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鬧片荒,在有限的新片中,我找到了一部很感興趣的作品:賈樟柯導演最近的短片——《來訪》。片長只有3分58秒,但是我想用10分鐘的篇幅來解讀它。
這個短片參與了希臘塞薩洛尼基電影節以「空間」為主題,以新冠疫情為背景,聚焦隔離生活的短片拍攝計劃。該計劃邀請了來自全球多位著名導演共同參與創作,每部片長三分鐘左右,必須全部在室內的空間完成。
【TIPS】塞薩洛尼基國際電影節創辦於1960年的知名歐洲老牌電影節,致力於發現和激勵世界各地的新晉導演。王小帥《冬春的日子》(1994)、何建軍《郵差》(1995)、張楊《洗澡》(1999),和蔡尚君《紅色康拜因》(2007)均獲得過電影節的最高獎項金亞歷山大獎。2006年,陳凱歌獲得該影節終身成就獎。2018年《美麗》入圍第59屆該影節主競賽。
賈樟柯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這組短片的目的是展示生命的勝利。它們表明無論與何種艱難境地之中,人類的思想仍然可以通過電影自由呼吸,在此危難時刻我們需要彼此的言語和信念,通過電影突顯我們彼此的聯結。
賈樟柯只用了一天的時間,用了一隻iPhone11 Pro手機來拍攝完成,後期用Final軟體對這個電影做剪輯。全程零費用。——電影的拍攝在當下,越來越簡單。
電影一開始一陣敲門聲打破了沉寂。
房門緩緩打開的時候,來訪的客人腦門上就頂上了一個測溫槍。
當他進入大廳裡面與男主人寒暄,想與主人握手時,卻被尷尬的拒絕了。
當兩人就坐以後,送上來的不是一杯茶,而是一瓶洗手液。
兩人相互交流業務的時候,手指均輕輕的划過了屏幕,於是來訪者慌亂地說我去處理一下。
洗完手,兩個人又坐在放映機兩旁,一邊喝茶一邊看電影。在喝茶的時候,先是一個摘下口罩,喝了水,戴上口罩;另一個人才開始摘了口罩喝水,帶上口罩。
兩個人看的電影,是賈樟柯《山河故人》中的一段人潮洶湧的景象,伴隨著河流的聲音。
這部短片的臺詞不多,影像是以黑白為主,僅有兩處是彩色的,一段是來訪者去洗手間時看到一個花瓶裡藍色的花朵,另一段就是男主人在客人去洗手間的時候,聽見了窗外的鳥鳴聲,看到了窗外搖曳的綠樹。 人類因為作繭自縛,被圍困在自己的家裡面,心生煩悶。而大自然,還有大自然的生靈卻自由成長,生機勃勃,歡呼雀躍。
這個短片很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把聲音關掉,除了鳥鳴聲聽不見外,其他的信息完全都能通過影像get到,這種體驗就像看默片。
它很直白,沒有太多的餘味,可能也因此被豆瓣觀眾不喜(截止發稿已經跌到5.4分)。但是另一方面,正因為它的簡單直白,卻具有更強的世界通用性,所以,它在國外反而評價很高。
回歸這部短片以及短片計劃的主題——「空間」。
電影是時間和空間的藝術。《來訪》展示了一個封閉空間裡,人們如何想突破空間的束縛,通過影像去開拓「精神空間」,以及在疫情之下面臨大型族群集體的精神危機的時候,如何來創造一種新的情感感應的共同體。
從「避難所」到「牢籠」
影片裡面的人物,只有3個。除了男主人賈樟柯以外,來訪者是由清華大學建築設計院產業園區研究中心主任廉毅銳飾演,另一個角色由平遙國際電影節CEO梁家燕飾演。
廉毅銳也是平遙電影節主場地平遙電影宮的建築設計師。建築師本身就是空間的設計師,這和影片的主題有很強烈的映射。在影片裡,他和賈樟柯商談的業務也是對未來一幢建築的規劃。
在疫情當中,建築師設計的空間成了人類的一個避難所,但是卻漸漸地成為人類心靈的監獄。建築本來是提供給人安全感的,但是當人被迫封閉在這個空間時,避難所逐漸變成了一個孤島。孤獨的內心會產生極大的焦慮和不安感,並對外界產生了強烈的猜疑、排斥以及戒備心——哪怕是你的至親至信之人。
從「壓抑」到「自由」
黑白的影像營造了一個令人壓抑的空間,人的精神在這樣的空間裡異化。但賈樟柯並不願去強化這種壓抑感。無論是測溫槍、洗手液、喝茶的方式,他都試圖將當下生活的一些常態,用黑色幽默的方式來展現,讓我們通過影像的鏡子,看到各種無奈的荒誕。
「濤」聲依舊
在微嘲的生活常態中,他用彩色的花朵,窗外鳥鳴聲,綠色的樹木和藍色的天空,給我們打開了一扇天窗,讓我們能夠感受到窗外自由的空氣,並嚮往著外界那個充滿生機與希望的空間。 最後那段《山河故人》的影像,更是通過電影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電影的影像記錄了「過去」,我們在回望「過去」的影像的當下,從山河與故人的時空裡,考慮人類未來的命運。
對空間的探討,歸根是在講「交流」的重要性。
本次計劃的發起人,塞薩洛尼基電影節藝術總監奧斯蒂斯·安德烈艾達基斯表示:限制越嚴格,交流的需求就越大,不管你來自哪裡,住在何方,我們都分享著同樣的限制,選擇同樣的希望光芒,這個計劃就是通過我們人類的不同之處來看我們的相似之處。
世界因為這場疫情,產生了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人與人之間的藩籬,甚至相互指責,以及被煽動相互仇恨。而電影這種世界通用的視聽藝術,就是天然地要去打破藩籬、打破偏見、打破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
賈樟柯的這部短片,講述了在疫情之下人們之間產生的不信任和疏離感,而最後觀看那個人潮洶湧的鏡頭又是在懷念那段人類親密無間的日子。
他在最近所寫的文章《步履不停》中寫道:
「電影最初的發明,是讓人群聚會的藝術,而新媒體卻一直在努力把人分開。現在,新冠疫情也把每個個體從聚合的狀態分離,把我們從電影院,咖啡廳,辦公室,體育場拉回家。我們正在經歷被病菌劫持的時期。……
我們經歷了恐慌、悲憤和無力,也將經歷經濟衰退和族群之間的猜疑。……
我們需要重新站立起來,以經歷過新冠疫情的名義,誠實而勇敢地面對這個世界。我盼望我們早日回到電影院,肩並肩坐在一起。這是人類最美的姿態。」
賈樟柯在接受採訪時說:「也許以前這個世界上導演可以分兩種——經歷過戰爭的和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也許多年之後,我們可以說這個世界的導演可以分為另外兩種——經歷過新冠疫情的和沒有經歷過新冠疫情的,這場災難一定會讓我們思考良久,並重新塑造我們的電影文化。
著名製片人,勞雷影業總裁方勵則在不久前一個論壇上,闡述他現在理解的新冠疫情風暴時稱,當下我們面臨的是「災難」,但同時也是一筆「寶庫」:
「我們經歷的時代極其獨特,我們現在看到的世界,人類的情感、人性和世界的格局,已經等同於一次世界大戰。十年後再回頭看這場風暴,它是全球、全人類的,基本是全球政治、種族、意識形態、社會形態、人性情感的大爆發、大暴露、大衝突的時代。眼下我們面臨的困難,但也是給到我們中國人的巨大寶庫。從這一刻起,我們開始去捕捉這個世界,感受這個世界,理解這個世界,展望這個世界,那未來的製作和創作會迎來大爆發。……
電影產業一共600億的票房,芝麻大的一個產業。但就是這個芝麻大的產業,它可以影響人的一生,影響人的喜怒哀樂,它是個了不起的產業。」
由此我想起了去年我們影院舉辦歐盟影展,看完俄羅斯一位年輕導演拍攝的影片《高個兒》,我和山東藝術學院的副教授王穎老師在交流中感嘆:二戰已經過去這麼多年了,而且也出現了那麼多優秀的作品,但是仍然能有像《高個兒》這樣的角度極其新穎的作品出現!
《高個兒》講述了「二戰」後蘇聯軍醫院裡兩位女護士奇特又殘酷的經歷,曾獲2019年第72屆坎城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最佳導演。導演、編劇康捷米爾·巴拉戈夫出生於1991年,比畢贛小2歲。
而現在我們每個人身處其中的新冠疫情,在短短的三個多月裡,又讓我們看到了多少出乎意料的、讓人終身難忘的事情發生。很多人說現在看著疫情在全世界的發展,如同看一個大型的連續電視劇。而在劇中的我們看到了一個全球範圍的精神迷失的世界。此時,我覺得恰恰需要藝術家們站出來梳理這個世界,用自己的良知重新建造新的精神家園,打破人類心靈的障礙,增加互相的信任,肩並肩走向未來。
就像近期德國推出了驚人的500億歐元援助藝術家和文化企業的計劃,德國文化部長說:藝術家不僅必不可少,而且至關重要,尤其是現在。
而出生於1949年的英國演員西蒙·卡洛(《四個婚禮一個葬禮》《戀愛中的莎士比亞》《諾丁山》)在敦促英國政府對文化進行拯救的警告信中說道:政府必須明白文化不是蛋糕上的蛋霜,而是蛋糕本身。它啟迪教育人們,並且定義我們是誰,是什麼。
電影,作為當前時代裡最重要的視覺藝術與文化,在疫情之下,同樣至關重要。©
「董小姐聊電影」出品
董文欣,濟南百麗宮影城經理,15年影院從業,策展人,影評人,好電影的自來水。「董小姐聊電影」記錄一個影院經理眼中的心水佳作和時代蒸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