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而篇第一」2
【原文】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譯文】
有子說：「為人孝悌，卻好欺凌長上，是很鮮見的；不好欺凌長上，卻好禍亂社會，是不會有的。君子行道應致力於根本，根本確立，方能求仁得仁。孝悌就是為仁的根本啊！」
【注釋】
「有子」，姓有，名若，孔子晚年弟子，《史記》說小孔子43歲，《孔子家語》說小孔子33歲。《論語》對孔子弟子一般皆稱其「字」，唯對有若和曾參始終稱「子」，以示尊崇。後人因而推測《論語》系由二人的弟子門人所編著。
「孝」，善事父母。專有名詞，不譯。「孝」也常被表述為「孝順」。《禮記》云：「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畜」者，順也。就是說，只有在「順於道」時，「不逆於倫」方可稱「順」。因此，無論是「孝」還是「孝順」，乃至其它儒家諸德，皆以「順於道」為前提。
「弟」，音義皆同「悌」，善事兄弟。專有名詞，不譯。「悌」也要「順於道」。
「犯上」，應理解為欺凌長上，而不應簡單理解為冒犯君上。因為「欺凌」悖道，而「冒犯」卻未必悖道。比如，三桓專權、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等就是「欺凌」長上，是典型的僭越悖道之舉。而「湯武革命」雖可謂「冒犯」桀紂之至，但《易》卻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並不以其為「犯上」；「比幹諫而死」，因「冒犯」紂王而被殺，孔子亦不以其為「犯上」，而反稱其「仁」；《論語》中屢見孔子對為政者悖道違禮、顢頇無能的嚴厲批評，並稱之為「鬥筲之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這也算是一種「冒犯」，但儒家同樣不以孔子為「犯上」。可見，是否「犯上」，與是否真的「孝悌」一樣，都要以「道」為準繩，「順於道」則為「孝悌」，悖於道則為「犯上」。「犯」，欺凌、侵凌；「上」，可指君主、尊長或在上位者。
「鮮」，音「顯」，非常少。《論語》中的「鮮」字皆如此用法。
「作亂」，指禍亂社會。
「未之有也」，即「未有之也」的倒裝句式。在古漢語中，若否定句的賓語為代詞，通常是將該代詞置於動詞之前。
「君子」，可指有德者，也可指有位者。本章主要是指有位者，也就是為政者。
「務本」，指致力於根本的舉措。務，致力於；「本」，根本，指事物的基礎或本源。
「立」，成也、堅也。意為確立、完成、穩固。
「道生」，指找到仁道的路徑，或取得仁道的成果。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故譯作「求仁而得仁」。
「為仁」，意即行仁，包括內修仁德、外行仁道。內修仁德，即現代所謂的構建善良人格。「為」是動詞，意為「造、作」；「仁」，是為人處世的最高道德規範。「為仁」與「為學」、「為政」一樣，是儒學專有名詞，可不譯。
「與」，同「歟」，音「餘」。古漢語中用於句末的語氣助詞，表示疑問、感嘆和反詰等語氣。《論語》中的「歟」都寫作「與」。
【評析】
周朝是分封世襲制，天子與諸侯、諸侯與卿大夫多為同姓宗族，故諸侯間有如兄弟，公卿間形同父兄。比如，孔子就曾說：「魯衛之政，兄弟也」（13.7），因為魯衛二國均為周武王弟弟的封國；而世襲卿位的魯國「三桓」（亦稱「三家」），則均為魯國第十五位國君魯桓公的後裔。但春秋之世「禮崩樂壞」。為了爭權奪利，公卿們僭越違禮、相互侵凌，全無香火之情、「孝悌」之義。從齊桓晉文，到衛後莊公（孔子的學生子路即慘死於衛後莊公的政變），這樣的例子在當時俯拾皆是。
據《左傳》記載，魯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年）、魯襄公十二年、魯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孔子時年14），魯國三桓在25年間三度瓜分魯國公室，將魯公所屬的三軍、國民、土地盡數收歸己有，「三家自取其稅」，「公室彌益卑矣」。魯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魯昭公更被三桓共同攻伐而逃奔齊國，魯國由此陷入「無君」狀態長達七年之久。三桓的這些「犯上」「作亂」之舉，為其家臣們做了極壞的榜樣。三桓的封邑後來各自被其家臣把持，三桓首領季氏的家臣陽虎甚至曾一度囚禁季氏，通過控制季氏長期把持魯國朝政。如果魯國的為政者們能有孝悌之義，魯國也就不會陷入一系列政治亂局而走向衰落；如果東周的為政者們能有孝悌之義，周朝也就不會由春秋之世進入戰國時代，以致天下大亂，為暴秦所滅。是故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孔子曾對魯哀公時期的三桓首領季康子說：「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12.19），並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12.17）。著名法國社會學家加布裡埃爾·塔爾德（Gabriel Tarde）在1890年出版了其經典作品《模仿律》，書中的觀點完美地詮釋了孔子的上述思想。塔爾德認為，模仿是基本的社會現象，社會就是由互相模仿的個人組成的群體。塔爾德還提出了「模仿」行為的三大定律，其中「下降律」認為，社會下層人士具有模仿社會上層人士的傾向。也就是俗話所說的「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幾何級數律」認為，在沒有幹擾的情況下，模仿一旦開始，便以幾何級數增長，迅速蔓延。
是故《大學》云：「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這裡的「一家」、「一人」都是指權力高層，是指為政者，而非指民眾。就是說，為政者仁讓，則舉國仁讓；為政者貪戾，則舉國作亂。這是關鍵所在。為政者可以因言敗事，也可以因人定國。因此，堯舜能以其仁而率天下從其仁，桀紂能以其暴而率天下從其暴。為政者自己無道無德，卻要民眾有道有德，那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古時如此，今時依然如此。
可見，天下的治亂興衰、有道無道，其根本在於執掌權力的為政者，而不在於無權無位的民眾。因此，儘管本章實際上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但本章仍然主要是針對有位者，也就是為政者而言的。因為任何事物都有其根本所在。把握了根本，事物才能步入正軌，問題才能得到解決。就像根本牢固，樹木才能枝繁葉茂一樣，只有致力於仁道之本，仁道才能得以踐行。故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君子可以是有德者，也可以是有位者，因為「德」與「位」本就應當相配。因此，無論君子是有德還是有位，都應以行仁為任。而要想外行仁道，就必須要內修仁德。因為仁道本就是仁德的外顯。是故《大學》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仁德在家庭中的體現，就是善待家人，亦即「孝悌」。人身來自父母，兄弟情同手足，故仁德先發於「孝悌」。因此，仁德養成當自孝悌始。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親親」，亦即「孝悌」。只有「親親」之「本立」，方有「仁民而愛物」之「道生」，才能將「為仁」由狹隘的善待家人擴充至博大的善待人群萬物。故曰：「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眾所周知，「仁」是孔子之道的核心，孔子之道即「為仁」之道。所謂「仁」，即為人處世的大道。《大學》開篇即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個「至善」，就是「仁」。「仁」從字形結構上看是「二」「人」，故「仁」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二」的上畫象「天」，下畫象「地」，故「仁」還象徵著人立於天地之間，體現了人與天地自然的關係；「人」在「天」「地」之間，有如天地之心。天地有好生之德，故人亦有向善之念。因此，「仁」就是與人為善、與天地萬物為善。
仁有仁心與仁德之分。仁心與生俱來，仁德則需後天養成。仁德之養成，必需要以「仁」發心，以「智」擇善，以「勇」行善。是故《中庸》云：「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在《論語》首章中，孔子講「學而時習之」。其「學」，即學「為仁之道」。而有子此章，則闡明了「為仁之道」在於「務本」，「為仁之本」乃是「孝悌」，並指出了不「孝悌」對於整個社會的危害。其理雖淺近，但卻是孔門教學的要義。
本章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有註解認為：「忠是以孝悌為前提，孝悌以忠為目的」。雖然在兩千多年的專制統治中，專制者出於統治利益的考慮，確實一直在作「移孝作忠」的努力，但若據此認為「孝悌說是為封建統治和宗法家族制度服務」的，那就大錯特錯了。「食物」確實可以維持「封建統治者」的生命，但若據此認為「食物」是「為封建統治和宗法家族制度服務」的，則顯然是荒謬的。「食物」是人類生存的天然需求，而「孝悌」則是人類情感的天然體現。犬馬尚知維護主人，禽獸尚能善待同類，難道人反而羞於善待家人、恥於言及「孝悌」？
事實上，真正儒家所尚者，乃是「道」、是「仁」、是「義」。儒家諸德，無論是「孝、悌、忠、信」，還是「剛、直、智、勇」，抑或「溫、良、恭、儉、讓」，皆需「順於道」、「依於仁」。因為「仁」才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儒家行為的準則。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這個「一」，就是「仁」。即使是在皇權專制已經實行了一千多年、「忠君」已成絕對政治正確的南宋，理學家朱熹也並沒有將「忠」解為「忠君」，而是說「盡己之謂忠」。至於先秦儒家，就更不會將「忠君」置於行道之上了。孔子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說「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說：「君子義以為上」；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說：「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難道儒家的態度還不夠明確嗎？
儒家尚仁崇義。因此，雖然先秦的社會組織形式是封建制和宗法制，但卻並不能就此認為儒家主張封建制和宗法制。因為儒家主張的實際是「義」，是仁的理性實踐路徑。《中庸》云：「義者，宜也」。在先秦時代的技術和治理條件下，誰又能找得到比封建制和宗法制更合宜於大疆域管理、更有利於天下安定的社會組織形式呢？
孔子在當時出行要乘馬車，但誰會相信孔子若在現代出行，還會堅持只乘馬車，而不坐汽車、飛機呢？實際上，無論是古時的封建制、世襲制，還是現代的民主制、選舉制，都是適應於不同技術條件的、「合宜」的社會治理形式，是儒家之「禮」的一種模式。
孔子曰：「禮以行義」；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1.12）。正因為儒家制禮是為了行義用和，因此，使社會治理模式與時俱進，充分利用技術和制度進步，以最大限度地踐行仁道、行義用和，就會成為儒家的必然主張。看不清這一點，就說明並沒有真正理解儒家，沒有理解「仁」，更沒有理解孔子所謂「吾道一以貫之」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