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歷史上的聖王

本文摘選自《文化的江山05：走向世界歷史的國度》

作者：劉剛、李冬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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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下的長沙馬王堆漢墓

1972年考古人在長沙馬王堆發掘了西漢初期的三座墓葬。生活於文景時代，利倉（異姓長沙王第二代、吳芮之子吳臣的丞相）之家分享到的治世紅利令人瞠目。一個小小的長沙異姓王的丞相之家，其財富積累有不勝數之嘆。三座墓葬中，利倉夫人辛追墓葬保存最為完好，不包括10萬錢泥質冥幣，隨葬品多達1400多件。利倉本尊墓因遭受盜掘，許多陪葬品腐朽，能見完整的700多件，再加上其子利豨墓中千餘件隨葬品，共有3000多件。三座墓葬，完全是按照死者生前奢華的生活樣式布置的。

 

馬王堆漢墓出土T形帛畫

中國歷史上，不乏雄才大略的皇帝。但稱得上是好皇帝的，恐怕只有漢文帝。

秦始皇帝，人稱「千古一帝」，但他不是個好皇帝，他以溥天下之民力，遂一己私慾，遊仙，搞專制，搞得秦二世而亡，亡了以後，還要被人罵。

漢高祖劉邦，從民間起兵，也做了皇帝。這樣的皇帝，本來應該很民本主義，可他又以無賴行之，兩口子同床異夢，但一起算計功臣卻不遺餘力。

漢家天下裡，漢武帝最豪氣，打仗、花錢無敵。可他花得都是爺爺的積蓄，他爺爺就是漢文帝。

唐太宗、宋太祖，讓道德稍息，靠政變當皇帝。

漢惠帝很仁慈，可他還是個孩子。他無疑是個好孩子，卻難以被稱作好皇帝。漢文帝是惠帝的弟弟，他像惠帝一樣仁慈，卻比惠帝更加堅忍。更何況他能將仁慈化為仁政，所以，他成了好皇帝。

好皇帝的標準，當然是民本主義，而非聖人革命原理。聖人革命的目標是做聖王，聖王同好皇帝還不一樣。聖王是對理想性的追求，而好皇帝則從現實性來評價。聖王的使命，是使其臣民都來做聖人，如孟子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而好皇帝讓人民休息。

聖王，不光對自己要求高，對臣民要求也高。對於皇帝而言，有了聖王理想，就有了發展方向；對於臣民而言，有了聖人目標，就被聖人一體化了。

中國大一統的精華，不光是統一天下，更要統一人民的思想和理想。做皇帝，只要統一天下，可做聖王還要統一人民的思想和理想，要求更高了。

中國傳統帝王，但凡有點理想，都想當聖王，教人民如何做人，沒有理想，就什麼都不想。想力所能及做一個好皇帝而又能做到的，真可謂少之又少。

漢文帝清靜無為，歷史上叫作「行黃老之治」，可見他沒把做聖王太當一回事。人民當不當他為聖人，他不管，那是人民自己的事，可人民過日子他要管。

他要管，不是管人民如何過日子，而是管好自己的每一日。管住自己的欲望，不要去打擾人民，這就叫作「無為而治」。好在他是跟著母親過慣了苦日子的人，節儉有如家常便飯。他一節儉，就能減少朝廷的用度，就能對人民輕徭薄賦。他本想修一座露臺，一問，才知道要花費約百金，他說，這是十戶中等人家的家產啊，停了吧。

他珍惜寸縷，要求自己的夫人穿衣服不能衣角著地，置幃帳不要刺繡，以樸素為美，以簡約為美。這正是道家的審美主張，也是墨家的政治思想。

秦始皇帝造陵墓，那真有鋪天蓋地之勢，可他卻靜悄悄。他的陵墓很平常，依山下葬，不起墳丘，陪葬品也只用了點陶器，沒用玉器和貴金屬物品。他還規定，送葬一律不準動用車馬，不準陳列兵仗，戴孝用的白布，寬度不得超過三寸，治喪期間，不擾民，允許老百姓結婚、祭祀、飲酒、吃肉。

有人獻千裡馬，他不要，還下了一紙《卻千裡馬詔》，可謂幽默之至：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裡，師行日三十裡。朕乘千裡之馬，獨先安之？換成大白話，他是這樣說的：我出行，前有儀仗，後有侍從，好天氣日行五十裡，壞天氣行三十裡。你送我千裡馬，讓我一人騎上它，先跑到哪裡去呢？

這篇詔書才三十字，可見他不但為人樸實，而且有趣。這樣的文字，是第一流的好文字，司馬遷寫《鴻門宴》也不過如此，不愧「文帝」之諡。秦始皇帝以自我為中心，不僅讓天下人都圍著自己轉，還讓天道附體，以食仙丹求不死，而劉恆卻以民為本，把自己下放到民本主義裡，從農民那裡接地氣。他說，農民是天下的根本，我要帶頭務農，祖上留下的「籍田」，讓我親自來耕種吧，我要用自己耕種的收入，作為祭祀祖先的供品「粢盛」。

按古禮，每年春天到來時，由天子親自主持，行籍田禮。《說文》曰：籍田者，天子躬耕，使民如借，故謂之籍。耐人尋味的，是那個「借」字，頗有點家與國區分的意思。籍田千畝，乃天子私田，天子以民力耕之，故曰「借」也。《月令》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這是行籍田禮的儀式，天子依據周禮，意思意思，表示表示。可漢文帝劉恆，卻把它作為一項基本國策，身體力行之。為了供養祖先，他與皇后一起耕與織，向天下示範孝行和禮儀，教人民如何過日子。他說：我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供祭服。還下令各地官府，春耕前要勸農，貧者貸給糧種和口糧。同時，將農田稅，由漢高祖時十五稅一，改為三十稅一。人頭稅，由原來每人每年收一百二十錢，改為收四十錢。服徭役，由每人每年一次一個月，改為每三年一次一個月。

沒有民主制度時，能有這樣的好皇帝，那是人民的福氣。

對於漢文帝，我們不應要求過多，再好的皇帝，都不可能給人民帶來民主制，聖王也不可能，這是由王權的本質決定的。他可以堅持民本主義，但不可能搞民主制，儘管他倡導的民本主義不僅僅是主義，還是他本人身體力行的措施。

讀他的詔書，可謂文如其人，至簡至樸。《恤民詔》云：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才數十字，便將天地之仁、以民為本道盡。

其文，簡明如《老子》，生動似《論語》，豈賈誼輩所能為？

再讀其《除肉刑詔》：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讀之，其除肉刑。讀之，可見其仁者心。

此由仁者之心，發為仁君之詔，發以為刑政，斯為仁政。

然其仁學出於老子，此乃「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之注也。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更何況肉刑也！

帝王，至高無上，天地不仁，他要擔當，因為，天上出日食了。那可不是小事，天象示警，天子要有反應。不同的帝王，反應不一樣。秦皇向外反應，從不自我反省，聽說東南有天子氣，便前往鎮壓之，聽說「亡秦者胡也」，就派蒙恬北擊之，這樣過度反應，其實是不自信，不光殃及其民，還禍及其子孫。可漢文帝沒那樣反應，本來日食，很容易使人聯想起臣弒君或外寇入侵，他卻自咎其身，下《日食引咎詔》，只涉及他一個人：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滅，以誡不治......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丐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他說日食緣起，因其「不德」，與他人無關，先賜一顆定心丸。再趁機提拔一批賢良方正之士來批評他的缺點，指出他的過錯。

有沒有「引蛇出洞」的意思？沒有，他自信，不需要這種陰謀。儘管這種陰謀《老子》有，申、韓之術裡更多，可他都不要。為什麼？因為他很仁慈，仁者如山，有著偉大的定力。當年，他就靠了偉大的定力，折服了周勃這樣的猛士，在他身上，應驗了孟子所言啊，仁者無敵！秦以申、韓之術，行君道同體，用老、韓之學「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結果如何呢？秦亡矣。可他，從來就不想以君道同體或聖人革命的方式去受天命做聖王。他認為，做聖王成本太高，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人民都受不了。他不想受天命，只想接地氣，受天命的事，只能等他的孫子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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