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 揮手自茲去

中文世界，金庸無可逃避。絕大部分人都知道那句著名的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那代表著他的14部小說，還有一部沒有收進去的《越女劍》。即使你不曾逐字看過他的書，也一定看過書改編的電影和電視劇。他的英雄和美人，他的江湖恩仇和刀光劍影，填滿了無數人倉皇的少年時代。

 

 

 

文｜張月

編輯｜劉斌

圖｜網絡

 

 

 

「他病了好多年」

 

金庸並不恐懼死亡。

 

2001年，77歲的他訪問臺灣時接受採訪，有人問，「名利雙收之後，你的內心是否還有恐懼？」他說：「大恐懼沒有，小恐懼就是怕讀者不喜歡我吧。另外，也怕親人的死亡，怕朋友的死亡，但對自己的死亡並不恐懼。」談到這個沉重話題時，他甚至眯著眼笑了。

 

他年事已高，在之後的十多年裡深居簡出，時常傳出身體不好的消息，被謠傳了許多次去世。

 

唯有這次是真的。

 

好友倪匡此前多次幫他闢謠，證明自己的朋友尚在人世。他常在深更半夜被媒體的電話吵醒，問金庸是不是不在了，請他去問問怎麼回事。他每次都被嚇一跳，電話打過去，金庸健在，他才放下心來。兩人聊起「去世」的烏龍，金庸從不生氣，總是一笑而過，「他覺得人總是要死的。」倪匡告訴媒體。

 

2013年，金庸89歲。那是一個肉體瀕臨極限的年紀，倪匡對外界提到的信息卻很樂觀，他說自己半個月和金庸見一次面，「查先生健康沒有問題，他胃口比我還要好。他就是聽力不好，但又不戴助聽器。」

 

昨天有香港媒體打電話給倪匡，他一開始不相信，不斷反問：「哪裡來的消息？」他和金庸已經有半年沒見面了，因為金庸一直在生病，「前陣子他話都說不出來，字又寫不了，他病了好多年，人老一定病。」

 倪匡 

 

這次，倪匡不需要再為老朋友闢謠了。10月30日晚上9點10分，香港《明報》網站發表《悼金庸先生》：「《明報》創辦人、著名武俠小說家查良鏞先生（筆名金庸），今日於養和醫院病逝，享年94歲，《明報》全體成員對此深感惋惜及難過，對查先生家人致以深切慰問。查良鏞先生是明報報業集團主席張曉卿丹斯裡拿督的好友，《明報》在新聞業打拼多年，邁向一甲子，如非當年查良鏞先生不怕艱辛，殫精竭慮，以一支健筆打出名堂，無以臻此。今先生遽逝，對《明報》、對香港新聞事業，乃至對華文文學界，無疑都是一大損失。」

 

那是一種怎樣的損失呢？作家陳冠中說：「在金庸之前也有很多武俠小說家，但是金庸之於武俠小說的地位相當於鮑勃·迪倫之於民謠。」作家張佳瑋說：「中國失去了自己的大仲馬與巴爾扎克，自己的莎士比亞與狄更斯，失去了有史以來可能影響中文讀者最多的人。」

 

中文世界，金庸無可逃避。絕大部分人都知道那句著名的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那代表著他的14部小說，還有一部沒有收進去的《越女劍》。即使你不曾逐字看過他的書，也一定看過書改編的電影和電視劇。他的英雄和美人，他的江湖恩仇和刀光劍影，填滿了無數人倉皇的少年時代。

 

那是一種深遠漫長到甚至不知從何說起的影響，「一個人的離開結束了一個時代」這種說法已經讓人厭倦，但當金庸的名字出現在灰暗的訃告上時，當倪匡在電話那頭笑著說「就只剩我一個人了」時，人們才發現，即使結束了那麼多個時代，我們依然沒有做好準備，接受這個只能緬懷的時代。沒有告別，沒有遺言，這次，那個戴金絲眼鏡的胖老頭兒真的走了。

 

 

「拼了性命去辦的」

 

有人曾這麼形容金庸的外貌：個子中等，大約175釐米左右，年輕時很瘦，後來發胖。臉型相當罕見，是典型的四方國字臉，很能給人一種不苟言笑的威嚴感。

 

但在倪匡眼裡，讓人望而生畏的金庸是個本性極活潑的人，「是老幼鹹宜的朋友，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鬧，甚至委屈自己，縱容壞脾氣的朋友。」

 

他遇到的金庸已經溫和寬厚了很多，年少時的金庸性格張揚，從不容忍，上高中時，因為看不慣訓導主任辱罵學生，他寫了一篇《阿麗絲漫遊記》，裡面有個大反派，是一條色彩斑斕的眼鏡蛇，到處亂竄叫囂著，「我叫你永不得超生……」那是訓導主任的口頭禪，主任看到以後氣得發抖，跑到校長那裡告狀，幾天後金庸被勒令退學。

 少年金庸 

 

轉學後金庸考上了重慶中央政治大學，校長是蔣介石，實行軍事化管理，學生見到校長時需立即起立，兩腳咔地一碰，立正。金庸記得在電影裡看過，這好像是希特勒部隊的動作，他心直口快說了出來，於是和同學發生了爭執，鬧到學校那邊，學校認為他把校長比作希特勒是極大的不尊敬，他又被退學了。

 

1990年代，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接見他，說：「查先生，你中學時給人家開除了。」金庸說：「是，你怎麼知道？」江澤民哈哈大笑，「見你之前我查過你的資料。」

 江澤民接見金庸 

 

性格張揚的金庸從來不曾想過自己會靠武俠小說曝得大名，年輕時的他更在意自己的另一個身份：報人。那對他來說是拼了性命去做的一件事情，而「寫小說是玩玩」。

 

金庸在北大演講時曾說：「我一生主要從事新聞工作。」1948年，作為《大公報》記者，他從上海奔赴香港，當時的上海遠比香港發達，但金庸欣然前往，他說：「我一生很喜歡冒險，過一點新奇的生活。」此後他在《大公報》下屬的《新晚報》做副刊編輯，1959年創辦《明報》。

 

在《新晚報》工作時，他和梁羽生是同事，兩人座位面對面，經常一起下圍棋。1955年，梁羽生處女作《龍虎鬥京華》剛剛連載結束，實在寫不動了，想讓金庸頂上去，金庸沒多想，抱著試試看的想法答應了。

 和梁羽生下棋 

他每天下班之後，睡覺之前，寫一個小時，就能把第二天的版面填上。他先構思好了小說的主角，男主角是一個有著神秘身世的儒雅書生，女主角是一對回疆姐妹，在署名的時候想不出來好的筆名，就把鏞字拆開，成了「金庸」。

 

他用排除法來寫小說，通常會根據人物的發展寫下10個不同的內容，這10個內容如果是讀者或其他人能夠想到的，他就會全部捨棄。等到寫下常人想不到的第11個故事，他才認可。

 

那本小說的名字叫《書劍恩仇錄》。

《書劍恩仇錄》

 

小說刊登之後，《新晚報》一時洛陽紙貴。但金庸並未對這件事情投注特別大的熱情，那只是他賺取稿費的手段。1997年，他和日本作家池田大作對談時，回憶這段經歷：「得到讀者的盛大歡迎，就繼續寫下去，我以小說作為賺錢與謀生的工具，談不上有什麼崇高的社會目標，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沒有懷抱興幫報國之志，說來慚愧，一直沒有魯迅先生、巴金先生那樣偉大的動機。不過我寫得興高採烈，頗有發揮想像、驅策群俠於筆底之樂。」

 

在評論性的文章中，金庸經常提到的理想、公道、正義、道德等，在小說裡也得到了體現。「武俠小說一定講正義、公正，一定要是非分明，要好人經常擊敗壞人；書中的正面人物一定不可說謊，不可忘恩負義，不可對不起朋友，必定要有情有義，不可兇暴殘酷奸詐毒辣。」他告訴池田大作。

 

《書劍恩仇錄》之後，他繼續寫了《碧血劍》，但武俠小說並不能給他帶來更多的成就感，他的心思依然更多地放在報紙上。1959年，他創辦了一份四開小報——《明報》。另起爐灶的原因是，他認為當時的報紙都在說假話、放衛星，連篇累牘地報導畝產四五萬斤糧食，「經過這個大躍進之後，很多講假話的事情都暴露出來了，我就覺得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你老欺騙沒意思的。」他在《楊瀾訪談錄》裡說。

 

《明報》的辦報宗旨幾乎就是他武俠觀的體現：「俠氣，幹預社會，對好的人和事件進行讚揚和表彰，對壞的人和事情進行批評和反對。」

 1989年金庸在明報大廈辦公室 

在《長風萬裡撼江湖》一文中，金庸曾說：「一個人一生所做的事業，不論大小，總應該能令自己回想起來感到欣慰。當然這是一個目標，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不過總得盡力去做就是了。所以，辦報紙也應該辦一份最好的報紙。當然這也是每個人的理想，如果你是開計程車，就希望自己能開得最好，朝向最好的目標走。」

 

初衷是好的，但是開局艱難。他投入了全部身家財產，銷售量一開始不足一萬份，他只好繼續寫武俠小說吸引讀者，同年，《明報》開始連載《神鵰俠侶》。

 

為了節約成本，他把《明報》副刊的專欄稿費開很低，倪匡和亦舒兄妹催他提高稿費，亦舒還為此寫過專欄罵他小氣，金庸咬著牙就是不提高稿費。他在接受《外灘畫報》採訪時說，「不可以加。如果加了，別人報告給他們的老闆，我就會收到同行的20個電話，說破壞規矩、破壞辦報傳統，他們就會集體對付我。」

 

為了安撫倪匡和亦舒， 他帶著倪匡去旅行，買了幾個相機送給他，又買了女孩子的禮物送給亦舒，對方才作罷。由於廣東話不好，他和倪匡溝通主要靠寫條子，「說話他會耍賴，寫了條子，他就不會賴了。」

 

除了寫小說，金庸還要寫800字的社評，評論當天的時事。他寫得慢，喜歡反覆改，很多次整個報館都在等他的文章，排字工人站他旁邊，說：「查先生，無須更改了，要拿去排字了。」他依然埋頭修改。

 

倪匡寫得快，他批評人家：「你這樣快的文章寫不好。」

 

此後金庸硬是將《明報》辦成了香港知識分子心中的第一大報，靠的就是獨立的社評。「在別的方面我們也不見得就比其他報章好，不過，有一點我們卻是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獨立的。任何力量想影響我們的話，我們是絕對抗拒的。這種態度和立場，可能讀者在短期內注意不到，但長期下來，讀者就會了解，我們是真正客觀、獨立和公正的。」他在《長風萬裡憾江湖》裡說。

 

對於時事，金庸有著敏銳的政治嗅覺，文章見解犀利，後來香港總督也要每天看他的社評。他曾得意地告訴香港媒體：「恐怕報紙成功，跟我社論寫得成功有關。買我的報紙，他就能看到我的一篇社評，其他的就不需要看了。」

 

動蕩年代瞬息萬變，他總是能預見潮水的方向。文革開始後不久，他寫了《自來皇帝不喜太子》，推斷將來毛澤東會整肅林彪。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他寫了《不知往哪兒躲》，判斷江青沒有可以逃避的地方。他更重要的一個推測是1981年《明報》的社評，預測中國政府會收回香港，而且會在收回日期的前十五年宣布，同時宣布香港現狀今後不變。中國政府後來的確於1982年宣布，於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

《明報》社評 

他把這種敏銳歸為大膽，「反正這報紙是我自己辦的，我推測錯了，也不會有人管我，也沒有太大的責任。如果我拿大家的薪水，替人家做事，就不敢這樣大膽，推測錯了，老闆要罵你了：你怎麼這樣亂寫！」

 

因為堅定地反對文革，金庸的生命曾受到威脅。有人把炸彈送到《明報》報社，秘書看到之後報了警，警察趕來處理，炸彈被放在馬路上引爆了。香港政府派警察24小時貼身保護他，還準備了十個假車牌，每天換來換去，以防被人跟蹤。「害怕，但沒辦法，已經騎虎難下了。太太和孩子顧不到了，自己生命都顧不到了。」他在《楊瀾訪談錄》裡說。

 

他給自己鼓勁兒：「即使危險迫在眼前，感到恐怖也不卑怯退卻。因為我不想被我小說中的英雄們取笑啊！」

 

《明報月刊》四十周年時，金庸說：「我當時是拼著性命來辦的，準備給打死的，結果沒有打死，還好。他們覺得我很勇敢，我說在香港做事情，勇敢一點也不奇怪。香港這個環境中，要勇敢很容易的。」

 

 

「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

 

1972年，《鹿鼎記》連載結束，金庸宣布封筆。

 

《明報》已經上了正軌，不再需要靠武俠小說拉動銷量。在他看來，寫武俠小說已經變成了相當辛苦並且痛苦的一件事情，每天都不能停，心理壓力很大。另外一個原因是，他打算激流勇退了。「我寫作有個原則，希望不要重複：我一共寫了15部，很多事情都寫過了，很多人物都寫過了，再寫下去就都重複了，讀者就會覺得不好看，我自己也覺得不好看了。也可以這樣說吧，已經是『江郎才盡』了，已經沒有才能再創造新的故事、新的人物了。」接受一家香港媒體採訪時他說。

 

金庸找好了自己的接班人。他寫信向古龍約稿，請他為《明報》連載武俠小說。古龍接到金庸來信時，朋友於東樓正好在場。那時古龍風頭正盛，來信很多，他漫不經心地讓於東樓將信拆開，看看到底是哪個「傢伙」從香港寫信給他。結果是金庸的約稿信，古龍讀罷這封信，難以置信，澡也不洗了，「光著身子躺在椅子上，半天不說一句話」。

 

金庸主動讓出了那個帶給他巨大聲名的輿論場，此後古龍的《陸小鳳》系列在《明報》連載，獲得巨大成功。金庸繼續回去寫社論，在這份傾注了半生心血的事業上，他無堅不摧，即使是在他最脆弱的時刻。

 

1976年10月的一個晚上，52歲的金庸在辦公室裡趕社論，忽然接到了一個電話，很短，不到一分鐘，掛了電話之後，他呆坐在椅子上，發愣了半個小時。之後提起筆，把剩下的文章寫完，走出了辦公室。

 

電話來自大洋彼岸，他的大兒子查傳俠自縊身亡，原因是跟女朋友吵架。這件事成了他此生最大的遺憾，「他（查傳俠）的性格很衝動。當他想找我談心事時，我卻說要寫稿，你出去吧，拒絕了他，我為此後悔，沒機會跟他多談，他想談論人生問題……」

 金庸和兒子查傳俠（左一）

金庸甚至想跟著自殺，去另一個世界問一問查傳俠，「為什麼要自殺？為什麼忽然厭棄了生命？」他參不透這道生死的謎題，只能帶著疑問和懺悔繼續活下去。

 

後來，他在《倚天屠龍記》的後記裡寫道：「事實上，這部書情感的重點不在男女之間的愛情，而是男子與男子間的情義，武當七俠兄弟般的感情，張三丰對張翠山、謝遜對張無忌父子般的摯愛。然而，張三丰見到張翠山自刎時的悲痛，謝遜聽到張無忌死訊時的傷心，書中寫得太也膚淺了，真實人生中不是這樣的。因為那時候我還不明白。」

 

他開始信佛，花了三四年時間，才從佛經中得到解脫。「我一直研究佛教，研究佛教的書，從佛教裡面得到智慧。其實每個人都有一樣的痛苦，做人就是痛苦的，是避免不了的。」他告訴楊瀾。

 

那是他一生中精神最痛苦的時期，他默默度過，從未和人訴苦。「我的痛苦快樂，我自己個人是很保守的，什麼感情都放在自己心裡，跟人家沒關係的。」

 

得到了巨大的聲名，也失去了至愛的家人，品嘗過人生的歡喜痛苦、大起大落，之後有臺灣媒體問金庸，今生是否還有所求，他說：「別無所求，只希望學問好一點。」

 

金庸一生愛讀書，在他看來，學問不好是自己最大的缺陷，「我以為我的武俠小說是第一流的，但說是偉大的文學作品，那就不夠資格了。」看到其他學者，他有時會自卑，在接受《南方周末》採訪時，他說：「我花那麼多時間寫小說娛樂別人，自己卻沒什麼好處的，辦報紙給人家看，自己沒什麼好處的，而做學問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樂的。如果照我自己的意思，最好小說也不寫，從大學開始就專門研究歷史，研究外國文學，那麼到現在大概跟其他大學教授的學問差不多了。我自己很慚愧。花這麼多時間，去做一些現在沒有用的事情，我現在真是希望自己有很好的學問。」

 

2005年，81歲的金庸赴劍橋求學，尋求更加舒展自由的人生。在劍橋的校園裡，他總是回想起少年時騎著單車去上學的情景，躍躍欲試想騎單車去上課，妻子制止了他這個瘋狂的想法。

 

2010年獲得博士學位後，他想著，以後「平平淡淡過生活，過一點清閒的生活，能夠遊山玩水一下」。

 金庸劍橋留學 

白巖松曾問過他：「在你心裡是不是一個快樂的人呢？」

 

金庸回答說：「是的，我基本很快樂的，很樂觀的，覺得人生對我而言雖然有很多困難，很多挫折，但是大致上是快樂的。」

 

在《倚天屠龍記》裡，困在光明頂地道裡的小昭給張無忌唱歌：「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人生百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金庸把那些流年逝水都埋在心裡，很少傾吐。很多人寫金庸的傳記，都沒有經過他授權。

 

幾年前，金庸接受《南方周末》採訪時說：「我這一生經歷極複雜，做過的活動很多，興趣非常廣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寫一部有趣而真實的傳記。金庸為人所注意只是一個寫武俠小說的人，並無多大價值，不值得為他浪費筆墨，寫自傳似乎沒有資格。而且我這輩子和太多的人交往，有太多的秘密，也不方便公開。」

 

直到去世，他都沒有寫下自傳。為一代人構建了一個瑰麗的江湖之後，他像自己筆下的俠客一樣懷揣著秘密飄然遠去，從此江湖永不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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