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這個稱呼是魏文帝曹丕提出來的，在曹丕著名的文學批評名作《典論》中提到了當時文壇上七位著名的作家，他們是魯國人孔融、廣陵人陳琳、山陽人王粲、北海人徐幹、陳留人阮瑀、汝南人應瑒、東平人劉楨。
在魏晉文壇上，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賢並駕齊驅，難分高下。就各自文學集團中的地位而言，在竹林七賢中，嵇康和阮籍地位稍高一些，其他人氣場相對偏弱。建安七子也有這樣的情況，孔融和王粲的名氣最大，氣場最強。
關於孔融，大家都知道，就不必多說了。王粲的家世非常顯赫，他的曾祖父王龔在漢順帝時任過太尉，祖父王暢在漢靈帝時任過司空，屬於漢末官場的一線重臣。王暢是和名臣李膺齊名的士林名士，因為王暢和李膺堅決反對宦官幹政，遭到宦官的廢黜，由是在士林中打出了好名聲。王粲出身於清流名門，也決定了他必定要在文壇混飯吃。王粲可不是一般文人，在王粲十幾歲的時候，他就受到文壇宗師蔡邕高看，每次王粲來蔡府，蔡邕都要親自出門迎接，可見王粲的才華足以折服蔡邕。蔡邕甚至把王粲當成了自己在文壇上的繼承人，「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後來因天下大亂，王粲避難荊州，可能由於王粲身材短小，其貌不揚，得不到向來以貌取人的劉表的重視。直到曹操南下荊州時，王粲才重新回到中原文壇。曹操用人向來是唯才是舉，何況他又是文壇領袖，自然與王粲惺惺相惜，重用王粲。王粲在政壇上沒什麼作為，他主要的貢獻是在文壇上，這裡才是他的樂土。在建安七子中，孔融和王粲最為知名，但孔融很少寫詩，王粲正相反，讓王粲名重天下的正是他的五言詩。梁人劉勰稱王粲為「七子之冠冕」，從某個角度來看，是有一定道理的。
說到建安七子的知名度，孔融和王粲之後，可能就要算得上是陳琳了。甚至從作品的傳播度來看，陳琳還要在王粲之上，因為陳琳曾經寫過一篇在歷史上超級有名的文章《為袁紹檄豫州文》，就是替曹操治癒頭風病的那篇名作。
陳琳是漢魏晉時代文壇中一文成名的典型，雖然陳琳寫過不少精品詩作，但歷史唯獨記住了陳琳這篇名垂千古的檄文。這篇《為袁紹檄豫州文》與隋末祖君彥《為李密檄洛州文》、唐朝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曌檄》、明初宋濂《奉天討元檄》可以並稱為檄文史上的四大經典名篇。陳琳這篇檄文站在袁紹的立場上痛罵曹操，曹操做過的醜事都曬在光天化日之下，連曹操的祖宗八輩也被陳琳給拎出來罵了個遍，罵得真叫狠！不過這篇檄文對後世做出的最大貢獻，是陳琳提到了曹操盜墓的事情，比如曹操設立發丘中郎將和摸金校尉。
建安七子中的阮瑀是個比較特殊的人物，如果說知名度，他不如孔、王、陳，但若論子孫的知名度，那就太響亮了。竹林七賢兩大領袖之一的阮籍，就是阮瑀的兒子，而另一個狂生阮鹹，是阮瑀的孫子。能在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賢都打下地盤的，僅阮氏一家，別無分店。在曹操的幕府中，阮瑀是和陳琳齊名的兩大文案秘書。陳琳因為《為袁紹討豫州文》而聲名大噪，阮瑀詩、賦、文皆能應手，比如詩有《駕出北郭門行》、賦有《箏賦》《止欲賦》。其實阮瑀的文章同樣了得，阮瑀也有一篇相當於檄文的文章，就是《為曹公仡上與孫權》，但這篇絕妙的文章卻沒什麼名氣。
徐幹的賦、詩俱佳，可惜徐幹的賦現在多是殘篇，比如《齊都賦》，其中有兩句寫得最精彩：「皓皓乎若白雪之積，鄂鄂乎若景阿之崇。」徐幹的詩流傳不多，比較有名的是《室思詩》六首，描寫妻子抒發對遠行丈夫的思念，寫得非常真摯動情。
劉楨也長於寫詩，以《贈五官中郎將（曹丕）四首》最為知名。劉楨的風格相對同時代的其他文學家，他的風格漸趨於悲壯蒼涼，錚錚有不平之鳴。可以說劉楨的詩與唐邊塞詩的風格有些接近，如贈曹丕詩的第三首有兩句寫得很有這種味道：「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嘆。」
至於應瑒，留下來的作品極少，但他的那首《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卻達到了很高的藝術境界。應瑒的風格和劉楨比較接近，比較崇尚自然流暢的風格，比如這首詩的前幾句：「朝雁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遊何鄉，戢翼正徘徊。」筆由心生，自然而出，不見絲毫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