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曾在二戰後經歷過一系列的經濟危機,侵越戰爭使美國國內的經濟危機於70年代初爆發,而侵越戰爭後,1973~1975年美國再一次受到規模較大的經濟危機的打擊,經濟危機使得美國國內社會民不聊生,社會治安極其動蕩,犯罪率直線上升,某種程度上也是布賴恩·加菲爾德(Brian Garfield)最初創作原著小說《Death Wish》的原因之一。
但電影版的《猛龍怪客》(Death Wish)的發展之路卻與布賴恩·加菲爾德的初衷背道而馳,其系列首部雖然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但質量本身與同期同類型的電影相比沒有太大的優勢。布賴恩·加菲爾德的小說本身旨在譴責武器私有化以及濫用私刑,但電影的出現引發了社會百姓的共鳴,其觸及的敏感話題也因迎合當時的社會現象而被推到風口浪尖。
查爾斯·布朗森(Charles Bronson)當時已與麥可·溫納(Michael Winner)合作過幾部作品,自然而然地便成為了他的新作的男主人公,但查爾斯·布朗森沒有給這個角色帶來太多的驚喜,平庸的表演沒能刻畫出保羅·柯西(Paul Kersey)這個硬漢角色的悲情一面;但即便當時已經53歲的他在動作場面無法發揮他早年的出色表演,憑藉著這個角色與這部電影,查爾斯·布朗森的事業依然迎來了它的第二春。
布賴恩·加菲爾德經歷了對電影版第一部的失望後,續寫了保羅·柯西的故事,而最終的續集小說的主線卻沒有被電影的續集《猛龍怪客2》(Death Wish II)採用;相反,《猛龍怪客2》繼續延續了第一部的風格,並把私刑主義繼續放大;而布賴恩·加菲爾德的續集小說直到2007年才被溫子仁改編為《非法制裁》(Death Sentence)。
從《猛龍怪客2》開始,保羅·柯西就不是小說裡社會動蕩的受害者,而踏踏實實地變成了超級英雄式的存在的義務警員,《猛龍怪客3》更是把義務警員這一身份無限放大化;麥可·溫納執導的系列前3部作品,都對當時的美國社會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表象刻畫,而保羅·柯西的象徵意義則不僅僅是對美國當時檢察機關與司法部門無力的諷刺,同時某種程度上也是代表了人民群眾的心聲;保羅·柯西的維護治安的行為也在某種程度上倡導持槍自由,這個問題至今依然沒有徹底解決。
隨著時代的推進,該系列電影自身在發展的後半程已沒有太大的社會效應,《猛龍怪客4》(Death Wish 4: The Crackdown)也正式開始轉變劇情發展的思路,奧斯卡提名導演J·李·湯普森(J. Lee Thompson)給其注入了新的血液,劇本的整體格局也逐漸有了典型的動作電影的套路的味道,該系列的劇本也首次有了較為工整的敘述條理順序,只可惜影片最開始提及的青少年吸毒問題,經歷了大部分的諜戰情節與動作場面後,到了最結尾早已蕩然無存。
電影與時代的關係緊密結合,與系列首部跨越了20年的《猛龍怪客5:死神現身》(Death Wish V: The Face of Death)再也無法在劇本、場面相抗衡,高齡的查爾斯·布朗森也無法在銀幕上繼續綻放任何光芒,在同時期的科幻動作電影的日漸繁華與新一批動作主流巨星的出現的夾持下,也因為出品公司瀕臨破產等原因,《猛龍怪客5:死神現身》也就成為了系列終章,直到2018年新版《虎膽追兇》(Death Wish)的上映,觀眾們才再一次感受到保羅·柯西的魅力。
《虎膽追兇》依然採用1974年版的電影的路線,同樣的故事再放到現如今的背景下便顯得些許陳舊;但樂觀的是編劇有意識地對此改編(更新)了部分細節,使得影片整體表達的主旨還是有一定參考性,儘管沒能做到升華主題,但與原版相比,在觀賞性與藝術性上都有了明顯的提升。
顯然重啟這個系列顯然是明智的選擇,保羅·柯西作為最早的一代銀幕義務警員,在一片議論聲中靠著槍枝打出一片天地,並將私刑正義的理念發揮到極致,儘管70~90年的五部曲由於各類因素,電影質量不一,但2018年的重啟版的出現,依然讓影迷看到了私刑正義題材的電影的新一輪的曙光,同時也是給這個老牌犯罪故事的現代化改編帶來了一絲希望。
也就正如那句話所說, 正義從不缺席,但可能會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