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發於「騷客文藝」）
我到香港的第四天，和朋友吳姐在帝京酒店吃過了「愛玲宴」，她Uber了一輛車，我們準備去淺水灣飯店還保留著的露臺餐廳吃下午茶。
我有意繞道港大，體會當年作為大學生的張愛玲每隔一日就去淺水灣見母親的路程。雖然明知肯定不是當年那麼回事。司機三十幾歲，文質彬彬的，戴副眼鏡，可是不認路。我們跟著導航。卻還是一直走錯，山重水複地轉來轉去，在香港中環的窄道上上坡下坡。明晃晃的陽光烈得可怕，儘管有空調開著，陽光照進來仍然烤人。吳姐坐在副駕駛，沿途我和她一前一後隨口而談，感覺這輩子我們兩個也沒有說過那麼多話，也感覺世界上再也沒有那麼遠的路。不是開往一個地點，竟是開到上個世紀去了。
吳姐的英文名叫Gloria，我從來沒有叫過她這個名字，嘴巴裡要念四個音——格、勞、瑞、亞——大概我嫌它太長，就只叫她「吳姐」。兩個音就夠了。還很鏗鏘。她是福州人，在香港十幾年，性格爽氣，快人快語，導遊出身。因為愛文化，把香港的旅遊作出很多條文化線路，最著名的就是張愛玲線。2008年李安《色，戒》在香港上映未刪節版，內地影迷很多來港看片，觸發了這個契機，一直做到今天。越做越精緻。
「噯，敞少，魯迅曾在這邊做過演講。」
吳姐指著路邊的一處地點給我看，房子稍縱即逝就過去了，我也不知道她說的是哪個。往外看看，都長得差不多。
「敞少」，寫文章以來，熟悉的人都愛這樣叫我。這原是從《北京青年報》的朋友於靜開始的，後來不知道怎麼就變成很多人都這樣稱呼。
「你知道嗎？我看過一篇文章說張愛玲對許地山有戀父情結。」吳姐說。
「啊？不會吧。寫《落花生》的許地山？」
「嗯，在港大他做過張愛玲的老師。」
張愛玲從沒有在任何文章中提到過許地山，大概好事者把小說《茉莉香片》中教國文的言子夜安在他身上？
小說細節不大記得了，後來回家翻書。書中寫著的一段：「言子夜進來了，走上了講臺，傳慶仿佛覺得以前從來沒有見過他一般。傳慶這是第一次感覺到中國長袍的一種特殊的蕭條的美。……那寬大的灰色綢袍，那松垂的衣褶，在言子夜身上，更加顯出了身材的秀拔。傳慶不由地幻想著；如果他是言子夜的孩子，他長得像言子夜麼？」
男主角聶傳慶，他燒鴉片煙的父親和後母，他與父親不睦的關係，他母親的過早離開（雖然張愛玲的母親只是出國），他不善言辭的樣子……倒是有點像童年的張愛玲。怪不得會引人八卦。我是反對把小說人物和作者經歷直接相關的。小說是虛構的產物，有點像遐想，把不真實的捏在一起，努力製造出仿佛真實的樣子。煙霧騰騰，讓人看得不那麼真，又仿佛是真的。這就是小說的本質。
小小的香港，足足開了一個小時，到了時竟然不敢相信到了。
剛才快到了時，蜿蜒的道上，忽然變得寧靜，「自古華山路一條」，路也再不會走錯。我在夾道的樹影中，看得到藍色的天，快散了的煙一樣的白雲，路邊的中英文指示：「Repulse Bay Beach 淺水灣海灘」。
在樹影中，首先看到的一個白色的樓，幾十層，波浪一樣的展開它的弧度，表現主義的建築，那樣的細緻、雅致的，寬的，清爽的，倒有點像日本式。我猜想著：這難道就是我們要來的地方？
記得《傾城之戀》裡白流蘇跟著徐太太來香港：「上了岸，叫了兩部汽車到淺水灣飯店。那車駛出了鬧市，翻山越嶺，走了多時，一路只見黃土崖，紅土崖，土崖缺口處露出森森綠樹，漏出藍綠色的海。近了淺水灣，一樣是土崖與叢林，卻漸漸的明媚起來。」「到了旅館門前，卻看不見旅館在哪裡。」
我們也是走下了車，在車庫附近，有一個小門，進去就進到了裡面。黃土崖，紅土崖，我沒有仔細看。過一個橋洞時，吳姐說：「……那個牆，我們覺得應該就是這裡。附近再沒有別的牆了。」我自然知道她說的是哪個。
「從淺水灣飯店過去一截子路，空中飛跨著一座橋梁，橋那邊是山，橋這邊是一堵灰磚砌成的牆壁，攔住了這邊的山。柳原靠在牆上，流蘇也就靠在牆上，一眼看上去，那堵牆極高極高，望不見邊。牆是冷而粗糙，死的顏色。……柳原看著她道：『這堵牆，不知為什麼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類的話。……有一天，我們的文明整個的毀掉了，什麼都完了——燒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許還剩下這堵牆。流蘇，如果我們那時候在這牆根下遇見了……流蘇，也許你會對我有一點真心，也許我會對你有一點真心。』」
我看見了那堵「牆」。嚴格來說不能叫牆，是沿山砌上去的一個青灰色的壁，多少個鄉縣山邊，隧道旁常有的那一種。我佩服張愛玲的寫實，和她寫得細。一個最最普通的地點，使人產生人世惶惶之感，變成愛情和亂世的見證物。
吳姐提著包在前面走，我在後面跟著，直走進淺水灣飯店——如今的「影灣園」——的大廳。進來一切都靜下來，英國式的，整肅寧靜，放眼望去的所有，都像是沉澱著歷史的舊物。有那麼一刻，吳姐拎包走上那寬闊的棕褐色的木質扶手旋轉樓梯，在那個大理石的臺階上向上去，我感覺時光忽然倒流。她穿著一件藏藍色寬鬆大圓領亞麻中袖上衣，一件灰白底藏藍色棕櫚葉子層疊及踝的裙子，腳下是無跟淺色圓頭露腳面的布鞋。手裡提著黑色的布拎包。她一級級踏上去，每一腳都踩得那麼沉穩，如一個舊時代的人，踩進了歷史，又像神秘的薩滿女巫師，手握卡裡奧斯特羅之書，要帶我穿越時間。
走上樓來，淡黃色的牆壁，金色如單簧管的扶手欄杆，吊著的吊燈，全是細鐵環吊著的，淡黃色黑邊盛開的朵朵碗狀開滿的花，看上去很有些年頭。後來找到一張當年的照片，證明果然是舊物。褐色胡桃木的窗戶，細細的窗欞，永遠是關著的。有一個中庭，足有幾百個平米，極寬敞明亮，沒有什麼人走動，安謐，陽光被引進來，斜照著大半塊。高低的不多幾棵棕櫚樹和盆景，點綴些綠意，有八個淡黃色的太陽傘，下面一張鐵腿的圓桌，四面四把黑扶手椅子，適合讀書、靜思、吃冰淇淋、談戀愛。難以想像逼仄的香港，到了淺水灣，有這樣奢侈的空間和緩慢的時間。
我們路過這些走進去，露臺餐廳到了。冷絲絲的空調開著，過廳真寬大，左右兩邊都是靠窗的座位。桌子和椅子從窗到另一邊的牆，可以放兩排，中間仍可以並排過兩人都不擠。窗子都是牆上挖出來大的拱形，木質的大的窗框，切割出數塊大玻璃。窗與窗之間僅限於一條幾十公分的白牆，這樣的設計簡直把窗外的所有景色與陽光一概放了進來。坐下來之後，窗外可以看到的是各種樹的樹冠，園景，以及跨過它們頭頂的，或者露在它們之間的海。這令人想起張愛玲描寫白流蘇剛入住淺水灣飯店時：「僕歐拿鑰匙開了門，流蘇一進門便不由地向窗口筆直走過去，那整個的房間像暗黃的畫框，鑲著窗子裡一幅大畫。那澎湃的海濤，直濺到窗簾上，把帘子的邊緣都染藍了。」
窗裡的對面，我們的另一側，是一個獨立的空間，竹樹吧。另有一種雅致，大大的房間裡，門左側一邊，有一個寬廣的270度吧檯，幾組沙發靠牆沿窗放著，屋內最別致的設計，是牆上凸出來的方柱上，有細長的竹杆和竹葉裝飾的壁燈，黃色暖暖的光亮著。竹杆秀氣得像長銅簫，葉子像銅箭簇，有凌厲爽潔的氣息。沙發上坐著兩個歐洲人，一對夫妻，旁邊放著一個嬰兒車，男的在看英文報紙。另一邊三個中國人在談事情。兩個人像是年輕的情侶，而一個人西裝革履坐在他們對面。是要策劃婚禮嗎？在這「傾城之戀」的地方？
看過一個資料，1941年的2月，海明威曾動身陪同自己的第三任妻子、記者瑪莎來了解二戰中國戰區，他們先到香港，住在淺水灣飯店一個多月裡，他最喜歡的就是這個竹樹吧和當時的瀏覽室。
當年香港3月的天大概也並不是那麼暖，有一張照片，他——我們這位著名的作家——坐在白色硬朗的高背木扶手椅子上，穿著黑色短褲，上身卻是白色的襯衣外還有一件淺棕色的外套。他大敞著前襟，微微笑著，似乎非常滿意。他的兩鬢有一點花白，頭頂的頭髮還是黑的，額頭寬闊發亮，方圓臉，最閒適家居地翹著二郎腿，架一本厚書，像花白短髭的聖誕老人在夏天休假。這張照片拍的，好像是在陽臺？或者當時的露臺餐廳？可是沒有頂。他的背後和側面花木拂疏，再後面是山和海的一角。41歲時的海明威，彩色的照片看上去有點顯老，倒不如他後來在戰區拍的，以及和宋美齡坐在庭院中的那幾張黑白照，都分明是壯年。我甚至有些懷疑這照片的年份對不對。
就是在同一年，張愛玲還是一個21歲的港大生，那年的夏天她經常來淺水灣飯店看在這裡小住的母親黃素瓊。1952年張愛玲再來香港時，她應聘到美新處（Ernest Hemingway）工作，翻譯了海明威的《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她在譯者序中說明自己對這本著作的喜愛，並稱作「我看到的國外書籍裡最摯愛的一本」。《老人與海》裡面的老漁人必須一次又一次的證明自己的能力，也讓她認為「非常沉痛」，「仿佛海明威在說自己」。
一中一西兩個文豪，他們曾有這樣的緣分。曾先後來到淺水灣飯店，而在一個人手裡又把另一個人的書翻譯出來，卻不曾見過面。如果當年海明威晚來幾個月，或者張愛玲的母親早到幾個月，他們或會擦肩而過。如果真是這樣，晚年張愛玲會不會如加西亞·馬爾克斯一樣，寫一篇回憶與海明威路遇的文章？
當年母親走了以後，她的兩個牌友卻沒有走，而且同居了。香港陷落，張愛玲每隔十天半個月遠道步行去看他們，打聽有沒有到香港的船。這兩個人便是後來《傾城之戀》裡白流蘇和範柳原的原型。
吳姐早就訂好了座，禮貌的服務生引我們到右側第二張桌子（電影《色，戒》中王佳芝也坐在差不多的位置）。我們坐了下來，我正端詳厚厚的餐布上的閃亮餐具，一會兒就上來了下午茶的茶點。銀提手的三層露臺白瓷碟託的架子，放置著各式檸檬黃、淡黃、焦黃、咖啡、粉色、抹茶色的小點心，圓的、方的、夾心的、裝在玻璃盅裡的，也有的上面有幾片草莓，有的頂著一窩白色奶油，有的被火腿包著，不論甜的還是鹹的，一式兩個。一壺英式紅茶，一個白瓷盤裡單獨用白餐巾包著兩塊圓圓的、熱的司康，另有雙耳小銀託碟，一邊放著白色冰淇淋，一邊放著草莓醬，放在桌上。
吃著點心，我和吳姐倒了一杯茶，看著風景。
「你記得《傾城之戀》裡一段話嗎？」吳姐說。
「『他們在餐室外面的走廊上撿了個桌子坐下。石闌幹外生著高大的棕櫚樹，那絲絲縷縷披散著的葉子在太陽光裡微微發抖，像光亮的噴泉。樹底下也有噴水池子，可沒有那麼偉麗。』你看看……」，她指給我看，「我們坐的這個位置都還可以看到這些景色，底下的噴泉也在。」
她竟然可以背誦原文！
我卻是記得小說中寫到的這裡發生的戰爭。比如這一段：「先兩日淺水灣還算平靜，後來突然情勢一變，漸漸火熾起來。樓上沒有遮掩物，眾人容身不得，都來到樓下。守在食堂裡。食堂裡大開著玻璃門，門前堆著沙袋，英國兵就在那裡架起了大炮往外打。海灣裡的軍艦摸準了炮彈的來源，少不得也一一還敬。隔著棕櫚樹與噴水池子，子彈穿梭般來往。柳原與流蘇跟著大家一同把背貼在大廳的牆上。那幽暗的背景便像古老的波斯地毯，織出各色人物，爵爺、公主、才子、佳人。毯子被掛在竹竿上，迎著風扑打上面的灰塵，拍拍打著，下勁打，打得上面的人走投無路。炮子兒朝這邊射來，他們便奔到那邊；朝那邊射來，便奔到這邊。到後來一間敞廳打得千瘡百孔，牆也坍了一面，逃無可逃了，只得坐下地來，聽天由命。」
張愛玲晚年時寫過一篇文章，回憶起《傾城之戀》，也是對自己把淺水灣飯店的大廳比喻成「地毯掛著扑打灰塵」而感到開心。如今我們坐在這復歸了寧靜的「地毯」上，仔細的辨別著它的經緯，好像專心的研究能讓我們尋到通往過去的門一樣。
淺水灣飯店還曾經是1955年的美國著名電影《生死戀》（《Love Is a Many-Splendored Thing》）的取景地，這齣由威廉·赫頓（WilliamHolden）和珍妮弗·瓊斯（Jennifer Jones）主演的電影，是一出戰爭和愛情的悲劇，記者愛上了女醫生，後來記者死在了越南戰場。如《傾城之戀》一樣，戰爭和愛情是它們的背景和元素，有人因此成就，有人因此永別。
威廉·赫頓還拍了另一部電影《蘇絲黃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也是香港故事。這讓他一時成為香港人心中歐美紳士的最佳代表偶像。陳可辛電影《甜蜜蜜》中的姑姑Rosie，就是把當時在香港拍片的威廉·赫頓當成自己的戀人。而同時在香港的林語堂女兒林太乙，也為威廉·赫頓傾倒。在一篇文章中，她寫到自己參加宴會，得以和威廉·赫頓共進晚餐，精心打扮，卻吃醉了酒，還導致嘔吐。
當我坐在香港淺水灣飯店的露臺餐廳吃下午茶的某一刻，我卻腦海裡想像一個畫面。這個畫面直到我回到北京，有一天我在旁邊的公園跑步，腦子裡還在想。我想著：如果張愛玲穿越回淺水灣，坐在那裡，她會想些什麼？如果她還活著，數十年過去了，在她的手上，一粒一粒，珍珠一樣，斷了線，掉在泥地上，撲上了點兒灰，此刻她看了，想了，也會心潮起伏吧？還是——會非常冷靜？
我想像中的那個坐在這裡的她，也不是晚年，應該是二十幾歲，大概剛經歷了愛情不久的樣子，又或者像是她在臺灣和王禎和一家拍照時的，那個已然成熟利落，滿臉都是女性和文學的美的四十幾歲。她穿著一件淡灰色滾同色花邊的單旗袍，過去的已經定了，未來的還沒來，過去的豐美絢爛，未來的孤清靜寂——時光應該多保留在這一刻。
她坐在這裡吃下午茶，看外面的「海水汩汩吞吐淡黃色的沙」，她應該會想起她的母親。或許有那麼一刻，她在飲下紅茶之後，品味的間歇，對著朗朗的天，淡淡的雲，看露臺餐廳木質四頁吊扇緩緩地轉著。如白流蘇和範柳原那樣彼此看著，她也應該會在頃刻間理解了母親。
「他們把彼此看得透亮。僅僅是一剎那的徹底的諒解」。這樣的剎那，便是人生最可珍惜的了解吧。
待了一陣子，遐想了一陣子，點心很好吃，可是也只吃了三分之一。我和吳姐決定出去走走。我們一路戀戀不捨往外走，順帶還在一樓的玻璃展示櫃裡看了海明威的舊物。鑰匙牌、打字機、鋼筆、手稿……
出得門來，大好的陽光，照著下午的庭院。吳姐帶我去看「影樹」，又叫「野火花」的。雖然現在不是它開花的季節，仍可以想像開了之後會多麼好看。這樹真高大！長在進門路的兩邊，樹冠又是蓬開的，樹枝像虯，樹葉細碎，如雲如霧。
範柳原是在夜裡指給白流蘇看樹上的紅花的，而流蘇看不見那紅。「黑夜裡，她看不出那紅色，然而她直覺地知道它是紅得不能再紅了，紅得不可收拾，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窩在參天大樹上，壁慄剝落燃燒著，一路燒過去；把那紫藍色的天也薰紅了。她仰望著臉望上去。……葉子像鳳尾草，一陣風過，那輕纖的黑色剪影零零落落顫動著，耳邊恍惚聽見一串小小的音符，不成腔，像簷前鐵馬的叮噹。」
如今的這世界，雖然不是亂世，也隨時有天地大變的氣氛。這一個淺水灣的寧靜，一堵牆，一杯下午茶，一提點心，一叢大樹，未來也可能仍會成就那麼一兩個平凡如白流蘇和範柳原的人，讓他們可以彼此交換下真心。
正如《傾城之戀》裡所言，在這兵荒馬亂的時代，個人主義者是無處容身的，可是總有地方能容得下一對平凡的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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