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東評君 東方歷史評論
撰文：尼爾·阿徹森
翻譯：陶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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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莎·盧森堡「我的理想是能有這樣一種社會制度，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可以問心無愧地去愛每個人。為了去追求它，捍衛它，我也許要學會憎恨。」寫下這些話時，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還是華沙的一名女學生。她最終沒有實現這個理想，但是她也沒有學會出於個人原因去憎恨什麼。當然，她是一位激烈、出色的戰士。她從來沒有對錯誤視而不見，不會放過同道者在學說上的謬誤，即使這個人是她的老友——她與自己的仰慕者和贊助人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的決裂足以說明這點。當事情變得急切時， 她會拼力反抗，用語激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她在德國的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同道者都放棄了自己的原則，轉而支持戰爭，她寫下這樣一段話，認為資產階級社會的真實面目是
卑鄙的，可恥的，沾滿鮮血的，骯髒的……那個精心矯飾，用美德、文化、哲學和道德、秩序、和平與憲法拼出來的面具總會滑落，人們會看到它真實、赤裸的樣子。那個貪婪的野獸將掙脫牢籠，徹底的混亂無序轟然開啟，資產階級受瘟疫感染的氣息將給人類和文化帶來滅頂之災……
她的許多溫和的同情者一定希望她不要表達得那麼「咄咄逼人」！無論是在與德國的社會主義黨派自滿的宿命論（「修正主義」）作鬥爭時，在她由於誤判對波蘭民族自決提出的反對中，還是她對戰爭和德國軍國主義的抵抗，決定參加她知道註定失敗的德國革命——她為此最終付出生命，她都拒絕壓低聲音。「為了捍衛它，我可能要學會憎恨。」她憎恨的是⼀個階級。她捍衛的是去尋求真正的文明的權利。對她而言，文明不僅意味著禮貌，不僅意味著早晨在乾淨的杯子裡喝咖啡和特快列車，還意味著文化權利，甚至還有「問心無愧地愛」的權利。她的那段「精心矯飾的面具」會滑落的激烈言辭不只是咒罵，它是預言，還是一種對自己信念的宣告。這個預言（沒有什麼超自然的性質：她對社會力量和歷史的認知比其他人的更好）所提到的怪物後來以「國家社會主義」的面目出現了。羅莎·盧森堡在談到「社會主義或野蠻主義」的選擇時，她是在說，資本主義的崩潰並不必然意味著社會主義的建立；而在這樣的災難中，「貪婪的野獸將掙脫牢籠……」。
列奧·約基希斯這種宣告信念的方式是她所特有的，那是這位第二國際偉大人物發出的吶喊。埃爾貝塔·埃廷格（Elzbieta Ettinger）在《戰友與戀人：羅莎·盧森堡給列奧·約基希斯的信》（Comrade and Lover: Rosa Luxemburg's Letters to Leo Jogiches）的前言中這樣寫那一代人：「他們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他們是「開明的歐洲人，其中許多是猶太人」，1914年之前建立起了輝煌、充滿希望的革命社會主義。這些人熱誠地相信觀念的力量，不為那些投入行動中的知識分子的命運所懼，乘著歐洲理性和人類尊嚴意識的洪流衝進政治舞臺，他們既不會屈尊俯就自己領導的群眾， 也不會操控群眾。他們是讀書人，他們相信社會主義、正派和文明是同義詞。到今天，這些人已無處可尋。有些人死在街壘或帝國政權的射擊隊之前，對他們來說，這可能是死得其所。許多人被史達林殺害，在驚疑中走向死亡。更多的人則死在納粹的毒氣室。
第二國際領導人他們之後的領導人則完全是另一種人。這些人是專制者，他們沒有興趣從事文學活動或提升創造力，只是將文化視為一種感化院的存在；他們的私人生活會是德皇威廉二世時期的資產階級熟悉的，而那些社會主義的理念——主觀和道德上的解放以及客觀上給階級關係帶來改變——在他們金碧輝煌的客廳裡則會顯得格格不入。但有意識地進行個人的抗爭和實驗（甚至費邊社最開始的名稱也叫「新生活協會」）對於第二國際的革命者，尤其對其中的女性革命者來說至關重要，比如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在她早年），亞歷山德拉·柯倫泰（Alexandra Kollontaj）和羅莎·盧森堡。我們能從盧森堡的這本書信集裡讀到她的個人抗爭和實驗。
克拉拉·蔡特金與羅莎·盧森堡這本書信集不會讓我們了解盧森堡關於政黨的性質或者對辯證法的論述，也不會對論者圍繞著盧森堡的思想發生的關鍵爭論產生什麼影響——已經過世的《羅莎·盧森堡傳》（Rosa Luxemburg, Oxford U.P, 1966）的作者J.P.內特爾（J.P. Nettl）認為她不相信社會主義的必然勝利；後來寫出《羅莎· 盧森堡的遺產》（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 New Left Books, London, 1976）的諾曼·傑拉斯（Norman Geras）則認為，資本主義的崩潰，而非工人階級的自動勝利，才是她的分析中「不可避免」的要素。這本書信集向我們展示羅莎·盧森堡的內心和個人政治，她畢生都在嘗試將愛情和工作結合為一體。她並不是女權主義者，總的來說，她更多相信女性受到的壓迫和種族主義一樣，都是資本主義所固有的，隨著資本主義的崩潰，這些不平等現象也會消亡。但是，她與社會主義領導人列奧·約基希斯（Leo Jogiches）艱難且常常令人惱怒的關係中，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而現代女性運動已經非常清楚地指出了這些問題的存在。
她必須克服這種「導師-學徒」症候群。聰明的女性常常遇到這樣的情況：一個自認智識不足的年輕女性與一個男人在性和精神上聯結到一起，這個男人既是她在政治上的老師和權威，又是她第一個重要的戀人。這個女孩早晚會維護自己智識上的獨立和價值，在有的情況裡，女孩的成就會遠高於自己的「戀人-導師」，逐漸對他擺出一副權威的樣子產生憎惡。這種解放可能是一場具有破壞力的長期過程，兩人的性關係常常會因此破裂，儘管這不是女孩情願的。羅莎·盧森堡擺脫了早年對約基希斯的依賴，但二人的性關係以及智力上的合作關係持續了16年。即使到最後二人懷著對彼此很深的怨恨，感情破裂，但他們的政治夥伴關係慢慢恢復了。他們一起工作、鬥爭直到生命最後。斯巴達克同盟起義在柏林的起義（譯註：斯巴達克同盟起義是1919年1月5日至12日在德國柏林發生的總罷工和隨之發生的武裝起義，是德國十一月革命的一部分）失敗後，盧森堡於1919年遭到「自由軍團」（譯註：「Freikorps」，第⼀次世界大戰後，德國軍隊退出戰場後組成之準軍事組織。它是魏瑪時代半軍事組織之一。部分軍團成員為後起之納粹黨要員，包括衝鋒隊首領恩斯特·羅姆和納粹黨副元首魯道夫·赫斯）殺害。約基希斯也是「自由軍團」的目標之一，羅莎遇害之後，他留在柏林尋找兇手，幾個月後遇刺身亡。
1919年斯巴達克同盟起義他們在蘇黎世相識，那時羅莎二十歲，約基希斯二十三歲。兩人都是流亡者，羅莎生於俄羅斯治下的波蘭，列奧來自立陶宛——流亡前的列奧勇敢地反抗沙皇俄國。兩人都是猶太人，出身中產階級家庭，年輕的列奧相對富裕，他父親在威爾諾的工長為他提供了收入來源。兩人在學生時代就已經是活躍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列奧高傲、沉默寡言，有一種冷漠的自信，但流亡生涯的無力感令他備受折磨。羅莎精力充沛，健談、熱情，但起初對自己缺乏信心。「我無法創造『思想』——富有原創性的、真正的思想，」這位自馬恩之後、最富原創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這樣抱怨道。列奧幫了她，介紹各種思想給她，直到她開始創造性地思考。
簡而言之，列奧·約基希斯有思考的能力，但悲觀地不願採取行動。兩人的合作關係逐漸建立起來，羅莎負責寫作，進行政治活動，而她所寫或所說的幾乎所有內容都要交由列奧來批准、批評和修正。需要強調兩點。首先，列奧做這些不是簡單地為了讓羅莎仰視自己；他的內心有一部分是希望羅莎成為知名思想者的，另外，至少對羅莎而言，列奧是⼀位出色的編輯。第二，兩個人的這種夥伴關係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他們在二十多歲時組建了波蘭王國社會民主黨（SDKP, Socjaldemokracja Królestwa Polskiego），是後來統治波蘭的波蘭統一工人黨的前身。羅莎擔任起《工人事業》（Sprawa Robotnicza）雜誌的編輯工作，然後於1898年搬到柏林，並在德國社會民主黨（SPD,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開始了她令人眼花繚亂的政治生涯。整個過程中，列奧·約基希斯一直都是羅莎的編輯、顧問和戀人。
兩人關係裡困難的根源是列奧憂鬱、悲觀的天性。他的流亡和無助就像潰瘍⼀般。他冷漠，除非在她強烈地要求下，不願對她表露任何情感。羅莎很快地找到了問題的根源。
您是個憤怒的人，我終於能理解您了，我非常確信。上帝保佑，我要消除您的憤怒。我有權這樣做，因為我是個比您好太多的人，而且因為我意識到這點，我更有權去譴責您身上的這種特質。我會毫不憐憫地恫嚇您，直到您變得柔和，變得富有感情，像任何一個簡單、正派的人那樣對待他人。我愛您勝過愛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同時也毫不寬恕您的錯誤。
列奧不能向自己索要愛這點使她感到憤怒——「給我寫溫柔的信吧，謙遜一些，煩您屈尊告訴我，您愛我。今天您給我的愛比昨天我給您的多一點。那又怎樣？不要害怕向我表達您的感受，不要感到羞恥。」她從柏林寄生日禮物給列奧，他回信說：「你知道我不喜歡禮物。」她非常無奈：「我什麼時候才能讓您變得更好，什麼時候才能將這該死的憤怒從您身上消除掉呢？」
她搬到柏林以後，列奧留在蘇黎世，繼續寫他那沒完沒了的博士論文，直到最後也沒有完成。在兩地分離的幾年中，兩人只能在共同的假期和出席會議時見面。羅莎說服他離開瑞士，搬來伯林和自己一起生活。他的自尊心，再加上對羅莎在社會主義運動中日益增長的榮耀的嫉妒，讓他下不了這個決心。羅莎預見到了這一點。「由於您的驕傲和猜疑，我的成功可能會破壞我們的關係……這就是為什麼我現在開始懷疑自己搬到德國這個決定。如果，經過深思熟慮後，我得出這樣的結論：我要麼退出運動，與您隨便在什麼荒山野嶺和睦相處，要麼雖然能參與到改變世界的運動中，但是卻在與您相處時飽受痛苦，我會選擇前者。」羅莎很少會有這種多愁善感的表達。她最終的決定——正如埃廷格女士所說，她唯一能做出的決定——是去改變世界，並努力與列奧·約基希斯和睦相處。
和睦是無法達到的。羅莎在任何情況下都喜歡汪洋恣肆地表達情感，而列奧總是在她熱情洋溢地抒發感情時冷漠置之，而他的這種反應令羅莎想要更強烈地表達。列奧著實令人沮喪。他們彼此相愛的內在力量來自一種性與政治夥伴關係的結合，正是這種力量讓這對常常彼此激怒的伴侶走過了十六年。羅莎對列奧的方式像母親對待孩子那樣，常常擔憂他沒有好好吃飯或是沒有出門散步，而這⼀定會刺痛這個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自憐的尊嚴。（他寫給羅莎的信沒有保留下來多少。而他則細心地保留了羅莎的所有信件，⼀共近一千封，這本書信集裡收入的只是一小部分。）
列奧·約基希斯在讓羅莎為自己的成功付出感情上的代價，雖然他並不會承認這⼀點。羅莎備受折磨，她意識到自己變得麻木，好讓自己不再受到傷害。她困惑地寫道：「我感覺我的內心好像有一部分死了。我不再感到恐懼、苦痛、孤獨；我成了⼀具屍體。」列奧擔心羅莎不再愛自己，似是寫了⼀封絕望的信指責她。她回了一封奇特、直率的信（埃廷格說她寫這些信就像是在說話，沒有她發表在報刊上的文章裡的修改和精細結構）， 她在信裡說，自己現在的情況是工作造成的，工作讓「我的心理狀態變得不重要。這些心理狀態的存在甚至都讓我感到厭惡。」
但是隨後她又寫道，自己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列奧不在身邊。
如果您在這裡，如果我們在⼀起生活，我的生活會變得正常。那樣的話， 我可能會喜歡上柏林，我們倆在蒂爾加滕公園散個步就能讓我快活。坦白說，現在沒有什麼事情讓我愉快。無論晴雨，對我來說都⼀樣。我走在大街上，完全不會留心看商店的櫥窗或路人。在家裡的時候，我所能想到的只是要做的事情，要寫的信，我漫不經心地睡去，然後再漫不經心地起床。歸根結底，真正的原因很簡單——您不在這裡。
寫著寫著，她的情緒變得好了些。她談起自己最近寫的文章，談到選舉前景。她的姐姐要來家裡做客，她的弟弟獲獎了。她把房間徹底收拾了一番，所有東西變得更好看了。她在信的結尾寫道：「你什麼時候能見到這一切？！儘快回信！！吻你的鼻子和嘴巴……」
盧森堡發表演說羅莎·盧森堡對她心中的「常態」充滿了嚮往：舒適、親切、安定的生活，有足夠的錢買一頂漂亮的帽子，一本精裝版歌德全集，與朋友一起分享的食物和美酒。她的品味並非波西米亞風格，但她也不是一個禁欲主義者。1904年，她從監獄裡寫信給「列奧尼亞」（監獄規定禁止與男子通信，故將列奧的名字化為女性名字）：
你過著如此孤獨的生活，這真瘋狂，很不正常，我對此很不欣賞。我現在的心情讓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討厭這種「禁欲主義」。在這裡，我一直貪婪地抓住生活的每一個火花，每一點微光……我向自己保證，我重獲自由以後，一定要充實地度過生命裡的每⼀刻，而你，坐擁如此龐大的財富，卻像沙漠中的聖安東尼一樣，以野生蜂蜜和蝗蟲為生！親愛的姑娘，您會變成一個野蠻人的。等我出獄以後，我的如古希臘人般的熱情將會激烈地衝撞您那拿撒拉式的冷酷無情！
羅莎提到列奧的財富是有原因的；列奧一直拿自己的收入補貼羅莎的用度，這是她信裡的另一個主題。她對漂亮的帽子喜愛給我們造成了遺憾：她在戶外時總是戴著帽子——當時的帽子常裝飾著碩大的羽毛，甚至在對工人演講時也戴，帽子遮住了她的臉孔，她在戶外的照片很少有好的。
她對「正常生活」有著堅定信念，她希望自己最終可以和列奧⼀起過正常的生活。她迴避婚姻的話題，或者僅僅是迴避這個詞。但她寫道：「屬於我們的小公寓，屬於我們的漂亮家具，圖書館；安靜而有規律的工作，一起散步，時不時去看一場歌劇，一個很小的朋友圈，時不時請他們共進晚餐；每年去鄉村度暑假……甚至生個小寶寶？難道這些願望永遠也不能實現？永遠不能？」她承認自己有過綁架在公園裡碰到的小女孩的衝動。「我們共同努力，我們的生活會是完美的！世界上沒有哪⼀對戀人有我們所擁有的機會。只要有⼀點友善，我們就會快樂，我們必須快樂。」
讓自己的「導師-戀人」成為戀人，將知識權威變為同志，羅莎妥善處理了這個棘手難題。最後是列奧·約基希斯沒有跟得上羅莎的腳步。慢慢地， 羅莎厭倦了他的冷漠和敏感，也厭倦了去阻止他的「精神自殺」。最終，羅莎發出挑戰，下了一個個最後通牒。「您的來信清楚表明，您搬來柏林的唯一阻礙是您缺乏意願，沒有其他不可思議的原因。如果一個人覺得自己不需要永久的結合，那是因為這個人缺乏內在勇氣，無法在遠距離或者聚少離多的情況下維持婚姻關係。」她還在信中給了不詳的暗示：「在柏林， 我一直能看到這樣一類女性，男人膜拜她，屈服於她，而自始至終，我的心裡都很清楚您是怎樣對待我的。過了這麼久，我終於明白，您對我，對我內在的⼀切，都不再敏感。」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人們在讀這些如此熱情且常常帶著安撫口吻的書信時，可能會忘記，當面對魅力四射的羅莎·盧森堡時，列奧·約基希是革命運動中唯一一個不為所動的人。羅莎當時已經非常有名。她被憎惡，也受人崇敬。運動中的人們熱切地閱讀她的作品，她的批評讓他們戰慄。在柏林，有許多這樣的男人「膜拜」她，想要拜倒在她腳下。羅莎對於這種膜拜之情自然不會無動於衷，她在與列奧的關係中從未嘗過這種滋味。
最後，她離他而去，選擇了一個膜拜自己的男人。她有過一次神秘的戀情，之後又與列奧有過短暫的複合。1905到1906年，兩人被囚禁在波蘭。羅莎先被釋放。之後列奧越獄成功，但是當他回到柏林時，發現羅莎和克拉拉·蔡特金22歲的兒子康斯坦丁一起生活在「他們的」公寓裡。一場可悲的長達數年的遊擊戰開始了。列奧堅持在公寓的書房裡工作，直到晚上才離開。羅莎試圖將他拒之門外，但總是徒勞無功，幾次異常激烈的爭吵之後，羅莎買了一把左輪手槍。最終羅莎與康斯坦丁搬到了另一間公寓。然而，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們恢復了政治上的合作關係。幾年後，羅莎再次寄手稿給他，徵求他的意見。兩人的往來書信有時關於債務清算，有時是在討論羅莎新著《資本積累論》（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中的論證。
《資本積累論》一戰爆發，俄國革命爆發，然後，德國十一月革命爆發，繼而是無望成功的斯巴達克同盟起義。革命和死亡沒有將兩人分離。有人會說，羅莎和列奧·約基希斯的關係是失敗的，我不這麼認為；這段關係能夠持續這麼長時間，它給兩人帶來如此多的快樂，而且讓兩人完成了許多英勇而珍貴的工作——兩人希望實現一個新世界，在這個新世界中，對戀人懷有的激情和個人獨立不再相互衝突。羅莎·盧森堡寫給列奧·約基希斯的所有信裡（埃廷格女士飽含情感地將其從波蘭語翻譯為英文，我知道這絕非易事），我會一直記住這些話：「我們是那麼地相互需要！上帝啊，我們承擔的任務是別的戀人都沒有的，那就是：讓對方成為人。」
尼爾·阿徹森（Neal Ascherson）, 蘇格蘭記者、作家，常年為《倫敦書評》、《紐約書評》撰稿。
本文選自《紐約書評》1980年3月6日刊，《東方歷史評論》受權刊發。
原標題：《羅莎·盧森堡的愛情與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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