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後,珠江上的大橋變遷史

2020-10-07 竹閒山人

1983年春節,歌手李谷一走下春晚舞臺,緊接著面臨一個難題:如何在一天之內從北京趕到深圳?

1983年首屆春晚上,李谷一演唱了「禁歌」《鄉戀》,這被認為是文藝解禁的標誌。

大年初一晚,在深圳劇院的演出面向港澳商界,當紅歌手李谷一不上臺,港澳同胞不免失望;而央視第一次直播電視春晚,李谷一不露臉,全國人民也過不好年。

剛剛成立不久的深圳特區,還要再過八年才能等來自己的機場。今天看來不是問題的問題,放到三十多年前,卻是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為了請到李谷一,中央電視臺頗費了一番心思,拍著胸脯向深圳劇院保證,一定不耽誤次日的演出。

大年初一清晨,李谷一搭乘最早的飛機飛抵廣州,在公安部的協調下,廣東公安廳的專車已在老白雲機場外早早等候。

由於沒有橋梁相通,從廣州到深圳還要經過中堂、江南2個渡口。儘管一路上警車開道,邊防關卡免檢,等李谷一趕到深圳,距離演出開始也只剩下幾個小時。

那時的輪渡,是珠江水道上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當時的廣東,素有「粵道難,難在過渡口」之說。1978年,時代的大幕徐徐拉起,珠江上只有海珠橋、舊瀾石大橋、中山橋等屈指可數的幾座大橋。

在河港縱橫的珠三角,人們往來兩岸主要依靠輪渡,全省國道省道上的60處渡口,將僅有的13條公路幹線分割為無數小段,交通極為不便。

把來自北京的歌聲空運至深圳河畔尚且如此艱難,指望臺下的港澳同胞北上投資,又談何容易?

致富先修路,修路先架橋,「消滅渡口,改渡為橋」,廣東人下決心換一種方式渡江跨海。

沒有橋的年代

1952年11月20日,珠江入海的伶仃洋面上,一艘小艇穿越風波,試圖突破港英當局的封鎖。但剛剛衝出卡哨,就被水警輪當場撞沉。

這艘名叫「黑貓號」的小艇上,載滿內地急需的物資,是港商霍英東船隊的主力之一。

朝鮮半島上,240萬志願軍與「聯合國軍」激戰正酣,美國聯合英國等四十三個國家實施的對華「禁運」政策,成為勒在新中國身上的一道無形繩索。

遠離前線的珠江口,同樣暗流湧動。

水道上遍布警惕的水警,嚴防走私船隻。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漏洞,霍英東捨得花錢,對水警施以好處,終於在茫茫伶仃洋上打開缺口,建立起了從香港到內地的物資「偷運」網絡。

「凡是一個士兵可以利用的東西均不允許運往中國」,「黑貓號」上違反禁令的船員可能面臨終身監禁的制裁。

這段插曲不妨礙霍英東依靠偷運賺到第一桶金,更重要的是,他還通過這個機會建立起與北京之間的聯繫。

若干年後,這份信任將變成一張通向更廣大市場的通行證。

對於商人,橫亙的大江是機會,對於普通人,茫茫波濤卻只是阻礙。

過去,珠江沿岸的交通是混沌的,船隻搭建起的細若遊絲的聯繫,很容易被戰亂和封鎖切斷;河湧兩岸的生活也是混沌的,人們被河網分隔在一個個獨立的地理單元,默認承受時代碾過。

即便是省城廣州,珠江上也只有海珠橋和人民橋,市民南來北往,還要依靠輪渡。每到早晚高峰,密密麻麻的廣州人就推著自行車,擠上一艘艘小小的「鐵殼仔」。

建成於1933年的海珠橋,是珠江上最早的橋梁之一。

數十年間,輪渡價格從4分錢漲到5毛錢,直到2014年,這種柴油動力的鋼製渡船才宣告全部退役。

如果那時候同本地人講「東南西北中,發財到廣東」,無異於天方夜譚。七十年代末,整個珠三角的城鎮化水平只有16.26%,GDP僅僅97億元,佔比不到全國的3%。這樣的發展水平,和其他省份比起來並不突出。

彈指三十年,當年出沒風波裡的船王霍英東,成了香港地產大亨。1978年,他帶領家人回到家鄉番禺縣。

時隔多年,珠江上的緊張氣氛早已消散,但交通依舊不便。

下午五點霍英東一行就已經從香港到達番禺市橋,但由於大石和洛溪兩個渡口的阻隔,直到晚上九點,他們才走完這最後三十公裡,進入廣州市區。

對此,霍英東也只好嘆息:「回鄉(番禺)交通實在不方便,太誤時誤事了。」

通往番禺的道路泥濘不堪,坑坑窪窪,到了村裡,廣東政府派去迎接的紅旗轎車已是泥跡斑斑。

霍震霆前妻朱玲玲問周遭村民,洗手間在哪裡?有人真的端來一盆洗手水,眾人鬨笑。看到家鄉落後如此,霍英東在不久後和其他港澳商人捐資建設了番禺賓館。

他更大的手筆是坐落在廣州白鵝潭附近的白天鵝賓館,改革開放後第一家外合作興建的五星級賓館。

坐落於白鵝潭附近的白天鵝賓館,一度是廣州最高樓。

修建過程困難重重,物資短缺的年代,要進口任何東西,都要跑十幾個部門蓋一連串公章。

直到僑辦主任廖承志接到一通來自北京的電話,說霍先生在封鎖時支援國家,是有貢獻的,要多照顧,流程上能精簡的就要精簡。

白天鵝賓館在1983年正式開業。頭一年裡,當時的最高領導人就三顧白天鵝,並親自題字。尤其是這裡的法棍麵包令他念念不忘,或許懷想起年輕時的法蘭西歲月。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霍英東的白天鵝賓館在廣州都是一棟特殊的建築。英國女王、美國總統布希和尼克森、德國總理科爾、瑞典國王都曾先後下榻於此。

八十年代末,國境西南燃起戰火,廣州的高樓一律要在樓頂安裝高射炮,以防空襲。白天鵝賓館作為全城最高的建築,多虧高層幹預,才免於安裝。

在籌建白天鵝賓館的同時,霍英東已經將目光投向「阻攔」過他的洛溪——番禺通往中山、順德都建有橋,但偏偏通往廣州,繞不開洛溪渡口。

洛溪原名落馬,顧名思義,古時官員到此地赴任,必須下馬換船,又因為河網稠密,有了「洛溪」的名字。

小小洛溪村當時只有不到四千村民,北岸是一片白茫茫的蔗林,圍繞村落的是稻田和荒水凼。

但這座不起眼的村莊,恰恰也是澳門、珠海、中山、佛山與廣州之間客貨運的必經之地,1958年,洛溪渡口建成,此後日漸繁忙,漸漸不堪重負。

面對這種情況,1981年全國兩會上,時任澳門中華總商會副主席、同為番禺老鄉的何賢,與霍英東一拍即合:共同捐資造橋!

改革開放第一橋

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十年,歷史進程在洛溪最直觀的體現,就是每日運量爆炸式增長。

儘管每航次只要20分鐘,但排隊上船的時間卻從一開始的半小時,逐漸延長到3個小時以上。

日平均渡運汽車也從原來的100輛次,一直提升到5000輛次,尤其在1988年,創下了日平均渡運機動車5588輛次的最高紀錄。

日後,這一紀錄再也沒能被打破,因為也就在1988年,被稱為「洛溪飛虹」的洛溪大橋建成通車。

1984年,霍英東出資1000萬元港幣,加上何賢、何添兄弟共同捐出的400萬元港幣,通過澳門大豐銀行買了載重汽車,捐給番禺縣。

當年10月,洛溪大橋舉行奠基儀式,翌年破土動工。除了去過幾次工地,霍英東不再過問資金使用狀況。

作為改革開放後第一座合資興建的跨江大橋,洛溪大橋幾乎沒有可以參考的工程先例。

總設計師楊高中為此傷透腦筋,在推演了各種模型後,最終確定「連續剛構橋」方案,使得整個橋梁呈「S」形橫跨在珠江主航道上,從水面到橋面有40米,相當於15層樓高,可供大型輪船通過。

施工花了4年時間,建成的洛溪大橋最大跨徑為180米,「在當時,這是世界第二,亞洲第一」,因此,洛溪大橋有了「亞洲第一橋」的美稱。

只是這座亞洲第一橋帶給廣州人的快樂沒有保持太久,隨後的若干年裡,圍繞它的是數不盡的爭論和煩惱。

首先是收費問題。

洛溪大橋通車當日,番禺縣政府就在橋頭設置了收費站,以「償還貸款」為名向過往車輛收取過橋費,每輛車5元,作為對比,當時一名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也只有200元左右。

有較真的人認真算了筆帳:若以大橋竣工決算投資10295萬元進行測算,按當時的收費標準,到1993年底止就已能還清投資本息並開始盈利。

按省政府有關規定,非經營性公路項目還清投資本息後,原則上應停止收費,撤銷收費站。

番禺政府隨即答覆:「為洛溪大橋配套了沙溪大橋、迎賓路塘西立交橋、裡仁洞跨線橋等8項工程,綜合統籌還貸。」甚至想收費到2028年。

洛溪大橋投資不到1億,配套工程投資卻超過7億,這令輿論十分不滿。

更迷惑的是,大橋年收費總額在1996年已超過億元,但在通車之後的八年時間裡,洛溪大橋的管理方未曾向銀行、借款單位還過一分錢。所收費用都被全額撥給番禺路橋建設指揮部,用於當地路橋建設。

2016年的洛溪大橋收費站,廣州市外的車輛仍需繳納年票才能過橋。

直到1997年和1998年,番禺路橋總公司才還本付息38676.32萬元,但到2000年底,未償債資金仍高達42949萬元。

對此,珠江兩岸人民想不通,為何洛溪大橋高額收費十年,仍未還清銀行貸款,說好的捐資建橋,難道錢都讓霍英東賺去了?

霍英東也想不通,他曾經背著罵名,在本地媒體發文:「憑什麼我無償捐款建橋,你卻來收買路錢?我本人從沒有拿過一分錢的過橋費,以後也不會拿!」

時任廣東省人大代表王則楚更想不通,他決定要一個說法。

從2000年開始,王則楚連續5年「死磕」洛溪大橋收費問題,「附屬配套工程應該是在洛溪大橋投建前規劃確定的,建成後再稱配套工程有些牽強」,要求相關部門將洛溪大橋收費還貸的情況向市民公布。

還有律師將番禺政府告上法庭,要求退還5元過橋費。

收費站當然不會一夜間消失,只是收費主體從番禺區變成了廣州市,收費理由也改為平衡交通。

按照一些人的解釋,過橋費替洛溪大橋壓縮了每天2萬次車流,否則日通行量將達7萬以上,擁堵會進一步加劇,因此,這筆過橋費收得合理,收得及時,收得恰到好處。

但如此論調顯然不能消滅所有牢騷,一浪接著一浪的反對聲綿延數年,直到2005年6月初,洛溪大橋收費通道旁豎起了幾塊公示牌,「還貸餘額」和「暫定收費截止日期」兩欄空白。這被認為是停止收費的前兆。

果不其然,洛溪大橋在當年的7月1日停止收費,並還清所有銀行欠款。但「出於調節車流的現實必要」,年票制收費依然保留,外地車輛過橋還是要交費。又過了12年,到2017年,年票製取消,收費站拆除,洛溪大橋收費史才真正終結。

從堅持十多年,到一朝取消,洛溪大橋上的收費站的去留,真的被民間輿論左右過嗎?每天上橋下橋、與這座橋真正息息相關的普通廣州人,卻也無從考證。

這一綿延十多年的風波結束後,霍英東提交了《粵港合作和市場規則》議案,建議地方政府向香港學習市場規則,才能搞好合作。

建成之初,洛溪大橋的車流量只有8000車次/日,到1990年,雖然通行量激增至19503車次/日,也在3萬車次/日的設計通行能力之內。但與之相連接的105國道和1905省道,只有9米寬雙向兩車道,由於配套工程滯後,經常出現塞車。

為此,番禺政府把以上兩條道路從9米擴寬為18米,但實在趕不上廣州GDP和汽車保有量的增速。

為了解決擁堵,洛溪大橋兩側各建了一座斜拉橋,由4車道升級為10車道。

到1998年,洛溪大橋的日通行量已經達到了5.5萬次,超過設計流量幾乎一倍。自此,洛溪大橋便與堵車相伴至今。進入21世紀,洛溪大橋單日車流量更是可以達到10萬次,一旦橋面發生交通事故,動輒擁堵3個小時以上。

洛溪大橋這麼堵,與番禺規劃定位的調整亦有關係。

新世紀頭一年,番禺和花都撤市建區,土地審批權上交廣州市。時任番禺區委書記梁柏楠趕在時間節點之前,一口氣把番禺北部兩萬多畝土地低價批給開發商。

儘管三年後梁柏楠因違法違紀被查處,但這一大片土地上的高樓已經拔地而起,正是這兩萬多畝地成就了廣州樓市聞名全國的「千畝大盤」「華南板塊」,加速了番禺向「睡城」的轉型。

本來就要溝通廣佛中江珠澳整個珠江西岸城市群的洛溪大橋,又要面臨市內交通的龐大壓力,堵車是必然結局。

事實證明,解決擁堵問題,只在洛溪橋上做功夫顯然不夠。如今,橫穿廣州的珠江前後航道上,廣州大橋、新光大橋、番禺大橋、獵德大橋等依次排列,洛溪橋上的擁堵才漸漸緩解。

今年年底,洛溪大橋擴建雙向10車道的工程將告完工,而大橋之下,農田消失,高樓林立,桑田滄海,早已換了風光。

這份遲到的暢通,距離建橋夢想萌芽,已經過去整整四十年了。

下一站,虎門

恐怕霍英東自己也不會想到,從1988年到1997年,僅僅9年間,他就從一座大橋的推動者變成了另一座大橋的反對者,歷史的弔詭正在於此。

1991年,霍英東建起虎門渡口,生意興旺,開通當年日汽渡量就達到了7000輛以上。祖籍花都的香港商人胡應湘琢磨著在虎門建一座跨江大橋,霍英東自然反對。

見證珠江口經濟崛起的虎門輪渡,已於去年把接力棒交給了虎門二橋。

同樣反對的還有李嘉誠。李家在粵港地區已經先後建起南海高欄港、珠海九州港、佛山三山港等碼頭,虎門建橋溝通珠江口東岸,勢必削弱港口的作用。

李嘉誠曾同下屬霍建寧聊起這座設想中的大橋:「建橋方便人的來往是一件好事,對於貨運運輸卻要考慮一下了。」

霍建寧馬上心領神會,在媒體上公開批評胡應湘,認為胡家借修橋的名頭賺取補貼,破壞香港營商環境。胡應湘當即反駁:「沒有補貼我也照樣敢修!」

如果說多年來霍家、李家的生意隨著珠江兩岸的碼頭汽笛日漸興旺,那麼胡家的運數則和滾滾向前的車輪息息相關。

胡應湘的父親胡忠,在六十年代就是香港的「的士大王」,1958年,23歲的胡應湘從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土木工程系學成歸來,在香港做結構工程師。此後三十年,胡應湘既是建築師,又是投資商,逐漸成為「建築大王」。

八十年代初,胡應湘成為北上投資的一員。在建設中國大酒店的過程中,胡應湘發現廣州經常停電,為了保證施工,他找到廣州供電局協調,卻得知全市整體日供電只有1000萬度,而中國大酒店工程每天就用去1.5%,供電不足在所難免。

從此,胡應湘把生意的重點轉向基建,「國家經濟要騰飛,必須優先發展三項硬體,即通訊、能源、交通,通訊我不懂,但高速公路我懂」,胡應湘暫停手中的地產項目,把錢投向內地的電力和交通。

第一個項目就是大手筆——全長122.8公裡、總投資122億元的廣深高速,至今仍是國內最賺錢的高速公路路段之一。

廣深高速曾因沒有廁所和加油站,遭到車主起訴索賠。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儘管遇到質疑和阻撓,胡應湘投資的虎門大橋,還是在南巡的那一年順利開工。

施工初期,為了趕工,推土機推毀了虎門炮臺的幾間清兵營房遺址。不久後,一紙指示從北京發往廣東:「要把虎門大橋建設同保護虎門炮臺舊址、建設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統一起來。」

虎門大橋公司以及廣東省財政、地方財政趕緊行動起來,共同投資近2億元修復虎門炮臺舊址,完成鴉片戰爭海戰紀念館的建設。

香港回歸的同一年,虎門大橋建成通車。幾年前的洛溪大橋將珠江口西岸城市與廣州連成一線,虎門大橋則成為珠江口東岸的瀟灑一筆。此後的二十多年裡,這座大橋幾乎是珠三角司機眼中最熟悉的風景。

通車之初,由於建設成本高、還貸壓力大,虎門大橋通行價格是輪渡的兩倍多。為爭奪客源,大橋和橋下的虎門輪渡同時宣布半價通行,大打價格戰,輪渡還推出隨行贈送快餐的服務,吸引過往司機。

這樣粗暴的競爭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虎門輪渡公司被迫裁員減薪,總經理月薪也從萬元降至6000元,虎門大橋受影響更大,以飽和通行能力算,30年經營周期內根本無法還清貸款。

最終雙方和談,劃分主營市場、區分調整價格後,才各自偃旗息鼓。

此後,虎門大橋通行量逐年上升。世紀末的最後三年,累計通行汽車2320萬輛次,到2016年,這一數字又翻了數番,增至3.94億車次,平均單日汽車通行量約14.19萬輛次,是設計車流量的1.77倍,最高日均17萬標準車次,飽和度達2.1,繁忙程度可見一斑。

虎門大橋,曾被稱為中國第一跨。

在堵車這件事上,虎門大橋有著和洛溪大橋相似的命運,被司機們戲稱「苦悶大橋」。

作為莞佛高速公路東莞段的一部分,虎門大橋是粵東與粵西地區聯繫的咽喉通道。一肩挑兩擔,很多年裡,從惠州到番禺,從珠海到深圳,虎門大橋是必經之路。

由此,虎門大橋也創造了兩項紀錄——全國最堵大橋和最賺錢大橋,半年路費就超過了7億元人民幣。與此同時,修建虎門新橋的聲音越來越高,直到去年,虎門二橋(南沙大橋)建成通車,虎門大橋身上的壓力才得到緩解。

南海之濱的光榮與夢想

如果將南粵大地視作一幅畫卷,那麼繼洛溪大橋和虎門大橋在東西兩側,各寫下氣勢雄渾的一撇一捺之後,愈來愈多的筆墨正落在這片土地上——

四十年後,橋梁橫亙

,渡口消失,廣東全省橋梁數量已達4.89萬座,是改革開放之初的5倍多。與交通一起騰飛的是經濟,2019年,廣東城鎮化率提高到80%以上,GDP高達81048億元,佔到了全國的9%。

與洛溪大橋、虎門大橋相關的那些名字,也在日後的若干年裡,將心血傾注於這片土地的不同角落。

1978年,時任國家旅遊局的盧緒章借了一艘海軍炮艇,帶著霍英東去伶仃洋考察旅遊開發。兩人乘船轉一圈,一片荒灘的南沙,連可供登陸的海岸都找不到。而站在船頭的霍英東憑欄而望,已是心潮起伏。

十年後,他再到南沙考察,反覆觀看地圖,直到看見另一個南沙:

地處珠三角核心位置,水路距香港38海裡、距澳門41海裡,方圓100公裡內有深圳、東莞、珠海、中山、江門等14個大中城市。擁有25公里海岸線,是珠江口上的天然良港。心中藍圖畫定,之後的幾十年,霍家投資南沙的腳步不曾停止。

「山水裡現南沙,南沙中見山水。」霍英東的設想是,把這個面積三倍於澳門的地方建成廣州的尖沙咀。從1992年開始,他開始與廣東番禺縣政府合作開發南沙,並先後投資了22平方公裡土地,幾乎佔南沙國家級經濟開發區的一半。

最初幾年,投資並不順利,不少阻力來自老熟人梁柏楠——他已從番禺調任南沙開發區。霍英東常說,南沙是他的一場夢。但是他卻沒想到,從1993年至2003年的十年間,他卻總是「夢裡不知身是客」。

多年後,霍英東基金會顧問何銘思感慨,如果不是梁柏楠因涉嫌受賄案發被捕,恐怕霍英東還要忍。

所謂「強龍難壓地頭蛇」,這看上去是一場發生在商人和官員之間的博弈,實質上則是國家轉型期,各種社會關係激烈動蕩的表現。即便是帶著400億而來的霍英東,在遙遠的南沙,依然處處被掣肘。

據何銘思披露,梁柏楠對霍英東的「敲詐勒索、盤剝刁難」花樣繁多,令人難以招架——

霍英東在南沙開了直航香港的高速飛船碼頭,當地便在蓮花山港口照搞一個同樣的碼頭;梁柏楠派到港口的主管人利用南沙港口走私,違反外匯管理條例,但被處罰的卻是霍英東……

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霍英東無奈之下,在後來的某次兩會上表態:「我參與內地改革開放事業是義無反顧的,也是不走回頭路的。我已年近80,還有何求?我只是想藉此機會再次提醒一句:市場運作靠法律保障,法律靠信譽支持。」

事實證明,以更長遠的歷史維度來審視,霍英東的眼光沒有出錯。今時今日,國家對南沙的定位不斷提升——國家級新區、自貿區、廣州副中心。虎門大橋、莞佛高速、南沙大橋、南沙港快速、廣澳高速等重要交通幹線,都在這裡匯合。

昔日的灘涂之地,不僅是珠江東西兩岸的交通交匯點,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幾何中心。

與霍英東不一樣,胡應湘的夢想還是建橋,這一次,他要建一座回望歷史前所未有、放眼世界獨一無二的大橋。從虎門背轉身,胡應湘的目光落在霍英東發家的地方——蒼茫的伶仃洋。

在珠江入海的喇叭口上畫一條線,連接起東西兩岸,進而讓粵東粵西更廣大的地區聯繫起來,胡應湘的設想不可謂不宏大。但由於技術、資金等等因素,他魂牽夢縈的伶仃洋大橋一直停留在紙面上,不曾開建。

直到2018年元旦,初步完工的港珠澳大橋全線亮燈迎接新年,站在珠海、澳門、香港三地,都能看到這座長達55公裡的巨龍躍入海波,胡應湘的夢想,終於以一種更宏偉的方式實現。

而與此同時,另一條與港珠澳大橋幾乎並行的深中通道,也在深圳的謀劃下穩步推進。

橋梁和水道交錯,連接大灣區的地理肌體,也拼湊起珠三角的百年歷史。一代又一代人之間,珠江兩岸關於橋的故事一直在繼續,只是它們的講述方式,愈加溫柔、清晰而篤定。

為了保護珠江口海域素有「海上大熊貓」之稱的白海豚,港珠澳大橋在施工時採取針對性保護措施。開工之初,稀有白海豚僅有1400頭,而到了主體工程完工,這個數字已經增加到1800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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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中國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轉眼間,40年過去了南海勇嘗改革「頭啖湯」GDP從4.5億元→2692.13億元人均GDP從570元→近10萬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南海改革的累累功績自不必贅述,今天,我們與你一起看一輯老照片,回顧南海改革開放的變化!
  • 改革開放40年遊戲機變遷史,80後最難忘超級瑪麗魂鬥羅
    小小的遊戲機,為人們帶來了許許多多歡樂,是人們休閒時光裡的好夥伴,改革開放40年來,人們富裕了,生活富足了,遊戲機也在一代代更新換代,不斷普及,科技的進步更是賦予了遊戲機更多的形態,也為人們提供了更多休閒娛樂的選擇。下面就讓我們通過一組圖片,回顧遊戲機的變化發展。
  • 兩千年中國女性地位變遷史
    回顧歷史,會發現這其實是一部中國女性2000年地位變遷史。▍春秋戰國:    太后都可以隨意改嫁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制定的「主流價值觀」是「定貴賤,明尊卑」的周禮,女性被定為卑賤的一方。但周天子只是名義上的共主,無法強制推行周禮。所以當時女性的實際情況是「卑而不賤」。
  • 高埗鎮微電影《橋》開機,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
    微電影《橋》是高埗鎮政府2018年重點打造文藝精品項目,以全國首座農民集資修建的地方公路橋梁——高埗大橋為主線,通過講述東莞高埗老人根生與高埗大橋之間一系列故事,連接起現在和過去,展現高埗人在改革開放初期集資建橋敢為人先的精神及改革開放給人們生活帶來的變化。
  • 陝西首富變遷史
    ,如今深陷債務危機,正處在水深火熱中……如今,以西安為中心的陝西省,雖然不再有全球首富,但這片土地上的財富榜單變遷背後,仍然隱藏著豐富的信息:區域經濟結構的調整、行業發展的興衰、企業的戰略走向乃至個人的抉擇。
  • 大龍港又上央視了!紀錄片《我們一起走過的--致敬改革開放40周年》
    由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聯合製作的18集電視紀錄片《我們一起走過——致敬改革開放40周年》12月2日起在央視綜合頻道晚間8點檔播出,每天兩集。龍港在第二集《在希望的田野上》出現(第18分鐘左右),敬請關注!
  • 南京長江大橋橋史館志願者進社區講「大橋故事」
    為了打破長江的阻隔,在南京長江段架設一座跨江大橋,便成了我們日夜思念的夢,直到1956年鐵道部開始著手南京長江大橋橋址的選擇……」圖為志願者為居民講述大橋故事圖為志願者服務社區12月4日下午,在南京江北新區大華社區紅色驛站內,中鐵大橋局四公司南京長江大橋橋史館志願服務隊員正在講述大橋建設的故事
  • 珠江兩岸風雲簡史:港珠澳大橋背後的地方政府博弈
    各大港口都在爭奪國際航運中心寶座,幾個機場輪流爭搶貨運客流,廣深港在資本市場上爭奪金融中心地位……  過去四十年的歷史進程裡,珠江兩岸風起雲湧,各城市相互間的利益博弈就一直沒有停息過。最為典型的,莫過於幾座跨海大橋。
  • 大型電視紀錄片《我們一起走過——致敬改革開放40周年》第十五集、第十六集
    由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聯合製作的十八集大型電視紀錄片《我們一起走過——致敬改革開放40周年》於CCTV-1 12月2日-10日20:00檔播出,CCTV-2 12月3日-20日21:18重播。  該片以改革開放40年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和發生的歷史性變革為基礎,選取我國經濟社會各個領域的發展變遷故事,呈現40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的宏偉實踐。
  • 「永遠的畫面」致敬改革開放40周年
    觀眾在電影海報前為改革開放40年來的中國電影點讚,併合影留念。本報記者 金鑫 攝  《小花》《巴山夜雨》《紅高粱》《霸王別姬》《開國大典》《焦裕祿》……一幅幅極具張力的「電影臉龐」勾勒出改革開放40年來的輝煌成就——第21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期間,為期兩周的「永遠的畫面——改革開放40周年電影海報展」在上海展覽中心、上海影城、上海銀星皇冠假日酒店等地亮相,引起了市民的踴躍參觀。
  • 南沙大橋今天通車,過了珠江的第二座橋,網友:這一刻在等待太久
    ()是許多廣東業主盼望已久的日子,因為他們嚮往的虎門第二座橋已經正式通車,從現在起,他們將不得不經歷珠江,除了虎門大橋,他們還有一個新的選擇。我相信廣東的每個車主都有虎門大橋的堵車經歷,每到重大節日或交通流量大的日子,虎門大橋都會充滿交通流,有時,即使運氣不好,他也會在虎門大橋結束節日,小編在虎門大橋有過的經歷。虎門大橋有多少堵車,網友稱「你見過在高速公路上設紅綠燈的麼,虎門大橋就有。」虎門大橋是為了維護車輛秩序而在橋上設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