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一定現實環境、社會思潮的產物，特定的文學形式，某一文學作品只能在一定的時代才能產生。
產生《紅樓夢》的時代不可能是唐、宋、元或明初,而只能是資本主義式的手工作坊已極發達,個性解放思想與傳統倫理道德日益衝突,清王朝盛極顯衰的乾隆時代。
因為唐宋時代的文人士大夫熱衷的是抒寫自己為君為政、憂國憂民的偉大詩篇。元代或明初的作家,大多沉浸在從往古傳統題材中搜奇獵豔,以創寫其翻陳出新的作品,無論是元曲諸大家還是羅貫中、施耐庵均是如此。
不管學術界對《三國演義》、《水滸傳》作何評價,一個不可掩蓋的事實是,兩書實是在民間長期流傳的基礎上由某一作家最終寫定。
另外,在許多方面,諸如人物塑造、環境描寫、語體風格等,它們與後之《金瓶梅》都有頗大的差別。
所以,與其把《三國演義》、《水滸傳》稱作小說,倒不如把它們稱之為長篇傳奇故事更為恰當。
明代四大奇書
李長之先生談到《三國演義》、《水滸傳》與《金瓶梅》的不同時說:
「《三國演義》和《水滸》,在人物創造上,還不免有類型的痕跡,例如吳用之與諸葛亮,宋江之與劉備,李逵之與張飛,都有因襲之嫌,而只有《金瓶梅》的人物,都是創造性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三國演義》中的人物如諸葛亮、關羽,《水滸》中的人物如李逵、魯智深、武松等,雖然也是由現實人物中概括出來的藝術形象,但究竟不完全是現實中容易遇到的人物,甚至帶有半神話的性質。
而《金瓶梅》則不然,其中主要人物確是封建社會的地主惡霸家庭中真正的現實人物。」(《現實主義和中國現實主義的形成》載《文藝報》1957年第3號)
現今學術界談到《金瓶梅》,大多強調以下三個事實:
其一，它是我國第一部由作家個人獨創的小說,是在對以往歷史基本無所依傍的情況下由作家直接取自現實生活寫成的。
其二,它所塑造描寫的人物都是直接可感鮮明生動的現實生活中活生生普通市井之人。
其三,它的出現,是在城市市民階層日益壯大,萌芽中的資本主義因素日益發展,印刷術發達,通俗文學廣泛流行的情況下產生的。
以上數點,意義頗為重大。
美國當代著名小說理論家伊恩·P·瓦特在其所著《小說的興起》(三聯書店1992年譯本)一書中,從確定「小說」這一文體概念出發,認為,文學中的小說( novel),完全不同於以往散文虛構故事式傳奇作品( fiction)。
就西方而論,這種 novel,直到18世紀後期,才得以充分確認,其主要標誌就是英國的笛福、理查遜、菲爾汀作品的出現：
在小說與先前文學形式之間的一番寬泛而又必需的大致比較卻提示出一個重大的差異：笛福和理查遜是在我們的文學史上最早的其情節並非取自神話、歷史、傳說或先前的文學作品的大作家。
在這方面,他們有別於喬叟、斯賓塞、莎士比亞和彌爾頓等人,這些人象古希臘、羅馬的作家一樣,習以為常地運用傳統的情節。
他們這樣做,歸根結底是因為接受了他們所處時代的普遍的認識前提:因為大自然是基本上完整不變的。
根據伊恩·P·瓦特的觀點,真正意義上的小說的出現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首先是最早出現的小說家都無一例外地「把現實主義視為具限定性的特徵」:
任何意義上的對其他文學作品的模仿,對一部小說來說,無疑都是危害甚深的。原因似乎在於,小說家的根本任務就是要傳達對人類經驗的精確印象,而耽於任何先定的形式常規只能危害其成功。
通常認為小說的不定型性——比如說與悲劇或頌詩相比——大概就源出於此:小說的形式常規的缺乏似乎是為其現實主義必付的代價。
作家運用現實主義手法創作,其內在的動力是哲學上的個人主義:「正是個人通過知覺可以發現真理的見解產生了現代的現實主義——這種見解來源於笛卡爾和洛克……笛卡爾的偉大主要在其方法,在其懷疑一切的決心的徹底性;
他的《方法談》和《形上學的沉思》對現代設想的產生貢獻卓著,據此,對真理的追求被想像成為完全是個人的事,從邏輯上說,這是獨立於過去的思想傳統之外的。
實際上,正唯與過去的傳統相背離,才更有可能獲得真理。」因此,小說這一新的文學形式一出現,就呈現出與以往文學形式完全不同的面目:
先前的文學形式反映了它們所處時代的文化力求傳統實踐與主要的真理檢驗標準相一致的總體趨勢。例如,古典文學和文藝復興時期史詩的情節,就是以過去的歷史或傳說為其基礎的,作家處理情節的優劣也主要是按照一種正統的文學觀念加以評判的……
這種文學上的傳統主義第一次遭到了小說的全面挑戰,小說的基本標準對個人經驗而言是真實的——個人經驗總是獨特的,因此也是新鮮的。
因而,小說是一種文化的合乎邏輯的文學工具,在前幾個世紀中,它給予了獨創性、新穎性以前所未有重視,它也因此而定名(按:小說,原文為 novel,最初含意即為「新穎的,新奇的」)。
《小說的興起》
第二,伊恩·P·瓦特認為,嚴格意義上的小說的流行依賴於廣泛的讀者大眾群的出現。他指出：
18世紀的文學面對著的是一個不斷擴大的讀者隊伍，它必定削弱那些飽讀詩書、時間充裕、可以對古典和現代的文學保持一種職業性或半職業性興趣的讀者的相對重要性;
反之,它必定增強那些渴求一種更易讀懂的文學消遣形式的讀者的相對重要性。即使這種形式在文人學士中間幾乎沒有什麼聲望。
推斷起來,在諸種因素中,人們總是為了獲得愉悅和輕鬆而閱讀,但在18世紀卻似乎興起了一種對這些目標的追求比以往更專一的新趨向。
第三,就小說的生成基礎、反映對象來說,小說的出現,又必須依賴一定的社會環境,這就是經濟個人主義者社會的出現:
「這一概念斷定整個社會主要是受這樣一種思想支配——每一個人天生的有別於其他的個人,而且與被稱作『傳統』的過去時代的思想行為的各種各樣的忠誠背道而馳。……這樣一種社會存在,反過來又明顯地依賴於一種允許其成員在行動上有廣闊選擇範圍的經濟組織,依賴於一種主要不是建立在過去的傳統的基礎上,而是主要建立在個人自主的基礎之上的一種思想體系。人們普遍認為,現代社會在上述這些方面是屬於無可比擬的個人主義的。」
說到底,這主要指的是資本主義成份的出現和離經叛道式新思想的逐漸流行：
至少可以得到普遍認可的是,1689年光榮革命剛剛結束,新制度的基礎就已確立了。
促成個人主義制度的最初動因——商業階級和工業階級,當時已積累了頗大的政治經濟力量;而這種力量在文學領域中也得到了反映。
我們也看到,城市中產階級正在變成尤為重要的讀者大眾;與此同時,文學開始讚賞地矚目於貿易、商業和工業。這是一個相當的發展。
以此來鑑照我國小說的發展,可知中外文學在許多方面遵循著共同的規律前進。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著名論斷,在這裡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驗證。
《金瓶梅》以前的中國小說,不管是最初作為目錄學分類意義上的雜文體的小說(《漢書·藝文志》所載為代表),還是唐宋傳奇、宋元講史鐵騎話本、元明之際的《三國演義》、《水滸傳》,以小說嚴格的現實主義標準檢視,都是一種準小說形式,只有《金瓶梅》,才具備了現實主義小說的基本特徵。
因為,首先就作家的創作動力來說,《金瓶梅》是在一個評世氣息極濃的時代誕生的。雖然對該書作者的考定,尚無統一認識,然作者創作主導思想亦難以得到學術界共同的認可,但透過其字裡行間,作者之思想隱然可見。
明清人之政治寓意說、諷勸說,魯迅之評世說,鄭振鐸之暴露說,現今一些學者的新興商人悲劇說等,都從某一側面揭示了作者的創作思想。
這與西方小說興起時,「一種用個人經驗取代集體的傳統作為現實的最權威的仲裁者」(伊恩·P·瓦特語)的趨勢亦完全一致。
其次,就現實主義的描寫來說,專家學者的見解更是一致,鄭振鐸在其《談〈金瓶梅詞話〉》一文中雲:
表現真實的中國社會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說了……它是一部很偉大的寫實小說,赤裸裸的毫無忌憚的表現著中國社會的病態,表現著世紀末的最荒唐的一個墮落的社會的景象……
於不斷記載著拐、騙、奸、淫、擄、殺的社會新聞裡,誰能不嗅出些《金瓶梅》的氣息來。鄆哥般的小人物,王婆般的牽頭,在大都市裡是不是天天可以見到?……(原載1933年《文學》第1卷第1期)
孫遜先生亦認為:
人們常說《紅樓夢》是我國人民引為驕傲的一部世界性文學巨著。它產生於18世紀中葉,卻已具備了近代現實主義的規模與性質。
其實,同樣值得我國人民引以自豪的,還在《紅樓夢》誕生之前一個半世紀,我國即已出現了《金瓶梅》這樣一部現實主義的文學巨著,這部巨著不僅給予了《紅樓夢》以直接的深刻的影響,並且同樣已具備了近代現實主義的特點。(《論〈金瓶梅)的思想意義》,原載《上海師範學院》1980第3期)
第三,《金瓶梅》的產生時代就其讀者群和社會環境而言,大多數學者都承認,明代中後期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重要時期。
伴隨資本主義的萌芽,市民階層的興起是該時最具時代性的特徵。董國炎《明清小說思潮》(北嶽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一書雲:
市民階層迅速發展並產生較大影響,是明代後期社會生活一個特點。市民階層人數多,牽涉的生活面廣。舉凡僱傭工人、手工業者、各類苦力貧民、妓女藝人、遊民隸役、商人作坊主甚至部分下層文人,都可以容納進來。
這個階層的力量,在晚明反對礦監稅使的鬥爭中,有很集中的表現……就小說思潮來說,他們是直接的決定性的社會基礎。
這是因為,各類商販、手工業者及其他城市居民,文化水平比農民高,對文化娛樂的要求和購買能力也比農民強,沒有這樣一個讀者層,就不能有小說的大量銷售。
《明清小說思潮》
盧興基先生亦謂：
明代嘉靖、萬曆時期,我國社會在封建經濟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已經開始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金瓶梅》所描繪的,就是處在這個歷史因變中的中國社會。
它的主人公西門慶也正是朝向第一代商業資產階級蛻變的父祖。(論《〈金瓶梅〉——十六世紀一個新興商人的悲劇》,《中國社會科學》1987年第3期)
伴隨著新的階層,新的社會因素,離經叛道、背棄傳統的思想開始廣泛流行。
「自王陽明之後,心學稱王學。流傳天下,弟子眾多……他們要求人們相互地位平等,追求個性發展。肯定人們對飲食男女的合理要求。『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條理處』。……這種哲學思想,成為李贄等人文學觀念的基礎。
他以『童心說』為理論核心,反對代聖賢立言的假言假文。反對復古摹擬,主張寫真情實感。反對形式束縛,主張小說戲曲與正統詩文有同等地位。」(董國炎《明清小說思潮》)
從此種意義而論,《金瓶梅》的問世,如同西方小說首開風氣的笛福、理查遜、菲爾汀的作品一樣,方標誌中國現實主義小說(真正意義上的小說)的真正開始。
《金瓶梅》的問世,使中國小說真正擺脫了歷史和英雄對其的長期的濃重光照,向著自己獨具的領域——現實人生,開拓疆土,朝著自己獨特的文化格局的方向發展,從而揭開了中國古典小說向近現代小說轉折的序幕,昭示著中國小說發展的新方向。
可以說,中國自具面目的小說的真正開端,應從《金瓶梅》算起。
更為重要的是,《金瓶梅》的問世,導致明清兩代一派小說——世態人情小說的興起。成為爾後三百餘年中國小說發展的主潮。
明清兩代世態人情小說的發展流變情況又如何呢?
研讀有關文學史、小說史著作,一個缺憾就是,對《金瓶梅》以後世情小說的發展論述,不是語焉不詳,就是缺乏系統條理的爬梳。
近年諸多專家學者對《金瓶梅》與《紅樓夢》之間的小說創作,曾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討,但仍未能系統展示《金瓶梅》與《紅樓夢》之後小說發展尤其是世情小說發展的總體脈絡。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客觀上是由於《金瓶梅》後之小說創作情況複雜，整理總結一條分明的線索頗不容易;主觀上是由於我們只盯住一兩部名著,而忽視了對此前此後產生的眾多同類作品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
積多年對明清兩代小說創作的閱讀,筆者在拙著《明清小說考論》一書(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5年10月版)《前言》中曾提到:
《金瓶梅》誕生後,中國長篇小說主體發展歷程——世態人情小說,宣告開始。……在《金瓶梅》的餘潤下,中國婚戀性愛家庭倫理式小說,此後形成了三大類別:
一類是以描寫男女性事活動為主的豔情小說;
一類是以「淨化」的形式表現男女愛戀的才情小說(亦有人稱為才子佳人小說);
一類是在男女情愛婚戀倫常的描寫中勾連社會串匯市井以至融鑄假託歷史,以廣闊的筆觸表現社會芸芸眾生的世情小說。
就世情、豔情、才情三類小說的表現特徵而論,世情小說,描寫社會層面較廣,多屬長篇巨著,《金瓶梅》後的所謂「中國長篇小說的主體類型」,亦主要指這一類型小說。
如果說世情小說是《金瓶梅》的主幹發展的話,豔情小說與才情小說,不過是《金瓶梅》這一株大樹的旁逸之枝或斜出之株。
豔情小說主要取於《金瓶梅》中對男女性愛活動赤裸裸的性描寫,迎合市民社會庸俗的欣賞趣味,並汲取以往文言史傳類小說中同類描寫(如漢伶玄之《趙飛燕外傳》、宋人之《迷樓記》、《大業拾遣記》等),加以作者的誇張想像而成。
而才情小說,則是基本上經歷了一次對豔情小說的否定之否定後,對上直接承續唐傳奇愛情篇章的傳統(雖然它的最早淵源可推至《史記》中對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相愛的描寫),對下直接融入明代中葉以來以強調情慾合理性為主要特徵的反理學的思想狂潮和社會批判精神而形成的一派小說。
它直接以豔情小說的「淨化」形式——拋棄其無休止的對性愛活動欣賞性的赤裸裸的描寫而出現,主要以近乎純理想的形式體現這時期富有民主意識的情愛婚戀觀。
《明清小說考論》
《金瓶梅》後之世情小說發展主線,依筆者所見,共經歷了五個發展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奠基期,主要標誌是《金瓶梅》的問世。
《金瓶梅》的出現,尤其是它對色彩斑斕的明代市井社會生活的寫實手法,一改以往小說追求雄奇壯美的風格,以世俗風情的真實再現,直接為後世中國家庭倫理式世態人情小說開創了模式,影響了爾後數百年中國小說的創作。
第二個時期是深化期,其主要標誌是天啟年間《禪真逸史》、《禪真後史》的問世。
兩書的特點是在《金瓶梅》創作的基礎上，糾偏《金瓶梅》純粹表現市井生活的世俗化傾向,以虛構的歷史將《金瓶梅》開創的對世態人情的描寫向深層的雅化方向發展。
併力改《金瓶梅》中寫欲的狂歡對人生命圈的剝蝕,由暫短的愛欲追求代之以對永恒生命的嚮往,融儒家人生理想與綱常義理、仙釋神奇異能、輪迴因果等於一體,表達作者安邦定國、拯世濟民的理想。
第三個時期是發展期,主要標誌是明清之交《醒世姻緣傳》、《續金瓶梅》等書的出現。
兩書進一步繼承《禪真逸史》與《禪真後史》主題深化雅化的傾向,由《金瓶梅》之單純對家庭倫常、市井社會的描敘,發展為對末世王朝自經濟到政治,自文化到倫理,自世道到人心等方面的全面檢評。
明末政治之腐敗、經濟之崩潰、社會之混亂、人倫之喪失等,均在作者筆下得到充分表現。
第四個時期是高峰期,主要標誌即清康煕至乾隆朝五大世情小說的出現。該時期由於社會生活的多樣化、文人思想情態的複雜化,導致世情小說呈現多元的主題傾向。
《野叟曝言》受國家統一盛強之感召,以浪漫想像之筆,虛構悠久的中華帝國對世界各國的徵服,以表達儒家世界大同理想。
《綠野仙蹤》主要表現報世理想難以實現的知識分子歸而修道,企圖藉助道家神仙之術,以另一種方式實現自己的虛幻夢想,是《禪真逸史》諸書主題傾向的另一種實現。
《儒林外史》則抓住科舉制下士人心態,以時代文人對待功名富貴的態度為衡準,揭示明清儒生在文、行、出、處諸方面的表演,成為批判明選士制度最富時代性作品。
《紅樓夢》則以獨特的對封建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倫理道德以至社會人生的全面檢評,躍登中國古典小說的最高華殿。
從對前代小說的繼承來說,《紅樓夢》可說是《金瓶梅》、《醒世姻緣傳》兩書的綜合且雅化的結果。
而《歧路燈》其書,則抓住封建時代敗家蕩子的教育問題,對舊制度的危亡,開出劑救世良方,企圖挽救封建社會日益衰落的命運和舊制度的危亡。
第五個時期是轉化期,主要標誌即乾嘉時期《鏡花緣》與《蜃樓志》的出現。
這個時期,由於清王朝統治的盛期即將成為過去,隨著社會向近代的邁進,小說的評世氣息加濃。
《鏡花緣》其書,在諸如女性地位、科舉選士、世道淪替、人心演變等問題上均以獨特的童話寓言手法,做了評價。
《蜃樓志》其書,更以洋商家庭出身的風流浪子蘇吉士一生經歷的描敘,揭示大清王朝歷史轉換期的時代風貌,成功塑造了我國早期商業買辦資產經營者的風採。
與長篇世情小說相表裡的是短篇擬話本小說。短篇擬話本小說,就其整體反映社會的程度看,與長篇世情小說沒有多大差別。
又短篇擬話本小說,實際是以宋人「小說」話本的直接後繼者進入明清時代(「小說」與明清世情小說的淵源作者曾有專文論述)。
作為獨特時代世俗人情的反映,研究明清世情小說,除應注目於在《金瓶梅》直接影響下產生的長篇巨著外,亦不能偏廢明清文人擬話本小說。
《金瓶梅詞話》
明清兩代文人短篇世情小說,鄭振鐸《中國文學研究》一書曾區分為六個時期。
第一時期是萬曆以前(公元1619年以前)主要刊行的話本集有《清平山堂話本》、《京本通俗小說》、《繡谷春容》等;
第二個時期為天啟年間(公元1621—1627年),主要作品有《三言》及《初刻拍案驚奇》;
第三個時期為崇禎年間(公元1628-1643年),主要作品為《今古奇觀》、《二刻拍案驚奇》、《醉醒石》、《石點頭》、《西湖二集》;
第四個時期為清順治康熙年間(公元1644-1722年),主要作品有別本《喻世明言》、《覺世雅言》、《豆棚閒話》、《歡喜奇觀》、《三刻拍案驚奇》、《十二樓》、《西湖佳話》、《照世懷》;
第五個時期為雍正至乾隆(公元1723—1795年)間,主要作品有別本《二刻拍案驚奇》、《娛目醒心編》、《二刻醒世恆言》;
第六個時期為嘉慶至光緒(公元1796—1908年)間,主要作品有《二奇合傳》、《今古奇聞》、《西湖拾遺》。
鄭振鐸先生對明清短篇擬話本小說集創作的分期,除部份作品的成書年代值得商榷外,大部分推斷是符合作品的實際的。
值得注意的是,鄭氏所區分之六個時期,除最後一期作品因時代過遲,已進入近代小說發展時期,基本不在我們的論列範圍外,
其他五期短篇世情小說創作所表露的思想傾向基本上與長篇世情小說的發展相一致,第一個時期的《清平山堂話本》、《京本通俗小說》等,所收作品許多雖屬宋元人舊篇,但卻為《金瓶梅》的問世作了有力的旁證。
如《清平山堂話本》中《柳耆卿詩酒玩江樓》,寫柳永為從黃員外手中奪得美妓周月仙,竟在周月仙赴黃員外之約時,指使舟子強姦月仙,抓住把柄,使其心歸於己。
《京本通俗小說》中之《金主亮荒淫》,描寫了金廢帝海陵的狂淫生活。兩故事中之主人公柳永與海陵,簡直就是《金瓶梅》中西門慶的雛形。
而《清平山堂話本》中之《西湖三塔記》《洛陽三怪記》等,簡直就是《金瓶梅》情色論的祖源。
《刎頸鴛鴦會》中之蔣淑珍經歷及命運結局,實際為《金瓶梅》中潘金蓮、龐春梅、李瓶兒諸女性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借鑑。
第二個時期天啟年間的《三言》及《初刻拍案驚奇》,以馮夢龍對情的張揚,凌濛初與之桴鼓相應的表現,恰與該期長篇世情小說《禪真逸史》、《禪真後史》糾偏《金瓶梅》市井生活的純世俗描寫,
將男女愛欲導向雅化,並正面肯定其價值的傾向一致。馮夢龍曾公開標舉以情設救的旗幟:「天地若無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無情,不能環相生;生生而不滅,由情不滅故……我欲立情救,救誨諸眾生。」即是明證。
第三個時期為崇禎年間。
鄭振鐸先生所列作品,主要有《今古奇觀》《二刻拍案驚奇》、《醉醒石》、《石點頭》、《西湖二集》。除《醉醒石》的創作,應歸於清代,該期作品尚應包括《型世言》(《三刻拍案驚奇》)、《清夜鍾》、《歡喜冤家》三部。
該時短篇世情小說的創作傾向與上期相比,是倫理感召力的進一步加濃,社會批判廣度的加大。
揭世道之變易,人情之反覆,抒發作者對社會政治現實人生的深重感慨,成為該期創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如笑花主人的《今古奇觀序》所云：
仁義禮智,謂之常心;忠孝節烈,謂之常行;善惡果報,謂之常理;聖賢豪傑,謂之常人。然常心不多葆,常行不多修，常理不多顯,常人不多見,則相與驚而道之。聞者或悲或嘆,或喜或愕。
其善者知勸,而不善者亦有所慚恧而悚,以共成風化之美。則夫動人以至奇者,乃訓人以至常也。吾安知閭閣之務不通於廊廟,稗秕之語不符於正史?
造成這種傾向的原因,是晚明社會的政治腐敗、逆閹專權、邊疆多事、民不聊生的社會環境,當此情況下,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起而匡風救俗,重整儒家綱常義理亦是很自然的事。
這一傾向,恰與《醒世姻緣傳》、《金瓶梅》諸書對明末社會的全面檢評相一致。
《古今奇觀》內封
第四個時期為清順治康熙年間。
鄭振鐸先生主要列舉的小說共八部:別本《喻世明言》、《覺世雅言》、《豆棚閒話》、《歡喜奇觀》、《三刻拍案驚奇》、《十二樓》、《西湖佳話》、《照世杯》。
除《歡喜奇觀》(即《歡喜冤家》)和《三刻拍案驚奇》(實為明陸人龍《型世言》的改頭換面之作)應歸入上期外,對其他各書寫作年代的一定,鄭說大致不錯。
另應歸入該期小說創作的尚有《醉醒石》、《無聲戲》、《珍珠舶》、《風流悟》。這一時期短篇世情小說創作傾向,除一部分尚帶明季小說憤世嫉俗之情(如《豆棚閒話》、《醉醒石》等),大部分作品都轉移到單純的倫理的宣傳和欲愛情色的討論。
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隨清王朝政權的鞏固,清統治者加強了對思想輿論的控制。
知識分子為免受文字獄之禍,短篇小說的創作只能就倫常節教的鼓吹,佛道因果的宣傳,世俗人心的變易和男女豔遇奇聞等方面做文章。
它基本上與該期廣泛流行於文壇的才子佳人小說保持同步。
需要指出的是,該期《照世杯》、《豆棚閒話》中之揶揄世情、嘲弄人生、諷今射古、斥惡彰穢的傾向,李漁之《十二樓》、《無聲戲》對短篇小說藝術技巧的多方面探求,為稍後之《儒林外史》、《紅樓夢》等的問世予一定的影響。
第五個時期,鄭振鐸先生主要列舉別本《二刻拍案驚奇》、《娛目醒心編》、《二刻醒世恆言》三部。
其實除此之外,尚有《雨花香》、《通天樂》、《五色石》、《八洞天》等。
該期之短篇小說創作傾向,從後四部看,大多是以諷世勸世之筆,來宣傳倫理教化思想,欲使「暗昧人聽之而可光明,奸貪刻毒人聽之頓改仁慈敦厚」(《雨花香》作者《自敘》)。
《五色石》與《八洞天》作者,更以補天道者自居:
「天道非也,不離人事者近是。如為善未蒙福,為惡未蒙禍……甚且顛倒黑白,淆亂是非:燕人之石則見珍,荊山之璞則受刖;良馬不逢伯樂,真龍乃遇葉公;名才以痼疾沉埋;英俊以非辜廢斥。」
因此,作者以廉價之筆,憑空編造「夏禹之不喪父,宣尼之不幼孤,皋魚不悲風樹,王褒不泣蓼莪;虞舜之親母重生,閔損之先慈再世,漢昭侍奉鉤弋,宋仁終養宸妃」等近乎子虛無有的故事,以達到宣傳儒家綱常教義的目的。
文章作者單位：太原師範學院
本文選自《<金瓶梅>研究》第六輯，1999，知識出版社出版。轉發請註明出處。
（數據採集 李太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