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國際電影節電影學堂的賈樟柯導演大師班,最受觸動的是導演對於「文學創作」的理解。疫情期間,賈樟柯導演前後完成了7萬字的文字創作,同時還完成了兩部劇本的創作。他在大師班上說,文學創作本身就是處理信息的過程。在信息被碎片化的當下,文學顯得尤為重要。這是因為文學創作其本身就是對碎片化信息與感受的整合。作為身處於資訊時代的我們,都需要一種處理信息、處理生活,並加以思考的能力。或許大師班的意義,並不僅在於聽。或在於記筆記,更多地是在於記錄後的整理與思考,故而有了以下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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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菜菜
一個不會自我介紹的影視從業者
六個月沒有電影院的日子,讓我這個剛剛踏入電影行業工作沒幾年的工作者也開始不斷思考,甚至開始懷疑,難道電影院真的會走向衰亡?難道我們真的已經站在了一個歷史的分水嶺,我們即將見證電影院的消失?
聽完賈樟柯導演的大師班,我忽然意識到,我們的確正站在一個重要的節點上,但作為影視工作者的我們,絕不僅僅只是一個見證者、旁觀者。從這一點來說,我們是何其有幸,但同時,我們所面對的挑戰又是何其重要。
賈樟柯導演於影院復工日所發微博
「電影為了電影院而存在」
在前一場的金爵開幕論壇上,賈樟柯導演引用了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文章中的一句話,「電影為了電影院而存在」。這篇名為《走出電影院》(En sortant du cinema)的文章中,這位法國作家、社會學家曾直言自己「並不喜歡電影」,甚至在開篇時就道出了「離開電影院的樂趣」。不過,隨著文章的深入,我們發現羅蘭·巴特深深地被大銀幕——被這個暗黑的空間,所吸引。他將在電影院中的經歷稱作為一種「催眠」——在黑暗空間中,人們處於自己最放鬆的狀態,儘管觀眾與銀幕之間保持著相當的距離,但是卻無可救藥地被這封閉空間中的唯一光亮所吸引,且「身不由己」地去進入一個故事、一種生活。在他看來,這種催眠擁有一種強大的力量——治癒。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
「歸根結底,讓我著迷的是,我被一種距離催眠了,而且這個距離並不是批評式的,如果可以的話,我想說這是一種愛的距離,那麼在影像中,是否有可能存在這樣一種自由的極樂呢?」——羅蘭·巴特
在這篇文章中,羅蘭非常明晰點出了電影院這個「暗匣子」的特異性,不同於所謂的私人放映(有趣的是,近幾年這種私人影院又一次回到了大眾的視野)、不同於我們坐在家裡的沙發上觀看電視上播放的電影,電影院中放映的電影同樣存在著一種獨特的魅力。這樣的魅力與電影院這個黑暗空間有關。與成百上千忘卻了彼此之間的陌生,忘記社交距離,而緊緊挨在一起的觀眾自身也有關。
賈樟柯導演在大師班中提到,「唯獨電影可以把這麼多人聚集在一個黑屋子裡面」。這是電視媒介也好、網絡流媒體也好,永遠無法取代電影院的地方。由於疫情的突然發生,所有人忽然發現流媒體「挑起了大梁」。許多觀眾意識到,原來在電腦上、電視上,我們同樣也可以看到電影。許多人開始組織起線上「雲觀影」,以一種「影院」的形式感來完成網絡觀影。這是全新的一種觀影模式,也給觀眾提供了更多的新選項與可能性。但這種選項的出現並不意味著電影院線將會被取代。
7月9日,賈樟柯在自己的微博上發出在鄉間烤爆米花的照片,配文「老漢再就業」
無論是賈樟柯導演的大師班也好,或者是寫於1975年的《走出電影院》,都可以看出,電影院的儀式感,以及電影院所獨有的特性,已經成為了電影院與網際網路、電視的區別。而一種存在,很難真正的去取代另一種與之不同的存在。在大師班中,賈樟柯導演非常有信心地表示,在疫情之後,必將有更適合大銀幕的電影,必將有更具有電影感的作品誕生。
這讓我想起最近由Apple放出的作品《灰獵犬號》(Greyhound, 2020)。這部短小精悍的作品讓我和朋友在電腦屏幕前看完後大呼過癮,但當我們真的去想像這樣一部作品出現在大銀幕上,卻仿佛又讓人覺得「缺少了一些什麼」,似乎有些「不夠」。這也帶給我們兩個新的思考,究竟什麼樣的內容適合流媒體?什麼樣的內容適合大銀幕?當然我們無法通過一部作品來下定論,但這又何嘗不是一個新的出發點呢?
Applt TV+ 斥資七千萬美元從索尼手中購得了《灰獵犬號》
「我們最大的挑戰,並不是網際網路」
或許我們這些從事電影創作的小青年們,更應該視疫情為一次「祝福」、一項「挑戰」,而不是一個「打擊」、一記「重創」。固然,在當下看來,流媒體所產出的內容與電影院線產出的內容尤其重疊,但兩個媒介為了自己的生存,必然會不斷對自身進行變革,不斷為自身的特異性尋找新出路。這次疫情,恰恰為我們這些童年時期經歷了SARS的人也帶來了變革。我們再也無法用2019年的目光來看待2020年——一切都已經變得如此不同。這種不同,或許是最值得我們去探究,去思考的地方。
賈樟柯提及且推崇的戰後歐洲導演羅伯託·羅西裡尼
賈樟柯提及且推崇的戰後歐洲導演維託裡奧·德·西卡
大師班中,賈樟柯導演提出,不僅僅是電影人發生了變化,觀眾也在發生變化。我們每一個人對於電影,對於影像的認知也在發生變化。賈樟柯導演將今後的電影人分成「經歷過新冠疫情的,與沒有經歷過新冠疫情的」,這脫胎於影史上將一些導演分為「經歷過二戰的導演,與沒有經過二戰的導演」。這是因為在這些世界性的大事件下,「這些經歷過戰爭的導演們對極端條件下所呈現出來的人性是有感悟的,他們見證過最黑暗,最艱難的浩劫,故而他們對人的理解,對人文價值的理解,對人與人之間的愛是有自己的見解」。這也是為什麼,在二戰後,世界範圍內會湧現出各種新的電影流派。這代表導演的視角、導演所想要表達的內容已經發生了變化,更代表了觀眾想要看到的內容,以及對電影這一種藝術媒介的要求也發生了變化。
對於賈樟柯導演自己來說,疫情期間得以回到家鄉,回到賈家莊,除了給他自己更大的創作空間,他也又一次意識到了農村、家鄉對於國人的重要性。回鄉生活帶給他許多新認識和思考,而這些認知和思考,也會反映在他未來的作品中。
賈樟柯導演疫情期間微博
「對於影像來說,在三四十年代,電影還作為一種新興的媒介,它的反應速度其實是非常快的,地球上任何地方發生突然影響人類的事件一定有攝影機在場。」影像追隨社會新變化的天性,一直以來就要求著我們這些學電影的人要時時刻刻注視社會,去理解和思考社會中的人與事。可能對於我們來說,最大的挑戰並不是任何一個其他的媒介是否會去取代電影和電影院,而在於我們如何去回應歷史、回應社會、回應觀眾。
賈樟柯導演致敬希區柯克攝影
賈樟柯導演在大師班中也提到,如今的觀眾,有「強烈的,想要看到新東西」的願望。作為一個電影工作者,我們應當開始去探索、去回應觀眾的需求。
對於我來說,電影工作者有一個非常特殊的情形在於,他既親歷了時代,但是也需要記錄時代;他既是一個創作者,也是一個觀眾。因此,這種回應,或許更多的也是一種對自己的自問自答,對自己的探索。在這樣的基礎上,或許會有人真正孕育出一種新的語言、一種新的敘事方式。
「創作不是一勞永逸的」
回到《走出電影院》,讀完這篇文章後,我一直在想,影院的魅力在於讓人們忘卻一切,沉浸地去感知一段故事,讓一群人在同一時刻經歷同樣一種悲歡離合,卻又可以讓每個人產生出不同的反響。可為什麼羅蘭·巴特與其他很多觀眾,依舊會為走出電影院的那一刻而感到高興。
或許是因為他們回到了「現實」,回到了自己所在的生活。
賈樟柯在微博上發布自己坐在無人的影院中,配文「發呆」
賈樟柯導演的大多數作品,都植根於社會,植根於時代。他在大師班中說過這樣一段話,發人深省,「在寫《山河故人》的時候,這個故事我當時想寫人,不管哪個時代都會面臨一個問題,生老病死這些基本的事情,這些事情什麼時代都會碰上,他在這個時代是什麼樣子的,就這裡面有一個很微妙的辯證,一方面這些事要是從大的敘事原形來說都是拍了一萬遍三角戀,青春的愛情,出走、分開、離婚、複合這些傳統老套的故事,為什麼會老套。因為人類老在上演這樣的故事,但是維度在當下是什麼面貌,每個時代是不一樣的,民國時代的生老病死和今天的生老病死是不一樣的。我們要寫的是這些故事在當下是什麼樣的,當時想到這個之後劇本寫完之後對我來說當時的結構,就是一個結構性的認識,就是生老病死人基本的問題中我們遇到了什麼。」
《山河故人》,2015
這段話讓我再一次意識到,「電影源自於生活」。無論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和電影,靈感的源泉永遠來自於人類自己。它來自於人類的七情六慾,人類的情感,以及人類的經歷。因此故事與人是永遠相扣的環,無法拆解且缺一不可。但最重要的就在於不同的時代,人們也會有所變化。因此即使是似曾相識的故事框架,隨著人物的豐滿,一定可以迸發出與眾不同的魅力。
可是如何去發現這種不同?如何去展現這種不同?這就是留給我們的創作挑戰。當然,最有意思的是,當創作者本身也成為一個變量時,如何去講述一個人,如何去講述一個故事,又擁有了更廣闊的空間。當一個創作者的生活背景,他所經歷的過往,以及他的年齡發生變化時,他看待同樣事情的視角與觀點又一次發生了不同。當賈樟柯導演聊起《一直遊到海水變藍》的時候,他說:「對於我自己來說,我秉承一個什麼年齡拍什麼電影……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自己從來不修改我的電影,可能若干年後一看覺得這個地方怎麼樣會更好,但我們講電影時遺憾的藝術,這個遺憾其實也不遺憾,所謂遺憾是成長的遺憾。」
《一直遊到海水變藍》,2020
這些話並不僅僅只是賈樟柯導演對自己的作品和過往的尊重,更多的是一種鞭策——作為一個創作者,他/她的每一個狀態都不可複製,他的每一段經歷都獨一無二,很多時候當我們想要去「復刻」過去的一些觀點,卻會發現是徒勞。那是因為我們是不斷變化的。因此,創作者應當在有想要表達的內容時就去做、去拍、去寫,而不應等時間過去、等狀態過去,再回頭去看。對於一個創作者來說,最重要的或許就是能夠抓住那轉瞬即逝的一點想法、一點火花。
同時,電影又並不僅僅只是「故事」與「人」只此兩環,它還是一個將影像、聲音等等所有方方面面和細節整合起來的整體。賈樟柯導演說:「創作不是一勞永逸的,說我找到這個人物形象就解決了所有問題,或者說有好的故事就解決了所有的問題,是每一個環節都要去清晰、確立,讓它做得更結實。」
賈樟柯導演
電影雖然是一個時長往往在90分鐘,甚至更長的影像作品,但是在90分鐘中,並不僅僅只是展現了一段故事、一些人物,最重要的是,從電影第一秒就開始出現且無處不在的細節。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 (魔鬼存在於細節之中.)
那些方方面面的細節,才能打開觀眾的五官,才能成就出每一部電影不同的「味道」和「氣息」。
「我常常說,一部好的電影是五官全開的,你拍一條馬路,拍一個城市你就感覺身臨其境,你所有的感官都在發生作用。而相對拍的不太好的電影,就是感官比較窄,聽不到,看不到,聞不到,感覺不到,這樣的電影就死了。」
後記:「讓愛徵服一切」
疫情期間,身邊一些電影工作者朋友們,他們的狀態各不相同:有的項目被迫推遲;有的在疫情期間遠程完成了項目的後期製作;有的選擇離開北上廣,回到自己的家,沉澱積累。但鼓舞人心的是,似乎每一個人在疫情期間,都有了想要創作的新方向,有了劇本的新想法。疫情也好,隔離也好,或許在一定程度上極大地刺激了許多人的創作欲望。
賈樟柯導演於法國坎城電影節
儘管我們每一個人都已經意識到,疫情過後,電影市場似乎又會是一番新天地,許多青年導演依舊在等待,依舊在掙扎,但是在我看來困難與希望總是相伴而來,正如賈樟柯導演在大師課的最後送給所有年輕電影人的一句話——「讓愛徵服一切,唯獨對電影的愛是可以徵服一切的」。
作為電影行業的工作者,可能我們能做的就是不斷地去勞作、去創作、去看、去想、去產出各種各樣的好內容,讓觀眾們意識到,電影獨一無二的光芒。
電影永遠不會消亡,願電影永遠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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