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權且從記憶深處，打撈起形形色色的跨省追捕的「錯誤案例」，以下這些，都還是僥倖見到天光的「喜劇」案例：
2008年1月1日，《法人》雜誌刊發了記者朱文娜採寫的《遼寧西豐：一場官商較量》，報導了西豐縣商人趙俊萍遭遇的官司，內容涉及遼寧省鐵嶺市西豐縣縣委書記張志國。1月4日，西豐警方以「涉嫌誹謗罪」對朱文娜立案調查，並進京拘傳，此事引起社會強烈反響。1月7日新京報等多家媒體報導《記者報導遼寧西豐官員負面新聞遭警方拘傳》。1月8日，西豐警方對朱文娜正式撤銷立案、撤銷拘傳。1月9日，西豐縣委縣政府指派相關負責人赴北京，向法制日報社表示道歉。
2008年，河南靈寶市政府違法「租」用農地28平方公裡，約3萬餘農民失去土地。身在上海的青年王帥多次舉報無果後於2009年2月12日網上發帖，因言獲罪，3月6日靈寶市網警跨省來到上海將其抓捕。此事曝光後，在輿論壓力下，4月16日下午，河南省副省長、省公安廳廳長秦玉海做客人民網時承認，公安機關在此事中執法是有過錯的。之後，三門峽公安局對這起案件作出了撤案處理，對王帥給予了國家賠償。
2010年8月19日，報告文學作家謝朝平寫作的以三門峽水庫移民為主角的《大遷徙》公開出版後，被陝西省新聞出版局定性為非法出版物，繼而渭南警方以「非法經營罪」對他予以刑拘。案發後，北京青年報的社論稱這是「一個權力打擊言論自由的惡劣標本」，上百名作家和學者聯名呼籲各界關注「渭南書案」，中國作協創聯部對此事也有表態，稱「這是對作家創作權的侵犯，中國作協將嚴密關注事態發展」，「切實維護作家合法權益」。30天後，渭南市檢察院終因「證據不足」，未批准警方的逮捕申請。
2010年11月23日，在甘肅省圖書館工作的圖書館助理館員王鵬，因在網上發帖舉報其大學同學馬晶晶在公務員招考中作弊，被寧夏吳忠市利通區公安局以涉嫌誹謗罪刑事拘留。此案引發群情激憤後，12月2日，寧夏吳忠市市委、市政府通報，決定糾正利通區公安分局跨省刑事拘留王鵬錯案，對處理本案件負有直接領導責任的市公安局副局長、政法委書記等一批幹部予以免職。
.
今天下午，我花了不少時間仔細梳理這類案例的始末。我們看得出，十年來，執法者知法犯法，「錯誤地」跨省追捕守法公民，已絕非偶然事例。如果耐心整理，這份案例名單也許會很長。
傍晚，我在朋友圈寫道：「在一個法治國家，首先是人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什麼是免於恐懼的自由？根據樸素的理解，那就是：在憲法的保護下，一個守法公民絕不擔心自己的生命和安全受到傷害。什麼是無法免於恐懼？根據既往的案例體驗，那就是：即使在憲法的保護下，一個守法公民，依然會被強力部門（哪怕是最基層的部門）隨時拘禁。
「免於恐懼的自由」這個概念，出自二戰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演講。羅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是：「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
這裡，「免於恐懼」，是一種確定自身安全的心理感受。以賽亞•伯林在《兩種自由概念》 中寫道：
「無論這個不準幹涉的範圍，是根據什麼原則來劃定的，無論它是根據自然法、或自然權利、或功利原則、或某種康德所謂的無上命令 (categorieal imprative)、或社會契約的神聖不可侵犯性、或是人類用來釐清並支持他們的信念的其他任何概念，來訂定的，在這種意義之下，自由都是「免於……的自由」（liberty from…）；也就是：在變動不居的、但永遠可以辨認出來的界限以內，不受任何幹擾。」
我們可以簡明闡釋如下：自由固然是有邊界的，是相對的；但是在那邊界以內，自由是應絕對受保護的；這種自由的本質，是人在法律的庇護下，永遠免於受到邊界之外的傷害。
而在我們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抓捕案例中，風聞言事，擅自扣押，因言獲罪，秘密抓捕，篡改法律程序，令當事人失去信息接觸權、辯護權、知曉權，令案件缺少獨立、合理的法律判決，諸如此類的行徑，都剝奪了現代國家裡一個公民的合法權益，也剝奪了所有旁觀者內心的坦然和安寧，侵害了人們免於恐懼的自由。
最重要的是，這些風傳全國的案例，損害了公眾對於國家和法律的信仰。要知道，免於受到強力部門的傷害，其意義遠大於免於受到流寇的傷害；因為，流寇的天性是違法，而國家的強力部門，則被天然定義為法律的執行者及公民的保護人。
人，生而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這是一個法治國家的治理基礎；法律捍衛這種自由，並能確保侵害這一自由的勢力不復存在，這是現代政治文明的起點。
以上，是今天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