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拍禁片還能混好，也只有賈樟柯了

作者：方舍予

賈樟柯是中國第六代導演的後來者。

早前張元和王小帥拍《媽媽》的時候，賈樟柯才剛進入大學，張元探索出了一條地下製作電影的道路，即不找電影製片廠，不上院線，自籌資金去國外電影節參展，賣拷貝拿獎金盈利。

因為被國內電影人反對，在1994年的鹿特丹電影節上，轟轟烈烈的舉辦了一場「中國電影專題」的新聞發布會，回國後遭到廣電痛批，被稱為「獨立電影前七君子事件」。

雖然此次事件被指是國際意識形態鬥爭的結果，但這個開始仍然奠定了國內第六代導演一開始就是與體制對立的基礎，此後在拍片風格上更加肆無忌憚了起來，被影迷戲稱，「警察妓女黑社會，窮山惡水長鏡頭。」

前獨立電影七君子被稱為中國電影界的「持不同政見者」，打入體制的黑名單，正頗為難堪。

北電文學系出身的賈樟柯偷摸繼承了這一套，用獨立製片的方式拍完了自己的「家鄉三部曲」----《小武》、《任逍遙》、《站臺》，分別講述了自己家鄉山西汾陽街頭的小偷、妓女、混混。

這三部電影，因：「影響我國正常的對外文化交流」，成了賈樟柯被禁的理由。

這個時候第六代導演的鏡頭，對準勞苦大眾，聚焦社會異己，關注城市邊緣，拍了一堆與主流格格不入的影像。張元拍攝了《東宮，西宮》，講述同性戀，暗喻主流與權利反抗，王小帥拍攝《極度寒冷》，講行為藝術家怎麼自殺。

90年代時，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好萊塢大片每年僅引進10部，卻佔據國內票房的半壁江山。電影成為大眾娛樂的消費品，失去曾經在意識形態中的批判，喪失曾經在陳舊觀念的虛偽性中的掙脫，中國電影喪失了國民精神上的志向與力量。

第六代導演的作品接近自娛自樂，不可否定其藝術價值，卻難衡量其商業價值，難以走入院線，難以走入大眾視野。

中國電影漸漸開始市場化進程，必須在體制內革新。北京電影製片廠新任廠長韓三平主動找到第六代導演，啟動：「1998-1999青年電影工程」，將昔日被懲戒的地下導演們放出來，推向商業市場，但一系列作品均不如人意。

解禁後的張元拍攝了三部電影，《回家過年》、《我愛你》、《綠茶》，在其家鄉南京遭遇0票房，張元無奈感慨：「藝術與市場是對立的。」

大陸六代導演，第六代出師不利，長久在對抗體制與國際政治鬥爭的環境下成長，曾把中國電影規則攪的天翻地覆，卻在面對商業電影的價值體現與觀眾心理的把握上，顯得尤為施展不開。

第六代如果想走向主流的市場，需要更宏觀的思考，而非小眾狹隘的自證歷史曾經存在過。之後第六代導演裡走向國際的代表性導演賈樟柯，就看開了許多。在面對電影局領導的倡議書中，賈樟柯也被納入了「獨立電影後七君子事件」的導演之一。

2004年1月8日，賈樟柯被解禁，《世界》的見面會上，賈樟柯邊說邊哭，：「我拍了八年電影，這是第一次在國內公映。」

曾經的霹靂舞少年賈樟柯，也許是因為命運多舛，格外知道機會的來之不易，珍惜的可貴。高考復讀以後學了美術，還是考了三年，25歲才走進大學，成了北電文學系旁聽生，在第六代導演裡，也許是年齡使然，賈樟柯面對現實難得一見的多了一份沉著冷靜。

在第六代初嘗自由的美妙滋味的時候，卻悄然被市場打入地下，那會他們一定不知道，審查機制並不是電影最大的敵人。

賈樟柯沒有跟隨第六代潛入地下，漸漸拋卻叛逆，順應時代潮流，走入大眾視野。

經歷了獨立導演到體制內導演的變化，賈樟柯沒有喪失自己在電影內涵上的活力，以及國際電影節的寵愛。雖不改一貫的關注弱勢群體，但思考的更多是時代變遷與城市建設。

《三峽好人》、《山河故人》、《江湖兒女》等作品，地域性的揭示了現在社會進程最大駁論性的展現，即建設也是毀滅，死亡也是新生，結束亦是開始。迎合社會發展的需求，卻失去自我身份的存在。

飛速的城市建設也攜帶著巨大的破壞力，傳統社會連接人際關係的潤滑劑已經失效，社會機制在城市變遷中失效，曾經備受尊重的社會大哥，轉眼成了他鄉打工的底層人民。社會轉型經濟飛速增長的時期，普通人面對命運改寫身份轉變的失落，荒誕不經又暗含許多現實隱喻。

如今的人大代表賈樟柯，坐擁十家公司一個影展，拋卻一個成功的藝術家身份，也是一個成功的商人。

屠龍少年終變惡龍，曾經受過體制之苦的年輕人，漸漸成為維護者。在王小帥走入製片行業服從電影產業化的道路上因胡波事件備受爭議時，人大代表賈樟柯已悄然完成轉型，站著把錢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