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7年的《夜車》入圍坎城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到2014年《白日焰火》柏林電影節拿下金熊,後來又憑藉《南方車站的聚會》在坎城電影節首映後收穫無數好評,也得到無數國際電影評論人士的積極討論。導演刁亦男已經成為了歐洲乃至國際影壇上頗受關注的中國導演。
據說,在坎城的昆汀看這部電影的時候非常開心,連連發出笑聲,還在映後和刁亦男握手,對他表示了祝賀。如果說非要給《南方車站的聚會》硬加一個類型的話,「新黑色電影」是在合適不過的標籤。
在黑色小說的啟發下,法國電影評論家根據20世紀40年代一批美國電影,提出了「黑色電影」這個概念。這類影片風格無一不晦暗、悲觀、情節與人性危機緊密相關,主人公往往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整體體現出一種黑色、殘酷的美學特徵。
中國導演刁亦男在為其贏得柏林金熊獎的《白日焰火》中,就以黑色美學致勝,人物在破敗的北方城市被捲入命案,一步步陷入絕望、掙扎、墮落之中,電影在視覺和情感上都具備極大的張力,《南方車站的聚會》是他蟄伏近六年之後,又一次向世界展示他的「黑色美學風」。
在視覺上,電影對將黑色風格延續,熟悉黑色電影的觀眾應該都知道,黑色電影的視覺呈現繼承了以弗裡茲·朗為代表的一眾德國表現主義大師的衣缽,包括低光比的打光,還有對影子的利用,在《南方車站的聚會》中,角色經常隱藏在影子中;另一方面,電影又做出了與傳統黑色電影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在光上的選擇,刁亦男選擇了光比超高的霓虹燈色彩,讓影片影像畫面中暗部極其暗,亮部又極其的亮,多呈現紫色、橙色、黃色等高飽和色彩。
所以這樣的感覺,讓電影在氣質上更加與眾不同,甚至是華語片領域,也沒有人嘗試過的風格。
電影《南方車站的聚會》講述了偷車混混頭目周澤農(胡歌飾)在一場「摩託車偷盜」大賽中失手槍殺了一名警察,而後為了給妻子騙取警方30萬的懸賞金故意和陪泳女劉愛愛(桂綸鎂飾)設計了一場假意舉報自己的「領賞」計劃。
不同於中國電影一貫的敘事風格,導演刁亦男有意淡化故事衝突、弱化人物性格、模糊事件發生的環境背景,用獨特的「刁式」鏡頭語言給觀眾展現了一種失序狀態下的底層真實。
黑色電影源自好萊塢偵探犯罪電影,在電影中,主人公通常都徘徊在道德邊緣,他們對社會、對生活產生了憤恨,也以多種方式進行自我救贖,但最終都會以毀滅而告終。
死亡——是黑色電影的重要主題,比如《火車謀殺案》、《心迷宮》等,主人公一般都是死亡者或致他人死亡者。《南方車站的聚會》以死亡開始,以死亡終結。影片中早已對周澤農心懷不滿的貓眼、貓耳兄弟設置了一個騙局,想要割斷周澤農的頭,結果死的卻是周澤農的手下黃毛;這也導致了雙方再次交火,周澤農在大雨看不清的情況下,開槍誤殺了一名警察,最終自己成為通緝犯。
電影一方面展現警察搜尋周澤農的過程,還有一些人的死亡;
另一方面是貓眼、馬哥等人開始為謀奪賞金而設下陷阱,最後又被周澤農反殺。
最後周澤農在自己設計的局裡,死於警察的亂槍。
算來算去,影片陸陸續續一直在死人,生命一個接一個的消逝,人的死亡與個體救贖和重生都無關,而是荒誕的,是徹頭徹尾地令人恐懼和反感的,街頭火拼,小吃店失火,筒子樓圍攻、旅遊區亂戰,這一些都發生在中國觀眾熟悉的場合中,人物的死亡伴隨著其他無辜者的尖叫和恐懼,危機就好像發生在我們身邊,讓人產生強烈的震撼感。
說到熟悉感,影片算是一部「方言電影」演員們雖然籍貫都不是湖北,卻說著一口地道的湖北話,熟悉的南方小城市,街道、摩託車、夜市……影片的布景也做了舊,當然,讓人欣慰的是,這幾名主角的武漢話都講得很不錯,聽得出來都下了功夫的。
其中演員桂綸鎂在進組之前就花了好幾個月去學武漢話;而胡歌則穿著破破爛爛的衣服、或是打扮成保潔員,混跡在漢正街街頭,將自己完全「藏」起來。
片子的英文名是《野鵝塘》(The Wild Goose Lake),故事發生在武漢野鵝塘湖區,那是一個魚龍混雜、管理失序的城中村(影片虛構了一個類似於舊日香港九龍城寨式的三不管地區「野鵝湖」) 看完電影之後,你又會覺得,這既是武漢,也不是武漢。
這是刁亦男鏡頭下,獨一無二的城市景象。
電影裡的「小偷大會」也不是編的,據說在2012年的時候,武漢真的發生過「全國小偷代表大會」。當時來自全國各省的小偷代表都在武漢聚集,把一個快捷連鎖酒店的一層包了下來,互相交流經驗、分地盤,也搞盜竊比賽,後來他們被舉報了。
不過影片在武漢多地取景拍攝,所有臺詞也都使用武漢方言。會讓很多湖北人感到親切,讓演員學習方言最重要的是,當地語言其實也是演員的一把鑰匙,能夠讓他們更快地感知和進入角色的狀態。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他們的表演——融化。
他們不是在此生活,而是在這裡被圍困,人物本身的侷促無力,都來自環境的壓迫和收緊,他們只是小人物,卻生活在一個大時代,而觀眾也因為電影的真實「融化」其中,在這個層面上,我們也能感受到影片在形式和內容上的統一,電影擁有極為細緻考究的視聽語言、氛圍營造、鏡頭調度、都造詣頗深。
在當代,小人物作為悲劇人物,可以令人產生同情和憐憫感,即便他們的抗爭是不高尚的,主人公過的渾渾噩噩,甚至沒有擺脫沉重的罪惡,但他依然是「小人物中的一員」,周澤農的悲劇正是如此,他偷車、誤殺警察等罪行都是無可否認的,但觀眾依然會對他們產生憐憫之情。
因為觀眾知道事情的前因後果,人的自然欲望與道德責任或其他障礙發生矛盾鬥爭,人成為社會秩序中的被困者,這正是觀眾所理解的。
「如果生命註定是場失敗,如果崩潰必將到來,我們便尤其讚賞那些自覺地選擇了這失敗並徹底承擔起這一失敗的人。」 ——寫給周澤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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