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宏雲
來源=《二十一世紀》
近十年前，有關當代中國自由主義和「第三條道路」的討論引起關注。許紀霖指出，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有兩種可供借鑑的資源，其一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修正的自由主義思潮和運動，它主要包括來自美國杜威（John Dewey）的民主—自由主義和英國拉斯基（Harold J. Laski）的費邊主義（Fabianism，又稱費邊社會主義Fabian Socialism），後者並且成為主流。張汝倫則將中國現代自由主義思潮區分為兩條基本脈絡，一條是以胡適為代表的「西化自由主義」；另一條是從梁啓超開始，經研究繫到第三方面的「本土自由主義」，以張君勱為代表。在張汝倫看來，「第三方面提出的『中間路線』，未嘗不可以說是今天在西方討論的『第三條道路』的先聲」，二者的「根本目標卻是一致的，這就是政治民主加經濟民主，統稱社會民主」；「他們追求的目標——一個既有政治民主，又有經濟民主的中國，不仍然應該是全體中國人今天奮鬥的目標？當年那些自由主義者的事業，不應該仍是今天人們的事業？」
實際上，這些討論是在中國改革進程中，公平與效率如何協調的現實社會政治問題在思想史界的反映。有關中國現代自由主義史的討論本身就是當代中國政治進程的一部分。思想史與政治史實際上是相關的，思想的興奮點通常也隨政治焦點的變化而轉移，以致理性的思索和學術的積澱相當薄弱，導致討論話題的循環往復而不易深入。因此，我們有必要加強思想史討論的學術深度，而本文的重點會放在拉斯基在中國的影響。
「社會主義的燈塔」和「自由主義的明燈」
美國加州大學政治學教授斯丹利（John Stanley）說，在1930年代，拉斯基既是社會主義的燈塔，又是自由主義的一盞明燈。拉斯基的朋友馬丁（KingsleyMartin）說：「30年代可以稱之為『拉斯基時代』。他不僅在英國，而且在全世界有Ë巨大的影響，⋯⋯他的學生在許多國家擔任部長、大臣；他同尼赫魯和中國民主同盟領導人一類人物關係密切。」又說：「我記得戰前不久有一次聽中國駐 倫敦大使說，當社會主義似乎仍然通過同西方修好而不是與之為敵來獲取勝利時，如果哈羅德訪問中國，他定會受到他許多門生的殷勤款待，其人數之眾多足以舉行一次盛大的公眾集會。」
拉斯基究竟有多少中國門生，恐怕難以統計，因為有的人可能僅僅是聽過他的課就聲稱是其學生，而真正以拉斯基作為自己學位論文導師的可能並不多。筆者曾對拉斯基和他的中國學生作過初步探討。1910年代在美國聽拉斯基講課的有雷沛鴻、林畢、張奚若、金嶽霖、徐志摩、蔣廷黻等。1920年代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受拉斯基指導的中國學生有錢昌照、陳源、徐志摩、杭立武、王造時等。1930年代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的有程滄波、儲安平、王贛愚、龔祥瑞、吳恩裕、樓邦彥、鄒文海、王鐵崖、樊德芬、費孝通、蕭乾等，其中程滄波、王贛愚、龔祥瑞、鄒文海和吳恩裕直接師從拉斯基。當時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是費邊社（Fabian Society）的大本營，授課教師韋伯夫婦（Sidney and Beatrice Webb）、華萊士（Graham Wallas）、霍布豪斯 （Leonard T. Hobhouse）、貝弗裡奇（William Beveridge）等都是費邊社的名人，可謂名家薈萃。何以唯獨拉斯基的名聲最大，吸引了眾多中國學人關注他的學說甚或投其門下呢？從當時的介紹或後來回憶拉斯基的文字中可以看到，拉氏的淵博知識與超人的演講能力，給不少中國學子留下了深刻印象，許多學生都是慕名而來選他的課。例如，在蔣廷黻的記憶中，拉斯基雄辯滔滔的口才令人懾 服，且具有驚人的記憶力，授課時旁徵博引。1937年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許烺光也回憶說：「拉斯基教授是我一生中所見過的明星教授，也可以說是教授中 的教授，講課一氣呵成，從無廢話，如果記錄下來，不需要改動任何一字，即是一篇可以立即發表的好文章，確實不同凡響。」
《中國現代政治學的展開》
拉斯基在中國的聲名與影響，當然也得益於其門人對乃師的介紹與宣傳。張君勱之心儀拉斯基即緣於徐志摩、金嶽霖和張奚若的介紹。1930年11月16日，剛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不久的北京大學政治系畢 業生繆培基，在寫給北大政治學會的一封 信中介紹拉斯基為該校最負盛名的教授， 是「英國特出之政治學者」，「英倫唯一之演說家」，生活「力求平民化」，「對於英國政治，氏亦具卓見」。1946年吳恩裕在重慶《客觀》雜誌第10至11期上發表長文〈拉斯基教授從學記〉，介紹拉斯基的生平、思想、治學與講課方法，以及拉斯基指導他寫作博士論文〈馬克思的社會及政治思想〉的情 況。拉斯基不僅在學問上悉心指導吳恩裕，而且幫助吳度過經濟難關，使吳得以完成學業。但是，拉斯基的影響力更主要來自他的學術成就與思想魅力。拉斯基的思想演變雖然大致經歷了政治多元主義、費邊社會主義、準馬克思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四個階段，但在其內心深處一直是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聲音的鬥爭，其最終的政治理想是趨同與合作，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以合作的方式，使人類社會趨同於社會主義。撇開不同時期具體的語 境，拉斯基的思想總體上可歸之於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但就其歷史 屬性而言，為了避免與德國社會民主黨或其他國家社會黨的社會民主主義混為 一談，不妨仍將其歸入費邊主義。拉斯基的大部分著作發表時都立即引起轟動，並很快被譯成各種文字。他的主要著作都被譯成中文，有的更一版再版。報刊上還經常有人發表關於拉斯基的文字，或譯述他的論文，或評介他的著作與思想，或報導其政治活動。
民國知識界和政界人士對拉斯基思想學說的態度不一，有的立足於學術立場，評價其得失；有的Ë眼於經世致用，衡量其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總體 而言，1930年代以前，包括蕭權、張奚若、杭立武、張君勱等人比較重視從學術上探討拉斯基的理論觀點；之後，拉斯基在中國主要表現為一種思想導師的形象，人們更多的是想從他的費邊社會主義中尋求變革與治理國家的理論依據。
「第三條道路」
拉斯基的社會改良主義學說，對30、40年代在國共兩黨之間謀求中間路線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具有相當的吸引力，有人甚至稱他為中國「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靈魂」；其中涉及的代表人物與組織包括張君勱、羅隆基、王造時，以及平社、中國民主社會黨和中國民主同盟（以下簡稱「民盟」）。張君勱與羅隆基是受拉斯基思想影響較大、在國內傳播民主社會主義與推動「第三條道路」最突出的兩位人物。有人認為羅隆基離開美國後，沒有直接回國，而是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做研究，其導師就是拉斯基。但是，根據《清華同學錄》以及羅隆基的博士論文，可知羅隆基先後獲得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學士（1924）、碩士（1925）學位，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28）。他的碩士與博士學位論文都是關於英國議會選舉的研究。在博士論文的前言中，他提到拉斯基曾幫他疏通關係，使他能夠與英國各黨派組織建立聯繫，以便進行他的私人調查。因此，拉斯基不是羅隆基嚴格意義上的導師，羅隆基大概是在準備博 士論文期間曾赴英國進行調查研究而得到拉斯基的幫助與指導。
羅隆基回國後不久，便與胡適、徐志摩、陳源、王造時等一班英美歸國留學生，在新月社活動期間組織了一個以談論政治和社會問題為主的朋友定期聚會——平社，並通過《新月》雜誌和新月書店，發表與出版了有關譯介拉斯基思想學說的文章與著作。在羅隆基擔任《新月》雜誌主編後，《新月》開始注重談政治，這方面的文章主要是由羅隆基和王造時寫的，他們在文章中屢屢徵引拉斯基的觀點。羅隆基還在《新月》上發表了他翻譯的拉斯基的兩篇論文——〈服從的危險〉（「The Dangers of Obedience」）和〈平等的呼籲〉（「A Plea for Equality」）。1941年10月，羅隆基參與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前身），並擔任宣傳部長。
張君勱長期追隨梁啓超參與研究系的活動。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梁啓超、張東蓀等在《解放與改造》（後改名《改造》）上宣傳英國基爾特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張君勱對此卻明確反對，因為他所接受的社會主義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民主社會主義。然而，在他讀了拉斯基的著作之後，卻讚賞拉氏的學說能 夠將社會主義與英國古典自由主義傳統很好地結合起來。他極其欽佩拉斯基的新財產制度論與和平改革論，認為是解決現實社會政治問題的最理想而又切實的主張。這個時期拉斯基的思想集中體現於他的《政治典範》（Grammar of Politics）中，這是他一生的思想中，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最平衡的時期，因此深 得張君勱之心，後者乃再三聲明：「哲學喜歡德國的，政治喜歡英國的」。張君勱熱衷政治活動，一直希望像英國費邊社那樣，本Ë信仰結合同志來從事社會改造運動。1932年，張君勱與張東蓀等人秘密成立中國國家社會黨（以下簡稱「國社黨」），同時組織再生社，創辦《再生》雜誌。在《再生》創刊號上，張君勱在政治上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經濟上強調「國家計劃」，基本上維持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格局。此外，王造時與彭文應等於1932年底至1933年初先後創辦了《主張與批評》和《自由言論》半月刊，形成以雜誌同仁面目出現的政治小團體，被稱為「主張與批評派」，其主要成員有王造時、彭文應、潘大逵、徐敦璋、羅隆基、諸青來 等人。他們大多曾在美國留學，回國後在一些學校擔任政治學或法學教授，辦 刊的經費多來自他們在美國所得的捐款bs。九一八事變後，王造時、潘大逵等參 與組織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為一股有一定影響的政治力量。抗戰爆發前，這幾股在野力量已經歷了種種分化和組合。新月社的成員大 多保持Ë或倒退到比較保守的自由主義立場，但羅隆基對國民黨的批評依舊激烈，與胡適的關係遂逐漸冷淡，而與張君勱、張東蓀等研究系份子日益接近。
在張君勱等發起組織國社黨不久之後，羅隆基就加入進來，並在1934年召開的國社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總務委員會委員兼宣傳部長。抗戰爆發後，張君勱、羅隆基和王造時作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一面議政，一面運動與凝聚中間力量，最終促成中間派力量組成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在政治報告中提出：「拿蘇聯的經濟民主來充實英美的政治民主，拿各種民主生活中最優良 的傳統及其可能發展的趨勢，來創造一種中國型的民主，這就是中國目前需要的一種民主制度。」羅隆基說這個政治報告就是由他執筆的，並解釋他所提出的「英美的政治民主，蘇聯的經濟民主」兩句口號的由來。抗戰勝利後，張君勱領導的中國民主社會黨雖然與民盟關係破裂，但仍然堅持民主社會主義理念。1948年張君勱在〈民主社會黨的任務〉中就盛讚英國的費邊社和工黨，並將工黨推行的社會主義與蘇聯的社會主義比較，明確表示中國民主社會黨選擇的是英國工黨所代表的漸進的、民主政治的社會主義路線，而不贊成蘇聯革命的、暴力的和集權政治的社會主義路線。在他看來，英國人能接受工黨社會主義，實有賴於蕭伯納（Bernard Shaw）、韋伯、威爾斯（HerbertG. Wells）、柯爾（George D. H. Cole）、拉斯基等費邊社幾個文人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為中國民主社會黨另一位重要人物的張東蓀，也認為中國唯一可走的道路是「在政治方面比較上多採取英美式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同時在經濟方面比較上多採取蘇聯式的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對於民主派提出的「第三條道路」的主張，當然不能武斷地說這就是拉斯基個人思想影響的結果，其實高一涵、周炳琳等人對於費邊主義的方法與理論，以及柯爾、貝弗裡奇等人的思想學說也都有研究與介紹。但是追根溯源，也不該低估拉斯基的影響。除了張君勱和羅隆基在思想上深受拉斯基的影響之外，王造時、潘大逵和龔祥瑞後來的自述也都突出強調拉斯基對他們的思想影響。
王造時在師從拉斯基的一年中，鑽研的主要對象是費邊社會主義，結果使自己走上資本主義改良主義的道路。他認為中國革命的當務之急是反帝反封 建，需要的是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待民主革命成功後，才能逐漸實施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是達到一切工商業和農業都歸國家所有，而政府組織應效法英國的議會制即責任內閣制，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係方面也應效仿英國，實行單一制。潘大逵是民盟第一個支部——昆明支部的創始人，且是昆明《民主周刊》社 社長。他說他早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讀書期間就接受了韋伯、拉斯基等費邊主義思想家的一些主張、見解，從而傾向於漸進的改良社會主義。政治方面，他主張學習英美的民主政治，特別是英國的國會內閣制，不贊成蘇聯的一黨制；但在經濟上，又主張學習蘇聯把一切大的企業收歸國有或集體所有，以免兩極 過於分化，形成富人專政或經濟獨裁。同是民盟成員的龔祥瑞也提到，拉斯基的著作和講授，使他推翻了1930年 代風行的國家論和形式主義的法律觀，深信文官制度只有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內才能建立和發展。由於對英國的民主程序和「自然公正」的法制產生了極大的 興趣，他回國後便在西南聯大政治學系大力宣揚民主個人主義與社會改良主義合成的「政治康拜因」，以及文官制與議會制相結合的「行政拖拉斯」，批評蔣介石利用人民的愛國主義所製造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等神道設教，分析了 國家民主化與「抗日建國」的關係，並對本國的行政體制改革，按照西方國家的 模式作出了一個初步研究計劃。
《新經濟》與《新路》
以往人們關注的主要是拉斯基對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體制外的知識分子與 政黨的影響，而忽視探討受拉斯基思想影響的體制內學者型官員，其實後者更 值得注意。1954年3月5日，胡適出席《自由中國》半月刊社舉辦的茶會，並發表「從《到奴役之路》說起」的演說，其中提到他的一位朋友在兩年前寫給他的一封信中說：
中國士大夫階級中，很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是今日世界大勢所趨；其中許多人受了費邊社會主義的影響，還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學生。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在政府任職的許多官吏，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只有依賴政府，靠政府直接經營的工業礦業以及其他的企業。從前持這種主張最力的，莫過於翁文灝和錢昌照，他們所辦的資源委員會，在過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國的工業礦業，對於私有企業（大都是民國初年所創辦的私有企業）蠶食鯨吞，或則被其窒息而死。他們兩位（翁文灝、錢昌照）終於靠攏，反美而羨慕蘇俄，也許與他們的思想是有關係的。
蔣介石的美國顧問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則提到，在戰時的重慶，一方面出現蔣介石的特工機構迫害左派人士，而另一方面又有相當數量的左派受到國民政府內高層人士保護這種自相矛盾的現象。按照他的解釋，蔣介石和他最親信的支 持者認為，戰後中國將要依靠美國資本主義的援助，為了在理智上不受美國雄厚經濟實力的影響，以及使戰後蘇、美在亞洲的重要性保持平衡，必須招募一批懂 得資本主義怎樣持續運轉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有他們總是談論「資本主義的矛盾」。據拉鐵摩爾回憶：「在某些情況下，一個在倫敦師從哈羅德．拉斯基的人便能勝任，但有時候則可以聘用一位共黨嫌疑份子或者甚至一位知名的中共黨員，如果能夠控制他的話。」可見，在國民黨政府體制內有一批受拉斯基等費邊主義思想家影響的官員，至於這批人究竟是哪些人，有多大勢力，相互之間有甚麼關係，我們現在還難以做出確切的描述。不過，既然上述胡適的演說中特別提到了錢昌照、翁文灝和資源委員會，我們就不妨順這個視角看一下。
錢昌照於1919至1922年留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1924年回國後因為與黃郛的聯襟關係而成為蔣介石的幕僚，擔任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教育部常務次 長。九一八事變後，他建議蔣介石創辦一個國防設計機構，並為蔣擬定了一個延攬各界人士的名單。在這個四五十人的名單中，沒有孔祥熙、宋子文系統的人，也沒有國民黨CC系陳果夫、陳立夫的人，卻有不少是歐美留學生特別是留英學生。蔣介石對這個名單未加改動，這批人遂成為1932年11月正式成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委員，蔣介石自任委員長，錢昌照擔任副秘書長，秘書長翁文灝是由錢昌照向蔣介石建議擔任的。據錢昌照的說法：「1936年以後，這批人成了蔣介石政府的基幹份子。」
1935年底行政院改組，蔣介石親自擔任行政院長，張群主外交部，張嘉璈主鐵道部，吳鼎昌主實業部，翁文灝擔任行政院秘書長，蔣廷黻和何廉相繼出 任政務處長，這些身居要的官員被視為政學系份子，因而有「政學系內閣」之稱。此外，還有三個機構管轄的事務和行政院的工作關係十分密切，即隸屬於行政院長辦公廳的全國經濟委員會、隸屬國民政府的全國建設委員會，以及隸 屬軍事委員會領導的全國資源委員會。但到1936年，這三個委員會中的前兩個或日暮窮途、或偃旗息鼓，唯獨資源委員會正處於頂峰狀態。
資源委員會的實際負責人正是錢昌照，他主持該會直到1947年辭職為止。到抗戰勝利前夕，政學系的勢力已達到相當的程度，令其他派系嫉妒不安。但 是無論CC系、黃埔系，還是政學系，其實都不過是蔣介石的政治工具，一旦失去利用價值或者威脅到他的獨裁統治，都可棄之如敝履。抗戰勝利後，政學系很快便失寵，人員星散。何廉認為所謂政學系的人，是早期政學會的晚輩或曾與那些晚輩共事者。他們當中有不少人曾在英美留學，又在大學任教，具有資本主義民主思想。這就為拉斯基及社會民主主義在政府體制內產生影響提供了組織與思想基礎。
在1930年代初發生的有關「民主」與「獨裁」的論戰中，觀點傾向於專制的蔣廷黻、吳景超、錢端升、丁文江等人引起南京方面的注意，蔣廷黻便是在錢昌照與吳鼎昌的共同引薦下進入行政院擔任政務處長，和錢昌照關係密切的吳 景超也差不多同時進入行政院擔任秘書與參事。在錢昌照辭去教育部常務次長之後，推薦繼任的人選為楊振聲、錢端升、周炳琳，最後確定為周炳琳。錢昌照非常欣賞丁文江，經其引薦，蔣介石對丁文江印象深刻，丁若不早死，入主內閣中的部、會幾成定論。
這幾個人的政治主張雖然偏離胡適的自由主義，但其根本的政治價值觀仍 離不開英美資本主義民主政治觀。蔣廷黻就說過，「馬克思的經濟史觀無疑的是不切實際的」，但不應該忽略經濟問題，而且「經濟應該先於政治」，「創造更多 的財富，平均分配對我才是最重要的。我從未認為胡適反對向繁榮方向發展經濟，同時，我也希望他從未懷疑我反對政治民主。我倆的不同點不是原則問題，乃是輕重緩急問題。」錢端升也聲稱：「我現在對於以平民為主體的政治固仍有無窮的希望，而對於漠視平民利益的獨裁制度固仍絲毫不減其厭惡；然對 於有組織，有理想，能為民眾謀真實福利的政治制度，縱是獨裁制度，我也不能不刮目相看。這樣的觀點大概可歸之於社會民主主義。
1938年，蔣廷黻自蘇聯回國後重任行政院政務處長。他認為抗戰時期大後方應當有一個類似《獨立評論》的定期刊物，以討論戰時和勝利以後國家的建設 方案，於是發起創辦《新經濟》半月刊。創刊號上的第一篇論文便是蔣廷黻寫的〈新經濟的使命〉，提出以蘇聯與德國為借鏡，論述建立現代國家經濟基礎的 重要性。在另一篇文章中，蔣廷黻又反對經濟統制，主張扶助自由經濟。這大概就是蔣廷黻所謂的「新經濟」含義。《新經濟》社的參加者除了蔣廷黻外，主要有翁文灝、何廉、吳景超和陳之邁。社員經常在蔣廷黻的寓所聚會，提出討論的項目，如國營與民營事業界限的劃分、工業建設的基本政策等，均請專 家撰文討論。《新經濟》雖然仿照《獨立評論》取自由討論方式，但基本上可以視 作政學系內部一群英美留學生的同仁刊物，主要撰稿者多為清華與南開出身者，不無為戰後預備爭取政治話語權之用意。該刊大概一直到1945年4月出版至第11卷第12期才停刊，稿件除了主要來自吳景超、陳之邁等人外，還有不少來 自南開經濟研究所的方顯廷、張純明等人。
南開經濟研究所是現代中國最具權威性的經濟研究與教學機構，而在它建立之前，「想要建立一所以倫敦經濟學院為模式的中國自己的經濟研究所這個想法，已經在何廉的腦海中醞釀了多時」。「思想很接近費邊主義」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師湯尼（Richard H. Tawney）研究中國社會經濟的名著《中國土地與 勞工》（Land and Labor in China），實際上是他在南開經濟研究所停留三個月時間，在該所工作人員的協助下並利用其圖書資料完成的。南開經濟研究所培養的研究生李銳、馮華德和楊敬年後來都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深造，由此可見 南開經濟研究所與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關係。翁文灝、蔣廷黻與何廉等終究不過是蔣介石政府的裝飾品，何廉就自嘆他「從未能搞清楚幕後究竟在搞些甚麼」dr，而作為蔣介石親信幹部的錢昌照則有相當的實權，也非常了解國民黨內部的人事運作。他抱Ë工業救國的理想，在其實際領導資源委員會的十幾年時間T，致力於重工業建設。針對當時社會上指責資源委員會與民爭利的言論，錢昌照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資源委員會一開始就明確規定了經營範圍，「就是重工業範圍內何者由國家經營，何者由私人經營」。同時他也提請批評者注意：「我們不可再蹈資本主義國家的覆轍，無限制 的獎勵私人企業。現在中國沒有多少大資本家，暫時也許沒有特別節制資本的必要，但是到了資本應該節制的一天，便不能過度放任，以免貽害。」資源委員會的內部管理也頗為社會民主化，注意工人的生活與福利。「員工勵進會」是職工的混合組織，有一定經費，對有困難者進行補助，十幾年中從未發生一次罷工事件。戰後，蔣介石繼續其獨裁統治，且一意孤行發動內戰，使一度出現的和平建國的機會失去。加上政學系勢力衰落，不少從政官員對蔣介石的統治倍感失 望，但又不滿中共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於是尋求中間路線。錢昌照於辭職後出國前，在北平與吳景超、劉大中等商定籌設「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以下簡稱「社經會」），其性質類似英國的費邊社。1948年3月1日，該會正式 成立，會員五十多人。從該會的《初步主張》來看，幾乎是英國工黨政綱的翻 版。社經會的唯一活動是出版《新路》周刊，周炳琳負總責，經濟編輯是劉大中，政治編輯是錢端升和樓邦彥。社經會和辦刊物的經費都是錢昌照籌募的。
《新路》專闢一欄，贊成和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同時發表，詳論得失利 弊。如第1卷13期上發表了劉大中、蕭幹、翁獨健、吳景超和徐毓 關於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的討論文章，他們大體上將「雙重民主」視為理想制度。劉大中 說：「『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是必須並存而缺一不可的。『經濟民主』是『政治民主』的條件；同時，『政治民主』也是『經濟民主』的必要條件。沒有『經濟民主』『政治民主』必然不會持久，缺了『政治民主』『經濟民主』也一定不能永存」。但他們卻清醒地認識到：設計一條「新路」是不難的，問題在於如何能掙脫現有舊路 的桎梏，走到新路上去。王傳綸也認為政治自由和經濟平等若不可兼，也只是 環境上的，不是邏輯上的。但從自由到平等，環境上的不可兼頗難克服；而從平等到自由，環境上的困難較易克服。而蕭幹則相當悲觀地說：「我愈來愈明 了中國人的性格，環境，社會傳統，在在都不容許我們虛擬做工黨的英國。」由 此可見，他們不覺得「新路」有甚麼理論上的問題，障礙在於現實環境的巨大壓 力。正是由於《新路》既罵蔣介石與國民黨，又懷疑與批評共產黨，才受到左右兩方面的攻擊，於是年底即被國民黨政府社會部勒令停刊。
宿命的結局？
自從拉斯基的思想學說被介紹進中國以後，就有褒有貶。批評的聲音主要來自共產黨方面，矛頭指向拉斯基的社會改良主義。另有一種懷疑的聲音則源自對國情或民族性的思考。羅家倫的夫人張維楨形容拉斯基是「個人主義的社會主義者」，認為他的這種看似矛盾的學說「只會在英國發生，也只有英國易於 應用」。甚至於拉斯基的門生樊德芬也指出：「東西文化進展之歷程，有先後不同，⋯⋯且國情民尚，彼此判若鴻溝；是以籌運推施，亦宜各覓途徑。拉氏之書實為了解近代西方政治之索隱，其所示途徑，亦為醫治西方時代問題之良藥；⋯⋯若一得自喜，不察始末，妄投重劑，以治弱軀，則實冒食古不化之嫌。」以上所述，只是費邊主義與民國政治的大概輪廓與經歷，政治上的實踐雖然不無局部的成績，但終究歸於湮滅。這樣的結局如果被論定為由於「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東西文化進展歷程之先後不同，似乎也無可厚非。但思想的價 值，不能以政治成敗而論，或者基於民族性的先驗立場來評判。如張奚若所認為，拉斯基「希望資本主義能夠大讓步，平民主義能夠大改良，以平和的方法去 實行他的急進的社會主義」這個願望能否實現，那完全是將來社會進化的一個事實問題，不是書本上的理想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