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蝟樂隊合影。來源自微博@刺蝟樂隊
在歌裡，她祝福女兒「在幻妙的時間裡，有望喜和奇遇」，這也是她在搖滾樂路上收穫的，儘管小時候被規訓過，像乖乖女那樣，也被挫折打敗過，差點退出刺蝟，差點失去自我，但鼓槌沒有停，她就沒有停，終於在《樂隊的夏天》，和刺蝟、和很多人一起獲得了早該屬於他們的關注與欣賞。
石璐 | 刺蝟樂隊鼓手
STATION 01
／少年宮／
從大隊長變成搖滾樂手
我媽媽是少年宮老師，我童年的記憶全在少年宮。
4歲前，我爸爸在科威特做建築工人，往來的只有信件。他回來那天，我和媽媽去機場接他，我還覺得特別不好意思。我爸特開明，從此我有了一個好朋友。
爸爸從科威特回來不久，就給我買了一臺鋼琴。當時一臺鋼琴八千塊錢，買完後家裡一分錢都不剩，吃了這頓就顧不上下一頓。但我爸是一個特能折騰的人，我家才從窮的狀態一點點熬了過來。
學鋼琴是我媽做過的最磨礪我的一個決定。我一點都不愛練琴，小時候學習成績好也全歸因於我不想把時間花在琴上。當所有小孩子都在外邊兒玩，我必須坐在鋼琴面前。我人生中唯一一次被爸爸打，也是因為不想練琴，氣得摺扇都給打裂了。打完後他還把我抱大街一個坑特深的旱廁裡，把我杵那裡頭去嚇唬我。我一下子就聽話了。
當時我的鋼琴老師對我說，你堅持下去，哪怕只堅持到小學畢業，以後也一定會受益的。很多年後，我才開始感謝這一切。小時候練過琴的孩子，長大後遇到的很多事兒都不算什麼。鋼琴磨練的其實是人的韌性。
我是一個典型的家教嚴格、學習成績好的乖乖女。小學時，我是全校唯一的大隊長，肩上三條槓那種。我特愛管人，像我媽，哪個女孩受欺負了，我得讓一群人圍著給主持公道。那會兒升旗，看著鼓號隊行進，就很想加入。但不行，我得主持升旗儀式。
上初中後一切都變了。我不長個兒，還帶牙套，特別不起眼也不受老師器重。整個少年期間，我都被透明化了。同一時間，少年宮有了管樂團，我上去打了打，就被老師留了下來。憑著六年鋼琴基礎，我開始打小軍鼓，一打就打得特別好。
後來大學期間，後海大鯊魚的鼓手小武介紹我去「刺蝟」，說我的技術要玩他們的東西就是白玩兒。一玩起搖滾樂，我的自信回來了，多年的壓抑和憤怒也放出去了。爵士樂大師們的鼓點到現在我也不知道是怎麼敲出來的，但搖滾樂的呈現形式，是我能抓住的。
託我媽的福，那會兒刺蝟在少年宮200平方米的大殿裡排練，除了凳子，就是樂器。公共場合難免會有人扒著門看，其中包括我爸，但他從來不打擾我們。有一次，我們排練完了一首全英文的歌《pumpkin》，他說，你們這次進步很大，像是樂器之間的對話了。他能聽出好來，他也能聽出來我們在幹嘛。
少年宮對我來說就是一切的起點：刺蝟第一張純手工DIY的專輯Happy Idle Kid（《快樂的懶孩子》），就是在少年宮排的。
STATION 0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開始內爆，開始為自己而活
我聽搖滾樂聽得特別晚。之前我只接觸過爵士樂和流行音樂，還對搖滾樂持有刻板印象，全身心都在拒絕。
大學我考進中國傳媒大學，學的錄音系。入學晚會我表演了一架子鼓，小武注意到了，老讓我去給他指導打鼓的基本功。在小武的分享和趙子健的影響下，我聽起了搖滾樂。
搖滾樂就跟照鏡子似的，你通過它來看到自己，認清自己，打開自己。我想我的個性裡一直就有搖滾樂的東西，一旦接觸之後，就開始內爆了。
這像是一條分界線，這之前，我都是為父母而活的。這之後，我屬於我自己。樂隊玩了一年後，我跟子健戀愛了。那段時光很開心，我們時常參加一些活動，看演出，或者在北航排練。一邊上學一邊演出，記得來人最少的一場只有兩個人，其中一個還是酒吧老闆。那時我很苦悶，不知道怎麼能把樂隊做得更好。
臨近畢業時，我們參加了一個樂隊比賽。我們唱了《smart》，一首柔歌，沒有大起大落，結果被淘汰了，但一個挺沒個人特色的樂隊卻得了名次。從淘汰現場我們急急趕去參加北航的畢業典禮，所有人都在等著我們。等唱到《柏油公路》，最後一句歌詞是「沒有結尾，匆忙的生活是為了誰」，我把鼓槌向上一扔，趴在鼓上哭得泣不成聲。我們這麼好的作品，怎麼就沒人知道呢？但趙子健好像一直都是一副無所謂的狀態，不管別人怎麼說，他都知道我們在做什麼。這也安慰了我。
畢業後，我們都去上班了。我在一個網站當編輯，天天複製黏貼，不知道活著的意義是什麼。我們都有一種過了折騰的年紀的感覺，想著做完第二張專輯《噪音襲擊世界》就散了。當時也有唱片公司要買我們的版權，說籤約給200張盤，你們賣去吧，這就是版稅，更讓我們覺得未來一片黑暗。
但我不死心，混不吝地給當時的標杆唱片公司——摩登天空打了一電話。傳完歌，大概40分鐘的時間，那邊說，行，我們可以合作。那個下午，是我參加《樂隊的夏天》之前的人生中最快樂的一個瞬間。
掛了電話後，我在公司裡坐不住，上躥下跳，跑來跑去。我們終於被認可了！原來我們這麼多年的努力真的沒有白費！後來子健把這些剛進入社會的情緒和苦悶寫進了《白日夢藍》這首歌裡：「青春是青澀的年代，我明白，明天不會有色彩，社會是傷害的比賽……」在市場低迷、宣傳缺位的2009年，僅靠口耳相傳，在蝦米平臺上的播放量就達到了上千萬。
但我們依然是一支得靠上班才能養活自己的地下樂隊。
STATION 03
／胡同平房／
甜蜜與傷害，窘迫與瀟灑
工作太沒勁，我就辭職了。
那時候子健上班，一個月拿三四千，我們花400塊錢在胡同裡租一房子，15平方米，一進門有一個兩人沙發，旁邊一床。沒有走路的空間，平時兩人都得錯著走。
每個白天，子健上班後，我一個人在家裡不知道能幹嘛。每天買菜，做飯，收拾家，洗洗衣服，有點找不著自己了。生活條件還很艱苦，屋子裡都沒有水， 洗個碗都要到院子裡，水管沒跟地接著，你洗多少水最後都濺自己腳上，晚上撒尿用一尿盆兒。冬天平房又很接地氣，冷得腳丫子都凍著。迎著西北風，用電磁爐做一燒茄子，炒好了，也就涼了。
記得那時候，每天下午夕陽西下，大家都接孩子放學回家，我一個人走在那胡同裡，覺得自己特別落寞。
我沒有自己的生活和想做的事情，連樂隊也是跟子健一起做的。慢慢的，我覺得自己就像是子健一附屬品。那時候他天天拉幫結派上飯店坐穿館兒（坐到店鋪打烊趕人），吹著大綠棒子，我也不喝酒，就在那兒陪著，六個小時六個小時的，比上班還累。鼓手是有職業病的，坐時間長了，我會特別痛苦。
當時我們親密的朋友圈幾乎都是一對一對玩音樂的，我們處在時刻想要在一起的狀態。周末我們痴迷於玩三國殺，兩天當三天過。後來太熟了也沒什麼可聊的，喪的力量開始越放越大，他們都是象牙塔尖兒上的人，想法特別深奧也特別多。跟他們比起來， 我就屬於想法特稚嫩，也不喪的人，反而有點格格不入。
但那時我們也過得挺瀟灑，我開家裡一藍鳥的車，車上放著子健自己刻的cd曲目。大部分時候，一輛車塞進九個人。我老找不到路，車太沉了剎車就剎不太住，上路挺猛的，對司機來說很尷尬。有了車之後，你一下就能看出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是不是有眼力見兒。那會兒我們老因為開車和油錢的事狂吵架。
後來我找了一做錄音後期的工作，狀態一下子好多了。我是必須得折騰起來的一人。我們從胡同搬進了樓房裡，生活也好過多了。
STATION 04
／D-22／
黃金時代
住進樓房裡，空間大了，子健喝的酒瓶子都摞成牆了，易拉罐的，一推就倒。
子健特別愛玩，那時我們常去一個叫D-22的livehouse，小小的空間，二層還有一個VIP的小房間。那是一個生樂隊、養樂隊的地方——就是在那裡，我們認識了一群玩音樂的朋友。它像一張溫床，完全包容多元化。
我們第一次在D-22演出是在一個工作日的晚上，演完老闆給了我們800塊錢，是當晚所有的酒水錢。他說，希望我們在未來的周末趕快回來再演一個。你從他的眼光中能看出來，他真的特別喜歡你。你感覺到這是一個會不遺餘力去成全你、讓你真的感覺到人人平等的地方。
可惜好時光都過去得特別快。2011年D-22閉店那天，我記得音樂人張守望有演出，大部分的朋友都在。當時的運營經理Charles說D-22已經做得足夠讓他們自己滿足了，是一個圓滿的結束。我一個人在二層的VIP小房間裡，用一DV對著樓下轉了一圈，把所有人都照了下來。趙子健站在最前面，穿一毛的軍大衣。
D-22關店後，忽然間，未來的一切對我們來說都很未知。也是在那個節骨眼，七年之癢，我決定跟子健分手。子健太理想主義，社會化程度太低，我實在有點拽不動了。很多情侶在一起都是一種特別亞健康的狀態，本來挺有自己的，結果對方一幹涉一強迫，沒了，兩個人在一塊兒不是特別的互相成全。分手前那段時間，我已經壓抑得幾乎要爆炸了。
分手之後，我回到父母家，哭了兩星期，哭的是特別習慣的一個狀態被打破了， 我要開始一個新的生活。
我們搬走後，朋友們也都各自搬家了，散了。我們都變成熟了，沒那麼多要聚在 一起的必要，缺了子健這個攢局的，見面次數更是越來越少。
半年後，刺蝟的前貝斯手博譞邀請我加入一個新樂隊nova heart，做一種特有原始部落狂歡氣質的音樂。我一下子覺得有一個新的希望在向我招手。我將注意力全轉移到了工作上，創作，排練，一站站巡演，也幾乎把世界都走遍了。
只是後來在北京我再也沒有遇見像D-22那樣的空間，不管哪裡都有點社會化，分三六九等的。我覺得是時代不一樣了。不久前，路過原D-22的店址，現在成了一拉麵館。一瞬間，我覺得一切都物是人非，青春過去了。
STATION 05
／西雙版納／
成為母親的雙城記
跟子健分手之後，我空窗了三年。三年後，忽然來了仨。一開始覺得生活怎麼忽然這麼善待我，但都是塵埃，好不過三個月那種。
那時候，天天混酒吧，生活也有點燥得沒味兒了，特別想有一個穩定的生活狀態。巡演的時候，在 高鐵上看一孩子就母愛爆棚、狂逗他玩兒，人家父母還以為我是一人販子。後來遇上我前夫，就閃婚了。後來我倆感情不太好，懷孕期間我就抑鬱了。生完孩子四個小時了前夫才到的醫院，三個月後，我起訴，把婚給離了。
那是我人生中特別艱難的一段時光，音樂都放下了好一段。孩子六個月大的時候，我爸在西雙版納買了一套房子，讓孩子得以遠離北京的冬天和霧霾。我開始過上了雙城生活。
西雙版納的家都是我爸裝修的，全是紅木家具。我跟鄰居們的來往和共同話題基本上都是孩子。住在那兒，我得以體驗了一把雲南的野生生活，還常跟雲南朋友去買野生木耳、魚腥草。七月八月的雨季一來，院子裡全是可以撿的菌菇。那兒的生活特別安逸，好像幾條木頭搭一閣樓就可以睡覺了。
但太安逸了我也受不了。鄰裡間喜歡招呼喝茶， 有事沒事天天都在一塊兒待著。時間一長，我覺得自己離文化特別遠，就開始心痒痒，胡思亂想。我在幹嘛，安度晚年嗎？
2017年春節跨年時，西雙版納炮竹聲響徹天際， 瀾滄江邊少數民族們都圍著篝火跳舞唱歌。煙花在天空中炸裂，女兒在我背袋裡睡著了，時而驚醒，時而又定定地看著我。我感覺到，這個小生命，跟你心連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在洗牌聲的噪音下，我腦海中的靈感不斷翻湧，動機一個接一個，分泌出了人生中第一首歌曲《勐巴拉納西》。最初的版本，身邊的朋友裡只有子健一聽 就說這歌好。聽了一百遍後，他開始幫我想編曲，最後推翻原版做了一個樂隊化的呈現。我跟他的默契就體現在，我們的審美一直都特別一致。
在我休整的期間，子健的精神狀態也很差。等我休整好，刺蝟就進棚了，開錄新專輯。那時子健徹底對搖滾樂市場絕望了，我誤解他對巡演和音樂節也不上心、不賣力。可能對他來說，出完專輯這事兒就完了，因為再花心思受眾群也就那些。我們處在一個巨大的瓶頸期裡。專輯錄完，我給他發了一千字信息， 說我想要退出樂隊。他說行。發完專輯後，還有一場全國巡演。
一忙起來，玩了三個樂隊的我經常一個月一個月地離開女兒。生活協調不了，有時候很痛苦。女兒在北京的時候，我就會玩命兒陪她。有時我甚至覺得， 年輕時該玩兒的都玩兒過了，現在還演什麼呀？心滿意足的，看著孩子就挺開心。
STATION 06
／廊坊大廠／
樂隊的夏天到來，找到未曾謀面的自己
《樂隊的夏天》節目組微博聯繫上我的時候，我還以為是騙子。後來公司又提了，就跟節目組在趙子健公司樓下聊了聊。全是90後的女孩子，拿一小攝像機錄著。挺驚訝的，她們基本上都了解我們的情況。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感覺他們做事很認真。
三個月錄完這個節目，結束的時候就像做了一場太好的夢。三個月來，我們投入全部精力，隔天排練，間隔一段時間去錄節目，到後半段比賽更激烈，壓力更大。過程中，我們受人尊重，也被善待。無論是聲音燈光，還是呈現效果，工作人員都努力做到極致。他們才是真搖滾！
我們都是屬豬的，今年本命年，總以為會犯太歲，折在第一輪上。我爸還安慰我說他就是36歲那年才開始開竅的，沒想到，這個節目比我們預料的好多了，也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狀態。
本來我跟子健都認識大半輩子了，這個節目居然還能讓我在他身上看見驚喜。一個天天遲到的人，關鍵時刻絕對不會遲到。他很拼命，一人運營著我們的微博。到賽程的創作部分，他一人寫了兩個動機。期間我們還老意見不合就吵架，但他都很包容。我可感動了，他還是能提溜起來。刺蝟變得更團結了。
以上內容節選自《城市畫報》8月刊
關於石璐的完整採訪內容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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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石璐、鹿先森樂隊，還有絕佳海邊生活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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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circle
專題編輯 / 席鬱蘭
錄音整理 / 謝曉輝、趙媛媛
圖（除特別標註外）/ 付酉
插畫 / 左子
妝發 / 趙妮雅
場地鳴謝 / Soloist Coffee
微信實習編輯 / 阿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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