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海報
以《1989後的藝術與中國：世界劇場》為題的當代藝術展正在美國古根海姆博物館舉辦，展示了來自70多位藝術家和藝術小組的共計約150件作品，是迄今為止在北美舉辦的同類型展覽中規模最大的。展覽由古根海姆三星亞洲藝術高級策展人兼全球藝術高級顧問孟璐策劃，並與客座策展人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館長田霏宇以及策展顧問羅馬21世紀當代藝術國立博物館藝術總監侯瀚如協同策劃。
這個展覽因為古根海姆博物館將三件作品從展覽中撤出，引起軒然大波。根據Ben Davis統計，「目前近76.9萬人在Changer.org組織的在線請願書上簽字」(現已有80多萬)。
對這個展覽的討論正在進行中，由此引發的相關問題持續發酵，並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海內外同行對中國當代藝術的認知。
黃永砅《世界劇場》現場，1993
黃永砯《世界劇場》，籠中有活的昆蟲與爬行動物
黃永砅在飛機上用垃圾袋回應本次作品被撤展
1989後的中國藝術的確值得重新研究與書寫。這裡先掃清障礙，討論該展由動物作品引發的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成為權力的遊戲，是因為策展人對待公眾批評的態度，侯瀚如認為「爭取藝術表達的自由，無論在哪裡，在什麼時候」，但如果有人認為「911恐襲」也是藝術行為或行為藝術，那對於藝術表達的自由有沒有一個需要去否定的界域?因此，不能用「爭取藝術表達的自由」這種精英化的「政治正確」，來迴避對問題本身的討論。
必須直面的問題是：動物有無人權?
這個問題看起來悖謬，其實不然。讓我先講一個孟子見齊宣王的故事(見《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說了這麼一件事：齊宣王看見有人牽著牛從殿下走過，就問把牛牽到哪裡去，牽牛者回答殺掉牛以血祭鍾。齊宣王說你放了它吧，我不忍心看到它害怕發抖的樣子，毫無罪過卻要被處以極刑。牽牛者問那麼不祭鍾了嗎，齊宣王說怎能不祭鍾呢，用羊來代替牛吧。老百姓以為齊宣王吝嗇錢財，用羊去代替牛。齊宣王自認並非如此，只是實在不忍心看到牛赴死時害怕發抖的樣子。這裡有一個問題：齊宣王如果可憐這條牛毫無罪過而被宰殺，那牛和羊有什麼區別呢?齊宣王不能自圓其說，而孟子的解釋是：這種不忍心正是齊宣王有仁慈之心的表現，因為齊宣王親眼看到了牛而沒有見到羊。孟子進一步分析說：君子對於飛禽走獸，見到它們活著，便不忍心見到它們死去;聽到它們哀叫，便不忍心吃它們的肉。所以孟子的結論是：君子遠庖廚。
孟子倡導用道德統一天下的王道，在今天看來似乎是非常虛偽。但仔細分析，其實人對動物有憐憫仁愛之心乃是真實的，問題在於孟子所處的古代社會，人分為君子和小人不同等級，殺牛由小人(勞動者)來做，君子(勞心者)則要保持道德品性。現代人沒有了君子和小人的區別，所有人全部去做君子不可能，那就都去做小人全然不顧對待動物的憐憫仁愛之心，這可以嗎?
事情顯然沒那麼簡單。
孫原、彭禹《犬勿近》
孫原、彭禹《犬勿近》現場
孫原、彭禹《犬勿近》，2003,7分鐘長的視頻中呈現了八臺跑步機上的八隻美國比特犬
波德萊爾說「現代性就是過渡、短暫和偶然，是藝術的一半;它的另一半是不變和永恆。」Ben Davis文章談到，鄭美玲曾寫過專門論文《動物作品在中國》。儘管作者對此類作品持開放與寬容的態度，但鄭美玲也不能完全接受孫原和彭禹之作，比如將一頭豬的胸腔打開，露出心臟，再縫合，結果導致豬的死亡。同樣的作品還有把活體動物穿成肉簾，讓動物在掙扎中慢慢死去。對這樣的作品，僅僅用「藝術表達的自由」來加以言說，顯然是不夠的。侯瀚如在其訪談中用道家「天地不仁」的說法，來表明「世界的命運是自身的規律，這種規律不以人類的道德觀念而改變。」留下的問題仍然是：世界的命運之道不光有「人類道德和藝術的自由表達之間的衝突」，還有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儘管惡也能推動歷史，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過程中，天地不仁而人有仁，趨真向善作為人道，乃是一種更為基本與根本的歷史動力。
侯瀚如用「這個事情除了有關道德和表達自由的衝突之外」一句話排除討論，口鋒一轉，極有技巧地把這個話題引向「當今世界的新保守主義和民粹主義上升的傾向」，還有新自由資本主義、新專制主義等等。其實他想說的是公眾輿論，一是「有不少人會拒絕對於不熟悉、不理解的事物進行自由理性的討論」，二是「大眾媒體更是順水推舟，把它們變成容易銷售的新聞加以炒作」，這些說法不無道理，的確「很多在文明和民主社會裡的約定俗成的關於自由、禁忌和本來應該引發對於固有觀念的懷疑和討論的文化藝術表達(以及其表達渠道——機構、輿論等)的價值體系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但問題恰恰在於：重要的是必須「進行自由理性的討論」，討論要針對的不僅僅是新聞炒作與媒體推波助瀾，而是此類作品不可迴避的動物權利意識、生態意識和倫理意識，儘管這種討論是歷史性的、差異性的、動態化的和文化政治學的。
首先，博物館沒有對諸如《犬勿近》這樣的作品在展前作出有效說明。古根海姆博物館呼籲「公眾去考慮其藝術與政治語境，然而他們卻沒有提供任何語境」，「公眾該以什麼方式考量為何藝術家會創作這些作品?這個中國藝術大展的前提是：中國觀念藝術的轉變在美國並沒被廣泛熟知，就連許多專家也不了解。」(Ben Davis)博物館公共藝術活動需要公眾最大程度的理解，而古根海姆的公關只是說：「雖然這些作品已經在亞洲、歐洲和美國其他地方的美術館展示過，但來自社會上露骨的不斷重複的暴力威脅讓古根海姆不得不做出這樣的決定」。撤展之倉促，「博物館方面這樣突發的舉動甚至都沒有告訴藝術家」(黃永砯)。並且，也沒有充分說明究竟是出於什麼樣的暴力威脅必須撤展?為什麼對此內幕的詳情不能公諸於眾?Ben Davis分析說，古根海姆「這樣高度精確的解釋聽起來有意義，卻什麼也沒解釋」。
這是因為策展人本來就不想或不願尊重公眾，還是要蓄意炒作輿論以獲得轟動效應?鄧天媛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激烈的外部反應也許恰恰是策展人意圖達成的」(《1989後的藝術與中國：世界劇場ARTFORUM展評》)。這裡是否有策展團隊和古根海姆博物館作為藝術機構合謀操縱輿論的企圖?策展人孟璐一開始就知道「動物是第三軌(是極富爭議且不能碰的問題)，甚至那些暗示動物慘遭虐待的最微弱的聲音都可能引起一場美術館自殺性質的大危機」。——但這樣的危機對於媒介即訊息的網絡時代，也同時是博取名利的大機會，這是不言而喻的。孟璐說「在《世界劇場》中這些動物本來就是寵物模式餵養的」，它們不再是野生動物。也就是說，這些動物成了寵物，就可以藝術之名「慘遭虐待」。「藝術家要求我們考慮的是地球本身——《世界劇場》——他們都是不同的物種，為爭奪主導地位而競爭，但這也是一個共生現象，因為我們都在同一個星球上」，「所以黃永砯看到他的作品不僅相互殺害，而且互相滋養。」孟璐在10月13日學者邀請會上說：「推特上為保護動物呼籲撤展的多達八十萬人，而今年八月份在維吉尼亞州夏洛特維爾導致人員傷亡慘重的新納粹主義暴動只有三十多萬人轉發」。推特數量多少能否證明對錯是非?這話想要說明什麼呢?人員傷亡慘重令人哀痛，動物慘遭虐待就是活該的麼?
如果沿著這個思路推論下去，人為地球物種之一，也應該「不僅互相殺害，而且(互相食用並)互相滋養」。但為什麼時至今日，文明時代的人類不再像原始人那樣以人吃人的方式來滋養人作物種的共生現象呢?人類是不是仍然需要相互之間人吃人，並且「他們會消化，由此滋養，然後繼續前進」呢?難道《世界劇場》的本意就是要導向這樣「殘忍和野蠻」嗎?這種刻意極端和令人震驚的藝術形式的確可以刺激觀眾和圍觀者，但還是不是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的藝術，難道不值得認真討論嗎?Ben Davis很客觀地指出：「我們動物權利活動家正在走著老路。這意味著關於這種藝術，或者關於我們的政治主張，是值得去整理一番的」。
我不認為「藝術與動物的權益之爭都是口水之爭」(熊雲皓語)，老實說，要認真深入地研究中國當代藝術的來龍去脈，廓清公眾關注的外圍紛爭是必要的。因為正是這樣的紛爭，遮蔽了中國當代藝術的真實狀況，而使某些操盤手企圖壟斷中國當代藝術批評話語權。這是我不憚於去談論動物權利意識、生態意識和倫理意識的原因。
動物權利意識其實是當代人權意識的組成部分。
首先是保護生物鏈及物種延續的生態意識。人類和自然的關係經歷了三個階段，如青源惟信禪師所言：第一階段自然強大，人類只能從屬於自然;第二階段人力增強開始改變自然並徵服自然;第三階段則是到了人類紀，人類必須保護自然，才能使人類與自然共存。(「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然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故保護生態環境，保護自然資源，拯救瀕危動物和保護野生動物，既是自然主義亦屬人文主義，這才是當代物種共生的思想。滅絕物種和滅絕種族一樣，應當同屬反人類罪。當然，某一物種過度繁衍，影響其他物種共生時，則應該進行控制，比如澳大利亞的袋鼠數量。這和人口增長過快要進行計劃生育一樣，只不過是控制方法不同罷了。
另一個層面的動物權利意識和生態意識，表現在關於動物的倫理意識中，是對動物個體而言的。這一點必定會與不同文化傳統及其習俗發生關係。Ben Davis指出：「(在美國)我們對於動物權利問題的特別敏感源自以下幾個因素的結合」：一是城市環境中餵養寵物的習慣，二是食品與消費的資本主義生產及其問題。但這種文化差異正在發生全球性改變，《國家地理》雜誌援引國際動物權利專家Peter Li關於中國對待動物態度的觀點，1992年只有一個註冊動物保護組織參加非政府組織人類社會與動物亞洲動物論壇年會，而現在至少有200家主張動物福利和野生動植物保護的註冊機構，其中還不包括許多動物庇護所和救援活動。(見Ben Davis文)
一方面，善待動物組織(PETA)主席Ingrid Newkirk 認為，只有病態的人才會喜歡看動物之間相互爭鬥、殘殺，古根海姆應該拒絕迎合這種扭曲的需求;另一方面，巴德學院策展研究中心主任湯姆·埃克爾斯(Tom Eccles)認為，展出激進的甚至引起不安的作品是美術館、博物館的使命之一。——這體現出對於動物作品不同認識的博弈關係。至於為什麼古根海姆中國展的動物作品集中在1989年至2008年期間，並且這段時間中國大陸會出現動物作品「行為藝術熱」，我將在另一篇文章中再作討論。
但不管怎樣說，對動物個體的保護已成為全球文化「自然——人文」意識的一種進步。任何個人作為正常行為主體，如果蓄意虐待、虐殺和惡意傷害動物，應該受到制約和譴責。藝術創作特別是當代藝術創作，的確有一個從法律邊界到輿論是非的灰色空間，但藝術家難道不應該考慮人類保護自然生態的歷史進步嗎?把動物保護組織及其人群的反應完全說的是「現代社會嚴重的新奴性(新聞媒體、網絡媒介)產生的人云亦云」(黃永砯)，顯然不是真正「進行自由理性的討論」的態度。田霏宇在10月14日紐約亞洲藝術周論壇上說：「我在一個集權國家工作十餘載，但是我受到過的最強烈的暴政卻是在民主國家美國」。這樣誇大其辭、譁眾取寵的說法，在美國很安全，而在一個集權國家你去試試看。這位策展人是真不懂還是裝不懂——真不懂是傻冒，裝不懂那就只能是別有用心了。
再回到前面孟子講的故事。孟子所言乃是人對動物的心理反應，屬於精神層面。人要殺牛殺羊，這是人類生存競爭的結果，不可避免。但人屬於動物界、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對生命的愛惜，包含著對所有生命包括自我生命的敬畏之心與悲憫之情。這種心理反應是不可泯滅的。這種對於動物生命現場遭遇的憐憫惜愛之情，即使是象徵性的，也應該得到某種保護並在當今世界關於動物個體的權利意識中得到體現。在人類紀、地球村和網際網路時代，我們需要更有耐心和更加細緻地去處理人類和自然、自由主義和動物權利在藝術創作中的相互關係。
徐冰《文化動物》1994，豬背上印著英文單詞和藝術家創造的「假」中國文字
徐冰作品因爭議被撤下，旁邊寫有《藝術家聲明》。
坦率地講，當年我在中央美院現場參觀徐冰《文化動物》展覽時，的確心有戚戚焉。徐冰作品用種豬交配，作為東西文化關係的某種比擬與象徵，無可非議。但當時是北京天氣很冷的隆冬季節(現場照片周圍的人都穿著厚厚的棉衣)，而徐冰為了要在豬身上印兩種文字，把豬毛全部刮掉。我看見兩頭豬被凍得一直不停地顫抖。——這個作品要表達的東西，非要讓動物受凍不可嗎?我不以為然。我們為什麼不能在不影響表達的情況下，顧及動物作為肉身存在的真實處境，顧及到對於動物個體的權利意識呢?
劉小東，《燒耗子》，1998
此外，關涉動物活體的藝術行為還有一個界限，比如劉小東油畫《燒耗子》，這是繪畫作品而並非虐待動物的實施行為，但畫無妨。克萊因從二樓上跳下來，儘管很危險，但也只是讓自己接受考驗而已，並不是把別人推下樓去。何雲昌作為中國最優秀的行為藝術家，損傷的只是自己的身體而不是他人，甚至取下自己身上一條肋骨(《一根肋骨》)，或者是在自己身上劃出一條1米長的傷口(《一米民主》)。何雲昌這樣的作品，其對生命意義的挑戰，體現了一個真正藝術家的人文情懷和人權意識。藝術沒有絕對的民主，也沒有絕對的自由。吳冠中說「知識分子的天職是推翻成見」，他指的是阻礙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成見而不是相反。
至於有人強辭奪理，硬要說無端虐待與虐殺動物有理，我只能回答：道不同不相與為謀也。
2017年11月6日
於四川美院老校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