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臺灣新電影保姆」之稱的廖慶松，幾乎包辦了侯孝賢導演所有電影的剪輯，侯孝賢電影風格的形成，與此有莫大關係。
對廖慶松而言，剪接有如雕塑，是在做一種氣韻，因此，廖慶松談剪輯，總是不談具體的技巧，而是把剪輯視為氛圍和情緒的調度，去發掘故事裡角色的呼吸，而非簡單組接劇情，他最新的作品《踏血尋梅》，正是基於這一理念，把每一個角色存在的理由給剪出來，「我要的是因為有這樣的人，才產生了這樣的故事。」
聽說您能用電影給人算命？
廖慶松：也不是故意要去看人家的影片，像真的算命一樣。
一個人一拍東西就代表他內心裡的一個聲音，看事物的一個方式，比如劉傑導演，他拍的片子都是冷眼旁觀，沒什麼取巧的部分，看起來就是一個很正派，腦子很清楚的人。（編者註：廖慶松是劉傑三部電影的剪輯。）
我上課教學生，設定了一個嚴格的標準叫「無我」，然後讓學生去拍空鏡，他們拍出來往往會加入自己的觀點，遠遠偏離這個標準，他偏離多少，我就能知道他的個性大概是什麼樣子。到後來，他們一直喜歡拍這個作業的理由是：老師你真的算得太準了。
有一個西班牙語系的大學教授來拍我這個作業，他每次都把一個很古老的東西跟新的東西放在一起，結果看起來還很和諧。我看完說：教授，你很適合當公道伯，人家吵架你去當中間人，你有很奇怪的和諧的能力，他問你怎麼知道？我接著說，教授，其實你很適合當系主任，因為系主任就幹這種事，他說，你怎麼知道我要當系主任！
您說的「無我」應該怎麼理解？
廖慶松：我應該這樣解釋，用攝影機「打坐」，因為我也看禪，打坐、論道。打坐會體會一種「空」，「空」就是沒有自我，你用攝影機打坐就是拍一個沒有觀點的畫面給我，有個以前學美術設計的學生從頭到尾都沒有及格過，因為他的構圖太漂亮了，我就是不要構圖，我就是要去掉所謂人為的構圖。但你去拍了就知道，你認為最寶貴的東西，你是很難拋掉的。
「拋掉」對一個創作者有多重要？
廖慶松：因為你不拋掉自我，你是看不到事物的狀態的，如果你非常自我，你永遠都在檢查自己的觀點，怎麼看都是在看自己的觀點。可是，你真正的要有創作力，你有一天一定要把「我執」放掉。你才可以海闊天空，什麼都可以拍。畢竟，一個人一輩子沒有那麼多「童年往事」可以拍的。
從工業的角度考量，無論攝影、剪輯首先都是技術工種，但您的方法更傾向培養藝術家，這之間有衝突嗎？
廖慶松：不衝突，NBA的球員哪一個技術不好，可是讓他偉大的是態度和信仰，是不服輸的精神，絕對不完全是技術的問題。我覺得技術都一樣的時候，拼的就是精神面的東西，你能不能堅持，你的態度是不是更努力，我覺得這才是重要的。所以我從來不覺得技術好有什麼，不要把自己弄得被技術限制，以技術為榮。所以，學好了技術就應該學會拋棄。
您的這些電影觀念是怎麼形成的？
廖慶松：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同時剪兩部片子，一部是《恐怖分子》，一部是《戀戀風塵》，我先白天剪《恐怖分子》，晚上剪《戀戀風塵》，結果晚上會被白天剪的片子影響，侯導第一天看就嚇到了，因為把《戀戀風塵》剪得看起來有點恐怖，侯孝賢就強行要我先剪《恐怖分子》，完了再剪《戀戀風塵》。
在這之前十幾年，我看電影是不哭不笑不鬧的，因為我都在分析研究電影，在訓練自己，但同時剪這兩部片子，經過這一段時間的壓迫，被逼到崩潰，我竟然回到了原本的自我。從這以後，我看電影就又有感覺了，該哭就哭該笑就笑，（這相當於一個「悟道」的過程嗎？），對，是悟道。這之後我對情感的判斷變得非常敏感，剪片子會流眼淚，終於又回歸了自我，看山又是山了。
侯孝賢和楊德昌都笑我——看那麼爛的B級片，還能哭到不能自已。
為什麼給楊德昌導演剪完《恐怖分子》後沒有再合作？
廖慶松：我跟楊德昌導演在剪片子上沒有理念不合，主要是時間緊張迫使我要快速做出決定，楊德昌導演就很不習慣，我跟他剪《恐怖分子》，到第二個鏡頭他就不滿意了，因為你改了他的鏡頭，他就崩潰了。楊德昌是心思很細膩的人，做劇本都會畫非常細緻的流程圖，剪輯他認為就應該慢慢剪，可是照他的方法，《戀戀風塵》就要被晾到旁邊去了。但兩個片子要一起趕金馬獎，我也沒辦法，因為我只有一個人。後來《恐怖分子》得了那一年的金馬最佳影片。
所以主要是時間上的壓力，就沒有再合作。
傳言說楊德昌跟侯孝賢導演之間有矛盾是怎麼回事？
廖慶松：我覺得他們兩個之間是沒有太大的矛盾，但是彼此之間在創作上有方向的不同，這是真的，兩個人成名後，某些人在中間可能會有一些意見，插了一些話，製造了沒有必要的不愉快，讓他們倆彼此之間有一些誤解，但他們倆面對面並沒有什麼衝突矛盾之類的。
臺灣電影在經歷過侯孝賢楊德昌這樣的大師時代後，現在賣座的片子都是黑幫片青春片，你怎麼看現在臺灣電影的現狀？
廖慶松：我還是希望能有再一次的新浪潮，臺灣電影能回歸我們那時的創作能力，拍商業電影是沒有問題的，商業電影可以賣錢，但不見得會留下來，真的留下來的都是藝術片，在臺灣這麼一個小市場，商業化沒那麼嚴重，我更希望臺灣電影保留跟臺灣人生活的關係，去面對自己的土地，面對自己的人生，去更專注地了解這個地方。
《聶隱娘》是一個武俠片，從來沒有考慮過其他剪輯方案嗎？
廖慶松：因為是武俠片，實際上我們飛來飛去的鏡頭拍的非常多，但我在現場，跟人聊天都會說，唉，這些飛來飛去的以後在片子裡都不會看到，舒淇還是會在地上跑。我們拍的武打戲，大部分也都不會用到，那些刀光劍影最後也只會偶爾用一下，我很了解侯孝賢，他一定會這樣剪。
在拍《聶隱娘》之前，他（侯孝賢）把片子想像的很商業，他只是很浪漫地想：我都看了一千部武俠電影了，好歹也可以拍一部出來吧。但拍完後剪輯的時候說：「嗯，實際上我還是不喜歡打來打去的。」當他面對影片去剪輯的時候，他要回歸他內心深處想表達的東西，突然那個武俠片的浪漫想像就不見了，他還是回歸他自己，發現自己根本不會變。
您是怎麼修改《踏雪尋梅》的？
廖慶松：對導演最開始剪的那一版改動很多，他們剪的是一個半小時，我剪的快兩個小時，我加了30分鐘的戲進去，理由是，我讓每個演員都變成真實的存在，原來他們只是附著在一個恐怖的故事裡面的角色而已，但我讓影片變成是這些人物造成了這個恐怖的案件，我不要人物是因故事而存在，我要的是因為有這樣的人，才產生了這樣的故事。
所以給郭富城加了非常多的戲進去，他能得獎是對我自己最大的肯定。因為他本來戲就不多，給人跑龍套的感覺，實際上，我覺得他的角色是一個很棒的人，他到了一個年齡，做事沒有做的很成功，生活上也有心無力，離婚、小孩被前妻教養，我想把他存在的理由給剪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