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盛 | 經院哲學:中世紀的科學形態

2021-02-13 科學的歷程

▲吳國盛

作者 吳國盛 (本號主編,清華大學科學史系教授)

責編 許嘉芩 劉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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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特別是其中的藝學院為希臘學術的復興提供了制度保障,也孕育了兩希文明相融合的重大成果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

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成長過程中,在社會層面上遭遇的是教會組織與世俗政權之間的衝突,在思想層面上遭遇的則是信仰與理性之間的衝突。處在希臘理性文化之汪洋大海之中的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為了申張基督教的獨特性,著力強調信仰高於理性、甚至反乎理性。德爾圖良(Tertullianus,150-230)主張,雅典(理性)和耶路撒冷(信仰)毫不相干。對於「道成肉身」這樣的基督教基本教義,德爾圖良說「正因為荒謬,我才相信」。

但是,在基督教成功傳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之後,基督教護教思想家開始正視信仰與理性的關係問題,並逐漸形成了「婢女論」,即作為異教學術的理性哲學仍然可以為基督教神學所用。以奧古斯丁為代表的教父哲學家強調,信仰先於理性、高於理性,沒有信仰就談不上理性。哲學和神學都追求真理,但哲學只能求到低級的真理,沒有信仰的哲學不可能獲得終極真理。哲學如果能夠為神學服務,用來論證神學,為信仰做準備,則仍然是有價值的。總之,理性是信仰的手段(「信仰尋求理解」),信仰是理性的目的。沒有理性的信仰是盲從和迷信,沒有信仰的理性則毫無意義。

奧古斯丁代表了理性和信仰、哲學和神學早期的結合方式,然而這種結合方式隨著11世紀經院哲學的出現,開始發生重大變化。經院哲學在臺灣譯成「士林哲學」,字面意思是在學院裡流行的哲學,實質內容是用理性的方式對基督教教義進行論證。經院哲學起於安瑟爾謨(Anselmus,1033-1109),託馬斯·阿奎那集其大成,奠定了中世紀後半期基督教神學、哲學的基礎。

經院哲學出現的背景是亞里斯多德思想的全面復興。隨著大翻譯運動的蓬勃開展,希臘科學和哲學經典以及阿拉伯學者的注釋被譯成拉丁文,使歐洲人大開眼界。面對博大精深的異教學術,基督教思想家感到一種新的壓力,重新結合理性與信仰、協調希臘學術與基督教義的任務擺在他們面前。

亞里斯多德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在形上學、自然哲學、倫理學、政治學、詩學等諸多學科領域都有原創性貢獻。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不僅原創,而且具有內在的融貫性,使得他在任何單獨一個學科的思想都受到其它學科相關思想的支持。除非你對他全盤否定,否則單獨否定某一個局部的觀點是很困難的。亞里斯多德首先讓伊斯蘭思想家阿威羅伊佩服得五體投地,他稱「亞里斯多德的教導是至高的真理,因為他的思想是人類思想的最終表達。」基督教思想家對亞里斯多德也是推崇倍至,阿奎那認為「亞里斯多德已經達到了人的思想不藉助基督教信仰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

然而,亞里斯多德所代表的希臘思想與聖經在許多方面存在根本的差異。最大的差異可能是,希臘人認為宇宙是永恆存在的,無始無終,而基督教信奉創世思想。這也是最難調和的一個矛盾。亞里斯多德從理性出發認為,讓宇宙有一個開端,我們必然會追問這個開端的原因,而這必然會導致無窮後退,不如假定無始無終更加合理。

12世紀的第二個25年,亞里斯多德及其阿拉伯注釋作品陸續被譯成拉丁文。到了13世紀,神學家如何與亞里斯多德著作相處成為問題。亞里斯多德思想在基督教世界的傳播引起了教會巨大的震動。反對亞里斯多德的勢力在巴黎大學迅速集結。1210年,地方教會在巴黎禁止閱讀亞里斯多德的自然哲學著作。1231年,教皇格裡高利九世批准禁令。但是,教會內部的保守勢力並沒有能夠一手遮天。巴黎大學藝學院和神學院的教師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抵制禁令,直到1255年,禁令解除。巴黎大學和牛津大學一樣可以自由的研究和注釋亞里斯多德的著作。第二波禁令來自巴黎主教唐皮耶(Etienne Tempier)。1277年,唐皮耶宣布對亞里斯多德及其注釋者提出的219個命題進行譴責,史稱大譴責。在此之前的1272年,巴黎大學藝學院教師曾被迫宣誓不再對神學問題發表意見。大譴責引發了藝學院與神學院教師之間的緊張關係。理性與信仰、哲學(科學)與神學之間的關係面臨著新的調整。

1240-1270年間,新派舊派之間相互的交鋒,促進了人們對形上學問題的熟悉,大阿爾伯特和託馬斯的偉大綜合開始出現。

神學家中的新派人物傾向於提升理性的地位,從神學之婢女的地位提高到與之並列。經院哲學之父安瑟倫曾經企圖綜合理性和信仰,基於理性證明上帝存在。過去我們比較多的嘲笑安瑟倫的工作,認為是徒勞無益的。事實上,用理性「證明」上帝存在與單純地「相信」上帝存在之間存在著原則性的區別,「證明」的引入意味著理性地位的極大提升。安瑟倫主張,哲學與神學之間沒有截然分別。最高的哲學就是神學,而神學是最高級的科學形態。安瑟倫規定了經院哲學的基本目標是,為基督教教義提供理性論證和支持。作為基督教思想家,他們雖然相信單憑理性並不能發現真理,但的確可以理解真理。

1247年,大阿爾伯特(Albertus Magnus,約1200年-1280年)出任多明我會教職,次年開始對亞里斯多德的所有著作進行注釋。他明確區分了神學和哲學的不同適用範圍,提出自然哲學的自治問題,不再把哲學看成是神學的婢女。

大阿爾伯特的學生託馬斯·阿奎那進一步強調,哲學和神學是相互獨立的學科。哲學的基本原則是理性,神學的基本原則是信仰,而信仰不能夠為理性所證明,所以它們是相互獨立的。阿奎那通過對亞里斯多德的著作進行基督教化,把理性精神系統、全面地引進基督教神學之中,使得神學逐漸發展成一門亞里斯多德意義上的科學。阿奎那在《神學大全》中提出了把神學看成是科學的論證:「我們必須牢記,科學有兩種。其中有些是基於哪些因理智的自然之光而了解的原理,比如算術與幾何之類。還有一些是基於更高級的科學所得出的法則,就如同光學基於幾何學所構建的法律,音樂基於算術所構建的法則。所以,神聖學說也是一門科學,因為作為它的基礎的原理,來自一門更高級的科學,上帝與聖人們的科學。」(格蘭特《科學與宗教》155頁)「不管是因其更高的確定性,還是其研究對象更崇高的地位,有一門理論科學被認為比其他任何科學都要高尚。」(第157頁)這樣一來,神學與哲學就成了並列的獨立的學科,都是科學的不同門類。這是自奧古斯丁以來的一次偉大的革命。把神學看成科學,加強了神學的權威性,另一方面,哲學從神學從解放出來。

懷特海在追溯近代科學的起源時說:「在現代科學理論還沒有發展以前人們就相信科學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覺地從中世紀神學中導引出來的。」因為經院哲學的邏輯把嚴格確定的思想習慣深深地種在歐洲人的心裡,這種習慣即使在經院哲學被否定以後仍然流傳下來,就是伽利略,「他那條理清晰和分析入微的頭腦便是從亞里斯多德那裡學來的。」懷特海深刻地認識到,經院哲學作為希臘理性科學傳統的繼承者對於近代科學的重大意義。

在大學藝學院裡,由於剝奪了對神學問題說三道四的權利,藝學教師們得以專心致志從事哲學-科學研究。由於藝學院在大學裡的基礎地位,從而使理性科學的學習和研究在大學裡蔚然成風。在牛津大學,關於亞里斯多德自然哲學的禁令從來沒有生效,而格羅斯泰特(Robert Grosseteste, 約1175-1253)極大地促進了數學傳統在牛津的開展。他的弟子羅吉爾·培根(Roger Bacon, 約1214-1292),把數學在自然哲學中的地位提到了相當的高度。14世紀第二和第三個25年裡,在牛津大學出現了默頓學院的牛津計算者們(Oxford Calculators),或稱默頓學派(Mertonians)。默頓學派的代表人物有布雷德沃丁(Thomas Bradwardine,約1300—約1349)。他們對速度進行了定量的運動學分析,最終得出了中速度定理(一個物體以勻加速度直線運行所走過的距離,等於這個物體以初速度和末速度的平均值勻速運動所走的距離)。在巴黎大學,數學傳統一直較弱,但邏輯學是強勢學科。14世紀50年代,巴黎出現了布裡丹(Jean Buridan,約1300—約1358)的衝力說(一種近似於慣性運動的學說),以及奧雷斯姆(Nicole Oresme,約1320—1382)用幾何方法證明了中速度定理。在許多方面,經院自然哲學家已經為近代物理科學開闢了道路。

沒有經院哲學這個環節,就沒有理性科學在歐洲的復興,這一點可以從伊斯蘭世界的情況中得到反證。阿拉伯學者比拉丁基督教學者更早接觸和學習希臘學術,但是希臘理性科學並沒有在伊斯蘭文化中紮下根來。科學史家格蘭特在《近代科學在中世紀的基礎》以及《科學與宗教》兩書中認為,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相比有兩大差別。其一,基督教徒都知道聖經不是一部科學著作,所以他們能夠接受聖經之外的希臘科學,而穆斯林認為古蘭經具有很高的科學價值,應該嚴格地按照字面意思來詮釋,所以排斥外來科學;其二,伊斯蘭教主要依靠軍事徵服傳教,傳播很快,無須與異教學術磨合適應,而基督教一直處在文化從屬地位,形成了與異教學術文化生態共存的策略。正是這兩大差別,導致希臘學術雖然最早為伊斯蘭世界所繼承,但並沒有紮下根來。在伊斯蘭世界,哲學家的地位很低,而且經常受到迫害。13世紀一位伊斯蘭教的宗教權威稱「那些學習或教授哲學的人,會被真主的眷顧所拋棄,並會被撒旦徵服。這一知識領域會蒙蔽對其辛勤耕耘的人們的雙眼,會玷汙他們的心靈,令他們違背穆罕默德先知的教導,還有什麼比這更可鄙的呢?」(格蘭特《科學與宗教——從亞里斯多德到哥白尼》,第202頁)偉大的翻譯家們如阿爾-拉茲、伊本-西納(阿維森納)、伊本-拉希德(阿維羅意),一開始受到某哈裡發保護,但換了一個哈裡發,就受到迫害。伊斯蘭的經院哲學-神學始終沒有成長起來。當阿維羅意試圖把亞里斯多德學說與伊斯蘭教義結合起來,創建伊斯蘭教的經院哲學時,當時的哈裡發發表了一道有象徵意味的布告說: 上帝已命令為那些妄想單憑理性就能導致真理的人備好地獄的烈火。(羅素《西方哲學史》上卷,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5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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