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立彬，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原文載於《社會科學研究》2020年第5期，注釋從略
臺灣光復初期由民間創辦的綜合性雜誌《新新》，集聚了當時臺灣一批漫畫作者，通過專欄、插圖、題圖，發表了大量漫畫作品，其中有不少揭示社會現實問題、抨擊當局失政的政治諷刺畫，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民黨接收當局三民主義宣傳的失敗，也深刻體現了因省政當局治理失當導致的臺灣知識界心理和態度從擁護、期待到不滿、離心的真實變化。
吳濁流在小說《銅臭》裡，刻畫了一個剛到光復之初的百裡鄉專事吹牛和矇騙的沈國大（「國大代表」），常以領導者的地位來啟發鄉民，講解三民主義，說得天花亂墜。但鄉下人缺乏理解力，有的人以為是三人主義，有的人以為是三眠主義，因為鄉下人天一亮就起來，而他卻天天睡到九點十點才起床，中午又要睡午覺。鄉下人看他朝睡、午睡、夜睡，就送他一個綽號，叫他「三眠主義先生」。這篇小說作於1958年，說到的事情，在光復之初的臺灣真有影子。最早在臺介紹孫中山和三民主義的本土文人楊逵後來回憶道，「到臺灣的國民黨那批人，都是些胡作非為的，對三民主義的民族、民權、民生，那批人完全背道而馳。……當時老百姓都這樣說：那不是什麼三民主義，而是他媽的三眠主義。」從三民主義到「三眠主義」，變化如此之快，與光復初期臺灣政情社情的急轉直下密切相關。光復之初，多數臺民對回到祖國懷抱，充滿熱情和憧憬，並不是先決地與祖國疏遠（當然因日本殖民主義統治和教育的影響，各種隔閡是客觀存在的），而是看到光復後當局的治理無術，導致不滿、憤怒，進而產生離心。當時民間創辦的《新新》雜誌，通過漫畫的形式，深刻反映了這種政情社情的演變過程。
一、漫畫家辦雜誌
《新新》是臺灣光復後第一本綜合性文化雜誌，創刊號於1945年11月20日在新竹發行，共發行8期，7冊（第4、5期為合刊），最初的出版和銷售都在新竹。創刊時編輯部在新竹西門町二丁目145番地，第2期後移至同段169番地。1946年5月間，又擬遷往臺北中山堂前大華民報社二樓。總編輯黃金穗（1915—1967），新竹人，1937年在京都帝國大學留學，1941年畢業後進入巖波書店，在巖波文庫部任職，戰後回到臺灣任新竹中學教師，1945年11月創辦編輯《新新》雜誌，1950年代末轉任教於臺灣大學哲學系。發行人吳亭霖，印刷人曾瀛槐，社長黃克正。《新新》雜誌以文藝創作為最大特色，臺灣本土著名作家江肖梅、龍瑛宗、吳濁流、呂赫若、吳瀛濤等都發表過作品或藝評，左翼知識分子蘇新、王白淵也在《新新》雜誌發表政論時評性文章，但為數不多。《新新》的遷址啟事中，鼓勵「讀者投稿，凡隨筆通訊、評論及文藝、漫畫等作品，均極歡迎」。
漫畫在《新新》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不僅是因為《新新》闢有「漫畫」專欄，更引人注目的是，除總編輯黃金穗以外，《新新》雜誌實際上是由在當時臺灣已饒有名氣的漫畫家陳佳鵬、王花、葉宏甲、洪晁明四人擔任編輯工作的。首先由他們四人每人出資1000元作為出版費，選定印刷廠，從採訪、寫稿、畫漫畫、集稿、招攬廣告等，到編輯、校對以至郵寄，都由他們四人擔當奔走。《新新》上的大量時政漫畫，也是洪晁明、葉宏甲、陳佳鵬、王超光、陳定國、梁梓義、葉保全等畫制的，漫畫的題材大多反映了人們關心的社會現象，個別人如洪晁明也在《新新》上發表過文字。漫畫的主題，最早偏向於一般社會現象，有生活中的各種景象，有對身邊人和事的嘲諷，在創刊號的漫畫專欄題頭，標註「臺灣現代世相種種」，還有一些純美術作品，作為插圖或題圖。《新新》對於漫畫，有專門的募集啟事：
漫畫是近代藝術的前鋒，而且是全球現代人在熱愛的好朋友！所以本刊為提高漫畫藝術水準的起見，紙幅儘量提供各位發表機會，希望投很精彩、很優秀的作品！簡則如下：
一、本刊半頁大以內色料黑一色
二、來稿優秀者發表或答覆之
三、畫稿發表後致送薄酬
四、來稿請投本社編輯部
這與整個雜誌最初的理想是一致的。從編輯者的主觀願望來看，《新新》最初重在「娛樂」性，不過這種「娛樂」，在編輯們的眼中，仍然是與現實政治、與臺灣光復的歷史背景相聯繫著的，是希望體現「絕無虛偽而真誠的思想」的。在創刊號的《卷頭語》中說道：
娛樂是不是也有偽瞞？有的！在帝國主義支配下，確實有過，不想笑也要強作笑狀。過去的娛樂雜誌，只有委屈的笑與強迫讀者無謂感激。
我們的雜誌，是要走與這相反的路，提供豐富的內容，給讀者們由心喜悅和感動。代抽象以具體，且儘量依「視覺」來娛人，以有教化性的東西，有益於民。重高文化水準的「實質」，但其姿態是廣求大眾性的。
我們的雜誌，希望和讀者諸士合作，設青年論壇一欄，給讀者們活潑地向世間，提出自己愛講的話。諸士的心中一定有「絕無虛偽而真誠的思想」才對。請借我們的雜誌發表自己的思想。在我們的雜誌上，互相交換各人的高見。
二、《新新》漫畫中的社情轉換
臺灣光復之初，儘管因日本長期的殖民主義統治，一般臺民對祖國的情形了解已不那麼真切，但對於光復，和對祖國的一切事務，大多數人是抱著歡迎、期待的態度的。不少人在憶及當年的心情時，都有興奮、激動的傾向，《新新》漫畫最初也熱烈地反映了這一現象。例如《新新》創刊號的封面，主體是一座牌樓，頂上飄揚一中華民國國旗，牌樓上有大字「歡迎國……」（最後未畫入的自然是「軍」字），兩位少女穿著中國旗袍，整個畫面顯得喜慶愉快。同樣在該期漫畫專欄裡，洪晁明發表了一幅歡迎光復的漫畫。在這幅漫畫裡，表現了臺民敲鑼打鼓、歡天喜地，打著祖國的國旗的熱烈場面，並以「迎神」作為標題，頗能反映臺灣民眾歡迎光復的心理。
光復之初，許多臺灣人都把臺灣回歸祖國，比作失散的幼兒重新回到母親懷抱，這種題材的畫作，在各種期刊上都可以看到。《新新》第2號《卷首語》上方，也有一幅意義相同但稍微抽象一點的插圖。這幅插圖沒有明白以光復回歸作為標題，亦未取標題，看上去更多地體現為一幅一般意義上的美術作品，但實際上通過這種類似西洋題材的作品，表達了對回到祖國母親懷抱的理想主義式的憧憬。
可是光復之後，臺灣局勢並沒有按照主政者的初衷，更沒有順應廣大臺民的期望而發展，形勢迅速急轉直下。僅僅幾個月後的1946年上半年，臺灣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出現種種問題，引發民間的普遍不滿。光復後的省政當局，不僅沒有成功消除與臺灣民眾的隔膜，反而使得矛盾日益激化。1946年初以後的臺灣報刊上，對光復後種種社情不滿的文字和圖畫作品多了起來。《新新》自創刊後的第2期，就開始出現此類作品，洪晁明的《社鼠依舊》反映了對官員做官的十足派頭和與奸商勾結的不滿。
光復以後臺灣很快遇到的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也是與大多數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就是糧價的不斷暴漲。當時情形，確實到了令部分臺民生活無著的地步，也令大多數人深感切膚之痛。米價被稱為「殺人的高價」，各地都有因米價問題致死的案例，報紙的連續報導和討論，可見民眾之憤懣已經不可抑制。可是與之相反，這一時期臺灣的大小酒樓，卻十分風光，自然，到酒樓吃喝的，都是各類接收大員、黨政官員。而且大吃大喝之風，即使在日據時期，原本在臺灣也並不流行，酒樓之興旺，確實是接收大員們從大陸帶來的風氣使然。《新新》漫畫對此有很多的諷刺批評，反映了官員們的轎車擁擠在酒館門前，和各類酒館的繁華場景，這倒真是「街頭路尾都是醉館」。
這一切都被老百姓看在眼中。在一幅題為《老百姓的眼中》的漫畫中，人們看到的是官員酒肉生活的醜態。而這些現象之所以引起人們不滿，正是因為與當時日益窘迫的普通民眾生活產生強烈反差，和一般民眾生活艱難的對比。陳家鵬在漫畫中，描繪了因物價高漲而使民眾無可適從，哀嘆「甚麼東西都有，但是，錢不夠。」
三、自我覺醒和政治諷刺
對國民黨當局接收的不滿，導致了臺灣知識界，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心理上的巨大轉變。這種轉變既有對臺灣知識界和臺民自身的，也有對臺灣和臺灣文化的，從光復最初仰望祖國同胞、尊重接收要員、自覺將臺灣比做柔弱的幼兒，逐步轉變成提高自我意識、重審臺灣的價值和地位。從自我意識方面看，他們意識到臺灣人雖然長期受到殖民主義統治，但臺民的現代素質較高，針對當時一些大陸接收官員動輒指斥臺民被日本「奴化」，《新新》上刊載評論指出：
但是臺灣青年在東洋高度發達的日本資本主義下得到鍛鍊的，他們可以呼吸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的文明空氣，可以理解近代的文化，我們不是奴隸，我們是二十世紀的青年人，並且我們是近代國家的主人。
與當時來臺接收的政府官員和軍隊兵士相比，臺灣人認識到臺民的現代素質反而在全國各省中居於領先的地位。除了不能流利地說國語外，臺民的守紀律、重效率、講衛生，早已形成良好的習慣，完全可以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這是超越祖國大陸的。《新新》發表《卷首語》指出，由大陸來的人指責臺灣人因受日本人的教育而缺乏「精神文化」，可是這種「精神文化」若是指政治和行政方面，臺灣人卻很遵守規律，重視效率和系統、組織；若是指道德生活，臺灣人早已將「信用」意識成功地養成於心頭，公眾衛生觀念也比較發達。因而「臺灣人不敢受有世界性物質文化的獎詞，同時也不願受沒有社會性之精神文化的譏刺。我們對於科學上決不是秀才，及對於精神上也決不是鈍才。我們敢說現在在臺灣省能負責著現代社會的一切機構。」
在臺灣認識這一方面，1946年9月12日，《新新》雜誌社在臺北組織了一場題為「談臺灣文化的前途」座談會，主持人為政論家蘇新，出席者有當時媒體界的一眾名流，如作家、《臺灣新生報》編譯主任王白淵，作家、大學教授黃得時，學者、臺灣大學專修班教授張冬芳，洋畫家李石撫，人劇團顧問、《人民導報》社發行人王井泉，《大明報》記者劉春木，劇作家林博秋，臺灣大學研究室張美惠。此次座談會圍繞「以往臺灣文化的面貌」「文化人的休眠狀態」「臺灣文化的必然方向」「臺灣文化應走的道路」「關於今後的美術」「文章的難懂」「臺灣的新戲劇」「戲劇表演上的語言問題」「文化機關的強化」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新新》作為主辦者，在第7期上專門發表了《談臺灣文化的前途》一文（日文）。這場座談會主要鼓吹臺灣文化的「民主化和大眾化」，但從另一角度，也顯示了臺灣知識界對於臺灣文化的某種自覺或自醒。如黃得時談到，臺灣的文化在日本的影響下，本身已經達到了世界的水平，同時，需要中國化的地方也很多，今後要在保持這個水準的條件下，推進中國化。
參加這次座談會的《臺灣新生報》翻譯主任王白淵，曾在另一份民間創辦的政論性雜誌《政經報》上發表過《在臺灣歷史之相剋》一文，其中談到，臺灣的意識形態、社會組織、政治理念、均屬於工業社會之範疇，臺胞受過近代高度資本主義深刻之洗禮，社會發展程度實際上高於「還不脫次殖民地之性格、帶著許多農業社會的毛病」的大陸；光復接收，實際上是「從低級的社會組織，來接受高度的社會組織」。這種認知雖然是處於對接管臺灣的省政當局和少數大陸官員歧視臺民的一種反抗，卻也十分客觀地道出了一種現實。
在對祖國的情況有一定的了解、對來臺接收當局有一定的觀察後，臺灣知識界已不再簡單地用仰望和期待的態度對待接收當局，而是產生了平等的甚至希望發揮主動作用的抱負。在這樣一種自我意識覺醒之下，《新新》雜誌的抱負也有了新的發展。在臺灣文化座談會的最後，《新新》雜誌的代表指出：
《新新》到目前不過是連指南針都沒有，只憑著一股熱血往前划槳的小船，但今晚已經看到了正確的方向，今後《新新》將謹記各位的意見，以俗中有雅的心情繼續努力。最後，不管怎樣，臺灣的命運若是註定要隨著世界潮流邁向民主主義，必須要加強啟蒙性的思想指導，在這種指導臺灣青年、臺灣文化界的意義下，我殷切地盼請各位先進在思想方面鼎力給予指導與協助。
當期的《新新》也表示，「最重要的是文化人自己的認識、覺悟和努力」，進而揭示了《新新》自覺的責任是：「我們主張臺灣文化運動的民主化和大眾化！而我們《新新》的同仁也願與本省各界的文化人，共同向這個方向努力。」
基於這種心理上的轉變，包括《新新》在內的臺灣民間媒體，對三民主義的評論，也在發生變化。雖然還是繼續在一些方向上運用三民主義申論自己的觀點，如《新新》第3期《卷首語》就引申了孫中山的民權主義理論來分析臺民的素質，勉勵臺民「不可自滿，要一方面再加緊促進現代民主主義的實現，同時另一方面要努力精進現代技術機構的確立」。林聰聖在一篇題為《臺灣的命運》的文章中，指出光復後當局處處宣傳三民主義，甚至各工廠煙筒上都印有這樣的文句，而實際上的所作所為，卻枉顧民生主義，造成經濟停滯、失業增多，提出要強力推行「真正的三民主義」。而與此同時，《新新》漫畫中也出現了針對當局三民主義宣傳的政治諷刺作品。《新新》第4、5期合刊登載了一幅無題漫畫，畫面為一位穿中山裝的人在兜售標有「民主」字樣的狗皮膏藥，還豎著一面幌子，上面寫著「獨家經營，特許專利」。兜售者眼鏡的深度可能意味著這是國民黨的理論家。從畫面旁註明的「本國漫畫介紹」看，這幅畫可能是大陸作者的作品，為《新新》轉載，且沒有放在「漫畫」專欄。《新新》上類似「本國漫畫介紹」還有，但數量不多。另一幅由《新新》漫畫作者（署名「天神」，疑為王超光）創作的作品，則反映了對於民生主義的疑問。畫面上由「汙吏」和「奸商」共同佔有的碩大無比的錢袋，沉重地壓在普通臺民身上，並用醒目的粗體字和問號，表示了對「民生」的質疑。而這一幅漫畫的周圍，是反映當時貧苦百姓賣唱乞討、買不起食品，「錢追不及物」，官與民「一面歡天喜地、一面叫天叫地」的對比等幾幅漫畫，作者分別是「天神」和「葉大仙」（疑為葉保全）。
結論
《新新》漫畫從光復之初的歌頌類作品，迅速轉換成政治諷刺作品，與同期的政情、社情以及由此而來的民眾心理變化息息相關。如果能夠對漫畫家們當時的作品及其所映射的社會心理有所尊重的話，可以體會到，正是由於最初自然生成一種對祖國的認同和回歸感、對國民政府的接收抱有極大的希望，自認與祖國是「血脈相連」而不是「敵對」。可現實卻是接收當局腐敗無能，治臺失策，造成回歸後的官民衝突對立。如同當時全國各地隨處可見的官民對立一樣，對立從本質上說是針對當時的統治者。在矛盾激烈爆發之前，社會心理以政治諷刺的形式出現，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參加臺灣文化前途座談會的文化人感受到，「臺灣的現狀寧可說還存在著迷似蘇聯契訶夫或果戈裡時代的情況」，「自然會轉往隨便找個話題諷刺一番」。本文前言中提到的吳濁流，在《新新》上也曾發表過一篇《廢止日文管見》的評論，想來對這些政治漫畫應有深刻的印象。雖然雜誌在「二二八事件」後戛然而止，歷時短暫的《新新》漫畫卻深刻體現了因治理失當導致的臺灣民間心理和態度從擁護、期待到不滿、離心的真實變化，為後人對當時歷史的認識，保留了一份直觀的史料。
（圖片由高柳迪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