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指控鄧飛性侵未遂那篇文章前的晚上，我焦灼不安，我對老婆說，我這是親手把鄧飛殺了。
我是他在《鳳凰周刊》時的頂頭領導，我的個人公號發布這篇文章，意味著我對指控真實性的背書，它比任何人發這篇文章的威力都大。
那段時間，人們忙著在朋友圈決裂，有位朋友這樣感嘆：
在任何情況下，
都不要參合簡體中文輿論場，
一定會變傻逼。
我同意它的每一個字，所以，我把它加在那篇文章的第一個自然段裡。
這是暗示自己，我不想參與任何討論。我只是為不辜負信任，因為我剛說過自己兩次為人出頭，所以人家才會找到我，才會告訴我，9年前曾在編輯部實習時，遭遇三人騷擾，最嚴重的是差點被第一次見面的鄧飛性侵。
第二天一早，就不斷有人讓我千萬小心，鄧飛這個人恩怨分明從不含糊。對這種善意提醒，我不知道說什麼好。我全不擔心鄧飛會報復我，就算我對鄧飛的了解，全都是錯的，但我知道這點不會錯：我殺鄧飛，他不會還手。
我不喜歡鄧飛身上的熱烈和江湖氣，但他從不講我的不是，且一直視我為兄長。其實，他是調查記者，我長於專題策劃，除了肯定和鼓勵，業務上能予他的幫助並不多。他說，他是棍棒教育出來的留守兒童，少有愛和鼓勵。
他知道我是個軍迷，曾帶回三把老刺刀，用報紙包好歡天喜地送我。我離開周刊時，給他兩口子送過一件飾物，也不知道他們喜歡不喜歡。他喜歡多人吃飯聚會，我喜歡清談閒聊打遊戲，彼此玩不到一起。
有一年，我離開鳳凰，鄧飛後來熱淚盈眶遊說社長，促成我重回周刊。他的努力肯定有私人情誼，但我更願意這樣理解：對那本雜誌，他有農民對土地般的感情，對我的業務，他有一個對好把式的敬意。就是這樣。
所以，8月1日清晨，我推送那篇指控時，大概只有我準確地判斷了鄧飛當時的反應：他對我沒有一句怨言，宣布立即退出公益事業。
其實，接到這種指控的正常反應，應該是小心地與被指控者接觸，若按媒體要求，就更當要求交叉互證，核對事實。但是，我當時清晰地知道一點，我只要給鄧飛一個電話，我就不可能發那篇文章，不需要他請求，我肯定會放棄，我下不了這樣的狠心。
它其實意味著，我必須全部相信那篇文章的每一個字，相信這篇文章是寫給我的，為避免自己心頭升起猶疑，我沒有去問作者，因為我覺得寫這樣的文字，本身就需要格外的勇氣，對它的質證，是一種殘忍。
發那篇文章時，我是真相信那篇文章裡關於鄧飛的每個字，還是我必須這樣相信？其實並未細細分辨，但我的實際行動，是推定鄧飛做過這樣的事，我作為當年的領導，必須要大義滅親，為弱者出頭。
當天上午，我和鄧飛通話，這是我最近經過的最殘忍的事。
他甚至不知道那篇文章是我這裡發出來的。像2011年他第一次遭遇網絡質疑時，曾邀我旁聽座談幫他應對危機一樣，向我求助。得知是我這裡發出時，他說，他理解我為什麼會這麼做，但是：兄長啊，我如今百口莫辯。
如果不是metoo這種弱者需要互相鼓氣的特殊情形，公正而正確的做法，就是給雙方同等表達機會，交人們判斷。但我給近乎崩潰的鄧飛的建議是：不許辯解，你先去道歉。人們需要一個道歉的人。
我覺得我是他的兄長，我幫他寫道歉聲明，要幫他儘快走出來，他要做一個好的樣子。他說他沒做的事，打死也不會道歉。我一度略感失望，但是，我一方面相信對他的指控是誠實的，而他強烈的不服和委屈讓我覺得同樣真誠。
這件事的殘酷在於，無論我的初衷為何，我隱約有一種參與到對鄧飛的圍獵活動的不安。在發布那篇文章時，我在提要裡有這麼一句話：世道本無情，人間有是非。這八個字和前面講到的關於中文輿論場的看法，今天讀來，別有百般味。
當時，我面臨著這樣一種道德選擇壓力：是幫助弱者撐腰發聲打倒一個所謂的公眾人物，還是在判決一個人死刑前，也給這個一直視我為兄長的袍澤一個說話的機會？
對那篇文章中的指控，鄧飛有完全不同的陳述，他激烈堅稱他沒有做過那樣又壞又蠢的事，他反覆強調，如果做了，那一定會留下這樣或那樣的證據。事實部分，到底如何，我其實沒有能力核實。我完全有可能冤枉了他，但我沒有給鄧飛任何機會。
已經過去了一個多月，我有機會回過頭重新審視這件事，今天，仔細梳理分析從兩邊求證獲得的信息，我能確定的事實，其實只有一個：我不能判斷對鄧飛的指控就是真實的。
但是，我殺死了鄧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