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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發展的媒介環境下,記錄不再是昔日只有記者能完成的工作。非虛構、短視頻、紀錄片、電臺音頻……每個人通過它們與時空產生經緯的交錯,用自己的方式記錄下身邊發生的事情。記者節不應只是過往意義下面向記者的節日,而是同處一片天空下,由無時無處不在的記錄者們共同的交集。
我們邀請到兩位來自騰訊穀雨的非虛構寫作作者,三位分別來自長短視頻平臺的創作者與三位曾任記者、現任大學教授的老師。他們有的是奔赴火場一線的消防員,有的在武漢封城後拍下 「武漢日記」,有的在大學裡從事新聞教育。
第21個記者節,圍繞「記錄者」這一話題,我們與他們展開一場對話。
與非虛構作者對話
「記住那些深刻的人和事」
程雪力
1988年出生於雲南建水,目前在四川當森林消防員,有時候拍照,偶爾寫作。
發表作品:
穀雨丨90後消防員兩年同天火中脫險 曾深山裡爬8小時找火源
姜思羽
在網際網路公司,從事內容相關的工作。業餘寫小說和非虛構故事。
發表作品:
新潮:是什麼讓您開始非虛構寫作?
姜思羽:我是寫小說的,第一次寫非虛構是因為我有兩個前同事他們被公司暴力裁員了,經常往返於公司和勞動仲裁的地方。我當時想把這個故事寫出來,因為他們是程式設計師,曾跟著公司做著財務自由的夢。
程雪力:我想記住那些深刻的人和事。攝影能抵達非虛構寫作到不了的地方,反過來非虛構寫作也一樣,兩者可以互補。當然,虛構作品一樣能抵達故事的核心,不同載體會有不同效果,它們都是講故事的媒介。
新潮:您覺得您是一個記錄者嗎?
程雪力:每個人都是記錄者,從小時候寫作文的時候就已經是了。
姜思羽:算是吧。
新潮:什麼樣的人可以成為記錄者?
程雪力:只要喜歡表達,每個人都是記錄者。
姜思羽:善於觀察時代和時代中的人,並且想要表達出來的,就都能成為記錄者吧。
新潮:您覺得記錄的意義是什麼?
程雪力:人的記憶會生鏽,有些事情不記錄下來,就會忘記,或者會變模糊。我想記住那些深刻的經歷,如果一個人沒有記憶,那他的一生就是空白的,這太可怕了。
姜思羽:記錄的意義,意義我說不太好。對我來講就是記錄下重要或細微的人在時代洪流中命運和變化,讓更多的人被看見或者說被理解。
新潮:您覺得今天的「記者」和「記錄者」有區別嗎?
姜思羽:有區分吧。記者通常有專業訓練或者學習,記錄者沒有太高的門檻。
程雪力:區別就在於有沒有記者證吧,記錄的側重點也會有細微差別。
新潮:提到記者節,您覺得和您有關係嗎?
程雪力:有一點。和朋友開玩笑時我會說自己是一個消防員、半個記者,因為沒有記者證,也不在媒體工作。
新潮:未來您會嘗試其他題材嗎?
程雪力:會的。我會持續關注與我有關的事情,比如森林、故鄉、退役的戰友等,這些題材是我長期進行的項目。
姜思羽:想多嘗試邊緣人群或者特殊人群的故事。
新潮:您覺得普通讀者需要新聞素養嗎?
姜思羽:需要,至少非虛構故事是要真實的,不能為了流量放棄新聞素養。
程雪力:那得先問問讀者願不願意學習新聞素養。我覺得一些好的作品不受歡迎可能與時代情緒有關,但並不代表它不是好作品。
與視頻拍攝者對話
「讓時間在鏡頭下變得可見」
林文華
我是@蜘蛛猴麵包,紀錄片導演,2020武漢日記的作者。
Spring.sky(快手ID)
南京本地的風光攝影師,主要做的是航拍和延時攝影,現在正處於自媒體創業階段,主要是通過抖音等短視頻平臺發布視頻。
尹慕澤
南京大學文學院19級本科生,B站暱稱:藍小鯨MZ,平時踢踢球唱唱歌,不甘落後又不想太卷的學術菜雞。
新潮:是什麼讓您開始拍攝自己的作品?
林文華:我從早年網際網路時代(2002年左右)開始接觸數碼攝影,隨著後來影像技術的發展,慢慢過渡到視頻,最早使用的一臺攝像機是JVC的一臺mini磁帶攝像機。在攝影時期就有對生活記錄的習慣,後來改為視頻記錄,在我生活裡的重要時刻都會保持記錄,因此在武漢封城發生之際,我知道將要經歷一場人生中的重要時期,本能地去做了記錄。
Spring.sky:大約兩年前開始拍攝,剛開始因為在抖音看到很多人發的視頻就會想去學想去拍,也由此愛上了攝影。
尹慕澤:可能是平臺的作用吧。之前有看到一些同學在B站上發一些自己的視頻,我突然意識到原來除了我常用的朋友圈、QQ空間以外,還有這種更為立體和生動記錄生活的方式。再加上有點機緣巧合吧,我後知後覺,原來學校買了Adobe全家桶,不用白不用的心態嘛。疫情期間閉門不出,就在站上找了pr和au的學習視頻,開始自己邊學邊製作了。
新潮:您覺得您是「記錄者」嗎?什麼樣的人能成為「記錄者」?
林文華:我覺得人人都可以是記錄者,我當然也是。
Spring.sky:我覺得我是一個記錄者,但是還做得不夠。我覺得一個熱愛生活,擁有發現美的眼睛,有毅力能堅持的人能夠成為記錄者。
尹慕澤:我覺得頂多算自己和周邊環境的記錄者吧。要說記錄者的特質,要麼當成熱愛,要麼當成工作,要是能把二者結合起來的人,應該就是好的記錄者吧,專業且熱忱。
新潮:您認為記錄的意義是什麼?
林文華:記錄的意義很多,可以是為了分享讓更多人知道,可以是為了作為時間記載,也可以用來表現真實。
尹慕澤:如果說我自己的記錄,應是意在記下自己的時光,身邊的人事,我曾經歷過的那些重要節點。如果未來很遠時有機會重溫這些畫面的話,怎能不讓人熱淚盈眶呢?如果宏觀些看,記下我視域中的時代,也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就好比我拍攝的2020返校Vlog,現在看也只是很近,但卻深深地烙上了2020這個特殊的時代印記。過些年歲這種記錄也是時代的見證了吧,如果B站能活到很遠的時候,那很多視頻記錄應該會是不錯的史料。
Spring.sky:記錄的意義在於看到我們不斷變化的世界、環境和生活,讓時間在鏡頭下變得可見,記錄美好的瞬間。
新潮:您覺得在今天,「記者」與「記錄者」有區別嗎?
林文華:有區別,記者更多關注事件本身或者帶來的影響,會給出一個結果或觀點,而記錄者僅僅呈現客觀事實。
Spring.sky:記者更多的是以一種現場直播視頻或者文字表述等形式,向大眾講述事實,具有一定的時效性。記錄者更多的是在較長時間範圍之內展示事物變化的過程,具有一定的持續性。
尹慕澤:近些年,我們越來越發現人人皆可記錄,人們在獲取越來越便利的條件,以自己的方式和視角形成素材。但是我認為傳統意義上的記者仍然很有必要存在,他們有自己的專業素養和記錄意識,這是專業和業餘間的鴻溝。很多事只是娛樂消遣罷了,但還有另一些內容,如果徹底交由普通記錄者傳遞給公眾,難免有各方面的局限,這個時候我還是希望看到能有專業人士在一線報導和發聲。
新潮:會在今後嘗試其他類型的題材嗎?
林文華:相比那些跟自己相關的生活記錄,我對現實社會裡的人和事更感興趣,過去我的作品算是練習與積累,後面會做一些更嚴肅現實的題材。
Spring.sky:我目前是一名風光攝影師,今後也許會嘗試人文方面的攝影。
尹慕澤:說不準咯,受限於課業負擔,我開學之後已經長期拖更了……說不定我閒下來的時候就會想出什麼新點子,目前暫時還是記錄生活,或者做一些我喜歡的足球、音樂之類的內容。
新潮:在全民都在記錄的今天,您覺得普通人需要新聞素養嗎?
林文華:現在我們很容易看到網友們對一些事件的兩極化反應,往往會陷入非黑即白的激烈爭論,每個新聞都不會只有我們所看到的那一面,我們需要從更多不同面來進行更深層的思考得出自己的觀點,所以普通人需要具備新聞素養。
林文華《武漢日記》
與前記者對話
「作為時代記錄者的責任」
白淨
曾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華社香港分社、香港文匯報工作。現任南京大學教授。
周海燕
曾在新華日報集團任記者和編輯,現任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新聞系教授。
張寧
曾任東方文化周刊記者,擔任江蘇廣播電視總臺新聞中心主播、時事評論員,江蘇新聞廣播、江蘇交通廣播網特約評論員。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
新潮:過去只有記者可以記錄新聞事件,而現在全民都是「記錄者」,老師怎麼看待這種現象?關於這種變化您有什麼切身的感受?這其中會產生哪些問題?
張寧:「公民報導者」、「自媒體」等等,都是技術賦能的結果。一方面,技術確實在賦予了公民一定的表達權、傳播權,但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如今我們能夠看到的種種不那麼合理與健康的傳播現象,信息泥沙俱下,意見趨向極端,本就不夠寬廣和完善的公共領域更趨逼仄、日益撕裂等等。
在這種情境下,一方面,我們要對技術及其應用、運行有足夠的警惕,另一方面,作為記者,面對衝擊,最核心地一點是必須始終堅持自己的專業性,在可能的限度內,最大程度地實現新聞專業主義的要求。我們生活在一個「後真相」的時代內,但記者們和未來的記者們應當秉持這樣的信念:「後真相」時代不是真相不再重要,而是真相往往被遮蔽了。越是這樣,越需要專業報導者們的對專業主義的堅守,就像《紐約時報》曾經做的一個巨大的廣告上寫的那樣:Truth! Truth! Truth!
周海燕:我覺得(這種現象是因為)記者的權威性在下降,職業邊界在逐漸的被消解吧,當然是由於新媒體環境帶來的變化。我覺得從整體來看,這也不完全是一件壞事,當然這對於新聞行業提出了一個新的挑戰,但是其他人也擁有更多的發聲的權力、記錄的權力和利用媒介平臺互動的權力,這應該看做是一件好事情。
但這樣也就對記者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說你不僅僅是拿著一支筆去記錄街談巷聞,然後加以求證,你可能還需要一些更多的知識去解讀這個新聞內在的一些意義,也就是說,你要有足夠的技能以至能夠比(直接經歷事件的)記錄者更好地來理解這個事情,這個是有難度的。所以今天的記者可能要學得更多,比如說數據方分析的技能、對於事件闡釋的技能等等,這些都對學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白淨:不管你承認不承認,昔日記者從事的工作,現在普羅大眾每天都在做。記錄當下發生的事件,或瑣碎,或重要,以文字、聲音、視頻等多種形式,通過社交媒體、長短視頻平臺,這號那號發表。
這一切的背後,是拜技術所賜,技術賦予普羅大眾擁有製作內容和傳播內容的能力,其中一些機構和個人甚至擁有控制傳播進程、影響傳播效果的能力。
新潮:您覺得今天我們過記者節的意義在哪?
周海燕:記者節的意義就是提醒我們作為時代的記錄者的責任吧,可能你會覺得說有很多人都在記錄某件事情,那麼,記者的存在,還有什麼樣的價值?每一次到這一天我們都可以思考一下這個問題。但我對於那種抒情式的過記者節的方式不太感興趣。
張寧:記者節是我國為數不多的以職業命名的職業,另一個好像是護士節。意義之一是體現了記者這個職業的重要性,二是讓整個社會能夠了解記者、尊重記者,三是反過來也可以讓新聞從業者有更高的使命感。
記者節設立在2000年,20年過去了,國家與社會在變,媒介也在變,今天的傳媒業、新聞業面臨著各方面的巨大挑戰。因此,在理解記者節的時候,我更寧願將它看作是一種提醒,提醒現今的傳媒人不要忘卻往日榮光(雖然也並不太大),同時堅持一些東西,不要輕易放棄。
白淨:每一種節日的誕生,都有一定的時代背景,記者節也一樣。就像婦女節誕生在男女不平等的時代,今天,男女平等了,我們依然過婦女節。
今天我們過記者節,更多的意義在於,我們要將記者所秉持的原則,變成全社會所有記錄者共同堅持的原則,例如報導事實,辨別是非,為公共利益發聲,尊重他人,遵守法律,不誇大、不縮小、不歪曲事實,不違背常識,出了錯及時更正道歉。
新潮:您覺得「記者"兩個字意味著什麼?
白淨:狹義理解,記者是指受僱於專業媒體機構參與新聞採訪、拍攝、寫作的人。與記者直接相關的職業是編輯。從廣義來理解,記者和編輯都是新聞工作者,新聞工作者又簡稱為記者。在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給新聞機構的新聞採編人員頒發新聞記者證,記者變成採編人員的泛指。
張寧:我做記者的時間並不長,要說印象深刻的是一個感受,就是覺得記者的工作非常辛苦,但亦很快樂。跑過北京、上海、南通等等地方,基本上是出差回來,去雜誌社交稿、衝洗照片、和版面編輯對接好稿件的事宜,緊接著就又接到任務,家也顧不上回,就接著又出差了。見不同人、經不同事,再加上稿件的反響不錯,還是挺開心的,挺有成就感。
周海燕:原因在那個文章()裡講的挺清楚的了,但是似乎也不宜公開,反正它對我非常重要,它塑造了年輕時代的我和現在的我。
新潮:您覺得"記者"這份工作對自己來說有什麼魅力和價值?
白淨:新聞記者這份工作,可以讓年輕人接觸更多的人和事,見識更廣的世界,認識更複雜的社會,在實踐中鍛鍊「四力」(腳力、眼力、腦力、筆力)。這是其他很多工作難以做到的。
周海燕:年輕的時候更多的把記者看成是一種職業,就這個崇高的理想和目標的一種職業,今天我覺得可能那個就是當年我們的老師,裴老師,裴先生所講的那個「無冕之王」的那個光環早已褪去了,但是平時的在時代的洪流中間記錄下自己,哪怕是身邊的點點滴滴,或者說大時代中間的個人的遭遇,我覺得都是非常有價值的。
張寧:記者兩個字,意味著理想主義,也正是這種理想,這種西緒弗斯式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堅守,是記者這個職業的魅力和價值之所在。我自己從小就想當記者,大約初二的時候吧,我的老師問我將來想做什麼,我毫不猶豫地回答記者,記得老師還表揚了我,因為她覺得我文筆還可以吧。那時候,其實對於「記者」這個職業肯定是不大懂的,就是覺得如果將來能當個戰地記者,很酷。不過,此後倒真是一直沒放棄這個理想,就這麼一路奔著新聞去了。高考填志願的時候,6個志願,全填的新聞專業。本科畢業的時候,本可以進報社,但當時有個保送碩士研究生的機會,就繼續讀書了,一讀就這麼一路讀下來了,職業也變成了老師,不過,畢竟還是沒有離開新聞。
新潮:怎樣做好記錄者,他們需要新聞專業主義或者說新聞素養嗎
白淨:「新聞專業主義」其實是個中性詞,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制訂的《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就是中國的新聞專業主義要求。雖然,準則針對的是新聞記者,但其中部分規範同樣適用於普羅大眾,例如遵守法律,尊重他人隱私,尊重弱勢群體,不誹謗他人,不傳播謠言,尊重版權等,這些規範,不僅是新聞記者的規範,也是所有記錄者應當遵循的規範。
周海燕:當然,記錄者和閱讀者都需要媒介素養,因為我們今天所看見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媒介去反映和塑造的一個結果,所以這個時候素養顯得特別特別重要。
張寧:值得我們思考的,一是對技術要有清醒的認識,作為專業報導者,一方面要警惕技術所帶來的亂象,另一方面要善於利用技術可能提供的哪怕是不多的空間與可能,比如現在一些非虛構類的寫作,其社會影響主要就是依靠微信公眾號等平臺達成;二是要在「公民報導」時代,做到專業、專業、更加專業。這幾年來「專業主義」被不斷提及、討論,其實也是很多專業報導者意識到了面對「公民報導」的衝突,專業是職業報導者們的出路所在,我們必須更加專業,才能領先、超越「公民報導者」,也才能使新聞發揮它本應發揮的社會功能。
常懷期待
END
原標題:《與「記者」和「記錄者」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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