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助語言上的匠心獨運，孫頻將一種飄渺空幻的生命體驗卓有成效地滲入讀者的心田。由此，便有論者發出這樣的感慨：「孫頻小說的開頭幾乎都是用冷峻幽暗的筆墨設置的統攝全篇基調的景物和心理描寫。人物尚未出場，濃鬱的情感便迫不及待地鋪陳開來。作者不厭其煩地描摹、渲染，獲得直逼人心的力量，奇絕的想像和譬喻，也果真具有張愛玲當年的風範。一望便知的蒼涼與冷寂，令人過目難忘。」孫頻本人也並不迴避這種創作上的承續，她坦言：「我是那種內心深處帶著絕望色彩的人，底色是蒼冷的，很早就了悟了人生中種種瑣碎的齒齧與痛苦，所以我寫東西的時候也是一直在關注人性中那些最冷最暗的地方。張愛玲小說的底色與我這種心理無疑是契合的，那是一條通道。」
然而，只要我們深微地辨析孫、張二人的文學「底色」便會發現，在二者表面看似切近的文學處理背後，實則存在難以通約的異質質素，而這種異質又取決於她們對待外部世界迥異的主觀態度。對這種表達效果上的共性，用現代主義的創作技巧進行定位可能更為精確。不過，在運用這一技法的偏好上，二人所選擇的路徑卻南轅北轍。張愛玲是擅用現代主義技藝挖掘人性內面黑暗的高手，她迷戀著對於人心下墜的呈示，以一種蒼涼的末世感冷眼旁觀著這個令其絕望的世界。不論多麼美妙的景致置於面前，入其法眼的都只有那些醜陋陰毒的蝨子。在她筆下，人物是麻木不仁的，縱使偶有掙扎，也必然會在現實的境遇前同虛無的精神荒原相媾和；而孫頻則不然，儘管文字間亦瀰漫著一股恐怖的氣息，但這種恐怖卻更多的出自主人公生活的外部環境。孫頻喜歡用現代主義眼光進行社會幽暗的勘察，她的人物剛毅豪壯，充盈著攪動靈魂的自我角力，即便隨時面臨湮滅的困境，也絕不放棄捍守尊嚴的戰鬥精神。這樣的文學態勢，與其說全然是張愛玲式的，不如說還融入了另一位現代主義巨匠魯迅的基因。上引那段月夜描寫，我們除了能在詞藻上關聯起張愛玲筆下那些糅合了溫情與冷漠的月光外，也許也不應忘卻文學史上另一個著名的月夜——「狂人」頓悟之夜。這一夜，愛華由瘋中轉醒，水蓮也藉此開啟了自己同黑暗的外部世界間竭蹶的抗爭，戰鬥的號角吹響了……
細考孫頻的創作，對傳統文化、傳統社會的批判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的主題，《月煞》便是這一主題下一個精彩的範例。翠芬對女兒的幽禁可謂養兒防老的家長制度最為殘酷的餘緒，愛華為九個男人輪姦的噩運更直指禮教倫理在原欲前難堪一擊的晚景。藉由愛華的悲劇，孫頻搭築起了這個白日看似平靜的小鎮夜幕下的暴力奇觀，而愛華不過是這攤絕望的死水中漂浮的一個慘烈卻亦尋常的犧牲而已。面對這種命運，張愛玲會發出的只有無可奈何的喟嘆，而孫頻卻要在文學的場域淋漓盡致地彰顯其全部的怨憤。她將自己的興寄託於水蓮之身，用一個出走的決絕姿態徹底撕裂了一切基於血統的綁縛。水蓮的形象宛如復仇女神，她從出生起便是無父的，這既象徵了父權先天的殘疾，又預示著其最終的解體。小說最後，這個無父的女孩帶著戰勝潛在生父的戰果朝著代表現代文明的省城進發，看著「父親」們的影子在車窗中變得越來越小，水蓮「緊緊緊緊地把臉貼在那扇玻璃上，淚流滿面。」她的淚水裡凝結著一種死中誕生的希望，它既可理解為一個告別的姿勢，又堪稱一篇新生的宣言。從中，我們當有所啟悟：基於嫡系血親的傳統社會絕非滋養健全人性的沃土，唯有歷經破繭之痛，於鄉土完成艱苦卓絕的自我蛻變，一個全新的現代自我才會從歷史中呼之而出。以這個角度讀解，《月煞》毋寧是一則新人出世的寓言，自水蓮離鄉的一瞬間始，歷史的車轍已然開始由傳統向現代轉軌。
但是，實現這一轉軌的條件卻悲愴無比，愛華以生命承當歷史中介的代價自不必言，水蓮的新生還需仰仗翠芬的自我毀滅作為時代更迭的獻祭。翠芬堪稱這篇小說最為複雜的人物，在她身上，魔性、人性與神性彼此頡頏，卻又並行不悖地融合在了一起，其與女兒、孫女的關係，與其說是血溶於水的親情，不如說更暗指了傳統與現代間撲朔迷離的撕扯。翠芬淋下的沸水是一種象徵，它旨在表達孫頻看待這一轉軌進程的個人私見——面對傳統社會鐵壁般的封鎖，似乎唯有以暴易暴、以這最前現代的方式作為反抗的基石，這樣黑暗的世間才存續著一絲顛撲的可能。讀到翠芬殉身的場面，有心人或許會聯想起臺灣作家朱西寧的名作《鐵漿》。在《鐵漿》中，孟昭有以血肉之軀飲下滾燙的鐵水，其為子孫贏取家業的壯舉正可與翠芬的自我犧牲構成一場互現的對話。《鐵漿》是典型的現代主義作品。在朱西寧筆下，昭有噴張著炙熱的血性，可這份血性卻恰凸顯了傳統文化的蠻愚與狂傲。朱西寧不吝筆墨地對昭有的死狀進行引人不適的速寫——「一陣子黃煙裹著乳白的蒸汽衝上天際去，發出生菜投進滾油鍋裡的炸裂，那股子肉類焦燎的惡臭隨即飄散開來」、「整個腦袋都焦黑透了，認不出上面哪兒是鼻子、哪兒是嘴巴」——為的是強悍地傳遞出現代性的進程前這種以暴易暴的扞拒內嵌的虛妄與荒謬。在歷史的鐵輪下，儘管昭有的勇氣昂揚著高貴的精神，卻因其智性的無明淪為了時間反諷的尷尬見證；可是，在描畫翠芬自殞的場面時，孫頻卻選用了極具抒情色彩的虛化字眼——「整壺滾燙的開水冒著雪白的蒸汽向她的頭上臉上奔去。像一道永恆的瀑布。在那一瞬間，她就像是站在一副畫中一樣，正沐浴在陶罐中流出來的泉水中。」 在這樣的表達中，主觀渲染的美感替代了擬真的客觀需求，進而流露出孫頻對這種易水悲歌的剛烈難以抗拒的愛戀。更為重要的是，翠芬的血肉成為了賦予水蓮未來可能的先決，也即是說，倘使這種血性是作為時代轉軌的必要鋪陳而存在，那麼其行為便可通過藝術加工獲得作家主觀稱許的正義。這一將暴力理想化的抒情態度，使得孫頻在現代主義的格調外，又平添出了一分浪漫主義的面向。
毋庸置疑，這一浪漫處理可謂孫頻成功的一條捷徑，它在帶來酣暢的閱讀快感之餘，亦增添了其創作風格上的特色。但我們也應看到，激狂的求變欲未必就足以化成爭取正義和賦權的可靠實踐，相反，它甚至會因作家過於劇烈的情感介入而妨害思想上的持續延宕。較之昭有的逆天而行，翠芬似乎是順應了歷史的大勢，可出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意味著病灶的拔除，這本身就是一個有待推敲的話題。一方面，翠芬的暴烈抗爭並未掙脫傳統社會的文化邏輯，而是屬於固有系統內的應激反彈，其衝決社會結構的效應事實上極為有限。儘管水蓮的虎口脫險帶來了一定的震懾，但鄉土文化根本的運行秩序仍然無力獲得改寫。另一方面，在傳統與現代間，孫頻又本能地持守著某種猶豫遊移的姿態，巨大的斷裂下實則彼此糾纏。就傳統而言，閉抑的小鎮固然是罪惡之源，可翠芬贏回公道的原因又不無弔詭地離不開那些男人心底的愧疚和鎮上輿論隱形的幹涉，這似乎又暗示了一片黑暗中尚存可以開掘的思想資源；就現代而言，儘管前文將水蓮理解為新人，但就全篇看，她給我們更多的感受還是跟在翠芬身後沉默的孩子。尤其在小說後半，故事舞臺基本為翠芬佔據，當她「快撐不住了」、將儲滿沸水的水壺舉過頭頂兜頭淋下的那一刻，我們仿佛看到受盡屈辱、油燈燃盡的「母親」在用最後一絲氣力託舉出孱弱的新生兒。翠芬曾親手扼殺女兒的愛情進而導致悲劇，但此刻那「沐浴在雪白泉水」裡的，正是一個母親的浴火重生。在魯迅筆下，自覺到未必沒有吃過人的「狂人」，最終選擇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黑暗的閘門，放孩子到光明寬闊的地方去。我們不免聯想，在《月煞》中，到底誰才是覺醒的「狂人」呢？再者，省城亦絕非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相反，它既尚餘傳統糟粕的流風，又融進了現代性更為機巧的壓迫。對於水蓮來說，其救贖之路不過才行到半途，前方的徵程仍舊漫漫。於此，孫頻似乎亦嗅到了一絲不安的氣息，在她書寫城市生活的作品中，敘事的色調大多更為晦暗，而人物的命運也往往愈發多舛，透過他們引人唏噓的悲壯失敗，我們得以更為透切地領略孫頻性格中機警深慮的組分，它在作家的主體內部同澎湃的激情構成了一股現代眼光與浪漫情懷間劍拔弩張的對峙。這一對峙進一步打開了孫頻文學的版圖，也讓我們得以在對倫理愈發尖銳的詰難中持續吟味翠芬的身體故事所真正包蘊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