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乃乾先生是書業耆舊，自早年即擁書閱市，日與舊籍為伍。見聞既廣，眼光尤其獨到，曾影印罕見文獻多種。晚年則入中華書局，為古籍整理事業也是貢獻攸多。對他的日記，我早就關注有年，但拜讀之後，卻也稍有遺憾。一則是晚年日記記錄甚簡，有用信息不很多。再則是因保存不善，1959年7月22日至1965年10月之前的日記因手稿褪色，未能整理行世。但雖然說是有遺憾，日記中還是有不少有趣的信息可供品味，今舉其與上海博物館所藏相關兩則及其編輯《李慈銘讀書記》一事，略為陳述，以為一臠之嘗。
《陳乃乾日記》，陳乃乾著，虞坤林整理，中華書局2018年8月出版，450頁，58.00元1929年12月5日《日記》
（14頁）：「餘所得嘉靖《上海縣誌》，為絕無僅有之孤本，昨日已見售于越然，惟尚未取去。今振鐸必欲爭得之，頗為難。」此書後來應該還是歸於周氏言言齋，據1930年1月8日《日記》
（20頁）：「以《上海志》送交越然，得二百元，聊以濟急。」此書見錄於《言言齋藏書目》卷二，著錄云：「上海縣誌八卷，明鄭洛書撰。明嘉靖三年刊本。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雙欄。前有嘉靖三年徐堦序及洛書序，又上海縣境圖、上海縣市圖各一葉。又目錄。後有高企書後。收藏有『曾為徐紫珊所藏』、『汲古閣』、『封城開國』、『秀谷亭續藏書』、『吳城字敦復』五印記。卷末舊面有徐紫珊手跋，附錄於後：□庵農部修縣誌時，以未見此書為恨。餘從嘉興吳氏得之，為絕無僅有之本。渭仁記。」此書現藏上海博物館，為1960年9月24日市文管會所撥交者。言言齋之藏目，未知編者是否周越然本人，其中「封城開國」一印，實際當作「彭城開國」，當係虞山錢氏之印記。上博於此書著錄為四冊，白棉紙。四冊皆有水漬，第四冊尤多。徐渭仁手跋頁殘破，首一字殘。可見正是言言齋舊藏之物。再檢兩種《西諦書目》，均無《上海縣誌》。則當年西諦雖然「必欲爭得之」，但卻始終未能藏有上海志書。
陳乃乾曾經寫過一篇《上海三志》，收在《海上書林》中
（《陳乃乾文集》， 110-112頁）。在這篇文章中，他寫到：
《嘉靖上海縣誌》也同樣只有一部流傳在世上，正是汲古閣的舊物……乾隆初年（1736）是杭州吳氏瓶花齋收藏的，道光中上海徐渭仁在嘉興買來，鹹豐十年（1860）蔣敦復始據以參校嘉慶誌異同，作《官司遷居表》等數卷。同治修志的時候，就根據蔣稿補入，卻沒有見到嘉靖志原書。但在其《善本經眼錄》
（《陳乃乾文集》，413頁）中，陳又認為：「『汲古閣』（朱方，偽）」。事實上，此汲古閣印可能並不偽，此印的形制，又見於傳世典籍多處，如萬曆間刻本《（萬曆）青陽縣誌》六卷，也鈐「汲古閣」、「彭城開國」、「吳城字敦復」、「稽瑞樓」及「鐵琴銅劍樓」等印記。而陳氏曾有多篇文章言及這部嘉靖志，都沒有提到此印為偽作。實際上，毛氏汲古閣擁有多枚「汲古閣」印章，詳勘其舊藏諸書，即可知曉。陳文說的蔣氏曾校閱此書，據今《同治上海縣誌·凡例》第七條：「鹹豐十年，知縣劉郇膏覓得鄭志，延寶山蔣敦復與舊志參校異同，作《沿革表》、《官司選舉表》、《宦績人物傳》若干卷……」現在上博所藏這部書中，還有籤條三幀，想來就是敦復當時校閱所得。這位「海天三友」之一的寶山蔣敦復，與書中鈐有印章的瓶花齋吳焯之長子吳城，名、字正好相同，也算是巧合之極了。
陳乃乾《上海三志》一文中還提到了這部志書的流傳情況：「嘉靖、萬曆兩志，我在二十年以前已經見到了。八一三事變的前幾個月，上海正舉行著盛大的文獻展覽會。當時我很想把這兩部書介紹歸市通志館或博物館儲藏。但當時的代價要一千元，即等於一百二十擔米的代價，使市通志館和博物館都沒有方法可以應付。後來這兩部書就離開了上海，轉到青島和北平。經過抗戰的苦難以後，此書居然沒有毀損，而且依舊投到了市通志館的懷抱，這是一件值得喜悅的事。」這裡他沒有提及早在1927年他就曾將此書售給周越然之事，想來是因周氏後曾落水，所以不便言及。不過，陳氏與周其實交往甚密，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中，周越然的言言齋被毀，此書幸而無恙。陳乃乾遂將此書與《正德金山衛志》同時影印，以《松江府屬舊志兩種》為名行世。至1937年的上半年，這部嘉靖志再次流入市場。據陳氏此文所言，此書曾在輾轉青島、北平後，於陳氏撰文時的1946年7月，被上海通志館收藏，後來轉入上海文管委而撥交上博。但陳乃乾在《上海地方志綜錄》三《嘉靖上海縣誌》
（《陳乃乾文集》，881頁）中則又說：「原書卷前有毛、吳二家藏印及渭仁題記，鹹豐以前流傳之跡，班然可考。近百年間，則始終未出上海境外，但若隱若現，令人想望，是可異也。」所以，此書到底是否曾流出上海，現在並不能確定。
再據民國時所修《上海續縣誌》，其卷末存總纂姚文柟跋：「憶餘弱齡，館太平丈賈季超先生家，曾見案頭有鄭志，僅四薄本，惜當時未知注意。今先生之孫叔香聞餘言，遍檢家中舊籍，已不可得。」則這位賈氏收藏這部嘉靖志時，應該是在劉郇膏之後了。綜而言之，此部嘉靖志的藏源流大概為：汲古閣毛氏-秀谷亭吳氏-春暉堂徐氏-劉郇膏-賈季超-陳乃乾-言言堂周氏-上海通志館-上海文管會-上海博物館。
陳乃乾《梅花喜神譜》又1931年1月15日《日記》
（31頁）載：「晚至來青閣，知今日售去宋刻《梅花喜神譜》。」但此條甚為可疑。宋本《梅花喜神譜》傳世只有一部，今藏上博。此書自光緒十二年由文登於昌進子彤侯售於吳縣潘祖蔭滂喜齋，再由潘祖蔭弟祖年於1921年正月十三日燈節（2月20日），以獨女靜淑三十虛齡，轉贈其女，歸吳氏梅景書屋收藏，數十年間，一直未曾外傳。以現在該書卷末題跋而論，在陳氏日記之前，頭一年有陳曾壽觀款：「庚午秋八月，蘄水陳曾壽觀於梅影書屋。」下鈐「陳印曾壽」白文小方印、「蒼虯」朱文小長方印。在這段日記之後，有次年初吳湖帆自己的記載，據吳氏《醜簃日記》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四日：「趙萬裡來，觀吾家《梅花喜神譜》及《淮海詞》。」也就是說，這個時期宋本《梅花喜神譜》安然珍藏於吳湖帆府中，並無外流的可能。陳乃乾家學淵源，又自少閱市，且曾專門設肆售書，學識既豐，見聞又廣，按道理是不可能看走眼的。那麼，陳乃乾當時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記錄呢？
以我的淺見，日記此處可能是漏寫一「仿」或「影」字，蓋以陳乃乾的閱歷，絕無將此書錯認的可能。那麼，如果僅僅是仿刻或者影刻，有必要特意在日記中鄭重記錄下來嗎？在1928年，中華書局曾有一個《梅花喜神譜》的影印本，其卷末可見底本藏家高野侯之跋：
宋器之《梅花喜神譜》宋刻孤本，為述古秘籍，黃蕘圃得之，珍如拱璧，題詠至再。又以袁壽階影摹本付古倪園沈氏翻雕，由是著聞於世。鹹豐中歸斥山于氏，既為吳縣潘氏所有，什襲而藏，遂不復覯。古倪園影摹本雕印絕精，紅羊劫後，流傳亦極尠，值兼金未易得也。比來藏家舊籍轉鬻於肆，中有是譜，沈刻初印也，亟論值購之。這一嘉慶十七年的刊本，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八也有記載：「松江沈綺雲所刻宋本《梅花喜神譜》頗為博雅君子所賞鑑。沈氏家本素封，有池亭園林之盛，改七薌嘗居停其處，《譜》中梅花，皆其一手所臨，印本今尚有之，……」黃裳認為，沈氏這一刊本，「為沈綺雲倩黃蕘圃用袁壽階手摹宋本重刊，刻手精妙，然終未能與原書毫髮悉合，版心題字亦各不同，影摹收藏圖記亦有朱白文之異。然系此書重刊之第一本，初印用開花榜紙，墨色晶瑩，由士禮居黃氏為之經營，遂成精本」。 雖然未能與原書「毫髮悉合」，且為近代所刻，但此沈氏刻本流傳甚罕，正如高氏所言：「紅羊劫後，流傳亦極尠，值兼金未易得也。」因此之故，陳乃乾日記中所言，很有可能，就是此本。
《越縵堂讀書記》《越縵堂讀書記》，李慈銘著，中華書局2006年出版李慈銘可謂是清末一大讀書家，其所作《越縵堂日記》1920年影印出版之後，便被視作文獻富礦，有多人曾從此試圖窺見李氏讀書要領。1921年，越縵弟子孫雄從這部日記中輯出同治十三年十二月至光緒十五年李氏所撰詩，編為《杏花香雪齋詩》十卷，由雲龍也從此日記中輯出光緒元年至十年的越縵詩，編為《越縵堂詩續集》十卷。1927年，北平圖書館收得越縵堂遺書，由王重民予以整理，結合日記輯成《越縵堂讀史札記》三十卷、《越縵堂文集》十三卷，由該館鉛印。又錄有《越縵堂讀書記》二卷，連載於《北京圖書館月刊》；《杏花香雪齋詩二集》十卷，未刊。除此之外，尚有繆荃孫、金梁等人或摘抄、或索引重編，都以此日記為學問掌故之大集。1959年，商務印書館在由雲龍早年所輯《越縵堂讀書記》基礎上，將其分類增編出版，1963年中華書局再加重印。現在常見的中華書局本、上海書店本及遼寧教育的《新萬有文庫》本，全是源出於此。再後來，又有王利器《越縵堂讀書簡端記》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及《越縵堂讀書簡端記續編》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問世，雖然並非取材於日記，但觀其書名，就知道也是受到了之前「讀書記」的影響。但由氏所編仍有遺珠，故而，據傅璇琮《濡沫集?熱中求冷》
（京華出版社，2013年，64頁）中說：「室主任吳澤炎先生打算在由雲龍舊編的基礎上重編《越縵堂讀書記》他可能覺得需要一個助手，也或許看我剛被從大學貶出，得收收心，就叫我幫他做這一項事，步驟是將由雲龍的舊編斷句改成新式標點，並再從李慈銘的日記中補輯舊編所漏收的部分。」雖然最終未曾成書，但也可見李慈銘日記之吸引力，雖數十年而仍不衰。
而《陳乃乾日記》中，還記錄了當年另外兩部《越縵堂讀書記》之事，可見當時學人對這部日記之重視。據1931年1月15日《日記》
（31頁）：「去年剪碎《越縵堂日記》棄置久矣，今始為之排比。」同月的20、21日、23日，則分別記錄器編《越縵堂讀書記》的「集部」、「經部」、「史部」之事。2月7日，又有
（34頁）：「以《古學彙刊》本《越縵堂日記抄》加入所編《越縵堂讀書記》中，竟日未出門。」7月15日
（45頁）：「以所輯《越縵堂讀書記》稿共九百卅七種售於富晉，得三百元。」從以上所引可知，陳乃乾於《讀書記》一事，動意於1930年，而真正動手則在1931年，費時約半年。其所編《讀書記》與由氏不同之處，就此處之簡單描述，是直接按照傳統的四部分類法來編排。而在《新萬有文庫》本的整理前言中，按照四部來編排這一點是首先作為該版本特色與優點來說明的。可見，陳氏於書籍畢竟斵輪老手，出手便是正道。
再據1938年4月6日《日記》
（71頁）：「從來青閣取得張見陽刻《飲水詩詞》、朱梁任輯《越縵堂日記抄》。餘昔年曾刺取《越縵堂日記》中讀書之作，分類排比，成《讀書記》二十卷，其稿為富晉書社取去，至今七載，迄未付印。今得亡友梁任之稿，與餘乃不謀而合，惟未分四部耳。」6月20日《日記》又言
（77頁）：「餘嘗輯李蓴客日記中讀書之作，為《越縵堂讀書記》十二卷，以稿交富晉。忽忽十年，迄未付印。今見亡友朱梁任輯《越縵堂日記抄》五冊，與餘書大旨相同，惟餘書依四部編次，朱則隨原文校錄，斯為異耳。日記中有數段擬倩人摘抄，錄目備忘。」後又抄錄十四種書目，則仍念念不忘，當為仍想補足舊作。朱梁任（1873-1932），名錫梁，號緯軍，一字君仇，晚號夬膏。同盟會早期成員，南社發起人之一。早年留學日本，後回國鼓吹革命，曾任蘇州《正大日報》社長、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江蘇分會委員。1932年11月12日，朱梁任攜子去甪直參加保護保聖寺羅漢塑像活動，不幸途中翻船，父子遇難。據陳氏此記，朱氏也曾摘錄越縵日記中與讀書相關部分，排比成書。其編排次序則當與由氏相同，也是隨原文順序，一一摘出。自陳乃乾當日所見至今，又已七八十年，陳、朱二人所輯，未知還尚在天壤之間否？讀之令人念念不忘。
陳氏日記中可供鉤沉之事尚多，於以正見日記、手札之類一次文獻之價值，雖隻言片語，如能結合其他材料，都可發掘佚事，考鏡史實。即便偶有所誤，也都有跡可循，非汗漫之談者可比。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