，聊聊天。整個工作室有七十多人，但看上去都顯得很年輕；而稱呼他們為同學，除了年輕以外，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確實是同學，都畢業於博洛尼亞地區特設的一個電影修複課程。據說，投身這門行業需要兩種素質—— 熟諳電影的歷史，同時對具體的技術手段也能得心應手，但他們更樂意把自己稱作為手藝人。「雖然運用到很多數碼技術，但我們覺得電影修復仍然是一個手工勞作的過程，我們的工作是保存而不是創作，所以這個工作與其說是一種藝術，更不如說是一種手工藝。」拿著酸奶的一位男同學告訴我。

對電影的歷史感到好奇，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少在博洛尼亞，是這樣的—— 這座城市擁有世界上最早的大學，擁有聲名赫赫的文物修復專業。當1992年義大利人意外地得到了一系列的義大利早期默片的時候，他們幾乎同時發現了當時在歐洲幾乎沒有什麼地方可以修復這些影片。於是，博洛尼亞地區就開設了和電影修復相關的課程。12名學生參與了課程，也成了電影修復工作室的第一批成員，修復這些被重新找到的影片成了工作室的第一項任務。

實際上，這種不時地重新發現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並不是一件小概率事件。2014年，挪威國家圖書館就發現了由上海影戲公司於1927年出品的默片《盤絲洞》的拷貝，而這部影片一直被認為已經遺失。根據全球一百三十餘家電影資料收藏保護機構的數據統計，自電影誕生以來，目前保存下來的拷貝僅為總數的10%左右，造成膠片遺失的原因大部分是天災人禍，其中有一部分永遠消失不見，另外一部分卻會兜兜轉轉出現在讓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然而，即便僥倖免於離亂，電影膠片的物理特性也決定了它們容易發黴、變酸、扭曲，保存膠片需要恆溫恆溼的存放環境。

剛剛開始的時候，工作室是一個私人公司，有四位創始人，其中一位是教授電影修複課程的大學教師，另一位則捐出了自己家的老房子。這並不是世界上第一個電影修復工作室，但和那些從屬於電影檔案機構的修復部門不同，「我們是第一個只專注於電影修復的獨立的電影工作室，其他的工作室都會承接除了電影修復以外的別的工作。」幾乎和電影工作室成立的時間差不多，在上世紀90年代初，博洛尼亞的夏季電影節正式變身成為了修復電影節。工作室接到的第一筆活兒就是修復這一系列的義大利默片，之後，卓別林家族找到工作室，委託他們修復卓別林的早期電影，而這一次修復讓工作室開始在業內有了名聲。

然而，即便如此，這個開始的時候包括創始人在內只有15人的團隊也差點支撐不下去。2006年的時候，數字修復部門建立，購買各種設備至少需要一百萬歐元的資金，這給工作室帶來了壓力。之後，政府介入，帶來了國家基金的支持。工作室數碼部門的負責人就是在2006年入職的，「我們那一批有六七個人，都是在博洛尼亞大學學習電影修複課程，同時也在工作室裡面實習。」課程和工作之間是互動的，之前不要求有任何相關的修復經驗，唯一的要求就是「熱愛電影」。

引入了數字修復之後，各種修復項目紛至沓來，在長長的修復名單中，不乏讓人耳熟能詳的大師的名字。在做修復工作之外，在每年的夏天，工作室也會開設一些特別的工作坊，讓對電影修復有興趣的人們來工作室工作兩個星期。這個夏季課程，一年放在博洛尼亞，一年則放在國外。「我們只是一個工作室，不可能修復所有的電影，但是我們希望那些有價值的電影都能夠得到恰當的對待」。

本文選自《ELLEMEN睿士》2月刊

採訪、撰文：蔡曉瑋

編輯：韋爾斯

照片提供：L'Immagine Ritrovata 

攝影：劉浩然

（完）

▼ 點擊圖片，閱讀你喜歡的文章 ▼

點擊閱讀原文，一鍵購買《ELLEMEN睿士》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