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子胥
從關注現實到投向歷史，作為知識人的許知遠正在尋求自己的身份確認。儘管他的歷史寫作已有幾年，但都不足以奠定其歷史寫作者的地位，更不能滿足其寫作的抱負與雄心。一定意義上，《青年變革者:梁啓超(1873-1898)》是其角色轉換的結晶——一方面，他要藉此完成從新聞寫作者到歷史寫作者的真正蛻變；另一方面，他自覺不自覺在梁啓超身上寄予了很多的個人期許，甚至自我的投射。向這位100年前的思想先驅和前輩文人、新聞人致敬的同時，許知遠也在無意中展示了當代知識人的困境。
《青年變革者:梁啓超(1873-1898)》，許知遠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版，68.00元。
相對而言，許知遠選擇了一個非常合適的書寫對象。作為晚清的言論界巨子，梁啓超在一定的時間段是執輿論牛耳的人物；作為政治變革的倡導者和行動者，梁啓超青年時期即介入政治，其後被各方勢力所拉攏；作為學者，梁啓超在生命最後十年左右才專心治學，涉及數量和門類卻令人驚嘆。比較一下許知遠與梁啓超，或許更有助於理解《青年變革者:梁啓超(1873-1898)》所呈現的青年梁啓超形象。在志向上，無論梁啓超還是許知遠，都希望立功、立言；在追求上，兩人都有家國情懷，都有自己的現實關切；在操作上，兩人都關注天下大事；在職業上，兩人都是新聞人和有影響力的知識人；在寫作上，兩人都是才子，文章有才氣。
作為一部非虛構作品，《青年變革者:梁啓超(1873-1898)》是一部才子之書。它保持了許知遠新聞寫作的特點，全書文氣充沛，縱橫捭闔且起伏跌宕。其次，它信息量大，不僅描寫了梁啓超本人的思想和經歷，而且涉及了眾多與歷史人物和事件，勾勒出晚清知識人的群像。第三，本書的文字組織技巧高超，儘管引文甚多，但寫作總體流暢易讀。以上三點，都是本書明顯的優點。
以具體的內容而言，許知遠深得非虛構寫作與新聞寫作之長，以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啓超準備流亡為開始，然後追溯梁啓超的出生、成長、求學及參加科舉的經歷。梁啓超12歲就考中秀才，被譽神童。然後從新會來到廣州，輾轉進入幾家書院，17歲以廣東第八名與譚鑣、張元濟同榜中舉，此後參加會試卻一敗再敗。
認識康有為並執弟子禮是梁啓超思想覺醒的開始，他的目光從八股、辭章投向了更廣闊的知識領域，其關注範圍也從中國轉向了世界。幾次會試不第雖然阻擋了他謀取功名的腳步，但卻讓他交遊的範圍大大拓寬，對於西方的知識也逐漸增加。近代之後，清廷在西方列強面前一敗再敗，1894年甲午戰爭又慘敗於日本。這讓康有為和梁啓超等知識分子群體產生了深刻的憂患意識，他們於1895年四五月間參與了公車上書，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影響。正是在這一年的會試中，康有為考中供事榜第五名。作為新科進士，他幾次上折，提出自己的改革設想。
1895年8月17日，康有為創辦的雙日刊《萬國公報》開始正式刊行，梁啓超和麥孟華「試著充任主筆，負責論說文字」。這一嘗試獲得了意外的成功，每期可送出兩三千冊。三個月後，又改為《中外紀聞》，梁啓超與汪大燮一起出任主筆。1896年3月下旬，梁啓超來到上海，不久之後與黃遵憲、汪康年等人一起創辦了《時務報》（旬刊）。有了前面的職業積累，作為《時務報》主筆的梁啓超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文採，幾乎每期都有梁啓超氣勢恢宏、文採斐然的文章。他批評時政、呼籲變法更是引起了許多大臣和士大夫的共鳴。幾期下來，《時務報》的影響迅速擴大，發行量節節攀升，梁啓超一舉成為深具影響力的名人，其名聲遍及全國。1897年初，梁啓超前往武昌拜見張之洞。此時的張之洞乃清廷重臣，洋務派的實際領袖。在學界，他以《書目問答》一書而著稱。當他得知梁啓超來拜謁時極其興奮，破例打開武昌城中門，以厚禮迎接梁啓超入城。梁啓超拜見張之洞那天，恰好張之洞侄兒結婚。張之洞丟下賓客，和梁啓超暢談「至二更乃散」。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二十三四歲成名，固然讓梁啓超名利雙收。但是，其知識不足的缺陷也很快暴露出來，1897年初，嚴復給梁啓超寫了一封長信，稱梁啓超的文章放縱粗陋，不了解變革的邏輯。對於梁啓超在《古議院考》中，稱西方議院中國古已有之的說法，嚴復表示質疑，對於孔教，嚴復認為，「教不可保，也不必保」。
這些犀利的批評，讓如日中天的梁啓超而言猶如當頭一棒。他一直拖延到3月末才寫了一封回信，稱自己過於繁忙，來不及對文章做更多的推敲和論證。而《古議院考》是一篇舊稿，為了湊版面才拿出來。而嚴復 「教不可保，也不必保」的觀點，讓梁啓超深受啟發。
許知遠接受南都採訪
應該說，《青年變革者：梁啓超（1873-1898）》著意凸顯了梁啓超作為報人在言論上取得的成功，這一部分敘述較為充分。接下來，許知遠還寫到了《時務報》的內部矛盾，以及康有為、梁啓超等人在戊戌變法中的經歷。如果說，後面部分的內容因為利用茅海建等人既有的學術成果而比較準確，那麼，對於梁啓超與汪康年因為時務報過分成功而引發矛盾的敘述，則與馬勇等學者的研究頗有出入。
在許知遠的敘述中，報館總理汪康年自認為出力甚多，但外界都將榮譽歸於了梁啓超。而黃遵憲規定的薪酬等級中，主筆優於總理。他花費大量時間用於吃花酒，認為是聯結網絡、獲取新聞的重要手段，但這一點卻遭到指責。而梁啓超則認為，汪康年兄弟主將將報務納入己手，聘任人員也很少徵求他的意見，自己不像是《時務報》創辦人，而像供稿機器。此外，汪康年還對康有為的學說「頗多譏諷」。
相比之下，馬勇2006年發表的論文《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試論時務報內訌》中的研究，對於這一事情起因、過程和發展的描述更為客觀、細緻和準確，也更具解釋力。
按照馬勇的敘述，黃遵憲主張選舉一個比較超然的董事會，負責制訂章程和制度，但因為時間倉促沒有施行，這為後來的爭執打下了伏筆。梁啓超在《時務報》第五期發表《變法通議》，批評張之洞似有媚洋嫌疑，並稱滿族人為「彼族」，第十期發表的《論學會》等文章，都引發了張之洞的不滿。為了《時務報》生存，汪康年開始調整過激言論。1896年11月17日，回鄉省親的梁啓超給汪康年寫信，說準備在澳門創辦一份仿《時務報》的旬刊，取名《廣時務報》。《廣時務報公啟》在時務報發表後，引發了各方注意。很多人對汪康年說，梁啓超同時擔任這兩份報紙的主筆不可取，而且《廣時務報》不宜與《時務報》產生聯繫。後來，《廣時務報》更名為《知新報》，梁啓超只任一般撰稿人，這導致梁啓超產生不滿。他提議設立報館董事會，汪康年辭去總理，改任總董。後來，這一矛盾經各方友人勸說而暫時平息。
但是，梁啓超不久違反報館創立時的承諾，大肆宣揚康有為的「三世說」「大同說」並主張創立孔教，而報館內康有為的門人鼓吹康有為為「教皇」、「南海聖人」，這引發了另一主筆章太炎的不滿，並與康門弟子發生打鬥。1897年4月，章太炎辭職回了杭州，外界盛傳《時務報》將「盡逐浙人而用粵人」，汪康年和梁啓超是兩方首領，這傳衍加深了他們的猜疑。
此時，黃遵憲到湖南就職，得知湖南創辦時務學堂後，向陳寶箴推薦梁啓超為總教習。經過協商，梁啓超與1897年11月到湖南就任。汪康年擔心梁啓超不能及時供稿，《時務報》銷量下滑，於是準備聘請鄭孝胥為總主筆，梁啓超改任正主筆，這引發梁啓超大怒，和他徹底翻臉。而汪康年也逐漸將《時務報》變成自己的私有產業。
此時，康有為受到光緒重用介入戊戌新政。在弟弟康廣仁及梁啓超的建議下，通過御史宋伯魯上書光緒，建議將《時務報》改為官報，並由梁啓超主持。光緒批給孫家鼐酌情處理。此時，康有為以小小的工部主事，因為被光緒看重而氣焰囂張，得罪了眾多朝中重臣，在有關大學堂人事布局方面，康、梁主持的大學堂章程明顯侵犯了作為管學大臣孫家鼐的利益。於是，孫藉機打壓康有為，他藉口梁啓超已經奉旨辦理譯書局事務，建議由康有為督辦改為官報之後的《時務報》，並提出了嚴格的管理建議，其真實意圖是將康有為趕出京師。對此，康有為只得將計就計。
梁啓超和康有為利用政府權力接管《時務報》，反而導致汪康年獲得了道義上的支持。汪康年不願將《時務報》平和交出，在張之洞的幫助和謀劃下，他將《時務報》改名《昌言報》繼續出版，將《時務報》的空名留給康有為。劉坤一上走之後光緒大怒，派黃遵憲徹查此事。知道內情的黃遵憲尚未想出合適的處理辦法，戊戌政變就已經發生，康、梁流亡國外，此時也就不了了之。
馬勇的研究對於梁啓超和汪康年之間矛盾的產生、勢態的發展，以及雙方之間的爭奪和較量理出了一條清晰的脈絡，展示了作為歷史學者的史識和史料辨析能力。反觀許知遠在《青年變革者：梁啓超（1873-1898）》中的敘述，關於這一糾葛的經過和某些環節雖然也被提及，但是未能梳理出這一糾紛的要害和邏輯關係。在與此內容相關的第11章到第13章中，注釋部分沒有看到馬勇的這篇論文。顯然，許知遠對於已經學術研究成果的利用儘管下了很大功夫，但仍然不夠充分，而他自己爬梳史料的能力不足，因此導致了這部分的敘述事實模糊不清。
而《青年變革者：梁啓超（1873-1898）》給讀者留下的印象，是許知遠受到康有為、梁啓超兩人自己的歷史敘述影響太深，對傳主的熱愛使之與傳主過於親密，未能拉開合適的距離，以理性的眼光作出冷靜的審視。在我看來，理性、冷靜而客觀的歷史書寫，較之「同情之理解」更為可取，因為前者可以提供更接近真相的史實，而後者很可能滑入價值觀虛擲或事實不清的陷阱。就此而言，許知遠的非虛構寫作尚顯不足。
在論及自己回憶錄四部曲的寫作時，王鼎鈞先生把作品分成三級:初級是職業認可,中級是社會認可,高級是歷史認可。以王鼎鈞的標準，許知遠《青年變革者：梁啓超（1873-1898）》可以獲得職業認可和社會認可，但不能獲得歷史認可。但即便如此，此書仍不失為優秀的非虛構作品，只是沒有許知遠自我期許的那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