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走出圍城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丨首席人物觀，作者丨殷萬妮，編輯丨江嶽

01 兩次轉身

賈樟柯上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對著鏡頭拋出「還要不要拍電影」的哀嘆，是在2013年一部關於自己的紀錄片中，他剛被通知《天註定》被取消公映。

收到通知的賈樟柯久久沉默，這是他在鏡頭前難有的猶疑與迷茫。

「沒法在這個行業裡面做了，空間太小。」

《天註定》中的四個故事都來源於社會新聞，賈樟柯是編劇和導演。2013年5月，作為唯一一部入圍坎城主競賽單元的華語片，它順利將最佳編劇獎收入囊中。

參加坎城電影節前，賈樟柯曾對外聲稱影片一刀未剪，並順利過審，拿到了上映許可。然而大半年後的11月19日，賈樟柯收到電影取消公映的通知，而他本人被喊到了廣電總局。

賈樟柯失落到底，半年後，他才重新投入新電影的籌備工作中，這部新電影正是2015年上映的《山河故人》。

第二次，賈樟柯因「離開」而引起業內震蕩的，便是在第四屆平遙國際電影展中，公開宣布自己及其團隊將退出電影節。

影展最後一天的最後一場公開活動上，賈樟柯哭了。

一年前，賈樟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他提及：「在中小城市存在著強烈的藝術需要，以及存在著非常多潛在的未來的創作力量，但是資源不太會為他們傾斜。」

賈樟柯對此有著很深的體悟。20歲出頭時，他看了一部電影——由陳凱歌導演的《黃土地》。當時，他在太原學畫，看電影是他的日常消遣。賈樟柯對這部電影印象深刻，「沒有故事、沒有動作、沒有我平時看電影喜歡的一切，但是慢慢地我看到了黃土地。」

看了還不到十分鐘，他就開始流眼淚，一直到影片結束。從電影院出來的那一刻，賈樟柯定下了人生方向——未來要做一名電影導演。

光陰似箭，近三十年過去了。21歲的賈樟柯，帶著幾本小說和一個電影夢離家遠行。快50歲時，他又重返故鄉，帶上了電影和文學。

02 放映權

1998年，陳丹青突然接到朋友從北京的打來的越洋電話，電話那頭說：「最近出了一個人叫賈樟柯，拍了一部電影叫《小武》。」

那一年春天，陳丹青回中央美院代課，在美院又看了一遍《小武》，這一次是賈樟柯親自播放。那時，北京各大高校是賈樟柯不斷播放電影的實驗場，他拍攝第一部短片《小山回家》時亦是如此。

放映《小武》時，拷貝只有16毫米版本，國內做不了字幕，影片又雜糅著晉語汾陽話和東北話，每放映一場，賈樟柯都站在最後一排，一束燈光打在他身上，角色一有對白，他就在一旁做同聲「傳譯」。

小武，是一個山西縣城的小偷，他穿著整齊，戴眼鏡，身穿大兩號的西裝，成日在空曠的大道上晃來晃去，他自稱是幹手藝活的。

時代變更，昔日同伴靠走私菸草發了財，結婚時怕別人知道自己曾是小偷，便沒通知小武。小武卻依然來了婚禮，因為小武曾向他許諾要在婚禮上送上六斤禮錢。眼下，朋友不領情，退回禮錢，不再來往。

小武最終失去了友情、愛情和親情，並因偷竊再次被捕，失去僅有的自由。電影結尾處，小武被當街銬在電線桿上，路人漸漸停下，層層圍觀。小武蹲下，與群人面面相覷，畫面定格在這殘酷的注視和窺探下，電影戛然而止。

賈樟柯把鏡頭聚焦在了一個處於邊緣地區的邊緣者，而小武又何嘗不是穿梭於小鎮、鄉村與城市之間的芸芸眾生。

陳丹青看完這部電影，曾寫道，「中國的小縣城有千千萬萬『小武』，從來沒人表達過他們，但賈樟柯這傢伙一把就抓住他了。」

電影最終斬獲8項國際大獎，賈樟柯成為中國電影的領軍人物之一，與此同時，他被劃入了「第六代」導演行列。

那一年，賈樟柯28歲。

然而，截至2005年《世界》上映，長達8年的時間裡，賈樟柯電影生涯開端的「故鄉三部曲」都無法在國內公映。

音像店成了賈樟柯電影的「發現地」，有很多年輕人會來這裡找他的電影碟片。

2002年時，有一次，賈樟柯在北京小西天的一家DVD店裡轉悠，他趴在紙箱上猛淘了半天也沒收穫。老闆見他執著，便搭腔問，「有一個叫『賈柯樟』的《站臺》，你要嗎？」賈樟柯一時怔住，反問老闆，「什麼？」老闆重複了一遍，告訴他次日到貨。

賈樟柯第二天來了，看到嶄新的一摞盜版碟片，心裡不是滋味。

他回憶這段經歷時，說道，「就好像自己的孩子丟了，然後你找也找不見，卻突然發現他在另外一個人家，很複雜的感受。」

後來，「賈科長」成了外界對賈樟柯的一個稱呼，而這一名字如同影片見不得光的印跡，一直跟隨著賈樟柯。

賈樟柯也曾期許過，一家咖啡館放映《站臺》，他前去與觀眾交流。放映於下午兩點開始，咖啡館四周全是落地窗，空間太亮，好不容易找到遮光布把光遮住，棚頂又開始漏雨，影片就是在這樣簡陋的環境下播完。

「為什麼我的電影不能在電影院裡面正常地放？有正常的椅子、黑暗的屋子、好的放映機......」

期許，落空，再期許，再落空。賈樟柯一直在等公映的那一天。他的父親，亦是如此。於父親而言，電影公映，有更多的意味。比起電影，父親更擔心兒子的安全。

03 出走

出走與歸鄉的母題貫穿著賈樟柯的人生經驗與電影作品。

賈樟柯家在山西汾陽的一個縣城，縣城不大，地處黃土高原，騎上自行車從東到西、從南到北用不了五分鐘。

這裡不通火車。讀初一時，賈樟柯學會騎自行車後的第一件事，便是約上幾個同學，一同騎車到十五公裡外的另一個縣城孝義，去看火車。

大家找鐵路，找到就坐在地上，只顧著聽遠處的聲音，直到一列拉煤的火車轟隆隆地從眼前開過，漸漸遠去。

在賈樟柯的心裡，鐵路與火車意味著未來與遠方，也意味著打破庸常。

有一年冬天，賈樟柯去拉煤，煤場很遠，因為身材矮小很吃力，他拉滿一平車的煤走回村子，要一個小時。他一直走一直走，突然聽到後面噠噠噠噠的聲音，一回頭看見是一架直升飛機，飛機飛得很低，掠過灰色的樓群，幾乎擦著他的頭頂飛過。

「這是我很長時間裡頭生活裡唯一的奇蹟。」

他想過離開。

投考北京電影學院於賈樟柯而言，是接近電影的唯一途徑，也是離鄉的不二選擇。從1990年開始，賈樟柯考了三次北京電影學院，結果兩次都落榜了。

那時，他跑遍了太原的所有書店，也找不到幾本關於電影的書，讓他印象深一點的是《藝術概論》，裡面有一個章節談到了電影，賈樟柯就是這樣，靠一本書走上了電影學院的考場。他曾為自己設限，27、8歲之前一定要考上。

好在第三年，23歲的賈樟柯終於被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錄取。

當辭別父母、離開汾陽，真正踏入北京這片土地時，賈樟柯不無惆悵。

1993年，他剛到北京時，北三環還沒有修好，學校周圍住了許多修路的民工。在電影學院裡，學生用「農民」作為攻擊他人的說辭，賈樟柯吃驚，但他也沒有因自己的農村成長背景而感到自卑。

他反倒開始發現、相信自己內心經驗的價值。彼時，他閱片無數，但在國產電影裡仍未發現有一部能與自己的經驗對應的片子，他想自己動手。

《站臺》是賈樟柯拍攝的第二部長篇電影。縣城青年們追火車的場景便出自於這部電影。

汾陽縣文工團的一群年輕人呼喊著望向鐵路盡頭，火車呼嘯而過，一切都沒有改變。後來，文工團解散，他們四處走穴，輾轉於大大小小的車站，卻依舊停留在此處。

他們渴望、失落。夜幕降臨，四周高山逶迤，卻大無生機。待到天徹底黑去，王宏偉飾演的崔明亮從圍坐著的夥伴身旁走開，到結了冰的河邊燃起一團火，仿佛隨之燃起的是青春的吶喊和粗糙孤寂的生活，不覺讓人心底發涼。

2005年4月，《世界》在國內公映，這距離他拍攝第一部電影已經過去八年。

在發布會上，賈樟柯獻上了五分鐘的即興演講，他沒有迴避自己這場漫長的等待：「這是我做導演以後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談論自己的電影，這口氣我足足憋了8年。」

音像廳和盜版碟片以外，觀眾終於又多了一個認識他的途徑——走進電影院。

《世界》最終只拿到了200萬票房，在當年內地電影票房排名65，媒體理所應當地把「票房慘敗」的帽子扣在賈樟柯頭上。

當一名地下導演浮出水面，外界對他與意識形態的關聯、市場票房的檢驗等好奇幾乎蓋過了一切。

04 歸鄉

2015年12月，賈樟柯在微博中寫下，「霧霾，下決心搬離北京。」

在此兩個月前，《山河故人》上映。賈樟柯電影鏡頭中的人物仍在不斷地遷徙。與此前的電影不同，《山河故人》這次把時間軸設置在近三十年的跨度：從1999年到2014年到2025年。

時間軸背後是空間的巨大轉換，如果說《站臺》是一場站臺近在眼前、卻沒人走得出去的悲劇，《三峽好人》是關於一場山西-三峽-山西的出走與歸鄉，那麼《山河故人》拍的則是回不去的故鄉。

鏡頭在山西、上海、澳大利亞之間流轉，兩代人天各一方，就此分離。

電影最終在第52屆臺灣電影金馬獎上獲最佳原創劇本獎 。入行二十餘年，奪得坎城、威尼斯、柏林這歐洲三大電影節的大滿貫，國際上獲獎無數，賈樟柯仍渴望獲得國內的電影獎項。

但在國內的權威評選中，除卻獲得金馬獎以外，賈樟柯在百花獎、金雞獎、華表獎上甚少提名。

這並不意味著賈樟柯在國內主流層面是被拒絕的。

2010年，賈樟柯拍攝世博會獻禮紀錄片《海上傳奇》；2017年，金磚國家首部合作影片《時間去哪兒了》由賈樟柯監製、執導；2018年，賈樟柯第一次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他的提案聚焦在山西文化產業發展和電影人才培養問題。

影展也是表現之一。聚焦非西方國家電影，同時扶持山西本土電影，是他想在影展中實現的。

與賈樟柯一同落向故鄉的，是自己手裡的電影資源和人脈。

2017年，平遙國際電影展在古城平遙落地，賈樟柯是發起人。平遙國際電影展是繼上海電影節、長春電影節、北京國際電影節和絲綢之路電影節之後，第五個獲得國家批准的國際電影展，也是國內唯一一個在縣級城市舉辦的國際電影展。

一座始建於70年代古城內的廢棄柴油機廠，成為被賈樟柯選擇的對象。

電影宮設立了一個露天劇場和五個室內放映廳，總共2200個座位，露天劇場則以他的電影《站臺》命名。

毫無疑問，賈樟柯正在從一個導演變成一個多面手。

影展第一年即2017年，賈樟柯拉來了陌陌和廣汽傳祺作為主贊助商，與對方的相識都因廣告合作結緣。

第二年，來自陌陌、汾酒的商業贊助，已經覆蓋了辦展所需資金的80%。第四年，影展已經實現了100％市場化運作。

賈樟柯無疑是影展背後的靈魂人物，從中也不難看出他的妥協與平衡。

堅持獨立性，但是絕不邊緣化，是過去賈樟柯給自己的定位。邊緣，意味著難以與觀眾做有效交流，甚至不能被看見。

賈樟柯曾在《賈想》一書中寫道，「站臺，是起點也是終點，我們總是不斷地期待、尋找、邁向下一個什麼地方。」

下一站，大概是他已經拿到公映許可的紀錄片《一直遊到海水變藍》；亦或許是他正在緊密籌建的山西電影學院，總之，只會是與電影相關的一切，那是賈樟柯的起點，也是他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