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低齡未成年人實施嚴重犯罪的案件時有發生，引發社會的極大關注。
日前，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擬對法定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作調整：擬在特定情形下，經特別程序，對法定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作個別下調。草案規定，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情節惡劣的，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應當負刑事責任。
年齡不是未成年犯罪的「免死金牌」
如何追究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一直是全社會乃至全世界關注的問題。根據我國刑法第17條的規定，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不需要對自己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
近些年頻現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並且這樣的案件仍在逐年增加，尤其是14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引發的血案，屢屢發生都令人揪心又憤怒：
2018年，湖南沅江12歲男孩吳某持刀將母親殺害。因不滿14歲，男孩被無罪釋放，其親屬曾表示想把他送回學校繼續接受教育。
2019年，遼寧大連13歲男孩蔡某某殺害同小區的10歲女孩，並拋屍。因蔡某某未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警方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責任，對其實施3年收容教養。
2020年，安徽郎溪13歲男孩殺害10歲堂妹並拋屍，案件仍在偵辦中……
這些惡性犯罪事件的發生，讓洶湧的民意劍指法律，呼籲調整刑事責任年齡的聲音越來越強烈。
此前，就有微博大V「江寧婆婆」發起關於「承擔刑事責任年齡下限」的投票，引發近12萬人參與討論。絕大多數網友的觀點，都集中在完善未成年極端犯罪的處罰漏洞。
大家都懷揣著樸素的社會正義感，堅信年齡不會也不能成為犯罪的保護傘，無論罪犯的年齡多少，理應受到法律的制裁，絕對不能輕易放縱犯罪行為。
抑制未成年犯罪，立法與時俱進
此次修法，支持下調刑事責任年齡的民眾有很多，可以說這是順應民意、順應時代的產物，對目前存在的未成年人犯罪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震懾作用。
與此同時，下調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方式也避免了「一刀切」的做法，「特定情形下」「經特別程序」「個別下調」這些字眼，意味著會根據案情的特殊情況來處理，並且需要經過嚴格的程序才能執行。
在既能寬容對待誤入歧途青少年的基礎上，又謹慎對特殊案件作個別下調的靈活操作；既用法律手段懲處了犯罪分子，也保障了絕大部分未成年的利益；既維護了刑法穩定，也回應了公眾期待，這樣的調整是緊跟社會需要而邁出的重要一步。
出自日劇《臨床犯罪學者火村英生的推理》
當然，立法也未必能解決所有問題，就像無論將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下調到幾歲，現實中也一定還會有更低齡的惡性犯罪發生。
並且，降低刑責年齡雖然能一定程度上減少和抑制犯罪，但也不能只依賴於此。
不僅還要加強培養未成年的人性教育、責任意識，加大家庭的指引、學校的教育，傳播社會正能量，同時繼續健全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和犯罪預防機制，才是我們需要根本解決和實現的目的。
肩負社會責任，完善未成年矯治教育
除了下調最低刑事責任年齡，草案還統籌考慮刑法修改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的相關問題，將收容教養修改為專門矯治教育。
此番修改意味著變革。對於未成年犯罪的挽救和改造，給予新的有力舉措，從而促進悔改、加強教育，讓重返社會的他們不會再次成為不穩定的社會因素。
這些進步讓我們看見立法在不斷完善，通過法律手段在嚴厲打擊犯罪的同時，這些孩子拿起屠刀、變成「惡魔」的原因同樣值得我們深思。
家庭、學校、社會、法制……這之中存在的教育、系統、情感缺失，是不是需要進一步引起重視？
由於心智狀況和經濟狀況的限制，未成年人是始終處於家長和學校的監管之下。那麼，對於未成年人犯罪，是不是應該考慮追究監護人及相關單位的監督過失？
家長口中常說的那句「他還只是個孩子」，不該成為未成年犯罪過後逃避懲戒的藉口。而應當是在錯誤發生之前就意識到，他作為孩子是需要成年人通過正確的引導和教育，才能盡力避免誤入歧途的。
如果父母、老師和社會一起肩負起關愛、教育、監督的責任，及時關注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及時糾正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是不是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未成年人犯罪？
倘若未成年的不良行為都能夠提早發現、幹預並作糾正處理，這一定比悲劇發生後把他們送進監獄教育更好吧。
我們不能一味地撇清自身的責任，也不能一味地包容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未成年犯罪的感化教育與嚴厲打擊未成年惡性犯罪並不矛盾，兩者剛柔並濟，進而通過成熟的司法制度來達到減少這類犯罪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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