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影視巨擘邵逸夫107歲高壽逝世，留下無盡傳奇和唏噓，他一手創立的邵氏兄弟公司，從1948年成立到1986年停產，30年風雲勾畫了香港電影盛衰的歷史輪廓，記錄了老香港的浩蕩風月。光影一夢100年，清末出世，歷經清朝、北洋、抗戰和殖民地的邵逸夫，下南洋、闖香江，一生就是一個時代。
邵氏兄弟公司的前身是上海天一影片公司，1925年由邵氏四兄弟老大邵醉翁、老二邵邨人、老三邵仁枚和老六邵逸夫建立。而邵氏家族中日後引領江湖的，是邵逸夫1958年在香港成立的邵氏兄弟（香港）公司，他利用香港特有的地理環境，吸納老上海的經驗與人才，興建了華語電影有史以來最龐大的製片機構。
「邵式」中國想像
邵氏兄弟創立初期，內部幾乎都是戰後上海來香港的中國影人，大名鼎鼎的李翰祥和張徹，都是所謂的南來文人。從泱泱故國來到這個彈丸小島，一腔傲氣漸化作悲涼，在膠片中構築念茲在茲的故土，成了他們一祭鄉愁的餘緒。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邵氏出品的《梁山伯與祝上世紀英臺》（李翰祥）、《獨臂刀》（張徹）、《大醉俠》（胡金銓）等幾乎都離不開中國民間傳說、愛情和武俠，以中國傳統文化為題材，懷鄉離愁凝結其中，從主題意念到美學配樂都有濃鬱的北方味道。邵氏成功構建了海外華人的大中華群體意識。老一代的臺灣人大概會記得，《梁山伯與祝英臺》曾在臺灣上映超過半年，許多人看過不下10遍，大熒幕上的每一句臺詞和每一調配曲，都是巨流河中千萬移民的離愁。
邵逸夫當然是個商人，他曾在一次訪問中袒露：「我生產電影是為了滿足觀眾的需要和願望，核心觀眾就是中國人。這些觀眾都喜歡看耳熟能詳的民間故事、愛情故事……他們懷念逃離的祖國大陸，也懷念他們自己的文化傳統」；他也是一個有民族主義情結的人。事實上，1960年代初，華語電影在全球化電影業中是邊緣的，華語電影在亞洲打敗了好萊塢，在西方卻僅能靠一些「東方情調」吸引微弱的目光。60年代的採訪中他多次宣稱，邵氏的目標是文化民族主義，這也是中國百年來民族主義的邏輯：追趕西方文明，在文化權力中分一杯羹—誠然，邵氏出品奉行娛樂至上，迎合市場，卻在無形中重塑了市場，觀眾在電影中習得國族認同、愛恨取向，他才是手握權力的那一位。
以國語作為邵氏「官方」語言是其構建大中華文化策略的一個關鍵。作為中華民族的通用語言，國語的通行保證了離散族群的聯結和文化的共鳴。邵氏在60年代已經在香港處於壟斷地位，粵語族群逐漸不是邵氏看中的受眾。這個粵語為主的香江小島，到60年代後期，粵語片幾乎被邵氏徹底剷除。很難想像，如今已經充分建立粵語文化自信的香港，滿大街的影院當年竟被國語片佔領。從國族念想到當下的本土關懷，這一變遷大可為本土主義者所注視。
與歐美大電影公司合作製片、開創新的製作模式及擴大發行網絡，是邵氏打入西方市場的另一策略。到60年代，邵氏已經和日本、中國臺灣、韓國及菲律賓等國家和地區合作拍片，尤其是日本，邵氏曾延攬導演井上梅次、攝影師西本正等做外援，《楊貴妃》、《飛刀手》等直接就在日本拍攝，在減低成本、擴充市場之外，更為了吸收技術。當下充斥香港近半江山的合拍片，早在邵氏時代就有了遙遠的序曲。
邵氏武俠片大概是這座東方夢工廠不朽的招牌，60年代的香港早已受西方流行文化和觀念浸染，年輕一代的生活方式先內地一步全面西化。西片裡剛健強韌的男性形象也深入人心，邵氏早期黃梅片中白面書生的文弱形象不再合乎觀眾口味。當時還是影評人的張徹最早提出，要在新派武俠片中建立陽剛風格，推翻從前的陰柔路線。邵氏武俠片塑造男性之間的快意恩仇和肝膽相照，在影壇打出一片江山，為日後香港電影的暴力美學埋下比照。《獨臂刀》的「盤腸大戰」，胡金銓的禪意醉俠……揮戈弄影夢無盡。吳昊在《邵氏光影》的前言裡寫：「今日能看到好萊塢動作片儘是功夫式打鬥，好萊塢女星打得像武俠片中的俠女，而香港的打星和武指更可揚威彼邦……這『打』出來的天下可打來不易呢。」
在國語片稱霸數載後，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催發了粵語片的回歸。內地移民潮逐漸式微，到了70年代，香港居民大部分都已是土生土長，香港電影面臨本土化集體想像的需要。邵氏舊部鄒文懷創立的嘉禾公司生產了一系列賣座的粵語片，李小龍的《猛龍過江》、許冠文的《半斤八兩》，成為邵氏強勁的競爭對手。邵氏的船頭開始調轉，將目光投向這座城市的街頭巷陌、市井哀樂。粵語的回歸、影壇割據使70年代成為一個分水嶺，也為今天為人熟知的香港電影奠下基石。
清水灣的「東方好萊塢」
1986年邵氏突然宣布停產，帶著一絲戛然而止的意味。邵氏女星鄭佩佩自1970年息影嫁人，就一直沒有回過邵氏，後來她在回憶文章裡寫自己1988年再回邵氏片場，目睹物是人非，心裡有說不出的惆悵。她直接把邵氏影城比作天堂：「我們都曾在這天堂裡，尋找著我們的夢。」
這個邵氏夢工廠 ，正是邵逸夫建立的現代化商業電影流水運作的「東方好萊塢」。1965年邵氏影城在清水灣建成，擁有15個攝影棚，兩個外景街道，一套完整的彩色膠片洗印設備，和從美國、歐洲進口的各種最新電影設備。這座當時中國電影史上規模最大、科技最尖端的製片廠，帶動了香港電影的全面轉型，從一個「傳統之作的舊時代」進入具有現代感和先進技術的新電影業時代。
更重要的是邵氏移植自美國的大製片廠模式，大製片廠是早期電影產業市場化的自然結果，也是電影產業壟斷化的一種最佳盈利和控制模式—製作高度分工，大量利用棚景及戶外搭景，流水作業，生產各式商業電影，源源供應旗下院線，將電影製作真正視為工業生產，在縱向上形成「制-放-映」一體化的集中式壟斷經營。邵氏影城成為一架龐大運轉、理性生產的機器，電影成為藝術與商業的結合體，香港電影開始進入商業流水製作的時代，這種模式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流水作業的生產策略滲入邵氏影廠的每個角落，幾乎所有運作都可以呼應韋伯關於理性化的理論—追求理性管理、效率、專業及標準。幾乎所有演員都被要求住在職工宿舍內，遵守嚴格的合約和低工資。那時候住宿舍的有李菁、何莉莉、胡燕妮、李麗華……大導演張徹更是在那裡住到去世。鄭佩佩在回憶中對邵氏宿舍倒是流露出留戀之情：「的確我們幾乎和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絕了，但我們卻是絕對受保護的動物，不像現在年輕的一輩，像是透明的，一點私生活都沒有了。」邵氏夢工廠在「圈養」演員的同時，也不遺餘力地栽培，鄭佩佩就曾被送去東京進修，而邵氏之後的無線藝員培訓班，至今仍然是香江影視源源不絕的輸送帶。入得邵氏片庫，參演者的如雷大名信手拈來：胡蝶、狄龍、嶽華、林青霞、張艾嘉、爾冬陞、周潤發、劉青雲、張國榮、梅豔芳、王祖賢、張曼玉……掐指一數，儘是香江好辰光。
拼命六叔
流水作業及合約制，對導演來說有時也是很大的壓力，邵氏老牌導演何夢華當年以執導《人約黃昏後》如願加入邵氏，在鍾寶賢的訪問中他說：「我那時才20多歲，初初出來做事……在邵氏公司，合同都是拍4部戲，一籤都是籤3年。」任職邵氏20多年，他說「創作自由是有。可是……每一個導演，最主要的是要看你的票房」，在票房重壓下，20多年來都一直被合約牽著鼻子走，一直欠著邵氏的片債，「我今生今世都離不開邵氏」。
從何氏口中也可看出主政者邵逸夫的掌權路數，六七十年代，「每個禮拜幾個導演（包括嶽楓、陶秦、羅臻、嚴俊、羅維、李翰祥等）都要到老闆家去吃頓飯，這頓飯每個導演都要報告自己的工作，有什麼困難，有什麼新的計劃，在那頓飯吃以前，都要談完。」頗有點鴻門宴的味道。
勤勉是那一代南下商人的守業護符，邵逸夫曾有一年看900部電影的紀錄，他承諾「邵氏出品，必屬佳片」。張徹也在回憶錄中寫，邵逸夫每天上班處理完日常事務之後，都會召一個高層談話一小時左右，對公司事務、電影節情況無所不談。他稱邵逸夫對電影製作是「真正的內行，也深明導演工作」。每天必看導演拍的「毛片」（即樣片），也經常讓導演看，不合要求的寧可把底片燒掉；他本人也參與影片的剪輯，掌握最後決定權。「他當然是精明的生意人，時常感覺一流，但另一方面，他也具有所謂『導演性格』，凡事必要盡力做到最好！」
張鍵在回憶錄裡寫「六叔孤寒天下皆知」（孤寒，即吝嗇），很多藝人後來都會笑談六叔種種古怪的吝嗇事。輔佐邵氏多年的鄒文懷，就是因為對公司薪金制度不滿，離職出走，與何冠昌及梁風共同成立嘉禾公司，成為邵氏勁敵。也因為分帳未談攏，邵逸夫錯過了李小龍和許冠文。吝嗇之餘，六叔用人自有一套。鄒文懷在邵氏時作為「頭等人才」，卻只予宣傳部主任的「三等職務」，必須依附邵逸夫親授他的「特等權力」，最直接的效果自然是減少了鄒的離去對邵氏的衝擊。張徹在回憶錄中寫，60年代臺灣「銀彈」出重金挖邵氏首席大導李翰祥，李不敵誘惑打算帶著凌波投奔銀彈，消息洩露，六叔立即重酬挽留凌波。後李翰祥孤身在臺艱苦經營，終陷困局返港。他也能屈能伸，就在六叔常喝下午茶的半島酒店等候，表明悔意，六叔對用人完全理性，加上害怕李翰祥投附鄒文懷，也大方讓李重返邵氏。
後邵氏時代
鄒文懷自立門戶成立的嘉禾，其興盛無疑響應了本土意識的崛起，這是邵氏開始走下坡路的一個開端，也是邵氏叱吒多年的大片場制走向沒落的必然。70年代邵氏新一代導演的創新意念與保守僵化的片場體制畢竟不是很適應，單就取景而言，邵氏慣於在影棚片場作業，並未完全與這座城市煙火相接；流水線的文化產品不免套上重複的路數；家族式的封閉經營及保守主義精神和七八十年代香港活躍開放的文化氛圍格格不入，邵氏模式成了被同代影人批判的陳舊對象。而同期的嘉禾及其他獨立小製片公司卻充分發揮船小好調頭的優勢，從許冠文的市民戲劇到成龍、洪金寶的戲劇功夫片，以舉重若輕的姿態獲得了香港觀眾的垂青。到80年代，邵氏雖然保持著每年20部左右的電影產量，還是在商業競爭中失敗。
1986年邵氏全面停止製片，邵氏帝國的抽身，給香港電影留下大片空白，卻也煥發了港產片市場長達10年的活力，邵氏後期的導演如王晶、張婉婷、許鞍華、查傅誼等人日後一直活躍於香江影壇，大片場的衰落，也讓很多人開出一條獨立電影的新路；邵氏引人詬病的娛樂至死精神，成了香港電影無法擺脫的一道紋身，是沉痾卻也是靈光。
邵氏電影研究學者劉輝曾將邵逸夫與好萊塢早期大亨路易·梅耶、塞繆·古德溫、阿多法·祖克做比較：「他們多是來自異鄉的商人，對於電影生意有著直覺性的判斷；他們愛使用裙帶關係或保持家族生意，為人吝嗇保守，充滿了各種爭議的說法。他們都有極強的擴張魄力和競爭手段，永遠只是把電影作為一種商品。」
邵氏帝國落幕，斯人已逝，夢猶在。一代影人的浩義豪情、風月豔史在電聲光影中封存成永不逝去的傳奇。
本文來自《南風窗》2014年第2期（2014年1月16日出版），作者：茱 茱 資深媒體人發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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