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籍導演何蔚庭曾以首部長片《臺北星期天》獲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暌違八年，攜耗時兩年，以35mm膠片拍攝完成的新片《幸福城市》再戰各大影展，不僅在多倫多影展大出風頭，金馬獎也對它十分捧場，順利入圍四大獎項，成為去年最重要的臺灣電影之一。Netflix今年擴增投資華語片內容，首先購買了《幸福城市》的版權，以示對臺灣市場的看重。
《幸福城市》
2010年獲金馬獎之後，何蔚庭因籌拍新片失敗，背負巨債，無奈開始四處拍片還債。雖然作品數量不少，《幸福城市》才是他真正意義上獨立自主創作的第二部電影，電影海報上打出「我們都在自討苦吃」的文案，既像苦中作樂，更像死裡求生。
結合導演本人經歷來看，《幸福城市》的面世及後續獲獎過程大有苦盡甘來、絕處逢生之感。「人生有悲傷，但沒有絕望」，何蔚庭在採訪中這樣說道，而電影第一幕便以一個故作抒情，刻意震懾觀眾的墜樓長鏡頭開場，死亡的疼痛和威脅撲面而來，地面上緩緩洇開的那攤鮮血非但不能讓人感到「幸福」，甚至可算是幾乎扼殺了「希望」的所有可能性。
《幸福城市》
《幸福城市》的英文片名「Cities of Last Things」取自保羅·奧斯特的小說《末世之城》（In the Country of Last Things）。Last Things是基督教用語，指末世中人要面對的最後四件事，死亡、審判、天堂、地獄，死亡首當其衝，Cities則代表複數的城市。
跳樓死亡的男子並非高捷扮演的男主角張冬陵，前者死於青天白日之下，後者死於冰涼雪夜，情境成因迥異。但僅僅一夕之間，死法卻如此相似，可見類似的故事也可以在不同時空不同地點反覆上演。
何蔚庭為這部毫不「幸福」的電影取名《幸福城市》，有調侃臺灣人過分偏愛「幸福」二字的意思。正片從2049年的近未來城市回溯過往，模仿《銀翼殺手》一類的賽博朋克電影渲染場景，紅燈區豔俗的霓虹光影，廢舊街巷中的皮肉交易、歐美臉孔的暗娼……也有人體植入晶片、全能凍齡美容針、自動駕駛公交車等老套設定，由於成本限制，科幻元素無法完美融合於劇情中，不接地氣，與城市環境格格不入。
《幸福城市》
「幸福城市」也是雙關語，張冬陵與妻子入住的公寓名為「幸福城市」，這個故事又發生在臺北，2049年的臺北，文藝青年的聖地文創園區已經變成「文創樂園」，以「1號」、「2號」的編號豔幟高張，順帶經營地下黑市。新聞中信誓旦旦提倡老人福利，提出四大目標，實際推行情況如何，端看張冬陵的漠然反應可知。
電影後兩段繞回現在與過去的臺北，懷舊的城市場景和蜉蝣般的小市民情感都更加親切。但是，縱然在臺灣工作多年，外籍身份的何蔚庭畢竟難以真正體察本地人關於離鄉和留下的複雜困境，張冬陵的女兒要和丈夫移民，他覺得慶幸，也不可能拋下一切跟隨女兒離去，張冬陵的母親莫名離開幼小的兒子，明明還有依戀，寧可三緘其口也不願多做解釋。沒有理由，不講原因，一切都導向註定報復的不幸結局。
《幸福城市》
《幸福城市》的拍攝手法借鑑了法國電影《不可撤銷》，但更多觀眾一定會聯想到同樣由倒述片段組成的《薄荷糖》。巧合的是，多倫多影展上，李滄東代表評審團稱讚了《幸福城市》的社會政治批判性。
缺乏光州事件這般劇烈的社會變動，張冬陵的命運看起來就多少顯得「為賦新詞強說愁」，又因為三段故事全與女性相關，來自何蔚庭平時收集的社會新聞，搭配起來像在看八點檔鄉土劇。
貫穿全片的歌曲是劉文正的《愛不要給太多》，道出愛和幸福的虛無性，不過，愛不給太多，換成狗血就可以潑這麼多嗎？
《幸福城市》「試圖用困惑、危險、失敗來打動你」，結果只是證明關於幸福的想像永遠索然無味又讓人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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