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戰爭(完)

2月11日（1月29日），星期四

東京

各報報導了宣戰詔敕。同時，所有版面都被「旅順大海戰實況」「旅順海戰公報」「俄國的戰敗公報」「仁川海戰公報」等報導淹沒了。《東京朝日新聞》在第一版、第二版都刊登了《君之代》（譯者註：日本國歌。）的歌詞。

這一天是紀元節（譯者註：建國紀念日。），上午11時50分，皇居豐明殿舉行御宴，招待伊藤、山縣、大山等元老，桂、小村等大臣，野津、黑木、奧、兒玉、乃木等將軍，以及皇族、華族、各國公使共521人。天皇朗讀了敕語，其中包含「今不幸不得已與一鄰邦斷絕交際，殊甚遺憾」之語。桂首相在奉答中也重複了同樣的話。

這天，自羅森公使以下的俄羅斯公使館員全部撤離日本。上午，友人訪問羅森公使並送來了伊藤博文的信，信中寫道，我作為有公職在身的人，出於立場，不能前來拜訪送別，深感遺憾，希望你知道，我一直在為和平而努力，直到最後一瞬。期待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的友誼會再度復甦。此外，家住東京郊外的原駐俄羅斯公使榎本武揚前來告別。晚9時前，羅森與家人一同從位於霞關的公使館出發，自新橋站乘火車前往橫濱。在新橋站，各國公使、田中宮內相夫妻、珍田外務次官、石本陸軍次官等前來送別。羅森一行從橫濱乘坐法國輪船，去往上海。

漢城

《皇城新聞》自1月26日起因財政困難停刊，但在這一天復刊了。對於這期間的新聞，該報報導了2月9日林公使、伊地知少將謁見皇帝高宗，進而以《日俄戰報》為題，報導了仁川的交戰情形。

這天，農商工部顧問官加藤增雄與大三輪長兵衛分別拜謁了高宗。加藤專門講解了「日俄至開戰始末」，說「中立宣言對時局無足輕重」，斷言中立宣言與事態沒有任何關係。大三輪則講了關於內政改良之事，最後指出有必要「締結日韓同盟」，批判了中立宣言。對此，高宗說：「朕曾深信只要將中立通牒送予各國，日俄開戰時即可預防兩國之兵入韓，卻毫無效果。」同席的李容翊頻頻擁護中立論，說大三輪幾年前不也提倡過中立論嗎？為此還與大三輪爭論起來，致使大三輪認定，李容翊「是中立論的主動提倡者及擁護者」，是誤導高宗的人物。

林公使向外務省發去電報，因要將宣戰詔敕翻譯成韓語，希望發來日文版。

聖彼得堡

各家報紙報導了宣戰詔書。《新時報》在社論中寫道：「日本攻擊停泊於旅順外錨地的我方艦隊，是在沒有發布宣戰公告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從國際禮節來說，這一行為完全是不恰當的。」接下來是「俄羅斯艦船的損傷」「朝鮮」等紀事。當日，皇帝任命阿列克塞耶夫為遠東陸海軍最高司令官。

津輕海峽

以符拉迪沃斯託克（海參崴）港為根據地的四艘俄羅斯巡洋艦（「博加特裡」「留裡克」「格羅姆鮑伊」「俄羅斯」）進入了津輕海峽，下午1時，四艘艦艇在青森縣艫作衝遇到自酒田駛向小樽的商船全勝丸、奈古浦丸，對這兩艘船施以炮擊。奈古浦丸船體沉沒，船員和乘客被收容到了俄羅斯艦。全勝丸雖也遭到彈擊，但成功逃脫，於下午8時進入渡島國福島港。

大連灣

在大連灣鋪設水雷的水雷運輸艦「葉尼塞」觸發自己鋪設的水雷而沉沒。尼古拉二世在日記中寫道：「艦長斯德潘諾夫中校、3名士官、92名水兵死亡。恐怖的事件。」

 

2月12日（1月30日），星期五

漢城

《皇城新聞》發表了社論《從我韓立場論日俄關係》，文中寫道，雖然日俄「同為我友邦」，卻到了「以幹戈相向」的地步，這不僅是「兩邦之不幸」，也是「友邦之不幸」。但是，它們交戰的原因與我國相關。如果有能力的話，我國應該在日本之前與俄羅斯開戰。「首倡滿韓交換之說的是俄羅斯，強行提出韓國分割論的是俄羅斯。我大韓乃堂堂獨立帝國。無論是交換，還是分割，這樣的提法都是何等地失禮侮辱。」韓國「只有與日清兩邦聯合同盟，並力齊肩，鼓勇前進，破其西伯利亞鐵道，逐其至烏拉爾對面，才能保全我東洋大局」。然而國內卻有投靠俄羅斯的動向，這無異於「苦於蚊蟲，自投虎狼之口」。現在日俄已經開戰，在這種情況下，不能再繼續「因循觀望，徘徊顧眄」，應該站在日本一側與俄羅斯戰鬥。

對日本的幻想和對俄羅斯的反感束縛了這名新聞評論員的認識。然而，即便如此，這篇文章也暴露出在日軍佔領下的韓國人極其悲劇性的認識混亂。

這天，巴甫洛夫公使撤離了漢城。在即將出發時，他向韓國政府遞交了照會，聲稱迫於形勢而「暫時出國」，已將維護俄羅斯利益之事委託給法國公使。巴甫洛夫於上午9時25分與公使館員、警備公使館的陸戰隊員一同，乘坐臨時列車從漢城出發。很多報導都提道，這個時候，陪伴在巴甫洛夫身邊的年輕夫人一直面帶冷笑。她與巴甫洛夫在美國結婚，剛剛來到漢城不久。實際上，她是巴甫洛夫駐清時期的上司喀希尼的侄女。對這位年輕妻子嘲弄性的描寫，是為了襯託在韓國宮廷頗有影響的俄羅斯公使黯然離去時的悲慘情形。此時，韓國政要沒有一人能夠前來送行。皇帝的代表也沒有來。巴甫洛夫是在日本兵的嚴厲監視中出發的。前來送行的某外國公使對英國記者麥肯齊竊竊私語：「這分明是葬禮啊，只是缺少靈車而已。」

一行人去往仁川，在仁川與駐仁川領事波利亞諾夫斯基以下的館員會合。林公使在漢城送別，日本公使館的伊地知少將陪同去往仁川。一行於當天乘坐法國船「帕斯卡爾」號離開了韓國。「帕斯卡爾」直達西貢，巴甫洛夫從那裡前往清國，等待聖彼得堡的指示。之後，拉姆斯道夫外相於2月21日（8日）告知巴甫洛夫，其俄羅斯駐韓公使的身份不變，暫時駐留上海。巴甫洛夫在上海安定下來，日俄戰爭期間，他創立了上海機關，活躍於收集日本和朝鮮的情報。

 

2月13日（1月31日），星期六

東京

《東京朝日新聞》發表了社論《帝國海軍的戰績》和《敵之暴虐》。前文寫道：「看已送達的旅順海戰公報，一次決戰之後，我主戰艦隊的戰鬥力寸毫無損，恰如我日本刀之鋒利，極少令吾人失望。」「可以斷定全面掌握日本海制海權之日為時不遠。」後文寫了俄羅斯四艘巡洋艦擊沉日本商船一事，譴責道：「追逐一商船並擊沉之，成何體統？不知文明世界之公法乎？」「罪行大過侵略。」文章煽情地寫道：「俄人料理煮食嬰兒乎？彼食人種族乎？」報紙用了一整版刊登《敵艦寇掠福山》。「由四艘巡洋艦組成的敵艦隊自昨日上午十時許」襲擊了「北海道的一角——福山」，「最終，一支部隊登陸，向民家縱火，恣意橫行，施展其特有之暴行。」但是，第三版的報導中寫道，因沒有關於俄羅斯軍艦攻擊福山的公報，詢問後，從函館（譯者註：日本北海道西南部重要港市。）得到的回答為「沒有聽說福山炮擊一事」，暗示這是虛假報導。

另外，該報還刊登了《邦交斷絕公文》。這是2月5日慄野遞交給拉姆斯道夫的。這大概是為了說明日本方面做了最低限度的通告吧。報紙還報導了「俄探高橋門三九的預審決定」。

漢城

當日，《皇城新聞》以《日俄交涉始末大要》為題，報導了8日小村外相的交涉經過說明。沒有配發評論，大概不知道該如何評論才好吧。

這天，署理外部大臣李址鎔訪問林公使，說道：「韓國上下現今全然歸服日本，對日韓兩國之協作已無持異論者，故此際申請交換先前推遲之密約。」為了迎合日本，親日派早早地就開始行動了。

對此，林公使出示了新的議定書草案，如下：

第一條，日韓兩帝國間保持恆久不易之親密交往，為確立東洋和平，大韓帝國政府完全信賴大日本帝國政府，專門接受大日本帝國政府的建議，圖謀改良內治外交。

第二條，大日本帝國政府真誠地保證大韓帝國皇室安全康寧。

第三條，大日本帝國政府切實保證大韓帝國的獨立及領土完整。

第四條，如有第三國侵害或內亂，大韓帝國皇室安寧或領土完整出現危險，大日本帝國政府應臨機迅速採取必要措施，而大韓帝國政府為使上述大日本帝國政府行動便利，須盡力提供方便。

第五條，今後兩國政府未經相互承認，不得與第三國籤訂違反本協約宗旨的協約。

第六條，與本協約相關未盡之細目將由大日本帝國代表者與大韓帝國外部大臣臨機商定。

海野福壽認為，與開戰前的方案相比，這個方案雖然在「明示韓國對日本的從屬地位這點上」有「程度上的差異」，卻是將韓國作為日本保護國的方案。

聖彼得堡

上午，小學生支持戰爭的遊行隊伍來到冬宮。晚上，皇帝又一次聽到了令人心痛的消息。輕巡洋艦「包亞林」在從旅順向大連航行的過程中觸碰到水雷而沉沒，輪機手9人死亡。尼古拉在日記中寫道：「心痛，難過。」

 

2月14日（1日），星期日

東京

《東京朝日新聞》發表了社論《俄國的宣戰詔敕》，對兩點進行了批判。第一點，說日俄交涉是關於「韓國事態」的說法很可笑，它本應是「為在相當於兩國利害接觸點的滿韓兩地，友好地調整相互利益的交涉」。第二點，說只通告了斷絕外交關係就襲擊旅順，也很可笑。「至今猶為此言，若非卑怯，即還有留戀」，日本在通告的結尾不是言明「保留採取獨立行動的權利」了嗎？「是非曲直，環視之列國皆心知肚明。」

第三版的報導援引朝鮮特電，刊登了昨日傍晚林公使與伊地知武官一同拜謁高宗皇帝時，偶然聽到的敕語：

昔年播遷俄館乃因內亂，而此次日本是為東洋和平而戰，須安心信賴日本軍隊，絕不應有其他舉動。

這大概指的是2月9日的拜謁吧，高宗的敕語被歪曲了。

小村外相這天對林公使的議定書草案報告做出指示。他指出第一條中，不僅是「建議」，還應加入「援助」一詞，要加強介入的程度，並且指示第四條中應加上「可佔有戰略上必要之地點」一語。

下午2時，在經濟界和言論界的倡導下，在帝國酒店舉行了議員、政黨有影響力人士、實業界、新聞界等250人的聚會。島田三郎做了開會致辭：「本來此事非關政府安危，乃關國民永遠之安危，而今政府態度決然，畢竟是我等督促政府至此，故不可不雲我等作為日本國民有重大責任。」島田感謝了出徵的士兵，談到以大國俄羅斯為對手作戰，「為使彼充分屈服」，必須有「長期作戰之覺悟」，他號召大家響應軍事國債的募集。

聚會決議幫助募集軍事國債，決定給東鄉聯合艦隊司令長官、瓜生第四艦隊司令長官送去感謝狀。在感謝狀聯名的執行委員包括：池邊吉太郎（《東京朝日新聞》）、德富豬一郎（《國民新聞》）、黑巖周六（《萬朝報》）、陸羯南（《日本》）、島田三郎（《每日新聞》）、田口卯吉等十四人。

這一天，幸德秋水等人主辦的周刊《平民新聞》第14期上發表了評論《戰爭來了》。這完全是孤立的聲音。文章開篇寫道：「戰爭終於來了，來攪亂和平了，罪惡橫行來了！」雖然兩國政府都在指責對方應承擔責任，但該文斷言：「攪亂和平的責任，兩國政府或其一國政府最終必須承擔。……不可加之於吾等平民也。」儘管舉國似乎都在競相盼望、支持戰爭的時候，這種認識確實脆弱無力，但是，「於是乎，吾人平民必須徹底否定戰爭。……只要吾人有口，吾人有筆，有紙，即應大聲疾呼反對戰爭。而且相信在俄國，吾人的平民同胞必定也持同一態度。」這是超越時代的聲音。

漢城

小村再度出示修正案後，韓國方面舉行內閣會議，拒絕了第一條的「援助」，改為「忠告」；第四條修改為「可臨機使用戰略上必要之地點」。這表現出了即使是親日派，也不願意失去獨立國的體面這種心態。

這一天，林公使向韓政府傳達了翻譯成韓語的宣戰詔敕。

聖彼得堡

皇帝在14日的日記中寫道：「仍然處於昨天的悲傷情緒中。因海軍的狀態，以及國內針對海軍的意見而氣憤、心痛。」這天，皇帝與自暹羅返回俄羅斯的恰庫拉布恩王子共進早餐，席上大概談論了日俄戰爭、朝鮮的命運等話題吧。他還接受了羅熱斯特文斯基海軍軍令部長、阿巴扎遠東特別委員會事務局長的謁見。

 

2月15日（2日），星期一

聖彼得堡

《新時報》發表了社論《中立》，文中寫道，世上有各種各樣的中立，其中就有「未被理解的中立」。即使英美的報刊保持沉默，俄羅斯的報刊也應該對此發出聲音。「世上存在這種中立。如果日俄戰爭沒有轉化為野獸般的、否定法律規範的日本瘋狂的話，它就必須存在。我們腦海中想到的是朝鮮。」我們必須質問英美的國際法教師們：「你們有勇氣說日本在朝鮮的行動違反了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嗎？」社論提到1894年，日本從漢城驅逐清軍，8月26日，還締結了日韓「同盟」條約，但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俄羅斯兵沒有踏足朝鮮。沒有需要從那裡驅逐的人。日本自身在各種場合表示，主要是擔憂朝鮮和滿洲的領土完整和獨立。如果是那樣，為什麼日本人覺得自己就可以將中立國轉化為軍事作戰的戰場呢？」

旅順

阿列克塞耶夫得到了皇帝肯定的回覆，因此他向米西琴科下令，為了搜集情報，派第一赤塔·哥薩克聯隊和第一額爾古納·哥薩克聯隊的幾個中隊進入朝鮮，並指示由於這個國家目前是中立國，要溫和對待當地居民，不得侮辱他們。

 

2月16日（3日），星期二

仁川

日本陸軍第12師團主力17，000人，兵站部員7000人自這天起開始登陸仁川。漸次於漢城集合。

聖彼得堡

尼古拉二世召見庫羅帕特金，表達了任命他為「滿洲」軍總司令官的旨意。

 

2月17日（4日），星期三

東京

小村外相給林公使發去電報，指示韓國政府的修正案「大體尚可」，希望將第一條的末尾改為「採用大日本帝國政府之忠告及援助」，第四條改為「可臨機收用戰略上必要地點」。林將這一方案傳達給了韓國政府。

漢城

為了進駐漢城的第12師團主力，日本公使館照會欲「借用」一個宮城。這天，韓國政府答覆「敕許」其使用昌德宮。

聖彼得堡

上午11時，尼古拉二世在冬宮的中庭檢閱了第一東西伯利亞狙擊兵聯隊第三大隊。皇帝用聖謝拉菲姆的聖像祝福了大隊。之後，他召見了取代斯塔爾克被任命為太平洋艦隊司令長官的馬卡洛夫。

 

2月18日（5日），星期四

漢城

日本決定向平壤派遣第46聯隊的一個中隊，這天，該中隊從仁川港乘船前往平壤。這是先遣隊。留在仁川的兩個大隊的臨時派遣隊也於同日進入漢城。

李署理外部大臣訪問了林公使，並答覆，在第一條中加入「援助」一詞，「因政府內部出現於國體甚為有損之議論，有因悲觀而崩潰者，政府終究難以通過」，希望刪除「援助」，改為「用忠告」。第四條中，對將「使用」改為「收用」沒有異議。林給東京發電報，要麼接受這個提案，要麼固執於「援助」而更迭李署理大臣，只能在其中選一。

聖彼得堡

《官報》開始連載《朝鮮與俄日衝突》的長文。從神功皇后最初的徵服（譯者註：神功皇后乃日本第十四代天皇仲哀天皇的皇后，第十五代天皇應神天皇之母。神功元年至神功六十九年攝政。她是所謂「三韓徵伐」的核心人物。）、繼體天皇（譯者註：日本第二十六代天皇，507？—531？年在位。）的任那（譯者註：古代朝鮮南部的一個地區。）支援講起，說到了蒙古侵襲、倭寇，一直到豐臣秀吉的朝鮮侵略為止。

 

2月19日（6日），星期五

聖彼得堡

尼古拉任命科科夫佐夫為代理財政大臣。

漢城

第12師團長井上光中將進入漢城。臨時派遣隊取消，現在大韓帝國首都處於日本軍第12師團的佔領下。井上中將是佔領軍司令官。

李容翊、玄尚健等與高宗商量，嘗試進行最後的抵抗。因為俄羅斯方面有可能在陸上交戰中勝出，如果現在就站在日本一方，那麼在俄羅斯取得勝利的拂曉，韓國有被吞併的風險。另外，俄羅斯軍在平壤方面的積極態勢也對他們造成了影響。高宗直到最後都耿耿於懷的是，他厭惡日本的「用忠告」這種表達方式，要求改為「容忠告」。

 

2月20日（7日），星期六

聖彼得堡

這天的《官報》刊登了關於日俄交涉的詳細紀事，批判日本開啟戰爭。日方的最終提案是1月16日（3日）送達的，俄羅斯真誠地準備了答覆。然而，日方不待俄方答覆就斷絕了外交關係。而且，日本在2月11日發出宣戰公告之前，於2月8日夜晚就攻擊了俄羅斯的軍艦。該文指出，這是「極端不法的攻擊」，是「違背國際法原則的行為」。

庫羅帕特金拜謁皇帝，討論了敕令的寫法。皇帝猶豫任命庫羅帕特金為「滿洲」軍總司令官時是否要保留陸軍大臣的稱號。如果幾個月後再任命他為陸軍大臣，那現在就相當於降級了。尼古拉想起庫羅帕特金以前的願望，說「等你載譽而歸時，任命你為基輔軍區司令官吧」。他在為戰後如何安置庫羅帕特金而苦惱。尼古拉這時說，他正在考慮讓羅普科繼任陸相，至於薩哈羅夫參謀總長，說他「不適合做大臣」。庫羅帕特金在這一天被正式任命為「滿洲」軍總司令官。

漢城

《皇城新聞》當天刊登了日本和俄羅斯的宣戰詔敕。由於日本詔敕提出的宗旨是為保護韓國而戰，因此，新聞看起來似乎對日本的詔敕抱有好感。

高宗會見了美國公使艾倫，對於日本方面的提案，他說：「作為保護韓國的回報，日本想要控制政府的政策。」艾倫向華盛頓報告：「韓國政府元首熱切期待獲得合眾國的援助。我沒有承諾什麼，只是安慰了他，婉拒了緊急避難（asylum）的請求。」

第12師團全部進入漢城。

當晚，日本公使館舉行了宴會，韓方大臣幾乎全員出席。林公使極力述說「有必要籤署明確日韓兩國協作之議定書」。只有李容翊表達了仍有字句需要修正的意見，其他人表示「完全同意」。

 

2月21日（8日），星期日

東京

《東京朝日新聞》報導了前一天「俄探高橋門三九的公審」。充滿敵意地描述高橋：「其人色蒼黑，相貌賤劣，自現其心性，左頰有腫痕，蓄有八字髭，身著米澤琉球碎白點重疊窄袖便服及同款外褂，舉止粗俗，唯言語明晰。」

漢城

林公使將日韓議定書最終方案送給東京，請求批准。小村於翌日批准了最終方案，下令籤署。

平壤

上午10時，23名平壤兵站司令部要員進入平壤。

 

2月22日（9日），星期一

聖彼得堡

拉姆斯道夫外相在這天給各國政府發去了批判開戰時日本行動的通牒。路透社對其進行了報導，告知了全世界。2月25日，這份通牒傳到了日本政府。

在這份通牒中，俄羅斯政府首先呼籲人們注意日本向朝鮮施行的「暴力行為」（acts of violence）。韓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一直受到各國承認，並被《馬關條約》《日英同盟協約》《俄法宣言》所確認。韓國皇帝於1月發表了中立宣言，各國政府和俄羅斯政府都承認這一點。但是，日本政府「無視所有事實，違反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做出了以下行為：一，在展開敵對行動之前，日本軍就在宣布中立的韓國登陸。二，在發表宣戰公告的三日前，日本艦隊就在仁川攻擊了俄羅斯的兩艘軍艦。三，在敵對行動開始前，日本就在韓國港口拘捕了俄羅斯的數艘商船。四，通過駐漢城的日本公使向韓國皇帝宣布，今後韓國將置於日本的行政之下，警告如果不遵從，日本軍隊就會佔領皇宮。五，日本要求俄羅斯公使撤離韓國。

俄羅斯政府的這些主張，至少除第四點之外，都有事實依據，因此，日本政府也心虛起來。日本國內完全沒有報導此事。

漢城

下午4時，署理外部大臣李址鎔向林公使提出，希望將議定書第一條的「用忠告」之語改為「容忠告」。林給小村發去電報，表示他認為接受修改沒有問題，只要加緊籤署。然而，這樣仍然不行，高宗希望將原定於這天籤署議定書之事延後。林公使認為，高宗得到俄羅斯軍正在平壤、定州方面行動的情報，想迴避籤署議定書。李容翊威脅署理外部大臣李址鎔，「陛下提出議定書尚有問題，若籤署該議定書，將處置大罪人李址鎔。」李址鎔害怕秋後算帳，於是拒絕籤署議定書，想逃到市外去。

這天早晨，《皇城新聞》刊登了社論《辯傳聞之妄》，寫道：「現在聽說我政府欲與日本秘密締結條約。」林公使與本國聯絡，希望控制日本的新聞報導。

北部朝鮮

俄羅斯的騎兵偵察隊順著平壤大道一直南下，經過定州、博州，在這一天到達了肅州。他們一路上沒有遇到日軍，也沒有從居民那裡得到情報。日軍還沒有進入平壤。

利涅維奇於這天發出正式命令，命米西琴科渡過鴨綠江，在義州設陣，待與額爾古納聯隊的部隊會合後，進行平壤方面的偵察。到時候，即使遇到日本的騎兵部隊，也不要殲滅。如果日軍力量強大，就後退，撤回到鴨綠江的清國沿岸。

俄羅斯兵出現在北部朝鮮，大概確實引起了這一地區居民的恐慌。美國記者麥肯齊後來在平壤見到了從義州逃來的難民，他們喊著「俄羅斯人來了」。不過，俄羅斯騎兵的數量很少，民眾受到的損害，可能心理上的因素更大一些吧。

 

2月23日（10日），星期二

平壤

井上第12師團長命令組建派遣平壤的一支隊，第12旅團長佐佐木直少將擔任支隊長，將步兵第14聯隊以及騎兵、工兵分為5個梯團。第一、二梯團定於本月23日，從開城前往平壤。「當時漢城與平壤之間道路甚為泥濘，即使是步兵行軍，走一裡仍需兩小時，各隊因途中無休連續行進，大為疲勞，出現許多病患。」

漢城

這天早晨，林公使派公使館員去李署理外部大臣家「制止其逃走之念」，正午，公使館員見到了李本人。李址鎔最終聽從了林的勸說。午後，林公使與李署理外部大臣籤署了日韓議定書。

日韓議定書

前文（略）

第一條，日韓兩帝國保持恆久不易之親密交往，為確保東洋和平，大韓帝國政府切實信任大日本帝國政府，關於改善施政，容其忠告。

第二條，大日本帝國政府以確實之親誼保證大韓帝國皇室安全康寧。

第三條，大日本帝國政府切實保證大韓帝國之獨立及領土完整。

第四條，如因第三國侵害或內亂，大韓帝國皇室之安寧或領土完整出現危險時，大日本帝國政府應臨機迅速採取必要措施。而大韓帝國政府為使大日本帝國政府之行動便利，須盡力提供方便。大日本帝國政府為實現上述目的，可臨機收用戰略上必要之地點。

第五條，今後兩國政府未經相互承認，不得與第三國之間籤訂違反本協約宗旨之協約。

第六條，本協約相關未盡細目，由大日本帝國代表者與大韓帝國外部大臣臨機協定。

日本侵入宣布中立的韓國，佔領鎮海灣和漢城、仁川地帶，進而佔領平壤。在佔領軍的威壓下，迫使大韓帝國政府屈服，籤署了走向日本保護國之路的議定書。這是依靠軍事力量強制締結的協約。可以說，韓國從此走上了日本保護國之路。

林公使在這天的午後3時，與井上第12師團長一同謁見了高宗。林向高宗要求派李容翊去日本，高宗無奈只得同意。在佔領者的強迫下完全屈服的皇帝，其心情可想而知。

這天，內藏院卿李容翊被免去一切現職、兼職，按陸軍參將的資格，以「奉命遊覽日本」的名義拿到了護照。李容翊被護送去了仁川。林公使晚上給小村發電報，報告抵抗勢力的核心人物李容翊「無論何事都有於我不利方向動搖陛下心理之虞……今後當於我方手中改良韓國內政……其甚為妨礙之根源」，有必要讓他離開韓國去日本。

美國公使艾倫這天給國務卿發去電報：「昨夜，皇帝籤署了確立日本的韓國保護國制（protectorate）條款。」

聖彼得堡

尼古拉二世受理了被任命為陸軍大臣的薩哈羅夫的上奏。庫羅帕特金也來道別。

 

2月24日（11日），星期三

旅順港外

從23日夜晚起，日本方面斷然進行了第一次封閉旅順港作戰，企圖在旅順港口沉沒5艘輪船，封堵港口。其中一船由原俄羅斯公使館武官廣瀨武夫指揮。24日午夜0時，5艘輪船在4艘水雷艇護衛下靠近旅順港。然而，旅順的探照燈注意到了這5艘船，開始從炮臺進行炮擊。5艘船未能到達目的地，全部觸礁自爆了。雖然這次作戰以失敗告終，但全體船員基本上都逃了出來。

東京

《東京朝日新聞》全文刊載了昨日做出的「俄探高橋門三九的判決」，為有期徒刑8年。根據判決文，高橋委託橫須賀海軍工廠的繪圖員長谷川正提供橫須賀軍港的圖紙以及軍艦的新舊武裝、艤裝改造及修理等資料，軍艦動向、海軍演習結果等報告、圖紙。他還請求舞鶴鎮守府軍法會議海軍警察瀨野赳夫提供關於舞鶴軍港的同類報告、圖紙。「以上兩人均考慮到事關帝國的利害，僅提供了不涉秘密事項的報告，高橋未能收集到涉及軍事秘密的情報。」

推測事情大概是這樣的：魯辛、高橋的行動一直被日本方面嚴密監視，與他們接觸過的人會立即受到調查，這些人反而被當局誘導，將當局想給俄方的情報、圖紙交給魯辛、高橋。

據說高橋在公審時辯解：「通過日本警察官吏圖謀帝國利益的事件，毫無惡意。」但很明顯，他是忠於俄羅斯的。因此，一直嚴密監視魯辛、高橋的日本方面很可能會故意洩露錯誤的情報進行操縱。

高橋在刑期結束出獄後，於1912年被聘為俄羅斯神戶領事館的翻譯。

平壤

日本軍的先遣隊——第46聯隊第7中隊於這天的10時20分渡過大同江，從大同門進入了平壤城。當地的日本僑民300人手舞國旗前來迎接。平壤當年因日清戰爭，居民逃散，街道遭到破壞，曾經號稱有六七萬的人口銳減到了15，000人，它是從這種地步重建起來的。在美國牧師莫菲特的努力下，市內有4個新教教會招募信徒。筆者推測，當時居民的相當一部分成了基督教信徒。此刻，日本軍正打算佔領這個城市。

漢城

林權助公使在這一天給小村發電報，繼李容翊之後，打算讓閔泳喆出任北京公使，將讓他先出發去日本，對李根澤也將採取同樣的做法。至于吉永洙、李學均、玄尚健三人，將「與井上師團長協商後，採取適宜措施」。除去這些反日派，「是出於便於整頓韓國的考慮」。

倫敦

《泰晤士報》刊登了2月22日俄羅斯政府批判日本的文章，沒有附加評論。林董公使在這天將這則報導報告給日本政府時寫道，《泰晤士報》添加了如下評論：該文與俄羅斯以前的主張相同，「敘述中，向日本問罪的證據比較薄弱」，「抱怨日本侵害韓國獨立及領土完整的話，從直接導致戰爭的主要根源——始終拒絕自滿洲撤退的俄國口中吐露出來，略為奇怪」，這點究竟是沒有影響到拉姆斯道夫呢，還是他忘了「滿洲是清國一部分，而清國的獨立及完整，受到各國（含俄國）充分承認」。雖然在事實關係上有不明之處，但林董傳達出了英國的氣氛。

 

2月25日（12日），星期四

北部朝鮮

米西琴科的騎兵部隊從義州出發，目的地是安州和平壤。他們還配有炮兵，考慮如果遇到日本軍，就展開攻擊。

仁川

李容翊在加藤增雄的陪同下，於這天早晨乘日本船去往東京。

倫敦

針對俄羅斯政府批判日本的文章，英國外交次官坎貝爾對林董公使說，不能理解俄羅斯政府發表這篇文章的目的，他說：「因為戰爭橫掃條約，在敵對行動開始後，條約沒有任何拘束力。」

華盛頓

針對俄羅斯公使提出日本在仁川攻擊俄羅斯艦艇違反國際法一事，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對高平小五郎公使這樣說道，俄羅斯的說辭和日本提出的本國主張一樣，「美國都只視為訴諸友好國的道義上的感情而已。」「美國政府將行動限定於承認注意到了這樣的表態，其他什麼也不會做。」

 

2月26日（13日），星期五

旅順

前一天，庫羅帕特金髮出電報。「前進的米西琴科騎兵部隊是極度不安的因素。我的意見是，有必要在偵察結束、被敵人的優勢力量逼退之前就向後撤。」利涅維奇接到這一電報，於當天命令米西琴科撤回義州。庫羅帕特金已經害怕起日本軍來。

倫敦

針對俄羅斯對日本政府的批判，《泰晤士報》這天又刊登了紐約電訊：無論哪方先開戰，很明顯，最初的「戰爭行為」是「2月6日傍晚，在日本攻擊旅順的數小時前，俄羅斯炮艦『高麗人』炮擊日本運輸船及其護衛艦」。該文用虛假的辯解反駁了俄羅斯的主張。

 

2月27日（14日），星期六

東京

這天《官報》公布了日韓議定書。

北部朝鮮

米西琴科率領的哥薩克部隊中，一個中隊在平壤北12公裡處，兩個中隊在安州，主力的第一梯團在定州，第二梯團在郭山。由於當地居民的態度是既不信任也不關心，因此他們什麼也不願意說。筆者推測，他們確實不了解日本軍的情況，即使了解，也不願意說。當地的官員全都逃走了。

這天，別爾菲利耶夫上尉的中隊接近平壤，開始進行偵察。日本軍的偵察兵出現，在確認是俄軍之後，從城牆上開始炮擊。哥薩克中隊撤退了。這是日俄地面部隊最初的接觸。

這天下午6時，利涅維奇將軍的撤退命令送達定州。米西琴科發出電報，令部隊在29日之前全部撤退。

 

2月28日（15日），星期日

北部朝鮮

根據日本參謀本部《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戰史》第一卷，日軍和俄軍的接觸戰是在28日。這天拂曉，日軍為了探察俄羅斯騎兵部隊的情況，派遣騎兵偵察兵去往坎北院，在並山峴附近發現十四五名俄羅斯騎兵。俄羅斯騎兵來到箕子陵北方高地時，遭到來自七星哨所的射擊，退回了北方。

東京

《東京朝日新聞》在第一版最上段的中央位置以《韓廷確定國是》為題，對「韓廷御前會議確定如下之國是方針」做了報導。

一，為確保東洋和平，韓國將永遠與日本保持交往，一意依賴日本，力求改善內政。

二，保持韓國皇室神聖。

三，韓國以親密友誼依賴日本，謀求獨立及領土完整。

四（省略）、五（省略）

六，韓國不與他國籤訂違背日本友誼之類的協約。

這則報導說韓國方面以日韓議定書為基礎，制定了國策，這是虛假的信息。報導省略了有問題的條款，以混淆視聽。報紙在第二版刊登了日韓議定書全文，前面配有社論《日韓新關係》，開篇為：「籤訂日韓議定書，雖說是新關係，其實只是舊關係的結果。」這次發布宣戰公告也是為了韓國的獨立、領土完整。這個事情在議定書第三條也特別寫了出來。「夫唯韓國弱小，有獨立之名而無其實」，「被有野心之強國侵害其獨立及領土」，而且「其政治紊亂，秩序廢頹，內亂時時勃發，……屢屢危害吾國於韓國之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採取臨機必要之措施，一方面為擁護韓國皇室政府國民之安寧和獨立，同時，為永遠維持吾國之利益及遠東之和平，實為不得已」。以第一條為首，「議定書各項條款，實為保全韓國獨立和領土完整絕對必要之條件。」日本與俄羅斯交涉時要求的也是這些條件，由於俄羅斯拒不接受，最終「不得已至開戰」，「韓國政府若不肯承認此等吾之理所當然的要求，吾國或不得不以實力進行強制亦未可知。」此次韓國政府「主動籤署此議定書。吾人不由得衷心為兩國關係之純熟而欣喜」。

作者確信這份議定書會被列強所接受。他認為小村外相發表的《日俄交涉始末》中，日本的要求「光明正大」，「尤其是日本有關朝鮮的要求，理所應當。」「議定書內容不過是綜合了對俄要求，明顯亦當為列國所諒解。」對於俄羅斯一直批判自開戰以來日本的主張，該作者只淡淡地說是「有意思的事」，很是心安理得。他寫道，可以預見俄羅斯的主張「不為世界所認可，一如照鏡」。

聖彼得堡

《新時報》在外電欄以《日本將韓國變成保護國》為題刊登了數則外電。倫敦電文寫道：「朝鮮問題進入了新局面，引起世人普遍關心。根據從漢城經由紐約傳來的消息，韓國政府命令本國軍隊與日本軍會合，即將參加戰爭。皇帝最信賴的顧問官被放逐，準確地說被強制送往日本。內閣由日本及現在公然與日本一同行動的美國的追隨者構成。」可以確認美國政府已經偏離中立立場，站到了日本一側。這樣的主張與法國完全相反。法國「不承認日本將韓國變成保護國，認為違反了日英同盟條約」。東京電文則正確地報導了日韓議定書。

《官報》刊登了連載文章《朝鮮與俄日衝突》的最後一回——第四回。在敘述了三國幹涉、義和團事件之後，文章提及了日俄交涉。該文指出，俄羅斯明言有尊重日本在朝鮮的「商業上的—經濟上的地位」的準備，不過會「堅持朝鮮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但是「這點恰恰與日本政府的計劃相背離」。

 

2月29日（16日），星期一

東京

這天，《東京朝日新聞》以《陸上第一回衝突》為題，報導了28日上午9時，平壤北700米處出現了「敵人的騎兵」，「因我方射擊而退卻」。第七版刊登了《馬卡洛夫中將的戰術論》，文中寫道：「此人不僅有領袖氣質，而且有組織頭腦，是俄國罕見的戰術家，他對殘破水雷艇、驅逐艦的利用也頗有可觀之處，我海軍不久將喜逢此好敵手。此人所著海軍戰術論在我邦已有翻譯，其精神頗有與日本相通之處。」文後還附上了俄羅斯太平洋艦隊新任司令長官馬卡洛夫的戰術論摘要。

漢城

《皇城新聞》刊登了日韓議定書全文，其內容果然給了有心的韓國人當頭一棒，韓國社會出現了不穩定的氣氛。

第12師團主力自這天起從漢城出發，前去佔領平壤。參謀本部《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戰史》第一卷記載了這個時候的狀況：

日韓兩國2月24日締結盟約……雖籤署，但當時韓國官民多有反對此同盟者，漢城狀況甚不穩定，韓國內閣不免動搖，若第12師團前往平壤，漢城守備薄弱，如韓國政府意志急變，難保不發生騷亂……

於是，日本方面加快了編制韓國駐紮軍的步伐。

定州

米西琴科部隊主力不顧命令，留在郭山和定州。米西琴科這天向利涅維奇提出，在鴨綠江構築強有力的陣地，儘可能延緩日軍渡河難道不是必要的嗎？暗中對撤退命令提出異議。最終到3月6日為止他們一直停留在義州。

平安北道的義州、宣川、定州、博川、安州等地，在大約兩周的時間內幾近處於俄羅斯哥薩克部隊的佔領下。隨同日本軍到北部朝鮮採訪的英國記者麥肯齊在實地報導《從東京到提比里西》中，寫下了他從定州的美國傳教士那裡聽到的俄軍作風。

「只出現過一次事故，俄羅斯部隊向橫穿他們戰鬥隊列的朝鮮女性開了槍，原因是害怕招來不幸。到達這裡的俄羅斯軍人都特別有禮貌。」「犯事的士兵被逮捕起來，判了八年的監禁。據說這是由於軍官們得到命令，要嚴格處理違反紀律的士兵，因而照此執行的。」「俄羅斯軍官與日本軍官不同，他們可以特別自由地說出自己的行動和目的。俄羅斯軍隊訓練得不夠好，射擊水平很拙劣，但是很勇敢。他們給人感覺好像吃不太飽飯。」

聖彼得堡

皇帝在日記中寫道：「旅順沒有出現任何新的情況。」

 

3月1日（2月17日），星期二

東京

《東京朝日新聞》以《平壤方面的情報》為題，報導進入順安附近的「80名敵方騎兵」於2月29日夜撤退到安州方面。

漢城

《皇城新聞》發表社論《論韓日協商條約》。文章如是批判第一條「關於改善施政，容其忠告」：「這是怎樣一種失策啊」，「表面上說是忠告，其實暗含某種幹涉的態度。」對第四條「內亂……大韓帝國皇室之安寧或領土完整出現危險時……臨機迅速採取必要措施」批判道：「即使我疆土內有匪徒之變，我兵卒足以鎮壓內亂。為何要待外兵之措施？」對於土地的「隨意收用」，文章強烈牴觸：「名義上號稱獨立，其實就是保護國的實例。其獨立完整之本意何在？」進而抓住協定「無期限」這點，批判道：「就算日俄休戰之後，也要永久遵行。」那麼，此條約「豈非將我獨立之主權讓予外人掌握，終無返還之日乎。」作者這樣結尾道：

切實締結此等條約，與自刃頭頸何異，筆者實不勝慨恨之切，於此略述數言，以寓憤嘆之情。

終於，韓國有識之士開始充分認識到日本軍佔領韓國的意圖。

 

3月2日（2月18日），星期三

廣島

這天，黑木為楨司令官率領的第一軍得到命令，在鎮南浦登陸。該部隊實際從廣島出發的日期是3月8日。

戰爭的第一階段——韓戰仍在繼續。待到春天來臨、積雪融化之時，戰爭將發展為日俄之間的「滿洲」戰爭。

 

第十章　日俄戰爭就這樣發生了

日俄戰爭首先從韓戰開始。日本軍侵入宣布戰時中立的大韓帝國境內，佔領了鎮海灣、釜山、馬山、仁川、漢城、平壤，強迫大韓帝國皇帝籤署議定書，在事實上承認韓國為日本的保護國。並且，日本同時在仁川和旅順對俄羅斯艦艇發動了攻擊，不管怎樣，這些攻擊起到了向大韓帝國皇帝宣告俄羅斯無法為其提供保護的作用。日本在掌握朝鮮之後，又越過鴨綠江，將戰火燃燒到「滿洲」，進入真正的日俄戰爭階段。日本在宣戰公告中宣稱是為「保全韓國」而與俄羅斯開戰，但實際上，日本在將朝鮮納為保護國、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後，為了迫使俄羅斯承認此事，進一步推進了戰爭。

而俄羅斯方面的情況是，在遭到日本海軍的突然襲擊後，才不得已發出了抗議性的宣戰公告，非常被動。俄羅斯不希望戰爭發生，這點是確實的。

 

日本的目的

不得不說，這場戰爭的根源在於日本對朝鮮的野心。明治維新獲得成功的日本人，夢想著在文明開化、富國強兵的基礎上，擴大領土。

對於幕府末年變革時期的活動家們而言，改造國家的範本是俄羅斯彼得大帝的改革。佐久間象山這樣寫道：

「近有魯西亞之主彼得大帝，慨嘆其國乏大船，不習水軍，疏於航海，自阿蘭陀（譯者註：即荷蘭。）延請擅長諸藝者，教國人習是，……以上諸藝頓開，遂成歐羅巴洲中光榮之國。」「上有豪傑之主領導，魯西亞終成不亞他國之雄強。」

如果說彼得大帝的範本是由強力的君主統率，自上而下果斷實行近代化革命，謀求打破舊弊、改革社會、富國強兵的話，那麼彼得大帝的最終功績——開疆拓土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效仿的對象。渡邊華山寫道：

有英主彼得忽然雄起，一代之內，西起蘇亦齊亞（譯者註：即瑞典。）一部，東至我蝦夷（譯者註：即北海道。）堺迄，其地凡七千餘裡，一舉蠶食，遂成世界第一之大國。

實現富國強兵後，就要擴大領土、發揚國威。這樣的藍圖幾乎成為了不容置疑的國家目標，鐫刻在日本人的腦海中。

日本如果要擴大領土，其對象就是日本周邊的地區。於是，北邊的樺太（庫頁島），西邊的朝鮮半島，西南的琉球、中國臺灣就進入了人們的視野，浮現在腦海中。這確實是地理學的問題。但是，侵略他國之舉，終究屬於異常之事，自然不應該成為國家國民的目標。在以上這些地區中，明治政府最早派去軍隊的是1874年向中國臺灣派兵。1879年，日本推翻了琉球王權，將琉球完全併入日本。另一方面，1875年，日本在朝鮮的江華島周邊發起軍事行動，在與俄羅斯締結條約放棄樺太（庫頁島）之後，1876年，日本強制朝鮮籤署不平等條約，迫使其打開了國門。

在這個過程中，日本逐漸形成了以獲取朝鮮為目標的理念。出於和俄羅斯對抗、認為俄羅斯侵略正在逼近的意識，日本從最初起就強調有必要積極地介入朝鮮，保護朝鮮，同時也是保護自己這樣一種安全保障觀。儘管俄羅斯侵略朝鮮這種事情並非現實的可能性，但它還是反覆地被人們議論著，或許這樣一來，就使得日本想要統治鄰國的這種野心有了能夠正當化的大義名分吧。

19世紀80年代，朝鮮發生了壬午軍亂和甲申政變，日本起初遭到了保守的朝鮮人的攻擊，隨後它主動轉向支持朝鮮改革派的行動，在這個過程中，日本認識到了朝鮮的宗主國——清國的力量。然而這個時候，日本即使想向清國拋出自己的主張，也要顧及俄羅斯侵略的可能性。由此就產生了這樣的提案：由包括日本、清國在內的五國來保障實現朝鮮的中立，保護其免遭俄羅斯侵略。山縣一系的井上毅的提案等即是其例。

 

朝鮮與俄羅斯

朝鮮在被日本強力逼迫下打開國門後，並沒有確定國家前進的道路。國王高宗與明治天皇同歲。他在被由親生父親大院君所籠絡的保守派和親日改革派交相發起的政變的撼動中，接受了外國顧問穆麟德的建議，既拒絕了自古以來的宗主國清國，也拒絕了逼迫而來的日本，轉而去探索通過北方俄羅斯帝國的保護確立自己統治的道路。他最初的行動傳到日本後，激怒了外務卿井上馨。井上於1885年6月5日對清國公使徐承祖所說的話值得我們再次引用：「朝鮮國王君臣之間，其政治之體，所為殆有類小兒者。」此時高宗大約三十四五歲，「此年齡處事如此，可知縱令送他賢良之人，諄諄勸諭，亦不能進善去惡。」因此，若清國與日本「不謀防阻之法，禍及貴我兩國即在旦夕」，「故須稍加拘束朝鮮王之臨政，使其外交無妄為」。

這是朝鮮國王和日本發展成不可調和的關係的起點。也是從那個時候起到1910年日本合併朝鮮為止的四分之一世紀漫長鬥爭的開端。

另一方面，俄羅斯的態度從最初起就是消極的。俄羅斯擁有廣袤的國土，已經難以應付。因此日本迫使朝鮮開國的時候，俄羅斯並不認為是問題，也沒有打算與朝鮮建立外交關係。俄羅斯的想法是，沿海州接納大量從朝鮮逃難而來的農民，讓他們從事農業，有益於促進新領土的開發，因此迴避與朝鮮建立正式外交關係較好。俄羅斯與朝鮮建交是在1884年，俄羅斯的宿敵英國與朝鮮建交之後。雖然首任公使韋貝爾對朝鮮國王抱有同情之心，但俄羅斯本國的「觀望政策」依然沒有改變。對俄羅斯來講，無論朝鮮還是日本都只是遙遠的國度。

俄羅斯強烈意識到日本的存在，是通過1891年皇太子尼古拉訪問日本時發生的大津事件。皇太子自身始終都被充滿異域風情的美麗的日本所打動。因此，當他被精神有問題的巡警襲擊後，雖然感到了強烈的疼痛和憤怒，但對日本的美好印象並沒有改變。在他對日本印象的最深處，深深地烙下了溫和的日本人的身影：他們在襲擊發生時慌張逃竄，隨後又返回現場跪地、雙手合十，表達遺憾之情。對尼古拉來講，兇猛的、具有攻擊性的、充滿武士精神的日本與他無緣。即便是俄羅斯政府，也認為未能將襲擊尼古拉的警官處死的日本政府本身就代表「軟弱的國家」。

另一方面，對日本全體國民而言，大津事件的衝擊力極其巨大。因恐懼大國俄羅斯的憤怒，上至明治天皇，下至自盡的畠山勇子，所有日本人似乎都要被壓垮了。在這種恐懼之中，西伯利亞鐵路開工建設的消息又攪起了更深一層的不安。

 

日清戰爭及其影響

1894年，日本政府邁出了韓戰的一步。導火索是朝鮮發生的東學農民叛亂。日本得知朝鮮向清國請求出兵鎮壓叛亂後，雖然自身沒有接到請求，但也產生了應該出兵的想法。陸奧宗光外相和川上操六參謀次長推進了此事。在出兵之後，伊藤內閣確立了將朝鮮從清國的宗屬關係中解放出來，使其成為日本保護國的目標。日本軍佔領漢城後，最終於7月23日佔領王宮，解除朝鮮軍武裝，擒獲了國王和王妃。在此基礎上，日本以應朝方請求讓牙山的清軍撤退為由，開始攻擊清軍，同時還在海上擊沉了運送清兵的船隻。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發布宣戰公告之前。

明治維新締造的新型國家日本，它的陸海軍實力確實很強勁。俄羅斯駐在武官沃加克對其讚嘆不已。日本陸軍在平壤戰役中大獲全勝，隨後越過鴨綠江，攻入「滿洲」。韓戰全面轉化為日清戰爭，日軍戰勝了清軍。作為勝利的果實，日本不僅取得了朝鮮的獨立，即朝鮮對日本的從屬，還在獲得賠款和割讓臺灣的基礎上，進一步要求割讓遼東半島、「南滿洲」。即使以帝國主義的標準來看，這些要求也未免過於貪婪。

俄羅斯對此有了反彈，出於自身利益，俄羅斯不允許日本進入「滿洲」，此舉得到了德國、法國的響應，發展為三國幹涉。最終，日本不得不屈服，被迫歸還遼東地區。這一挫折原本有可能成為改變日本走向的契機，但日本國民的反應卻是「臥薪嘗膽」。

從侵略的受害方朝鮮和清國的角度來講，因帝國主義列強間的對立，日本的野心得到了抑制，這種結果是可喜可賀的。無論清國還是朝鮮都迅速提高了對俄羅斯的期待。朝鮮國王高宗和閔妃轉向投靠俄羅斯，以抵制日本的幹涉。而受到打擊的日本對外強硬派的活動家們和軍部始終主張通過戰爭獲得對朝鮮的統治權，以致發生了由三浦梧樓公使主導的殺害閔妃的政變。這實在是不可寬恕的暴行，使日本完全喪失了在國際上的體面。在朝鮮，揭發這一暴行的是俄羅斯公使韋貝爾。日本不僅殺害了王妃，而且逼迫國王高宗下詔斥責王妃，將其廢為庶民，高宗對此很憤怒，於是上演了逃入俄羅斯公使館的逆向政變。一如為收拾事態而去到朝鮮的小村壽太郎所言，日本陷入了「天子被奪，萬事皆休」的窘境。

此時，日本所面臨的課題是，想方設法與在朝鮮實力日益增大的俄羅斯交涉，儘可能地確保自己對朝鮮的影響力。其最初的嘗試是小村·韋貝爾備忘錄。在此基礎上，構想出來的是山縣有朋的日俄勢力圈分割案，它得到了伊藤首相的支持。1896年6月，山縣帶著這個方案參加了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儀式。

然而，加冕儀式外交的主角是李鴻章。他在6月3日與維特籤訂了俄清秘密同盟條約，基於這一條約，俄羅斯獲得了建設橫貫「滿洲」的東清鐵路的利權。在同一時間，山縣將其在朝鮮以南北劃分日俄勢力圈的構想告訴了洛巴諾夫-羅斯託夫斯基外相。協定案的第五條為：「日俄兩國政府在籤訂協議後，……認為除已駐屯該國的軍隊外，有必要進一步派遣軍隊援助該國官府時，為避免兩國軍隊衝突，日俄兩國應劃分各自軍隊的派遣地，一方派遣軍隊至南部，一方派遣至北部，出於預防，兩國軍隊間應保持相當距離。」6月6日，山縣答覆，劃分南北的界線定為大同江一帶，即平壤附近。這個方案是以朝鮮獨立為前提，將朝鮮分為南北兩部分，日本和俄羅斯分別行使各自影響力。

如果當時日本和俄羅斯締結了關於共同援助朝鮮獨立的協定的話，朝鮮的獨立暫時就不會受到威脅，或許就為朝鮮開闢了通過國際保障成為中立國的可能性。當然，也可以設想，日本不滿足於此，不久又會為了將俄羅斯的影響從北部朝鮮驅趕出去而轉向戰爭這樣的事情。但即便如此，沃加克後來在1903年回顧這一時期時，還是指出，在朝鮮問題上，此時是罕見的與日本締結正式協定的機會。

然而，洛巴諾夫-羅斯託夫斯基外相聽了山縣的提案後，沒有認真對待這一方案。結果導致6月9日締結的山縣-洛巴諾夫協定流於形式。1896年時，俄羅斯在朝鮮的立場明顯比日本有利。彼時，高宗仍然是俄羅斯公使館的客人，在尋求俄羅斯的保護。繼山縣之後，朝鮮使節閔泳煥也向俄外相提出交涉請求，尋求依靠俄羅斯的力量保護朝鮮，結成俄朝同盟。當然，除朝鮮之外，俄羅斯還有其他必須要考慮的事情，這是事實。但重要的是，俄羅斯對於今後該怎樣對待與朝鮮的關係、怎樣對待與日本的關係沒有一套深思熟慮的方針。

俄羅斯外相與皇帝商議後，拒絕了山縣的提案。日本駐俄公使西德二郎對此進行分析，做出了重要的判斷。他在1896年7月提交外務省的報告中寫道，無論是與日本共同還是單獨，俄羅斯都「無意」將朝鮮納為保護國，因此「於現今之狀態，俄無意與日本共同分割朝鮮南北」。「俄現今於朝鮮之所望，不過保其現狀而已，未有主動攫取或使其成為保護國之念。」西德二郎由此得出結論，如果日本強勢推進，有可能在不發生衝突的情況下，就將朝鮮納入囊中。

 

俄羅斯進入「滿洲」

日清戰爭刺激了列強。德國於1897年佔領了膠州灣。這一事件進而刺激了俄羅斯皇帝尼古拉。野心勃勃的新任外交大臣穆拉維約夫體察到皇帝的心意，積極推進了一項冒險政策：獲取俄羅斯海軍連想都未曾想過的不凍港——旅順、大連。雖然維特起初強烈反對這項政策，但當其成為既定方針後，他反而最熱心地利用起來。維特規劃修建了東清鐵路的南部支線，將大連納為他的「滿洲」鐵路王國的終點。

到了1898年，朝鮮的反俄勢力——獨立協會發起了極具影響力的運動，致使俄羅斯不得不完全撤回軍事教官和財政顧問。俄羅斯失去了在朝鮮的影響力，在這種狀況下，它在遼東半島擁有租借地，從安全保障的角度來講是極度不安定的。因為旅順、大連與俄羅斯本國只有一條鐵路連接。

因此，當俄軍憑藉義和團事件和與其相關的俄清戰爭全面佔領「滿洲」後，對撤兵之事很猶豫，可以說這是必然的發展趨勢。至少，從駐紮旅順的「關東州」長官阿列克塞耶夫的角度來講，他是不願輕易從「滿洲」撤兵的。

日本對於俄羅斯租借遼東半島之事，起初的態度也是很慎重的。直到這時候西外相才首次提出了「滿韓交換論」，指出如果俄羅斯取得「南滿洲」，那麼就將朝鮮全面交給日本，但當俄羅斯對這一提案表示拒絕後，日本輕易就撤回了，改為締結《西·羅森議定書》，只要求俄方承認日本在朝鮮發展工商業。然而，到了俄羅斯全面佔領「滿洲」之時，日本終於正面提出了「滿韓交換論」，這是出於認為明確主張如果俄羅斯控制「滿洲」，那麼要求俄羅斯承認韓國是日本之物也無不可這樣一種想法。另一方面，日本的民間輿論開始齊聲譴責俄羅斯進軍「滿洲」。軍部也加入其中。

韓國皇帝這時首次推出了希望成為中立國的路線，向日本政府尋求交涉。1900年8月，趙秉式出任駐日本公使。俄羅斯的駐日公使伊茲沃利斯基強烈支持此方案，在他的勸說下，俄羅斯外交部持贊成意見。漢城的巴甫洛夫公使也放棄了自己的判斷，表示贊同。然而1901年1月，日本政府、加藤外相聽取了駐清公使小村的意見後，堅決拒絕了這一方案。小村已經不再持單純的「滿韓交換論」，他的想法開始發生變化，顯現出一種傾向，要確保韓國作為牽制俄羅斯統治「滿洲」的據點。如此一來，日俄關於朝鮮的主張完全錯位。可以說，就是從這一時刻起，日俄之間的對立走上了不歸路。

 

桂-小村內閣的成立

俄羅斯歷任駐日外交官都對伊藤博文寄予了厚望。的確，伊藤對俄羅斯的態度是慎重的。但在日清戰爭時，伊藤任總理大臣，對開戰負有責任。在馬關和談時，他任全權代表，提出了那些強硬的要求，並且也是他決定接受三國幹涉。在1900年至1901年，韓國謀求成為中立國，俄羅斯對此表示支持時，伊藤又是總理大臣。俄羅斯公使將交涉的希望寄托在伊藤身上，擔心如果他的勢力變弱了，日本和俄羅斯就會走近戰爭。但是，伊藤居首相之位時，卻沒有為改善日本與俄羅斯的關係做出任何事情。

1901年6月，伊藤終於將首相之位讓與了桂太郎。桂任命小村壽太郎為外相。小村外相的登場，使日本朝著日俄戰爭的方向邁進了。以朝鮮為首，歷任了美國、俄羅斯、清國等該地域所有國家公使的小村，是日本外務省的王牌。他具有傑出的政治能力和戰略構想力。這位身材消瘦的男人極具膽略。他的思考指向如何制訂並實施戰略，以實現將朝鮮完全收歸日本，並且進入「南滿洲」。

在外務省內部，對抗小村路線的只有慄野慎一郎一人。慄野的日俄同盟論、有限制的「滿韓交換論」全面否定了小村路線。慄野與伊藤一樣，想迴避與俄羅斯的戰爭。然而，當他將自己的想法向小村說明後，小村表示，如果你認為那樣好，就那樣去做。可以說，在慄野相信了小村的話，接受俄羅斯公使之職的那個時間點，他的外交官生涯已經形於結束。

就在慄野從日本出發到俄羅斯赴任期間，以俄羅斯為假想敵的日英同盟的交涉被一舉推進。同樣被無視的，還有前首相伊藤。儘管伊藤出國是為探索日俄同盟的可能性，但他也是在巴黎才得知日英同盟交涉的。

 

日俄交涉

小村開展的日俄交涉是在為戰爭做準備，不是為了通過談判解決爭議從而避免戰爭。1903年6月，日本政府決定進行對俄交涉時，大山巖和小村壽太郎分別向政權中樞提交了意見書。這兩份意見書表述了同樣的判斷：如果俄羅斯繼續佔領「滿洲」，掌握「滿洲」的實權，那麼它遲早會將朝鮮置於其勢力之下。因此，現在要在外交交涉中要求俄羅斯承認朝鮮屬於日本，是日本的保護國。如果俄羅斯拒絕這一要求，就要開戰；而要發動戰爭，現在西伯利亞鐵路尚未完工，是最後的機會。從俄羅斯已經表明的立場來看，毋庸置疑，它會拒絕日本的要求。那麼，只有發動戰爭，取得首戰的勝利，進入議和階段，迫使俄羅斯在媾和條約中承認日本的要求。也就是說，日本的想法是，交涉是為了創造面向開戰的條件而進行的。同時，這樣做本身也是為了在國內說服對開戰持消極態度的人們；在國際上，讓同盟國英國認可日本已通過交涉做了十分的努力，從而贊同開戰。

高宗認識到日俄開始交涉即意味著戰爭臨近，他從1903年8月開始謀劃戰時中立。在此過程中，高宗給俄羅斯送去密信，表明當俄羅斯與日本發生戰爭時，朝鮮將支援俄羅斯的決心，他甚至還在信中提到了「清野之策（焦土作戰）」。這封密信雖然是名副其實的一紙空文，但它很好地表達了高宗的心情。

列國外交官普遍對高宗的評價極度糟糕，恐怕只有韋貝爾一人對他抱有充滿人情味的同情心吧。但是，從19世紀80年代中期到1919年去世，高宗一直在抵抗日本對他的國家的幹涉、控制、侵略。雖然他的抵抗方式遭到了各種各樣的詬病，但他一直以來都在進行抵抗，這一事實是重要的歷史要素，倘若對此缺乏認識，就無法理解這個時代的東北亞歷史。

 

俄羅斯的新路線

在1903年初，日俄立場的不可調和日漸明晰、戰爭危機露出端倪的時候，對俄羅斯而言，有什麼樣的道路可以走呢？接受日本的要求，交涉是否就能得出圓滿的結果呢？作為俄羅斯，是不能締結承認日本將韓國完全變成保護國之類的條約或協定的。無論是從俄羅斯作為大國的尊嚴來講，還是從它一直對韓國皇帝的援助請求做出積極回應的立場來講，都不能這麼做。另一方面，如果不獲得相應的補償，俄羅斯也無法從「滿洲」撤兵。然而關於補償，只要俄清間即將達成某種妥協，日本和英國就威脅清國，協定隨之就會流產。

如此一來，俄羅斯就必須強化遠東軍備，以警告日本，如果日本展開攻擊，俄羅斯就會進行反擊，給以沉重的打擊。為此俄羅斯創立了將遠東政策一體化，與中央保持直接聯繫的體制。同時，增強遠東的兵力，試圖通過這些措施來迴避戰爭。這是唯一的道路，不用說也是危險的道路。因為俄羅斯增強遠東軍備，有可能被日本解讀為正在準備發動侵略。

這一路線是被稱為「新路線」的核心，它是由別佐勃拉佐夫和沃加克的風雲際會而產生出來的。沃加克於日清戰爭前夕就來到了清國、日本，在八年的漫長歲月中，他作為駐在武官，一直觀察著遠東局勢。別佐勃拉佐夫接受了沃加克的分析、判斷與建議，放棄了以往投機式的想法，開始推動沃加克提出的更具現實性的選項。俄羅斯專制的悲劇在於，有時候一些對國家而言必要的政策，不得不由諸如別佐勃拉佐夫這樣的被視為某種異端分子、投機家的人物來推動。

皇帝尼古拉看似接受了新路線，他任命了遠東總督。但是，當別佐勃拉佐夫試圖挑戰庫羅帕特金陸相時，沒有得到皇帝的支持，皇帝不同意解除庫羅帕特金的職務，因為庫羅帕特金是他的寵臣。其結果，庫羅帕特金繼續擔任這個危機時期的陸軍最高領導人，只要是這樣，別佐勃拉佐夫的新路線事實上也就被擊退了。皇帝直到最後都是不負責任的。

陸相庫羅帕特金是個奇特的人。他喜歡寫文章，他的日記作為讀物來閱讀是十分有趣的。與其說他是軍人，不如說更傾向於作家。庫羅帕特金作為陸相，在面對別佐勃拉佐夫的批判時，堅持認為遠東兵力充足，海軍力量完備，真是不負責至極。另一方面，他一直主張放棄「南滿洲」，合併「北滿洲」，在戰爭迫在眉睫的1903年12月，他居然提出放棄本應誓死守衛的、與日本交戰的最前線要塞旅順。可以說他的罪過更加深重了。

至於擔任遠東總督的阿列克塞耶夫，無論是日本還是歐美都將他視為窮兇極惡的侵略主義者、戰爭派，這大概是受《泰晤士報》記者等一知半解的評論的影響吧。阿列克塞耶夫是個懦弱的人，原本不想擔任遠東總督。他之所以執著於將兵力留在「滿洲」，是因為他是旅順地區的負責人。

身為遠東總督的阿列克塞耶夫得到來自韓國皇帝的控訴和請求，他做了回應，甚至包括答應高宗皇帝再度「播遷」到俄羅斯公使館。阿列克塞耶夫認為，日俄交涉是日本軍事行動的掩護，必須準備與日本的戰爭，要採取行動。但是，他的這些主張不斷遭到庫羅帕特金和皇帝的否決。最終他陷入某種神經衰弱的狀態，以致在開戰前夕上演了連日向聖彼得堡發去辭職申請的荒唐劇。

別佐勃拉佐夫的新路線沒能成功地排擠走庫羅帕特金，半途而廢，其結果反而促使日本加快了戰爭的步伐。

 

最後的瞬間

開戰迫近之時，拉姆斯道夫仍然在努力制訂俄方的最後提案。俄羅斯青年學者盧科亞諾夫對拉姆斯道夫做出了善意的評價，認為他是俄羅斯政治家中「最理性的」，對他的讓步案沒能及時送達日本感到遺憾。但是，這位外相的理性判斷力致命地低下，同時他也不是能夠在危機時期做出政治決斷的人。他沒能理解在最後的瞬間慄野遞交的日本政府通告中「保留採取獨立行動的權利」的意義，貽誤了所有的大臣和阿列克塞耶夫，這一點是致命的。他最後的去掉中立地帶要求的答覆方案，因皇帝任性地欲以秘密協定的方式獲取這一條款的命令而變得沒有意義。而且，就算俄方原封不動地將拉姆斯道夫方案送交日本政府，也不會被接受。儘管希曼斯基在進行細緻的研究後感慨，如果最後遞交了答覆方案……但這一假設完全不成立。

與之相比，反而是別佐勃拉佐夫接近慄野公使後提出的俄日同盟案更有價值。別佐勃拉佐夫在開戰前夕提出，以「滿洲」和朝鮮的獨立和領土完整為前提，共同推進俄羅斯在「滿洲」、日本在朝鮮的經濟開發，雙方通過締結這樣一種同盟關係來迴避戰爭。他提議由明治天皇和尼古拉二世直接聯繫，以推動這一方案。慄野動心了，他最初向東京匯報別佐勃拉佐夫正在探索日俄同盟的時間是1904年1月1日，送去完整的意見書內容是1月12日和14日。而日本政府於1月12日的御前會議中決議通過了小村提交的最終答覆，其中包含開戰。小村看到慄野電報後，將其發給了漢城的林公使用於參考。日本政府於2月4日做出開戰的決定。小村事先得到了情報，知道能夠影響俄羅斯皇帝的戰爭黨核心人物是真心希望迴避戰爭的，甚至還對此進行了確認。因此，如果小村想迴避戰爭，他有充分的餘裕停下腳步。然而，對小村而言，別佐勃拉佐夫必須是徹底的戰爭黨。

 

民心被引向戰爭

在日本，民間的在野團體、國民同盟會、對俄同志會的活動很積極。對外強硬的活動家中，曾參與1895年殺害閔妃事件的柴四朗、國友重章等人1901年、1903年都在開展活動。柴四朗以東海散士的筆名創作了戰爭空想小說《日俄戰爭之羽川六郎》，非常精彩。內田甲於1901年撰寫了《俄羅斯亡國論》，對俄羅斯國內形勢做了敏銳的分析。二人都準確地預見到，如果發生戰爭，俄羅斯就會爆發革命，因此不必恐懼。

1903年中，日本的報刊無一例外都要求對俄開戰。這一時期報紙所有的版面中最多的是關於朝鮮的報導，接著是關於清國、俄羅斯的報導。因此，民眾是在知道朝鮮正在發生什麼的情況下，指責政府軟弱，主張儘早做出開戰決斷的。這大概是由於雖然關於朝鮮的報導很多，卻既沒有關注朝鮮人的外表，也沒有關注其內心的緣故吧。在這個意義上，司馬遼太郎的《坂上之雲》中，高宗和朝鮮政治家全部未出場這點，並沒有偏離日俄戰爭時期日本人的認識。

無論是軍人、官員還是知識分子，無一不在等待著政府的決定。人們堅定決心，只要國家做出決定，作為國民，就會遵從這個決定，無論是戰場，還是何方都會勇往直前。那心情好像在等待參加脫離後進國身份的畢業考試或進入列強行列的入學考試一般。

不過並不能因此就說，所有的日本人都在屏氣凝神地靜待開戰之時的到來。大多數國民完全不知道交涉的內容，他們的生活與這件事沒有任何關係，戰爭開始後，他們只是在驚訝的同時，被動地接受這一事實。在到此為止的整個時期，既擔任過駐韓公使，也做過大臣，還曾是最大政黨——政友會領導幹部的原敬於開戰前2月5日的日記中寫下了這段很有名的話：

時局發展過程中，政府政略過度保密的弊端在於，國民不知時局的真相。而且政府最初關於滿洲問題向俄國要求的理由也在逐漸變化，現今似乎不過是爭奪在朝鮮中立地帶的廣狹。如果開戰，國民當然應該一致對外，然而今日之情況，雖多數國民心盼和平，卻口不能言，即如元老皆然。除少數人外，皆內心厭惡戰爭，而戰爭卻實際日日迫近。時至今日，和戰仍未決定，此事利俄而不利我甚明。

原敬不是普通的市井小民，他是議員，是有勢力的政治家。在寫下這段文字之前的一年內，他的日記中幾乎沒有出現擔憂日俄開戰形勢的文字，只建議過伊藤博文拒絕小村請求，向訪日的庫羅帕特金陸相提出日俄協商（6月12日），以及調侃在桂首相邸舉行的對俄問題協商會（10月17日）。12月25日，他寫道：「日俄關係頗為危險，坊間傳說紛紜。」到了1月，終於對戰爭有所提及，但即便如此，也不過一個月三次而已。

更何況普通國民，不是說喜不喜歡戰爭，而是他們與正在逼近的戰爭完全沒有關係。雖然報紙整年都在不斷地說要開戰，國民卻只是忙碌於自己的生活，與此並不相干。然後，戰爭開始了，全體國民被捲入其中。這場戰爭，每家要有一人參戰。

 

戰爭擴大

被稱為日俄戰爭的這場戰爭始於韓戰。日本在宣戰詔敕中宣稱戰爭的目的是「韓國之保全」「安全」「存亡」，到底沒有說韓國獨立。接下來，戰爭就向著迫使俄羅斯承認韓國是日本的保護國的方向邁進了。

戰爭在「滿洲」展開。日本在「南滿洲」擊退了俄羅斯軍。原定的戰爭目的順理成章地就被擴大了。1904年7月，小村外相向桂首相提交意見書時指出：「雖然在戰爭之前，帝國滿足於以韓國為我勢力範圍，在滿洲只維持既得權利，……及至開啟戰端，基於其結果，帝國對滿韓政策與前日相比，自然須前進一步。」

一旦進入戰爭階段，目標自然就不會只停留於朝鮮了。這是預定的路線。小村寫道：

即事實上將韓國作為我主權範圍，按照既定方針及計劃，確立保護的實權，謀求進一步發展我利權，而滿洲則須使其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我利益範圍，以期維護和擴張我利權。

 

戰爭之後

在這場戰爭中，日本的確在若干戰役中取得了勝利，比如攻陷旅順、在奉天獲勝以及在日本海海戰中取得勝利等。就像柴四朗、內田甲預言的那樣，俄羅斯國內以1905年1月的「血色星期日」為導火索，爆發了革命。隨後，在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斡旋下，兩國舉行了媾和會議。

在樸茨茅斯舉行的媾和會議，日方的全權委員是小村壽太郎，副委員是駐美公使高平小五郎，成員是佐藤愛麿、安達峰一郎、落合謙太郎。俄方全權委員是維特，副委員是駐美公使羅森，成員是普蘭松、科羅斯託韋茨、外交部的納博科夫以及國際法學家馬滕斯、駐清公使波科季洛夫、財政部的希波夫、駐英武官葉爾莫洛夫，原駐日武官魯辛和薩莫伊洛夫也參加了會議。

日方全權委員帶去了6月30日經閣議確定的訓令，列出了以下三項「絕對必要條件」：

一，俄國承諾韓國全然歸日本自由處置。

二，俄國軍隊須於一定期限內自滿洲撤退……

三，俄國將遼東半島租借權及哈爾濱至旅順間鐵路讓與日本。

俄方的訓令制定於6月28日，分為「絕對不能接受」的要求和「可以達成某種共識」的要求兩部分。「絕對不能接受」的要求包括：一，割讓俄羅斯領土。二，支付賠款。三，解除符拉迪沃斯託克（海參崴）的武裝，剝奪俄羅斯在太平洋維持海軍力量的權利。四，轉讓通往符拉迪沃斯託克（海參崴）的鐵路線。「可以達成某種共識」的要求為：一，旅順和大連；二，調整兩國在「滿洲」的相互關係。三，朝鮮。關於朝鮮的部分如下：

在確定關於朝鮮的條約上的條件時，我們首先應該銘記，日本軍恣意佔領朝鮮，違反了國際法的一切規定，同時，這一行為是對朝鮮國家的獨立和不可侵犯性的嚴重侵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承認日本代表以所謂東京政府和朝鮮政府之間締結的、賦予日本在朝鮮完全行動自由的協定作為依據。因為我們擁有日本人無法否認的、奪取朝鮮權力是違反朝鮮皇帝意願的文書資料。

無論如何，俄羅斯認為，有必要在媾和條約中包含日本承認朝鮮完全獨立這一條件，進而包含儘可能迅速從朝鮮撤退的義務。

俄羅斯準備承認日本在朝鮮擁有優越地位的權利，但為了消除可能引發紛爭的一切藉口，必須要讓日本承擔起義務，不讓本國軍隊進駐與我沿海地區接壤的北部朝鮮諸道，不在這些地方修建要塞。同時，為維持朝鮮海峽的航行自由，必須盡力使這份條約中包含日本不在朝鮮南岸建設要塞的義務。

俄羅斯沒有考慮到失敗，想重複開戰前日俄交涉時的主張。然而，這終究是行不通的。

媾和會議自8月9日起於樸茨茅斯舉行。會議一開始，小村就宣布了12項媾和條件。第一項為：「俄羅斯約定，承認日本國在韓國擁有政治、軍事及經濟上之卓絕利益，並約定不妨礙、不幹涉日本國在韓國採取自認為必要的指導、保護及監理措施。」12日，維特提出了關於各項內容的答覆書。第一項寫道，關於處置韓國的自由，「不存任何異議」，承認日本在韓國擁有「優越利益」，「有決心約定不妨礙、不幹涉日本採取指導、保護及監理措施」。然而，按照訓令，加上了「日本國實行上述措施時，應銘記不可侵害韓國皇帝的主權」，進而保留了不得採取「可侵迫鄰接韓國的俄國領土的安全措置」。

當日下午，雙方對此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小村認為俄羅斯「承認日本於韓國取得充分自由行動一事相當重要」，主張俄羅斯應「同意削除韓國皇帝的主權等字句」。「斷然不能同意」維特所說「繼續全然保持韓國主權的主意」。「……況且韓國主權即使在今日亦不完整。日本已與韓國訂立協約，該國已將一部分主權委託給日本，現在該國處於外交上無日本之承諾，不能與他國締結條約之地位。」表述極其露骨。羅森說，雖然俄羅斯沒有「保留幹涉日本自由行動權利的意思」，但「倘若締結帶有侵害他國主權意味的條約，對外觀感甚不好」。然而小村不接受。最終維特屈服於小村的主張，說「可以理解」日本的立場，「此次戰爭即因此而起」，今後「日本於韓國之行動一任日本」，和俄羅斯無關。最後，維特提出了新的方案作為依據，欲在其中加入「今後處置對韓國主權有影響的事項，須經韓國同意」這一宗旨。小村提出將這句話留在會議議事錄中，而維特想將這一條加入條約正文，兩人之間發生了爭執，最後維特做出讓步，決定在議事錄中加入如下文字。

日本國全權委員於此聲明，日本國將來在韓國採取認為必要的措施會侵害該國主權時，應在與韓國政府取得共識的基礎上執行。

維特打算通過這種方式維護朝鮮的獨立。維特回國後，10月4日舉行了外相、財相、陸相三大臣的協商會，會議得出結論：「朝鮮的獨立沒有因條約而廢止，與以往一樣，受到帝國政府的承認。」但是，從小村的角度來看，在憑藉和韓國政府籤署的協定奪去其主權的基礎上，留下這樣的文字是完全無害的。

9月5日，小村全權委員和維特全權委員籤署了媾和條約。第一條頌揚了兩國的和平，之後的第二條列出了日本發動戰爭的第一目的：

第二條，俄羅斯帝國政府約定，承認日本國在韓國擁有政治、軍事及經濟上的卓絕利益，不妨礙、不幹涉日本帝國政府在韓國採取自認為必要的指導、保護及監理措施。

終於，日本通過交涉沒能讓俄羅斯接受的韓國保護國化條款，通過戰場上的勝利，在媾和條約中迫使其接受了。

第三條，在規定日俄從「滿洲」撤兵的基礎上，俄羅斯聲明在「滿洲」不擁有任何「領土上的利益」。第五條，俄羅斯「以清國政府之承諾」，將旅順-大連的租借權轉讓給日本。第六條，俄羅斯「以清國政府之承諾」，將「南滿洲」鐵路的一切權利轉讓給日本。第九條規定俄羅斯出讓薩哈林島（庫頁島）南部的主權。

基於這一成果，日本立即展開了行動。伊藤博文進入漢城，對高宗和韓國政府閣僚加以威脅，於1905年11月17日締結了第二次日韓協約——乙巳條約。

日本國政府及韓國政府欲鞏固聯合兩帝國的利害共通主義，因此約定以下條款，直至韓國實現富強。

第一條，日本國政府應由在東京的外務省監理指揮今後韓國的對外關係及事務，日本國的外交代表者及領事應保護韓國在外國的臣民及利益。

第二條，日本國政府完全負責實施韓國與他國之間的現存條約，韓國政府約定，今後不經由日本國政府中介，不對外締結任何具有國際性質的條約或約定。

第三條，日本國政府在韓國皇帝陛下的闕下設置一名統監作為日本國政府的代表。統監專管有關外交事項，駐在漢城，擁有親自內謁（譯者註：即讓大臣們退席，單獨謁見。）韓國皇帝陛下的權利。……

第四條，日本國與韓國之間現存條約及約定，在與本協約不牴觸的限度內，全部繼續有其效力。

第五條，日本國政府保證維護韓國皇室的安寧與尊嚴。

就這樣，大韓帝國完全成為了日本的保護國。伊藤博文任首任統監。然而，韓國皇帝高宗沒有停止抵抗。他屢屢暗中派密使前往列國申訴這一協約無效。他最後所做的努力是於1907年向海牙國際和平會議派遣了三名特使。然而，這些特使遭到了會議主辦方的拒絕。伊藤統監追究這一行動的責任，致使高宗被迫退位。1907年7月19日，高宗退位，皇太子即位，為純宗。7月24日，日韓兩國締結了第三次日韓協約，約定統監可指導韓國政府的全部內政。韓國成為日本保護國的進程至此結束。從這時起到合併韓國，只剩下三年時間了。

後記

寫完本書，我作為一名日本的俄羅斯史學家，感覺盡到了畢生的責任並為此感到喜悅。我一直竭力想闡明一個疑問，即對於日本和俄羅斯的命運，以及處於其間的朝鮮的命運而言，起著決定性作用的日俄戰爭為什麼發生？我想，我姑且做到了這一點。若能夠為今後的研究和討論打下一些基礎，我將深感榮幸。在合併韓國100周年到來之際，我想將本書獻給這個國家的人們去研究和討論。

寫作本書時，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

首先，我想表達對俄羅斯帝國軍人歷史學家潘捷列伊蒙·希曼斯基少將偉大研究的讚美。本書多處借鑑了八十餘年來一直深藏不露、不為人知的希曼斯基的三卷本。本書下卷敘述了開戰前一年——1903年的歷史，這一部分基於希曼斯基的第三卷「最後一年」而寫成。

當代俄羅斯的朝鮮裔歷史學家鮑裡斯·樸和貝拉·樸父女關於俄羅斯和朝鮮關係史的四冊著作給了我頗多啟示。如果不依據二人的成果，大概無法完成本書吧。

當代俄羅斯歷史學家盧科亞諾夫精力充沛的檔案發掘工作給我提供了極多刺激。可以說，與這位年輕有為的同行競爭的勁頭支撐著我。感謝他無論何時都對我的問題做出準確的回答。

韓國歷史學家李泰鎮先生給我提供了高宗寫給尼古拉皇帝的信函原文。我從先生的著作中也學習頗多。

在查找資料時，我也得到了很多幫助。這裡，我想對俄羅斯國立海軍檔案館前館長索鮑列夫、俄羅斯聯邦國立檔案館副館長羅格瓦亞、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教授保谷徹、北海道大學斯拉夫研究中心特別研究員青島陽子等先生表達感謝之意。

我還想起了我的韓國學生、尚智大學教授徐東晚君。在我寫作之際，他得知罹患癌症、正在與病魔做鬥爭，但為了本書，他仍然為我導覽了仁川港和仁川市。徐東晚君是韓國代表性的北朝鮮史研究者。在我將要完成本書的2009年6月，他不幸離世，時年53歲。他的妻子、延世大學教授金珍英氏在悲痛之中將自己發現的波蘭人謝羅舍夫斯基的朝鮮訪問記的複印件提供給我。在此，我要對這對夫妻表達深深的感謝。

最後，感謝巖波書店的馬場公彥與承擔了編輯工作的奈良林愛兩位先生，是他們推動了本書的出版。

2009年12月18日

作者

 

真沒想到這項馬拉松般耗費心力與時日的譯事已接近了尾聲，現在竟然要著手寫後記了。三年來，我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此時我最大的感觸就是悵然若失。也許這本書的內容本身很冷峻、很嚴酷，但這項工作對我而言卻充滿著光明、希望和濃濃的愛意。首先她讓我有了自信，讓我感到了自身的潛能，隱約看到了未來的方向。其次她讓我更深地體味了夫妻間的濡沫情意。如果沒有夫君張劍的全力扶持，完成本書的翻譯將是無法想像之事；但是夫妻攜手，卻使不可能成為了可能。如今，那些剪燭西窗、疑義共析甚至針鋒相對的昔日場景，都成為了心中一段美好的時光。當然，翻譯能最終完成，最應該感謝的是作者和田春樹先生的諸般幫助。先生提供了原書大量的外文注釋、參考文獻的電子文本，沒有這些，錄入和排版將變得很困難。不止於此，對所有日語翻譯者來說都是一大難點的片假名的翻譯，如果不是先生提供其外來語的原文，我將束手無策。如本書《專有名詞對照表》等所示，洋洋灑灑十幾頁，我想即使是先生，要把這些詞的原文拼寫出來大概也非易事，因為其中很多詞並不常見，而且很多也不是俄文。因先生已近80歲高齡，這樣的義舉既讓我感動，又讓我不安。另外，因本書大量使用了日文之外的文書檔案，還有一些近代文獻，我經常要通過電子郵件向先生請教，先生每次都認真、詳細地作答，而且回復得很快。為了更好地與先生溝通，去年我專程到日本東京拜訪了先生。先生雖然很忙，但專門抽出時間接待我，耐心地給我答疑解惑。他還引薦我拜訪了巖波書店的諸位先生，並特意帶我去看了周總理常去的拉麵店，以及總理就讀的明治大學。先生得知我喜歡路邊開放的紫陽花後，每當看到這種花都會指給我看，讓我恍惚間感到父親一般的慈愛。譯事的最終完成，還要特別感謝校訂者張婧，她幾乎逐字逐句地對譯文進行了修改、潤色、把關，包括標點、格式，甚至連注釋中的外文字母和標點都沒有忽略，部分譯者注也是她做的。雖然至今尚未謀面，但她的工作讓我感到安心和溫暖，並對譯文質量增加更多信心。翻譯此書是蔣寅先生紹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吳曉都先生、語言研究所王偉先生、信息情報院李俊升先生和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許傳華先生幫助解決了若干翻譯中的疑難之處，特別是李俊升先生，書中大量的俄國人名都是他幫助校訂的，在此對他們表示深深的感謝。本書牽涉到日、俄、韓、中四國近代史上大量的史實，因才疏學淺，我雖竭盡所能並獲多方幫助，但翻譯中的舛誤硬傷恐難完全避免，在此懇請方家和讀者朋友海涵，並不吝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