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醫生後接診的第一個癌症病人

2020-12-25 全民故事計劃

我們老哥倆也活不了多久了,喝一杯就少一杯啊。來這化療不就是為了多活幾天,多活幾天不就是為了痛快痛快啊。

老李是我參加工作接收的第一個病人,得的是肺腺癌晚期,確診是在60歲,他退休的第一年。

第一次見面,老李沒給我留下什麼印象,倒是他老婆風風火火的。詢問病史時,老李總是插不上話,都是他老婆在講,講也講不到重點,絮絮叨叨沒完沒了。

我問老李:「你抽菸嗎?」老李說抽一點。話音剛落,老李的老婆幾乎跳了起來,「抽一點?一天到晚煙就沒離過手,天天烏煙瘴氣的。」

旁邊病床的病人家屬也開始說起自己老公抽菸的事兒,你一句我一句,我這個醫生都插不進去嘴。

肺癌的病因目前來講,研究相對清楚,吸菸是一項重要的致病因素,也正是因為這個,肺癌患者與其它癌症患者比起來,總是承受一份額外的壓力,仿佛別的癌是命不好,而肺癌是「罪有應得」。

一陣劇烈的咳嗽,結束了兩位家屬的囉嗦,老李的愛人急忙拿出水杯遞上水,老李邊咳邊擺手。

我在病歷上寫下:李某,60歲,右肺腺癌,多發淋巴結轉移、肝轉移、骨轉移。老李比較幸運,可以應用一種叫做易瑞沙的靶向藥。我告訴老李把煙戒了,回家吃靶向藥,每個月拍CT,定期複查。

肺腺癌的病人如若存在基因突變,可以進行靶向治療,這種治療利用基因檢測尋找腫瘤的「靶」,用靶向藥作用精準射擊的「箭」攻擊癌細胞。

半年後,老李自己來了。

他走進辦公室跟我打招呼,說老婆在家帶孫子,家裡人手不夠。

老李胖了些,他戒了半年煙,飯量大了很多。這在腫瘤科醫生看來是件好事。還有就是他起了一身疹子,這也是一件好事,說明靶向藥在起作用。

複查的項目一項一項報出結果,我竟然有些緊張。老李畢竟是我的第一個病人。

不幸的是,腫瘤不僅長大了,還轉移到了另一側的肺。晚上值班,九點多,我在辦公室寫病歷,老李來問白天檢查的結果。

我問他家裡人明天能不能來一趟,可能需要輸液,身邊不能沒人。

老李對於他需要佔用家裡一個人手很愧疚,反覆說自己一個人也能行,再不行找個護工。

「還是叫家裡來人吧,病情得跟你們交待一下。」

說到這兒,老李不倔了,也不問檢查結果,給兒子打電話,說是大夫讓來一趟,其他什麼也沒說。

面對腫瘤病人,有一個很重要的溝通方式就是「你先回病房吧」,醫生更多的是把壞消息告訴家屬,由家屬決定是否跟病人說。我的老師是這樣,傳到我這,自然也是這麼說。

第二天,老李的兒子從外地坐高鐵趕到醫院,我向他告知病情,他爸爸的病惡化了,靶向藥耐藥了。

當下面臨兩個選擇,一個是直接上化療,需要 3個禮拜住一次院來輸化療液體;另一個選擇就是用更新一代的靶向藥,國內沒有,得去香港或者美國買,一個月5萬,全自費,效果比化療好一些,病人受罪小。

他兒子猶豫了一會兒,說回去商量一下,並特意讓我瞞著他爸。

按我的經驗,商量一下的結果都是用不起,用得起的一般不商量。

第二天,他兒子告訴我,他們決定化療,但是希望化療的液體用進口的,在他們的能力範圍內,儘量讓老人少受罪。

化療的前一天,老李有些得意地告訴我,他特意解了一次大便,給自己的水杯配了一根吸管,準備一整天都不下床,為化療做準備。

我有些哭笑不得,跟他說,如今的化療不再是走著進去,躺著出來,會根據體重計算藥物劑量,療效和副反應把握得還算精確,基本不會有什麼特別嚴重的反應。老李臉上的得意還在,但明顯神情緊張起來,乾笑了好幾聲。

查房時,為了緩解老李緊張的情緒,我笑著問他酒量怎麼樣。他說,上班的時候每天喝酒,每次一斤多,有時候帶著任務,喝得更多,退休了少一點。

「少一點是多少?」

「半斤吧。」

「半斤多少度的?」

老李笑了,說自己喜歡喝高度的。我告訴他酒量大的人,化療的時候不容易吐,好事兒。

快下班了,老李來辦公室找我,問第二天化療能不能早點開始,這樣兒子能早點回去。我告訴他,這期化療已經結束了,再觀察兩天,就可以回家了。

老李挺驚訝的,說還沒什麼感覺就結束了。我告訴他別急,會有感覺的。

聊了幾句,老李問我,他的腫瘤是不是長了。我說:「你別想這個,好好輸液就行了。」

「其實我都知道,隔壁床病友告訴我了,說只要是治療藥一改,就是瘤子長了,換幾次方案人也就差不多了。他已經換三次,現在人都下不了床。CT報告上都寫了,我是右肺癌,現在左肺上也有了。我兒子也不告訴我,你也別告訴他我知道,這樣挺好。」

這樣你瞞我瞞的戲碼,每天醫院都在上演。我答應他,讓他鬆了一口氣。

隨著化療一期一期地進行,老李的腫瘤暫時控制住了,轉移一側的肺部腫物通過CT已經找不到,但化療的副作用也隨著藥物濃度的積累逐漸顯現出來。

首先是瘦,老李體重輕了50斤,他總是自嘲:每個季度都得買一身小一碼的衣服,多花多少錢,幸虧自己活不了幾個季度。

還有就是食慾下降,平時吃飯用大碗,現在吃飯換小碗,老李說他跟他三歲的孫子比賽吃麵條,經常是他孫子贏。

化療藥物最常見的不良反應就是骨髓的抑制,就是常說的白血球低、免疫力下降。老李久病成醫,學會了看血常規的化驗,一發燒或者渾身沒勁,意味著白血球又低了,就趕緊去醫院打針。

後來,看別人化療掉頭髮,老李也剃了個光頭。

我告訴他:「你用的藥不掉頭髮。」老李反應過來,罵了句髒話,說:「剃了也還好,在家逗孫子好用,一摘帽子就是光頭強」。

就這樣,老李每隔兩三周來一次北京,持續了大概一年。治療期間,腫瘤時大時小,化療方案也更換了兩次,效果卻始終不好。

長期的化療畢竟是一筆極大的開銷,老李的身體也日漸瘦弱。漸漸的,他從可以坐高鐵來,到後來需要買臥鋪了。

與老李同期確診的還有一位張大爺,兩人化療周期相同,被安排在同一個病房。他倆經常同時來住院,時間長了,便成了朋友。

老張患的是小細胞肺癌,是肺癌中惡性程度最高的一種,平均存活時間不足10個月。

因為老張寫得一手好毛筆字,獲得過河北省某縣級市書法比賽一等獎。老李經常揶揄叫他「書法大師」。老張則叫老李「局長」,其實老李可能科長都不到。兩人插科打諢,老張也被老李帶著笑呵呵的。

一次查房,一進門我就看見老李在切土豆,我笑著問他:「不喝酒改吃土豆了?要在病房裡做飯可不行啊。」

老李指了指老張,「哪兒的話啊。你看大師那胳膊,腫成啥了,用土豆片敷敷就好。」

我有些哭笑不得。由於化療藥物刺激血管加上大量輸液導致的靜脈回流受阻,老張右前臂出現嚴重的腫脹,但那是不可避免的,土豆片能有什麼用。

第二天,我去看老張,胳膊依然是腫的,僅僅是針眼的位置,淤血略有消散。看來老李的「土豆療法」不太管用。

我想了一下,還是對老張說:「恩恩,有好轉,接著貼吧。」

老李非常得意,「看看,土法子比他們這大醫院也不差。」

老張興致也很高,「嘿,這招好用啊,一塊錢就把病治了。」

一期化療結束,老張化療反應比較重,躺床上一天沒動彈。我對老張說:「您昨天抽血的結果出來了,白細胞下降得比較厲害,要靠打針把白細胞升上來,打完針可能會腰疼,發熱,這都是正常反應,不要害怕,以後吃生白細胞的藥就行了。」

老李剛好在他的床邊,滿病房晃悠,說:「生白藥不管用,你這麼辦,你買紅皮花生,別吃花生仁,把花生皮留下泡水喝,保準管用。」

老張看向我,意思是等待一個醫生的認可。這又難住我了,我不知道怎麼回答,只好說:「管不管用問李老師吧,花生皮泡水飯前喝,飯後再吃兩粒生白藥,這樣肯定效果更好,土洋結合嘛!」

老張聽完拿出一個小本子,認真做起了筆記。老李指著本子又說:「還有,燉鴿子湯,小火慢燉,也能長白血球。哎呀,不用記,都在腦子裡呢。」

我不知道花生皮和鴿子湯是老李開給老張的安慰劑,還是確有其事,但老李不知道,癌細胞已經轉移到老張的腦部,腫瘤不會再給這些「留在腦子裡的東西」留太多位置。

那段時間,老李經常帶著老張在走廊「嘎啦嘎啦」地盤核桃。或者在病房裡鍛鍊身體。病房不大,他倆就走到盡頭,再轉身往回走。

夜間查房時,我經常逮住他倆在房間裡偷偷喝酒。

老張每次都很緊張,像考試作弊的學生被抓了現行,而老李非常淡定,「王醫生啊,我們老哥倆也活不了多久了,喝一杯就少一杯啊。來這化療不就是為了多活幾天,多活幾天不就是為了痛快痛快啊。」

老李說的沒錯,但我還是建議他們不要再喝,至少要改喝啤酒。

沒過多久,老張就不再來北京了。

我和老李默契得都沒有再提此事,只是從那以後,老李再也沒偷偷喝過酒。

老張走後沒多久,有一天,護士跑過來說:「21床不好了!」

我趕忙跟護士一路小跑到病房,儀器上的血壓心率都降得飛快,我立刻大喊:「推搶救車,家屬往外走!」

護士拉上帘子開始搶救,「多巴胺泵開滿,推一支腎上腺素,電除顫給我拿過來。」

「醫生,他們家不同意有創搶救。」

「那就用藥,多巴胺、腎上腺素反覆推。」搶救待續半個多小時,21床的家屬叫我出去,哽咽著說:「算了,讓他走吧。」

我表示理解,有創治療只是徒增病人的痛苦。監護儀上的數字逐漸變成零,21床病人走了。

我幫21床病人把插在胸腔和腹腔的引流管取出,護士把輸針拔掉,用酒精將身上的汙物擦乾淨。不一會兒,幾個太平間的工作人員推著車,一身黑西裝,動作嫻熟,將病人整理妥當,再鋪上一層雪白單子,推走了。

緊接著,保潔員打掃消毒。不到1個小時,21床潔淨如新。

老李是20床,搶救時就在隔壁輸液。據說他嚇得瑟瑟發抖,自己拔針跑了出去。

後來老李找我,說等他到那時候也不想往嘴裡插管子。我同意了。

2018年的夏天,一天值班,主任告訴我,晚上會來一個急診的病人,有事兒打電話。

我到急症室才知道病人是老李。他高燒不退一個禮拜,救護車跑了500公裡拉到我們醫院,因為等不及排隊住院,直接進了急診監護室。

「雙肺廣泛感染,體溫39度5,白細胞幾乎降到零。」

我把老李帶回腫瘤科,住進重症病房,三種最強的抗生素大劑量同時應用,家屬不讓探望,每天只能隔著玻璃打半小時電話。

那幾天,我們交完班,三個負責主治老李的醫生就會圍上去看他早晨的化驗。到了第10天,老李的白細胞終於上來了點兒,僅存的免疫力配合上抗生素,終於讓老李的燒退了。

這10天內,家屬們24小時輪班,都快扛不住了。病房外面留人,不讓進也不讓走,大醫院還不讓打地鋪,老李的兒子就在窗臺上鋪個坐墊,住了十天。

各位主任反覆向家屬交代病情:老李很危險,白細胞上不來,感染控制不住,人說沒就沒。

我媽曾經跟我抱怨,「你們醫生挺過分的,總把病往重裡說,出了事就沒你們責任了。」我覺得她說得有道理,但也不全對,老李病危病重的通知書都籤了無數遍,確實是說沒就沒。

治療結束後,老李漸漸好轉。有一天我查房,他問我:「我能不能提前籤個字啊,不然等我昏迷了,就沒法籤了,我不插管。」

我安慰他:「你有授權委託人,你昏迷了,你兒子替你籤。」

老李很堅持:「萬一那時候,我兒子非讓我插咋辦?」

這個問題難住我了,授權委託就是為了在病人意識不清的時候,有人能來籤字做決定。當時的我確實還不懂,就說:「這是不是得請師啊?」

老李也說:「可能是。」然後嘆了一口氣。

從層流病房出來後,老李下不來床,精神也萎靡不振,每天只能躺在床上輸液。

多次化療後,老李的血管條件很差,輸液很慢。到第二天了,前一天的液還沒輸完。

輸液的那段時間,老李的家裡來了許多我以前沒見過的親戚朋友,其中一個是老李的女兒,在愛爾蘭工作。她話語權很高,反覆詢問病情,講話喜歡用反問句,經常弄得我啞口無言。

後來,她乾脆只跟主任講話,指示我們一定要用最好的藥,堅持要做有創搶救,老李最害怕的氣管插管也要做。

此時老李已經深度昏迷兩天,家屬還在為是否插管爭論不休。最後是老李的老婆發了火,才將此事平息。她早就沒有我第一次見到時的矍鑠,眼神也空洞洞的。

病情發展到這一步,已經無力回天。我想起老李是河南人,要回老家安葬,這樣才可以進祖墳。

於是我叫來老李的兒子,「我得跟你說件事,北京市的規定,人死了是不允許出京的,必須在北京火化,我不知道你們家的習俗,必須跟你說清楚。」

他兒子表示明白,立刻聯繫救護車,準備趕往河南老家。

我給老李換了最後一次藥,看著老李的胸部一起一伏。我知道,這還是老李,生命還沒有翻篇兒。

臨上車前,我將氧氣袋充得滿滿的,囑咐家屬一定要把液體舉得高一些。我又認真檢查監護儀、氧氣管、輸液接頭,詢問救護車上的設備是否齊全,車上是否有醫生陪同,是不是走高速,走高速要幾個小時。

一切流程結束後,我跟老李的兒子一起將老李抬上救護車。這次並不吃力,老李瘦得皮包骨頭,沒有了人形兒。

我又送了老李幾個口罩,在老李的耳邊說了一聲再見。從此,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作者秋爸,腫瘤科醫生

選自專欄:唯有醫生看透的人性:10個直擊生死的病房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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