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春節,歌手李谷一走下春晚舞臺,緊接著面臨一個難題:如何在一天之內從北京趕到深圳?
1983年首屆春晚上,李谷一演唱了「禁歌」《鄉戀》,這被認為是文藝解禁的標誌。
大年初一晚,在深圳劇院的演出面向港澳商界,當紅歌手李谷一不上臺,港澳同胞不免失望;而央視第一次直播電視春晚,李谷一不露臉,全國人民也過不好年。
剛剛成立不久的深圳特區,還要再過八年才能等來自己的機場。今天看來不是問題的問題,放到三十多年前,卻是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為了請到李谷一,中央電視臺頗費了一番心思,拍著胸脯向深圳劇院保證,一定不耽誤次日的演出。
大年初一清晨,李谷一搭乘最早的飛機飛抵廣州,在公安部的協調下,廣東公安廳的專車已在老白雲機場外早早等候。
由於沒有橋梁相通,從廣州到深圳還要經過中堂、江南2個渡口。儘管一路上警車開道,邊防關卡免檢,等李谷一趕到深圳,距離演出開始也只剩下幾個小時。
那時的輪渡,是珠江水道上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當時的廣東,素有「粵道難,難在過渡口」之說。1978年,時代的大幕徐徐拉起,珠江上只有海珠橋、舊瀾石大橋、中山橋等屈指可數的幾座大橋。
在河港縱橫的珠三角,人們往來兩岸主要依靠輪渡,全省國道省道上的60處渡口,將僅有的13條公路幹線分割為無數小段,交通極為不便。
把來自北京的歌聲空運至深圳河畔尚且如此艱難,指望臺下的港澳同胞北上投資,又談何容易?
致富先修路,修路先架橋,「消滅渡口,改渡為橋」,廣東人下決心換一種方式渡江跨海。
沒有橋的年代
1952年11月20日,珠江入海的伶仃洋面上,一艘小艇穿越風波,試圖突破港英當局的封鎖。但剛剛衝出卡哨,就被水警輪當場撞沉。
這艘名叫「黑貓號」的小艇上,載滿內地急需的物資,是港商霍英東船隊的主力之一。
朝鮮半島上,240萬志願軍與「聯合國軍」激戰正酣,美國聯合英國等四十三個國家實施的對華「禁運」政策,成為勒在新中國身上的一道無形繩索。
遠離前線的珠江口,同樣暗流湧動。
水道上遍布警惕的水警,嚴防走私船隻。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漏洞,霍英東捨得花錢,對水警施以好處,終於在茫茫伶仃洋上打開缺口,建立起了從香港到內地的物資「偷運」網絡。
「凡是一個士兵可以利用的東西均不允許運往中國」,「黑貓號」上違反禁令的船員可能面臨終身監禁的制裁。
這段插曲不妨礙霍英東依靠偷運賺到第一桶金,更重要的是,他還通過這個機會建立起與北京之間的聯繫。
若干年後,這份信任將變成一張通向更廣大市場的通行證。
對於商人,橫亙的大江是機會,對於普通人,茫茫波濤卻只是阻礙。
過去,珠江沿岸的交通是混沌的,船隻搭建起的細若遊絲的聯繫,很容易被戰亂和封鎖切斷;河湧兩岸的生活也是混沌的,人們被河網分隔在一個個獨立的地理單元,默認承受時代碾過。
即便是省城廣州,珠江上也只有海珠橋和人民橋,市民南來北往,還要依靠輪渡。每到早晚高峰,密密麻麻的廣州人就推著自行車,擠上一艘艘小小的「鐵殼仔」。
建成於1933年的海珠橋,是珠江上最早的橋梁之一。
數十年間,輪渡價格從4分錢漲到5毛錢,直到2014年,這種柴油動力的鋼製渡船才宣告全部退役。
如果那時候同本地人講「東南西北中,發財到廣東」,無異於天方夜譚。七十年代末,整個珠三角的城鎮化水平只有16.26%,GDP僅僅97億元,佔比不到全國的3%。這樣的發展水平,和其他省份比起來並不突出。
彈指三十年,當年出沒風波裡的船王霍英東,成了香港地產大亨。1978年,他帶領家人回到家鄉番禺縣。
時隔多年,珠江上的緊張氣氛早已消散,但交通依舊不便。
下午五點霍英東一行就已經從香港到達番禺市橋,但由於大石和洛溪兩個渡口的阻隔,直到晚上九點,他們才走完這最後三十公裡,進入廣州市區。
對此,霍英東也只好嘆息:「回鄉(番禺)交通實在不方便,太誤時誤事了。」
通往番禺的道路泥濘不堪,坑坑窪窪,到了村裡,廣東政府派去迎接的紅旗轎車已是泥跡斑斑。
霍震霆前妻朱玲玲問周遭村民,洗手間在哪裡?有人真的端來一盆洗手水,眾人鬨笑。看到家鄉落後如此,霍英東在不久後和其他港澳商人捐資建設了番禺賓館。
他更大的手筆是坐落在廣州白鵝潭附近的白天鵝賓館,改革開放後第一家外合作興建的五星級賓館。
坐落於白鵝潭附近的白天鵝賓館,一度是廣州最高樓。
修建過程困難重重,物資短缺的年代,要進口任何東西,都要跑十幾個部門蓋一連串公章。
直到僑辦主任廖承志接到一通來自北京的電話,說霍先生在封鎖時支援國家,是有貢獻的,要多照顧,流程上能精簡的就要精簡。
白天鵝賓館在1983年正式開業。頭一年裡,當時的最高領導人就三顧白天鵝,並親自題字。尤其是這裡的法棍麵包令他念念不忘,或許懷想起年輕時的法蘭西歲月。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霍英東的白天鵝賓館在廣州都是一棟特殊的建築。英國女王、美國總統布希和尼克森、德國總理科爾、瑞典國王都曾先後下榻於此。
八十年代末,國境西南燃起戰火,廣州的高樓一律要在樓頂安裝高射炮,以防空襲。白天鵝賓館作為全城最高的建築,多虧高層幹預,才免於安裝。
在籌建白天鵝賓館的同時,霍英東已經將目光投向「阻攔」過他的洛溪——番禺通往中山、順德都建有橋,但偏偏通往廣州,繞不開洛溪渡口。
洛溪原名落馬,顧名思義,古時官員到此地赴任,必須下馬換船,又因為河網稠密,有了「洛溪」的名字。
小小洛溪村當時只有不到四千村民,北岸是一片白茫茫的蔗林,圍繞村落的是稻田和荒水凼。
但這座不起眼的村莊,恰恰也是澳門、珠海、中山、佛山與廣州之間客貨運的必經之地,1958年,洛溪渡口建成,此後日漸繁忙,漸漸不堪重負。
面對這種情況,1981年全國兩會上,時任澳門中華總商會副主席、同為番禺老鄉的何賢,與霍英東一拍即合:共同捐資造橋!
改革開放第一橋
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十年,歷史進程在洛溪最直觀的體現,就是每日運量爆炸式增長。
儘管每航次只要20分鐘,但排隊上船的時間卻從一開始的半小時,逐漸延長到3個小時以上。
日平均渡運汽車也從原來的100輛次,一直提升到5000輛次,尤其在1988年,創下了日平均渡運機動車5588輛次的最高紀錄。
日後,這一紀錄再也沒能被打破,因為也就在1988年,被稱為「洛溪飛虹」的洛溪大橋建成通車。
1984年,霍英東出資1000萬元港幣,加上何賢、何添兄弟共同捐出的400萬元港幣,通過澳門大豐銀行買了載重汽車,捐給番禺縣。
當年10月,洛溪大橋舉行奠基儀式,翌年破土動工。除了去過幾次工地,霍英東不再過問資金使用狀況。
作為改革開放後第一座合資興建的跨江大橋,洛溪大橋幾乎沒有可以參考的工程先例。
總設計師楊高中為此傷透腦筋,在推演了各種模型後,最終確定「連續剛構橋」方案,使得整個橋梁呈「S」形橫跨在珠江主航道上,從水面到橋面有40米,相當於15層樓高,可供大型輪船通過。
施工花了4年時間,建成的洛溪大橋最大跨徑為180米,「在當時,這是世界第二,亞洲第一」,因此,洛溪大橋有了「亞洲第一橋」的美稱。
只是這座亞洲第一橋帶給廣州人的快樂沒有保持太久,隨後的若干年裡,圍繞它的是數不盡的爭論和煩惱。
首先是收費問題。
洛溪大橋通車當日,番禺縣政府就在橋頭設置了收費站,以「償還貸款」為名向過往車輛收取過橋費,每輛車5元,作為對比,當時一名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也只有200元左右。
有較真的人認真算了筆帳:若以大橋竣工決算投資10295萬元進行測算,按當時的收費標準,到1993年底止就已能還清投資本息並開始盈利。
按省政府有關規定,非經營性公路項目還清投資本息後,原則上應停止收費,撤銷收費站。
番禺政府隨即答覆:「為洛溪大橋配套了沙溪大橋、迎賓路塘西立交橋、裡仁洞跨線橋等8項工程,綜合統籌還貸。」甚至想收費到2028年。
洛溪大橋投資不到1億,配套工程投資卻超過7億,這令輿論十分不滿。
更迷惑的是,大橋年收費總額在1996年已超過億元,但在通車之後的八年時間裡,洛溪大橋的管理方未曾向銀行、借款單位還過一分錢。所收費用都被全額撥給番禺路橋建設指揮部,用於當地路橋建設。
2016年的洛溪大橋收費站,廣州市外的車輛仍需繳納年票才能過橋。
直到1997年和1998年,番禺路橋總公司才還本付息38676.32萬元,但到2000年底,未償債資金仍高達42949萬元。
對此,珠江兩岸人民想不通,為何洛溪大橋高額收費十年,仍未還清銀行貸款,說好的捐資建橋,難道錢都讓霍英東賺去了?
霍英東也想不通,他曾經背著罵名,在本地媒體發文:「憑什麼我無償捐款建橋,你卻來收買路錢?我本人從沒有拿過一分錢的過橋費,以後也不會拿!」
時任廣東省人大代表王則楚更想不通,他決定要一個說法。
從2000年開始,王則楚連續5年「死磕」洛溪大橋收費問題,「附屬配套工程應該是在洛溪大橋投建前規劃確定的,建成後再稱配套工程有些牽強」,要求相關部門將洛溪大橋收費還貸的情況向市民公布。
還有律師將番禺政府告上法庭,要求退還5元過橋費。
收費站當然不會一夜間消失,只是收費主體從番禺區變成了廣州市,收費理由也改為平衡交通。
按照一些人的解釋,過橋費替洛溪大橋壓縮了每天2萬次車流,否則日通行量將達7萬以上,擁堵會進一步加劇,因此,這筆過橋費收得合理,收得及時,收得恰到好處。
但如此論調顯然不能消滅所有牢騷,一浪接著一浪的反對聲綿延數年,直到2005年6月初,洛溪大橋收費通道旁豎起了幾塊公示牌,「還貸餘額」和「暫定收費截止日期」兩欄空白。這被認為是停止收費的前兆。
果不其然,洛溪大橋在當年的7月1日停止收費,並還清所有銀行欠款。但「出於調節車流的現實必要」,年票制收費依然保留,外地車輛過橋還是要交費。又過了12年,到2017年,年票製取消,收費站拆除,洛溪大橋收費史才真正終結。
從堅持十多年,到一朝取消,洛溪大橋上的收費站的去留,真的被民間輿論左右過嗎?每天上橋下橋、與這座橋真正息息相關的普通廣州人,卻也無從考證。
這一綿延十多年的風波結束後,霍英東提交了《粵港合作和市場規則》議案,建議地方政府向香港學習市場規則,才能搞好合作。
建成之初,洛溪大橋的車流量只有8000車次/日,到1990年,雖然通行量激增至19503車次/日,也在3萬車次/日的設計通行能力之內。但與之相連接的105國道和1905省道,只有9米寬雙向兩車道,由於配套工程滯後,經常出現塞車。
為此,番禺政府把以上兩條道路從9米擴寬為18米,但實在趕不上廣州GDP和汽車保有量的增速。
為了解決擁堵,洛溪大橋兩側各建了一座斜拉橋,由4車道升級為10車道。
到1998年,洛溪大橋的日通行量已經達到了5.5萬次,超過設計流量幾乎一倍。自此,洛溪大橋便與堵車相伴至今。進入21世紀,洛溪大橋單日車流量更是可以達到10萬次,一旦橋面發生交通事故,動輒擁堵3個小時以上。
洛溪大橋這麼堵,與番禺規劃定位的調整亦有關係。
新世紀頭一年,番禺和花都撤市建區,土地審批權上交廣州市。時任番禺區委書記梁柏楠趕在時間節點之前,一口氣把番禺北部兩萬多畝土地低價批給開發商。
儘管三年後梁柏楠因違法違紀被查處,但這一大片土地上的高樓已經拔地而起,正是這兩萬多畝地成就了廣州樓市聞名全國的「千畝大盤」「華南板塊」,加速了番禺向「睡城」的轉型。
本來就要溝通廣佛中江珠澳整個珠江西岸城市群的洛溪大橋,又要面臨市內交通的龐大壓力,堵車是必然結局。
事實證明,解決擁堵問題,只在洛溪橋上做功夫顯然不夠。如今,橫穿廣州的珠江前後航道上,廣州大橋、新光大橋、番禺大橋、獵德大橋等依次排列,洛溪橋上的擁堵才漸漸緩解。
今年年底,洛溪大橋擴建雙向10車道的工程將告完工,而大橋之下,農田消失,高樓林立,桑田滄海,早已換了風光。
這份遲到的暢通,距離建橋夢想萌芽,已經過去整整四十年了。
下一站,虎門
恐怕霍英東自己也不會想到,從1988年到1997年,僅僅9年間,他就從一座大橋的推動者變成了另一座大橋的反對者,歷史的弔詭正在於此。
1991年,霍英東建起虎門渡口,生意興旺,開通當年日汽渡量就達到了7000輛以上。祖籍花都的香港商人胡應湘琢磨著在虎門建一座跨江大橋,霍英東自然反對。
見證珠江口經濟崛起的虎門輪渡,已於去年把接力棒交給了虎門二橋。
同樣反對的還有李嘉誠。李家在粵港地區已經先後建起南海高欄港、珠海九州港、佛山三山港等碼頭,虎門建橋溝通珠江口東岸,勢必削弱港口的作用。
李嘉誠曾同下屬霍建寧聊起這座設想中的大橋:「建橋方便人的來往是一件好事,對於貨運運輸卻要考慮一下了。」
霍建寧馬上心領神會,在媒體上公開批評胡應湘,認為胡家借修橋的名頭賺取補貼,破壞香港營商環境。胡應湘當即反駁:「沒有補貼我也照樣敢修!」
如果說多年來霍家、李家的生意隨著珠江兩岸的碼頭汽笛日漸興旺,那麼胡家的運數則和滾滾向前的車輪息息相關。
胡應湘的父親胡忠,在六十年代就是香港的「的士大王」,1958年,23歲的胡應湘從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土木工程系學成歸來,在香港做結構工程師。此後三十年,胡應湘既是建築師,又是投資商,逐漸成為「建築大王」。
八十年代初,胡應湘成為北上投資的一員。在建設中國大酒店的過程中,胡應湘發現廣州經常停電,為了保證施工,他找到廣州供電局協調,卻得知全市整體日供電只有1000萬度,而中國大酒店工程每天就用去1.5%,供電不足在所難免。
從此,胡應湘把生意的重點轉向基建,「國家經濟要騰飛,必須優先發展三項硬體,即通訊、能源、交通,通訊我不懂,但高速公路我懂」,胡應湘暫停手中的地產項目,把錢投向內地的電力和交通。
第一個項目就是大手筆——全長122.8公裡、總投資122億元的廣深高速,至今仍是國內最賺錢的高速公路路段之一。
廣深高速曾因沒有廁所和加油站,遭到車主起訴索賠。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儘管遇到質疑和阻撓,胡應湘投資的虎門大橋,還是在南巡的那一年順利開工。
施工初期,為了趕工,推土機推毀了虎門炮臺的幾間清兵營房遺址。不久後,一紙指示從北京發往廣東:「要把虎門大橋建設同保護虎門炮臺舊址、建設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統一起來。」
虎門大橋公司以及廣東省財政、地方財政趕緊行動起來,共同投資近2億元修復虎門炮臺舊址,完成鴉片戰爭海戰紀念館的建設。
香港回歸的同一年,虎門大橋建成通車。幾年前的洛溪大橋將珠江口西岸城市與廣州連成一線,虎門大橋則成為珠江口東岸的瀟灑一筆。此後的二十多年裡,這座大橋幾乎是珠三角司機眼中最熟悉的風景。
通車之初,由於建設成本高、還貸壓力大,虎門大橋通行價格是輪渡的兩倍多。為爭奪客源,大橋和橋下的虎門輪渡同時宣布半價通行,大打價格戰,輪渡還推出隨行贈送快餐的服務,吸引過往司機。
這樣粗暴的競爭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虎門輪渡公司被迫裁員減薪,總經理月薪也從萬元降至6000元,虎門大橋受影響更大,以飽和通行能力算,30年經營周期內根本無法還清貸款。
最終雙方和談,劃分主營市場、區分調整價格後,才各自偃旗息鼓。
此後,虎門大橋通行量逐年上升。世紀末的最後三年,累計通行汽車2320萬輛次,到2016年,這一數字又翻了數番,增至3.94億車次,平均單日汽車通行量約14.19萬輛次,是設計車流量的1.77倍,最高日均17萬標準車次,飽和度達2.1,繁忙程度可見一斑。
虎門大橋,曾被稱為中國第一跨。
在堵車這件事上,虎門大橋有著和洛溪大橋相似的命運,被司機們戲稱「苦悶大橋」。
作為莞佛高速公路東莞段的一部分,虎門大橋是粵東與粵西地區聯繫的咽喉通道。一肩挑兩擔,很多年裡,從惠州到番禺,從珠海到深圳,虎門大橋是必經之路。
由此,虎門大橋也創造了兩項紀錄——全國最堵大橋和最賺錢大橋,半年路費就超過了7億元人民幣。與此同時,修建虎門新橋的聲音越來越高,直到去年,虎門二橋(南沙大橋)建成通車,虎門大橋身上的壓力才得到緩解。
南海之濱的光榮與夢想
如果將南粵大地視作一幅畫卷,那麼繼洛溪大橋和虎門大橋在東西兩側,各寫下氣勢雄渾的一撇一捺之後,愈來愈多的筆墨正落在這片土地上——
四十年後,橋梁橫亙
,渡口消失,廣東全省橋梁數量已達4.89萬座,是改革開放之初的5倍多。與交通一起騰飛的是經濟,2019年,廣東城鎮化率提高到80%以上,GDP高達81048億元,佔到了全國的9%。
與洛溪大橋、虎門大橋相關的那些名字,也在日後的若干年裡,將心血傾注於這片土地的不同角落。
1978年,時任國家旅遊局的盧緒章借了一艘海軍炮艇,帶著霍英東去伶仃洋考察旅遊開發。兩人乘船轉一圈,一片荒灘的南沙,連可供登陸的海岸都找不到。而站在船頭的霍英東憑欄而望,已是心潮起伏。
十年後,他再到南沙考察,反覆觀看地圖,直到看見另一個南沙:
地處珠三角核心位置,水路距香港38海裡、距澳門41海裡,方圓100公裡內有深圳、東莞、珠海、中山、江門等14個大中城市。擁有25公里海岸線,是珠江口上的天然良港。心中藍圖畫定,之後的幾十年,霍家投資南沙的腳步不曾停止。
「山水裡現南沙,南沙中見山水。」霍英東的設想是,把這個面積三倍於澳門的地方建成廣州的尖沙咀。從1992年開始,他開始與廣東番禺縣政府合作開發南沙,並先後投資了22平方公裡土地,幾乎佔南沙國家級經濟開發區的一半。
最初幾年,投資並不順利,不少阻力來自老熟人梁柏楠——他已從番禺調任南沙開發區。霍英東常說,南沙是他的一場夢。但是他卻沒想到,從1993年至2003年的十年間,他卻總是「夢裡不知身是客」。
多年後,霍英東基金會顧問何銘思感慨,如果不是梁柏楠因涉嫌受賄案發被捕,恐怕霍英東還要忍。
所謂「強龍難壓地頭蛇」,這看上去是一場發生在商人和官員之間的博弈,實質上則是國家轉型期,各種社會關係激烈動蕩的表現。即便是帶著400億而來的霍英東,在遙遠的南沙,依然處處被掣肘。
據何銘思披露,梁柏楠對霍英東的「敲詐勒索、盤剝刁難」花樣繁多,令人難以招架——
霍英東在南沙開了直航香港的高速飛船碼頭,當地便在蓮花山港口照搞一個同樣的碼頭;梁柏楠派到港口的主管人利用南沙港口走私,違反外匯管理條例,但被處罰的卻是霍英東……
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霍英東無奈之下,在後來的某次兩會上表態:「我參與內地改革開放事業是義無反顧的,也是不走回頭路的。我已年近80,還有何求?我只是想藉此機會再次提醒一句:市場運作靠法律保障,法律靠信譽支持。」
事實證明,以更長遠的歷史維度來審視,霍英東的眼光沒有出錯。今時今日,國家對南沙的定位不斷提升——國家級新區、自貿區、廣州副中心。虎門大橋、莞佛高速、南沙大橋、南沙港快速、廣澳高速等重要交通幹線,都在這裡匯合。
昔日的灘涂之地,不僅是珠江東西兩岸的交通交匯點,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幾何中心。
與霍英東不一樣,胡應湘的夢想還是建橋,這一次,他要建一座回望歷史前所未有、放眼世界獨一無二的大橋。從虎門背轉身,胡應湘的目光落在霍英東發家的地方——蒼茫的伶仃洋。
在珠江入海的喇叭口上畫一條線,連接起東西兩岸,進而讓粵東粵西更廣大的地區聯繫起來,胡應湘的設想不可謂不宏大。但由於技術、資金等等因素,他魂牽夢縈的伶仃洋大橋一直停留在紙面上,不曾開建。
直到2018年元旦,初步完工的港珠澳大橋全線亮燈迎接新年,站在珠海、澳門、香港三地,都能看到這座長達55公裡的巨龍躍入海波,胡應湘的夢想,終於以一種更宏偉的方式實現。
而與此同時,另一條與港珠澳大橋幾乎並行的深中通道,也在深圳的謀劃下穩步推進。
橋梁和水道交錯,連接大灣區的地理肌體,也拼湊起珠三角的百年歷史。一代又一代人之間,珠江兩岸關於橋的故事一直在繼續,只是它們的講述方式,愈加溫柔、清晰而篤定。
為了保護珠江口海域素有「海上大熊貓」之稱的白海豚,港珠澳大橋在施工時採取針對性保護措施。開工之初,稀有白海豚僅有1400頭,而到了主體工程完工,這個數字已經增加到1800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