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20世紀初，早在軍事入侵之前，日本就開始了向中國的經濟滲透和掠奪，坂本雅子教授的《財閥與帝國主義——三井物產與中國》一書指出，這種經濟侵略在學界普遍被定性為服從、服務於軍事與政治目的，但是，三井物產在戰前和戰爭中的商品輸出與資本輸出實態證明，大財閥企業是引發侵略和戰爭的根本性力量之一。大連山縣通（現人民路）舊影，圖中左一建築即為「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大連支店」。 資本主義無論在哪個階段，由於企業跨越國境、超越國家，不斷追求市場、資源和利潤，都需要本國為其提供相應的服務政策。有時，這種跨越國境追求利潤的行動，甚至會給國民經濟和世界經濟系統帶來致命的打擊。與此同時，由企業支配的國家權力也會越發強制性地要求國民盡義務，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把國民的不滿引向排外主義，最終導致戰爭。 分析戰爭與侵略的原因，不應該以外交與國民的「民族主義」、政治勢力的「權力爭鬥」為起點，而應以資本主義和企業活動為起點進行分析。即，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從根本上來說是有資本主義要求做背景的。在資本主義要求的背後，存在有能支配國家、發動政治、決定政策方向的日本大財閥、大企業的利害得失。通過解明資本主義與大企業為了追求利益與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對立的成為引發日本軍事行動之作用力的各種活動，揭示其侵略的本質。本書選擇了三井物產這個巨大的日本商社作為分析對象。 選擇一個商社作為分析對象的理由是，首先，三井物產是日本最大的財閥——三井財閥的核心企業，也是日本戰前最大的私人企業，1918年資本金就已經達到1億日元。從其規模的巨大、對政治的影響力以及同有力的政治家有緊密的關係，可以具體了解到國家政策如何反映了企業的利害關係。 其次，該社長期以來獨佔了日本總進出口的五分之一，特別是對中國貿易，佔有絕對比重。筆者認為決定資本主義對外經濟關係的是「市場問題」。因此，通過對作為日中貿易中堅的該社的分析，可以了解到日本資本主義的市場問題與其在中國市場的利害關係。該社早在1877年就在上海設置了支店，到1912年，在中國已經設置了20多家支店。若以與商品出口、即市場問題的關聯這一角度來考慮對外擴張和帝國主義政策，比起將三井物產只看作是一個商社的實例，將該社視為日本總體的動向之象徵更有啟發。三井財閥是唯一的從一開始就參與日本對外擴張的財閥，可以說，在考慮資本輸出與帝國主義擴張的關係這一問題上，該社是最佳素材。在向中國輸出資本方面，該社是最早開始向中國貸款、獲取權益的公司，幾乎與列強開始瓜分中國同期，比日本的國家資本輸出還早一步。該社對中國貸款的大額和多樣都遙遙領先於其他日本民間資本。該社作為日本的中樞，奔走於對抗中國的民族資本和民族運動、力爭獲得在中國利權的第一線。而且，三井物產自日中甲午戰爭以來，一直與日軍共同活躍在侵略亞洲的戰爭和對佔領地的統治中。太平洋戰爭時期，該社承擔了亞洲佔領地的物資調動流通任務，在兵站活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些活動都越出了作為商社的活動範圍，使該社成為日本軍事侵略上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力量。三井物產的諸方面均為以中國為立足點巨大化、帝國主義化的日本資本主義的象徵。同時，以該社為中心的活動處處體現了日本資本主義如何與中國的民族運動對峙，在何種情況下要求行使武力的經濟與軍事、政治的接點和相互作用。從該社留存下來的大量的經營資料、其與政治家交往的資料、在經營者團體中的活動資料，可以看到侵略與日本資本主義、財閥企業的關係。 同幣原外交相比，以往對田中外交的評價是「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接近軍部」，給人以與資本家的意圖有齟齬的印象。這種主張的內在圖式是，大資產階級＝具合理性的經濟外交、與英美協調和對中國民族運動做一定的讓步，對武力幹涉則持批判態度。所以，多次派兵山東、對國民革命公然進行武力幹涉的田中內閣之中國政策，背離了大資產階級的意願。 為了解田中內閣的政策與財閥——其代表者三井財閥的意圖是否相左，首先需要說明田中內閣成立與三井財閥的關係。 田中義一是軍人，是名門——政友會的總裁，由于田中內閣是政友會內閣，所以先簡單介紹一下三井財閥與政友會的關係。在政治上反映三井財閥之意志的最強力的通道是元老井上馨。隨著政黨政治的展開，三井財閥也作為政治媒質之一與政黨接近。眾所周知的是其與政友會的關係。原本政友會的創建是靠了三井的保護者、元老井上馨的財力，最早的政黨內閣的組織者、政友會的原敬也與井上馨交情不淺。據說，當時三井財閥的統帥益田孝向「討厭政黨的山縣」強烈進言「內閣總理的後繼者『非原莫屬』」。山縣接受進言，向天皇上奏任原敬為後繼內閣總理。原本來就與益田、井上馨是深交，原的妻子是井上馨的妻子與前夫之女，原進入政友會也是井上馨的建議。可證明三井與政友會的關係的例子不勝枚舉。然而政黨一般來說，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集票和募資優先、以求遠遠超過反對黨這一行動原理的左右。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政友會得到了急速成長的新興資本和地方財閥、電力資本提供的大量資金，所以還不能說三井財閥可以操縱政友會。 雖說有上述前提，但作為疏通三井財閥與政友會之間關係的人物野田卯太郎，在田中內閣成立時起到的作用仍令人注目。野田出生於築豐，先當選福岡縣議員，後來參與政友會的創立，曾任幹事長、院內總務、副總裁等職務，很早就與三池煤礦的團琢磨有深交，是疏通政界同三井財閥之間關係的角色。野田與三井財閥的關係是從他擔任福岡縣議會議員時代開始的。在三井財閥最高幹部會的議事錄「管理部會議錄」1902年5月2日一項中，有關於野田的記錄。「如三井這樣的大戶，還需要局外兩三名或三四名暗中支援者」，記錄上列舉有野田卯太郎、兒玉少介、永江純等三人，「依靠這幾個人物秘密探聽局外對三井的批評自不用說，為了獲得事業上的關注與支援，贈與1500日元」，「依年末適當的時候」。給予了特別報酬。 在昭和時期，關於野田與三井財閥的關係的資料，有政治家松本剛吉的日記。松本剛吉當時是元老西園寺公望的耳目。該日記記載了在1927年2月野田卯太郎的葬禮上，曾經是三井財閥統帥的益田孝對松本剛吉說的話。2月26日有野田翁葬禮。我參加了告別式，做個幫手。這時，益田男爵招呼我到一旁，對我說：本想去小田原拜訪，有幸在此見面，恕禮數不周，向您致意，並拜請向西原寺公望轉達問候。我很意外，問有何公幹，他有些緊張地說：我代表三井向您致意，這次野田獲黨葬（由黨區主持的儀葬——譯者注），其本人不用說，我等友人和三井都感到非常滿足，比起得到爵位，這更使人感到榮幸，首先承蒙西原寺公的關照；如您所知，野田直接間接地關照三井，對我們三井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與團(琢磨——筆者補記)也商量過，團從野田那裡聽說過您，萬望將來您能代替野田關照三井；這次黨葬全仗西原寺公的關照和田中總裁的盡力，請代向田中男爵致意。 當天三井的人都坐在野田家親戚席位上。從松本的日記中可以了解到很多情況。首先，野田「直接間接地關照三井」——益田明確地說出了野田是疏通政界與三井之間關係的人物。野田的葬禮是以政友會黨葬形式舉行的，益田說「對三井來說感到非常滿足」，「我代表三井向您致意」，「當天三井的人都坐在野田家的親戚席位上」——說明三井極其重視疏通政友會關係的野田，破格視其為三井家的人。益田還想讓松本剛吉「將來代替野田關照三井」。益田接近松本，目的是接近松本背後的元老西原寺公望，其用意可以從「向西園寺公轉達問候」「(黨葬)首先承蒙西園寺公的關照」這些話語中得知。而這個時期的西園寺同政友會沒有任何關係，益田並沒有糊塗到真的認為是因西園寺的關照才獲黨葬。而且這樣的舉動不僅是已退下一線的益田自己的考量，「與團（琢磨）也商量過，團從野田那裡聽說過您」這句話也反映了那同時也是三井財閥統帥團琢磨的意向。 事實上益田希望向西園寺「轉達」的不是對黨葬野田的謝意，而可以說是野田的「遺志」。野田卯太郎臨終時，有個無論如何也要實現的願望，就是想讓田中義一接替將要倒臺的若槻內閣，做下一任首相。即想讓西園寺指定田中為後任內閣首相。眾所周知，更換內閣時，由元老回答天皇的「下問」，推薦後繼內閣首相。這個時期，元老井上馨和山縣有朋都已去世，推薦之任由最後的元老西園寺公望承擔。2月15日，臨終前的野田卯太郎給西園寺寫信，「懇請派遣松本剛吉前來」。松本去了。「若槻不久將辭任，務必懇請讓田中繼任，田中已經成了優秀的總裁，我死後，不要安排副總裁……由田中決定」。「此事如能得到西園寺先生的承諾，我死而無憾，作為遺言，敬請回信，不知結果死不瞑目。」野田說完即死去。當然西園寺在內閣未倒時，不可能指定後任首相。大概益田「拜請轉達」的是野田的這個遺志。 田中義一與三井財閥並不是沒有關係。松本剛吉日記中，可以看到「該大將(田中義一)的後援實業家有三井系和安田系，與井上準之助也暗中有關係」，「田中大將擁有相當有實力的實業家作後援」的記載。當然不光是三井，但三井的資金援助是確鑿的。原本使軍人田中義一與政、財界建立親密關係的就是三井的後盾元老井上馨。「井上侯爵只要有實業家聚會，一定帶上田中男爵，而且讓他坐在自己身旁：『各位，這是陸軍的田中，請多關照』，依次向財界知名人士介紹。要成為政治總裁，處於一國中心之上，最需要取得財界方面的諒解，井上侯爵盡了介紹之勞。在增師問題(大正末期增設兩個師團)上也是如此。一天，井上派人去田中處接田中到井上家，井上說:『田中君，今天來了很多實業家，你可以說明一下你的增師計劃』，且親自領他到坐席，從澀澤榮一開始，把三井的早川千吉郎、三菱的豐川良平和其他數名有代表性的實業家一一介紹給他，讓田中說明不得已增師的理由，自己也進行補充」。由此可見，井上馨很早開始就是田中的後盾，想要取得實業界對田中的支持。 西園寺在若槻內閣倒臺後，指明田中義一為後繼內閣首相。田中成了首相後，馬上請求三井銀行的池田成彬作為大藏大臣入閣。那天池田成彬的日記裡有這樣的記載：「4月19日……田中政友會總裁打來電話表示隨後來訪，片刻團琢磨來訪，田中託團轉告，政友會內閣成立，希望本人出任大藏大臣。應該如何答覆？本來銀行家不應該做政治家，且有三井銀行的經營責任，故很難接受，請團向田中代轉謝絕之意，團表示諒解，遂離去。最後田中也沒來」。 田中義一在1927年邀三井銀行的池田成彬入閣之事十分有趣，通過團琢磨遊說被謝絕後，田中也沒有再提池田入閣一事則更耐人尋味。為了擺脫金融不穩而想要起用民間銀行首要人物池田這種緊迫感從田中的態度中看不出來，很有可能邀池田入閣是為了報答三井的恩意。田中就任總理後，讓山本條太郎查三井要人的生日，可以看出他對三井財閥有特別的照顧和厚遇。田中最後懇請前政友會總裁高橋是清就任大藏大臣，這才是田中的本意吧。 雖然池田成彬的入閣擱置，但田中6月任命山本條太郎為滿鐵社長(滿鐵「社長」1929年6月以後改稱「總裁」)。山本曾經是三井物產的社員，活躍在中國支店，位至常務董事，1914年受西門子事件的牽連引退，後來轉為政治家，1920年以後成為眾議院議員。山本屬於政友會，1927年4月成為政友會幹事長，7月任滿鐵社長。1927年的山本條太郎是否可以視為三井的政界疏通人很難說。不過，雖不能說是嚴格意義上的「關係疏通人」,但在某個局面，他也確實為三井謀求了利益。山本在這個年代也經常訪問益田孝，益田也說「山本條太郎不論多麼忙，都和我見面報告和商量事」。田中義一也把山本條太郎看作三井的人，這從益田的回顧中也可以明了。山本去世的時候，益田回憶說：「田中義一在任總理大臣的時候到我處來，說過實在沒有比他更人盡其才了。有山本君任滿鐵總裁，真是非常幸運，內閣更換時，他被罷免實在是可惜。當時關於此事寄來了信，信肯定還在」。顯然田中義一面對益田時，是把山本條太郎當作與三井有關的人物對待，任命山本為滿鐵社長與此也不是絕然無關的。 山本成為滿鐵社長後，給前面提到的松本剛吉提供「汽車」和「事務所」，將其作為高級特約人員對待。野田葬禮上，益田雖然為松本「將來代替野田關照三井」做了鋪墊，但遺憾的是松本1929年死去了，沒有用上。 由此可見，田中內閣與三井財閥擁有各種形式的相互牽扯的關係，其本身的成立也是建立於此之上的。所以田中完全背離該財閥的政治意圖是難以想像的。 三井物產在日中戰爭爆發後，參與了軍部的鴉片政策，這是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東京審判)的口供已揭明的。但那僅是其活動的極少的一部分。本節將根據三井物產的《業務總志》的內部資料，揭批該社在戰爭中同軍部聯手進行鴉片交易的整體情況。 使活人變成廢人的鴉片是國際禁品，自1912年的《海牙禁止鴉片公約》以來，日本也在四個國際鴉片禁止條約上簽了字。可是在日中戰爭中，日本軍輸入和栽培鴉片向中國和其他亞洲地區販賣。販賣鴉片獲得的資金用作傀儡政府和日軍的特務活動經費。日軍在中國大量販賣鴉片的原因之一是鴉片可以使資金快速到手，這與黑社會通過販賣毒品有效地確保資金的手段是一樣的。鴉片還是腐蝕中國國民的身心，削弱其戰鬥力的武器。英帝國主義給中國社會深層帶來了吸鴉片的惡習，英國東印度公司向中國輸出鴉片，極大地侵蝕了中國社會。清政府多次發出禁令對抗，終於在1840年打響了鴉片戰爭。日軍在「取締鴉片」的幌子下，大大利用了這個中國社會嫌忌的重負。 戰爭下的日軍行為中，最反人道且最骯髒的戰爭罪行之一——鴉片販賣並不只限於軍部。三井物產也和軍部一起從事了這個犯罪行為。三井既不是屈服於軍部的強制不得已而為之，也不是太平洋戰爭酣戰之時才被捲入進去，而是在日中戰爭以前就同軍部聯手。 首先看一下遠東國際審判法庭中三井物產董事的口供。在法庭上，太田靜夫(原三井物產董事)的供述說明，三井物產接受了以藤田勇為中間人(原新聞記者)的中支那（華中）派遣特務部的命令，日中一開戰，就引入波斯(伊朗)鴉片。其供述內容如下: 1937年11月……藤田給我看上海的日軍特務機關楠本大佐的證明書。要求在上海交20萬斤鴉片。我們由於知道買賣鴉片的複雜性，所以不想做這樣的買賣」。「中西在我們和藤田中間，指示我們鴉片是為了在上海進行人道的改善……我們指示波斯支店，購買20萬斤鴉片，當時的波斯鴉片不夠……只訂購了160磅一箱的1400箱。分兩次裝船運往上海。第一次裝428箱，1938年4月用汽船運到上海，剩下的972箱1939年1月運到」。（江口圭一：《日中鴉片戰爭》，巖波書店，1988，第94~95頁） 這個供述可以由三井物產內部資料《業務總志》證明。資料記述了「本社受某方面囑託，收購1400箱，期末向支那運送一部分(428箱)」(昭和十三上)，「前期成約的維新政府1400箱鴉片的其餘部分972箱運送上海完了」(昭和十四上)。根據三井物產《業務總志》各期「藥品」中的「鴉片」一項。並非每期均有記載。1400箱鴉片的買主最初是「某方面」，後來成了「維新政府」。所謂「維新政府」，是1938年3月中支那派遣軍在華中佔領地區成立的傀儡政府——以梁鴻志為「行政院長」的「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華中的鴉片輸入和販賣由中支那派遣軍特務部計劃、實行，後來特務部解散，鴉片業務在形式上轉移到「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業務總志》每半年一期，上期從前一年的10月到該年的3月，下期從該年4月到9月，是有關營業的記述。如昭和十三年上期，則記載了1937年［昭和十二年］10月到1938年3月的年間業務狀況。) 三井物產輸入的鴉片到上海後，由一個叫裡見甫的人從中支那特務部手裡接收，賣給中國鴉片商，支付給三井物產輸入費用後利潤部分交給特務部。有關當時販賣鴉片的利潤，美國財務官報告說，「日本特務機關每箱鴉片獲得3000美元到4000美元的利潤」。 三井物產後來也繼續向華中輸入波斯鴉片。《業務總志》有記載，「接著作為本年度(維新政府——筆者)又成約2000箱，在期末，其中的1000箱從產地裝船手續完了」(昭和十四年上)。「本期初，本社上繳中支戒菸局1000箱波斯鴉片順利完成(貨船赤城山丸4月26日進入上海港)，其餘1000箱也在期末完成裝船」。「中支戒菸局命令購買本年和明年產波斯品……交易交涉開始，本年產的物品全無，期末不能成約」(昭和十四下)。「中支戒菸局約定剩餘1000箱期初交貨完畢後，雖指示再購買現貨，但無庫存」(昭和十五上)。「伊朗品東洋各產地收成不佳……中支所需收購不如意」(昭和十六上)。 1938年3月中支那派遣軍成立的「維新政府」，在1939年4月公布戒菸暫行條例，一手統管鴉片，設立戒菸局行取締之職能，同時集中鴉片商組織鴉片販賣機關宏濟善堂，而實際統管鴉片業務的是日本。1939年度三井物產向中支戒菸局提供了2000箱貨。後來戒菸局又訂貨1000箱(《業務總志》昭和十五下期欠缺)，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成品缺乏、收成不佳，這批波斯鴉片收購未成。 三井物產從1938年初到1940年末，為特務部和維新政府共提供了重70.4萬磅、價值1168.2422萬日元的波斯鴉片。裡見甫(特務部的承包商裡見甫後來成了宏濟善堂副董事長，繼續從事承包出售鴉片)供述說，這些鴉片約獲利2000萬美元，全都給了特務部及特務部背後的興亞院。2000萬美元即約合7000萬日元的巨款(以1938年末1美元＝3.52日元換算)。 三井物產向中支那派遣軍和「維新政府」繳納波斯鴉片後，仍然同戰爭中的鴉片政策保持很深的關係。日本的鴉片買賣不單在華中，而且涉足整個佔領地區，一直持續到戰爭末期。 日本的鴉片進口從1939年前後開始困難起來。因國際收支問題，日本的貿易統制嚴格起來，鴉片的進口因「得不到企畫院及大藏省的同意而暫緩」(昭和十四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伊朗產的不能進口了。太平洋戰爭開始後，自然資產凍結、貿易斷絕，需要在「大東亞共榮圈」內「自給」。代替進口品的主要是蒙疆品。蒙疆品主要是綏遠省察南(察哈爾省南部)、晉北兩地區出產。日中開戰後，日軍在這些地區建立傀儡政權——「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大量栽培、增產鴉片，供給日本、滿洲、中國內地佔領地區、其他亞洲佔領地區。蒙疆地區本來就出產鴉片，所以成了日軍鴉片政策的據點。1939~1942年蒙疆的鴉片總銷量達到1983萬兩，合714噸。鴉片還是蒙疆貿易的大宗，佔輸出總額的40%～50%，最大輸出地是上海，佔整體的55.4%． 三井物產也經手蒙疆的鴉片。「蒙疆品當局慫恿向第三國出口」(昭和十六年上)，即當局慫恿向「日、滿、支」以外出口，由三井一手辦理。但是蒙疆品「價格比伊朗、土耳其品高得多」，約為伊朗和土耳其品的5倍。而且「日元區域內供給不足時，興亞院和外務當局不批准」(昭和16年上)，所以輸出困難。值得注意的是，蒙疆品的輸出需要興亞院和外務省的批准這個記述，同前述的「沒有得到企畫院和大藏省的同意」暫緩鴉片輸出的記述結合起來，可知鴉片的輸出不單經過興亞院，還需要經過企畫院、大藏省、外務省的同意，說明日本整個國家機構都與此有關聯． 三井物產還向日本厚生省上繳蒙疆品。「向厚生省繳納蒙疆品本社有望成為代辦進口，因當局資金關係，離決定還需要時間」(昭和十六下)；「向厚生省繳納蒙疆品實現了本社代辦進口」(昭和十七年上)；「向厚生省繳納蒙疆鴉片昭和十七年度收購40萬兩(660萬日元)代辦順利完成」(昭和十八年上)。從以上記述看，三井物產從1942年度開始年間繳納600萬～700萬日元的蒙疆鴉片給厚生省(可認為專用於醫療)． 「滿洲國」熱河產鴉片的輸出也由三井物產一手辦理。「滿洲國當局提出由本社一手辦理輸出熱河產品」(昭和十六年下)，「滿洲國政府首腦部門」提出的條件交換是「懇請」「作為國內收購資金，對特殊工策班融資限度五百萬日元的預付金」。於是三井拿出「熱河產品收購資金五百萬日元的融資」(昭和十七下)得到輸出鴉片的權利。三井物產立刻把熱河的鴉片向華中輸出，同時將其易貨物資運入滿洲，半期中得到120萬日元的利益(預測)，是筆不錯的買賣——「本期中，與中支間的以『350萬日元』熱河鴉片為中心合計825萬日元的滿洲產品的易貨成立，交換物資也由本社辦理，合計經手額15800千日元(預測利潤120萬日元)」（昭和十七下)． 太平洋戰爭期，昭和通商進入了鴉片交易。昭和通商是在陸軍指揮、監督下，由三井、三菱、大倉三個公司出資，1939年4月成立的公司，要職也由三社出人擔當。昭和通商主要是為了經營一直由三井物產和大倉組進行的武器輸出業務而建立的，但實際上不光出口武器和在戰地籌措物資，還經手了鴉片；不僅從事鴉片的輸出、調運，還用鴉片從事陰謀性的政治活動和軍需物資、軍糧的籌措；光正式職員就有3000人，加上臨時職員達到6000人，是個實態幾乎不明的「大企業」。該「公司」繼承了三井物產這樣的財閥商社的活動伎倆，作為大商社的別動隊，在戰爭中擔當最骯髒的那部分活動，最後消失在歷史的陰影中． 鴉片和日軍侵略是一體的。販賣鴉片在侵略時成為日軍輕易即可到手的秘密財源。如上述可知，中支那派遣軍靠販賣鴉片獲得暴利。「北支方面軍」也發出了「因預算不足，另外謀求資金的軍命」，通過昭和通商買賣鴉片。「沒有比其更能賺錢的鴉片生意是當時整個支那派遣軍的風潮」。 日本在侵略中接連成立傀儡政權，鴉片買賣也成了傀儡政權的財源。「滿洲國」、「蒙疆聯合自治政府」、華北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華中的「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以及以汪精衛為主席、統合了後兩個政府的「國民政府」等這些由日軍捏合的政權，都在某種形式上與鴉片有關．
鴉片還作為交換物資，用於在日軍佔領地、敵方地的物資收集。昭和通商職員有如下證言：「鴉片還使用在宣撫活動和軍隊的當地糧食籌措、物資收集中，稱作『高貴藥工作』。隨軍時，讓四五個苦力扛著60公斤包的鴉片，作戰中使用很多。因為在敵人地方，糧食籌措和其他不能使用儲備券和軍票」。「連(陸軍)戰鬥部隊也扛著鴉片包出去，可見鴉片實際是多目的地使用」。
總之，鴉片是日軍在佔領地和敵地收集物資使用的通貨，也用在當地軍的補給和佔領地經濟維持方面。
如上所述，日中戰爭時三井物產與鴉片有很深的關係，實際上該社與鴉片的關係可以追溯到日本1897年在臺灣施行鴉片專賣制時期。日本統治下的臺灣鴉片專賣制，雖然由臺灣總督府專賣局一手辦理，但專賣局獨家接收的鴉片幾乎都是三井物產的。在關東州，1915年以後是宏濟善堂、1929年以後是關東廳專賣局專賣鴉片，向宏濟善堂和關東專賣局繳納鴉片的也只有三井物產。鴉片同日本的關係是在日本侵略中國領土的同時開始的，這也是三井物產與鴉片關係的開始。鴉片在日中開戰前就已經大大利用在陰謀活動中。冀東走私貿易就是一例。日軍在1935年11月成立冀東地區傀儡政權，以此為據點進行走私貿易，企圖擾亂華北經濟，打擊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走私貿易中也包括走私鴉片。國際運輸(滿鐵出身的阪田誠盛經營)通過冀東地區，把滿洲熱河產的鴉片向天津走私。前已說明這是關東軍、天津軍(支那駐軍)組織的活動。1935年6月關東軍參謀田中隆吉說:「軍方目前不能行使武力，通過經濟活動向北支中支南支」「不斷推進」，各種經濟活動中，走私貿易也是手段之一，「國際運輸也不斷向平津方面活動，收購鴉片供給平津地方」。如此計劃、實行鴉片出口以擾亂華北的經濟，獲得資金。對日本來說，不知何時鴉片成為統治中國的陰謀工具。冀東貿易使大量鴉片流入華北，作為分離華北的手段。日中戰爭之下，鴉片是統治佔領地的道具，是「惡魔的買賣」，三井物產也站在了這汙濁的戰爭的前列． 明治維新以來，三井物產將中國當作最大的市場 ，與日本的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結成一體，傾力推進對中國的商品輸出，昭和初期與中國的軍閥和政權間的矛盾激化，走向從事戰爭活動、與民眾為敵、在戰爭最骯髒的部分裡扮演角色這樣的結局。 本文選編自《財閥與帝國主義——三井物產與中國》。作者坂本雅子為名古屋經濟大學教授，譯者徐曼。如何關注我們：長按上方二維碼→識別圖中二維碼→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