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國人嘲笑排擠打壓絞殺，卻是最勇敢的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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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美國的「陰謀」
與弗雷德裡克·懷斯曼的談話
前言
弗雷德裡克·懷斯曼二戰後美國最重要的紀錄片製作者，以不幹涉拍攝對象的原則對制度性機構的日常影像紀錄而聞名世界。2014年，懷斯曼獲第71屆威尼斯威尼斯電影節終身成就獎，2016年獲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榮譽獎。
懷斯曼用以深入觀察微觀社會和從中提煉出犀利敏銳現象的方式，於我們多少有些不可思議：無旁白解說和配樂，絕對排除任何形式的採訪問答，甚至剪掉了所有畫面中人物對著鏡頭說話的影像。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架好攝影機和錄音機話筒，然後退到無人注意的一角靜靜地觀察和等待。然而，正是這樣被簡化到最低限度的創作行為卻成就了紀錄片史上最具現實主義動人心魄力量的影像。*
今天是2020年最後一天，深焦DeepFocus 以譯介法國《電影手冊》對這位美國在世最偉大紀錄片創作者最新作《波士頓市政廳》的一篇訪談作為今年的結束。在訪談中，懷斯曼對自己如何用紀錄片「分析」對象進行了說明，並認為「政府職能在於調停對立黨派，阻止暴力行為」，他表示，「我希望我質疑了政府的角色，而不是肯定它。」我們相信，懷斯曼不竭的創作力、其影片對美國政治社會的批判手法都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而在新冠疫情尚未離我們遠去的當下，他也為我們思考「電影是什麼」這個問題，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啟示。
本文發表於《電影手冊》2020年10月第769號
採訪/ Charlotte Garson
翻譯/ Maud、Yolandezcj、Peter Cat
《電影手冊》:新冠疫情將您置於一個幾十年來前所未有的處境：目前您既沒有在拍攝電影，也沒有在剪輯電影……
懷斯曼:是的，隔離使人消沉，何況我已經到了病毒似乎會「喜歡」的年紀，不過我也完全不準備迎接它的到來！要拍攝我的任何一部電影，都必須和幾十個甚至上百個人接觸——也許除了《搏擊健身房》，它幾乎是在完全封閉的拳擊俱樂部中拍攝的。目前，甚至連我較為虛構的項目——我與女演員娜塔莉·布特菲正在發展的一個獨白戲——都不得不推遲到春季，部分原因是團隊，畢竟比紀錄片三個人的最基礎配置還是要更多些人。幾十年來，我把所有的時間，一周七天，全都奉獻給我的電影製作，尤其是在電影剪輯期間。3月12日，我完成了《波士頓市政廳》的調色，在5月，我本應該開始下一部紀錄片的拍攝。然而，這是不可能的。放慢腳步唯一的好處就是我可以看幾部電影，通常情況下，我喜歡閱讀、去劇院，實際上幾乎不怎麼看電影。
《電影手冊》:在美國大選前夕問世的《波士頓市政廳》，是您這麼多年來將政治最大化公開的一部電影。您屬於因為可攜式攝影機和現場錄音的出現而進入紀錄片領域的那代人，對於你們這代人設備的便攜性常常也與鮮明的政治意識齊頭並進。您覺得您和利科克、彭尼貝克、梅索斯親近嗎？他們三個一起拍攝了記錄甘迺迪初選過程的紀錄片《初選》。
懷斯曼:在我想「拍電影」，甚至還沒考慮是要拍劇情片還是紀錄片的時期，詹姆斯·利普斯科姆導演，彭尼貝克拍攝的Mooney vs. Fowle讓我印象最深刻。影片記錄了在邁阿密舉辦的競標賽中兩名高中足球隊教練的對決。除了我熱愛運動之外，這部紀錄片還讓我窺見了新設備的潛能。從那時起，我有了重返Bridgewater這座監獄化的精神病醫院的念頭，之前我教授法律時曾帶學生去過，那次參觀震驚了我的一生。《初選》是我之後看的，從政治層面上講有點太基礎，我並沒有從中學到很多東西，影片在分析層面的水平尤其低。在拍完《提提卡失序記事》之後，1966年或1967年，我短暫地與彭尼貝克和理察·利科克在紐約碰過面，並在25年後再次見過彭尼貝克，但是不能說我跟他們經常來往，或是說我積極投身於一個紀錄片的學派。單單是這種說法本身，我就不是很喜歡。
《波士頓市政廳》（City Hall)
《電影手冊》:如何在拍攝上提高您提到的「分析水平」？
懷斯曼:關於如何不說教就能獲得分析能力的方法，我沒有一個現成的答案。我是為我自己拍電影，我不會考慮觀眾，也不會假設公眾像我一樣愚蠢或是聰明。因為我非常喜歡讀文學作品——納撒尼爾·霍桑，埃德加·愛倫·坡的小說，還有我非常喜歡的史蒂芬·克萊恩，亨利·詹姆斯以及納撒尼爾·韋斯特……所以我希望我的電影能像小說那樣：反映人性的複雜。
《電影手冊》:您談到小說，但影評人們常常把您的電影與加拿大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的研究相提並論。
懷斯曼:我曾經嘗試去讀戈夫曼的《避難所》，但是我放棄了。當他曾在我任教的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時，我的一位同事在我剪《提提卡失序記事》的時候將他「請」了過來。我向他展示了其中一個片段：一位門衛，同時也是入殮師，正在為一個去世的囚徒梳妝。他對我說：「看看這幕場景，這是監獄看守對被拘留的病人漠不關心、殘酷無情的體現。證據就是：他都沒有與囚犯說話。」他甚至都沒注意到那個人已經死了！戈夫曼的原話就是這樣的……這是一則趣事，不過它總結了我的想法：人的感受是複雜的，我嘗試著在剪輯中體現這種複雜性。我厭惡說教，這是從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期間紀錄片的一大弊端。
《提提卡失序記事》（Titicut Follies)
我是看著電影新聞長大的，每周六下午我都會去電影院，30分鐘的《時代在前進》（譯者註：美國1935年-1951年在院線播出的新聞短片）在電影之前放映，片子技術上過硬，但依舊是一種宣傳工具。經典紀錄片總是給我留下一種意識形態可以出售的印象，我傾向於——在當時我就已經傾向於——採取與使用旁白相反的那種視點，或者陷入完全的冷漠中。總之，「真實電影」這個法式概念，老實講很浮誇且是由有著學術權威做派的讓·魯什發明的，同樣也對電影有著居高臨下的姿態。我喜歡一些更為謙遜的作品，比如羅曼·克羅託和沃爾夫·科尼格的（《孤獨男孩》，關於保羅·安卡，採訪者注）。
《電影手冊》:您從開始拍攝時就屬於異常政治化的一代。
懷斯曼:其實可以追溯的更遠，我的父親是一名律師，一名俄羅斯猶太人，5歲時到美國，在政治上積極加入東北部共和黨，當時該黨是有自由基礎的。1930年，在我出生的這年，他被任命為波士頓法院的法官。如果參議員亨利·卡伯特·洛奇沒有投反對票的話，他會是第一個猶太法官。這完全是反猶主義在作祟。很長時間，我都記得母親給我看父親被任命，又被取消任命的剪報，這件事對我父親影響很深遠。此外，我父親對國際政治也非常感興趣，我還記得6、7歲時，廣播裡希特勒的演講以及他磁性的嗓音；晚餐時我們會聽歐洲戰地記者直播法國維希政府或是在愛德華·R·莫羅、威廉·夏伊勒、埃裡克·塞瓦雷德的專欄裡聽到倫敦遭遇炮轟……父親幫助逃離納粹德國的人找房找工作，他幾乎每晚都參加政治會議，很晚才回來。您讀過菲利普·羅斯的《反美陰謀》嗎？我的童年就像書中描述的那樣。反猶太主義十分嚴重，每周日庫格林神父就在廣播裡發表反猶太宣言，而周圍地區都是猶太人。我們就住在波士頓的猶太區布萊頓。
《電影手冊》:在《波士頓市政廳》中，我們看到波士頓街區的種族差異依然十分明顯。
懷斯曼:是，大格局還在。例如南波士頓的天主教徒，但已經沒有當年限制那麼多。不僅在波士頓，試想耶魯大學這樣的常春藤學校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猶太人都有名額限制。學生時代，我就讀於威廉士學院，當時很天真，還不知道一直到1960年，壟斷學生所有社交、百分之七十五的學生都參加的「兄弟會」是禁止猶太人的。其他原因被拒絕的人和猶太人們只能在「加菲貓俱樂部」吃午餐和晚餐。我非常震驚，我甚至在校報上猛烈地抨擊了這一現象，但一點用也沒有。在17歲，這件事改變了我看待自己的方式。我非常憤怒！
《波士頓市政廳》劇照
《電影手冊》:之後，您的電影始終特別關注領土、種族和階級的劃分，但並不多做直接評論。
懷斯曼:應該說，從1966年到1970年間，除了拍電影，我還從事與政治相關的社會研究：詹森政府資助了關於社會住房、貧困與種族之間聯繫以及種族關係的研究。我和朋友創建了一個諮詢辦公室，這是我的收入來源。晚上和周末我會剪電影。電影題材都是政治性的，但有時不明顯。比如，《法律與秩序》在1967年就不被認為是政治題材，但由於最近警察的暴力事件，對於影片中妓女被勒死的場面，我們和過去有了不一樣的感受。《福利》也是政治性的，一對夫婦要求緊急社會救助的長場景中，我們看到丈夫，一名社會保障部門前員工公然撒謊，這是我的作品裡我最喜歡的鏡頭之一。這裡提出了一個問題：國家應該救濟一個騙子嗎？我喜歡這段還因為審核他們材料的工作人員的肢體語言極其豐富且具鏡頭感：她捏起鼻子好像在說：「這故事編得真爛。」她很清楚他在撒謊。最終同意向他們提供援助是一種政治決定，她同政府都不認為應該考慮道德因素。我公開談論政治的電影只有《州立法院》和《波士頓市政廳》兩部，但《公共住房》和《緬因州的貝爾法斯特》以及大多數其他電影也展示了政府工作的某些方面。
《福利》（Welfare)
《電影手冊》:在《波士頓市政廳》中，政治性體現在波士頓市長馬蒂·沃爾什身上。一個絕妙的講故事者：他會毫不猶豫地從他的私生活、小時候得的癌症、父親的醫藥費或酗酒經歷中挖掘一些例子。
懷斯曼:他在電影的中心，這是事實，儘管市政檢查員參觀展館建築工地或害蟲防治人員去看退伍軍人公寓的場景也一樣重要。這說明市政廳在市民最日常生活中發揮著作用，由於必須由它批准新房建造計劃，確保其符合規定。市長每天發表三場演講，他盡職盡責，在不同場合扮演不同角色。政客是演員並不是什麼新鮮事，而且若他是個壞市長，我的電影會展現出來。對我來說，馬蒂·沃爾什與川普正好相反，他討論的是社會住房、接收移民、入籍、少數群體就業。我認為他是真誠的，因為我看到他在做他所相信的事情。他所探討的種族多樣性反映在其各級市政團隊中。在羅克斯伯裡與老年人交談時，他說：「市政廳老年人服務熱線不常使用，請致電我的團隊。」因此，他的特點是他的努力——在某種程度上他的努力是成功的。
《波士頓市政廳》劇照
《電影手冊》:您選擇波士頓是因為他還是因為您是本地人？
懷斯曼:都不是。我根據時機與聯絡人來尋找主題與地點。我想拍的是市政廳。洛杉磯和印第安納州的城市都沒回應我。在波士頓，我提交申請的秘書看過我一些作品，她與政治策劃部門的領導溝通，正好他對我的作品也有所了解，他們對我說：「很好，您打算什麼時候開始？」他們向我提供了市長的議程以及各服務部門的安排。我有一個內線——喬伊斯，她告訴我市長哪天見誰，什麼時候會處理社會住房問題等，我逐漸建立了一張信息網。要不然17000名市政員工我都不知道從何下手。比如即將召開的大麻貿易會議場景，她在一兩天前就通知我了，但我並不是事無巨細地追蹤拍攝所有候選企業家；另外我也不知道最終我是否會選中我拍的，或者拍攝場景可使用。在一個段落的時長中讓我感興趣的，是呈現會議的進展及相比過往的變革：如今不同的種族群體組織在一起，這呼應了此前市長與拉美裔僱員交談的段落，讓他回憶起歷史上他所來自的愛爾蘭群體所受的侮辱，他們曾被視為猴子、豬玀、奴隸……
《波士頓市政廳》（City Hall)
《電影手冊》:您將市政部門的幹預範圍進行了劃分，也就是說，您拍攝的內容不僅聚焦於當下。您還以不同的方式解讀歷史，理論上，您幾個禮拜的拍攝節奏是無法保證這點的。
懷斯曼:一方面，有比如我們看到工人在修建公交專用道這樣的片段。這時，我對純粹的視聽層面感到滿意。在這方面，我很遺憾《國家美術館》的觀眾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很少有人注意到畫作本身，仿佛對話才是最重要的。有人對我說：「這是一部樂觀的電影……」真的嗎？那畫作呈現的殘酷、戰爭、宗教迫害、饑荒、瘟疫、巫術意味著什麼？去美術館的人看到的是文化。而這裡，這些段落製造了敘事般的、稠密的綿延。使我可以以富有節奏感的方式呈現，我很喜歡。
與《搏擊健身房》或《舞：巴黎歌劇院的芭蕾》可能相反，在《波士頓市政廳》的會議場景中，我只能以小的「子段落」來處理節奏，因為對話本身含義很重要。另一方面，談到歷史，我確實選擇了一些展示變革的場景；例如，同性婚姻。當然若是換作30年前，這段就不可能有了，我保留這段也是因為兩個女人著裝的方式，因為這不僅關乎到展現某地的功能，而更關於這個場地是如何被時代所印記的。在退伍軍人的場景中，法納伊·霍爾（Faneuil Hall，麻薩諸塞州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會議室，編者注）是歷史的縮影。移殖民，與美洲印第安人的第一次接觸，喬治·華盛頓……這是一個段落具有多層功能的例子，它既勾起了美國建國的回憶，也有對世界範圍內的戰爭、乃至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回憶。從這裡引發觀點可能是，從更抽象的意義上講，戰爭是政府職能的缺失造成的。政府職能在於調停對立黨派，阻止暴力行為。如此權威失職到國際層面招致了戰爭：世界上沒有馬蒂·沃爾什市長！最後，我希望我質疑了政府的角色，而不是肯定它。
《波士頓市政廳》（City Hall)
《電影手冊》:您會花幾個月的時間親自剪輯，對於您來說，這是否是對您錄音（因為您自己舉杆）以及您的攝影師John Davey拍攝內容的某種分析方式？
懷斯曼:這種方法可以找到形式，讓我給自己闡釋真相。這些年來我拍攝了數千個小時，涉及成百上千次選擇：主題，地點，時刻，從拍攝到剪輯。所以這顯然是一種劇情片，或我曾戲稱的「現實劇情電影」。我每晚都會和我的攝影師一起慢慢看素材，但我不是一點一點剪輯的，白天太疲憊，剪輯又是一項很精細的工作，這不單是腦力活動，是需要實踐的。
《電影手冊》:自從您開始使用數位相機，拍攝時長是否增加了？
懷斯曼:數碼確實可以拍更多，但實際上，我只比膠片多拍了大概5％的素材，《波士頓市政廳》是110個小時（比例是30小時素材有1小時成片，而《在伯克利》，則是60小時素材1小時成片，也就是250個小時）。首先為了避免開始和結束按鈕之間給人帶來的失望，有必要用膠片多拍一些：每當你按下攝影機暫停鍵時，有意思的事情一定會發生……無論是《在伯克利》《國家美術館》《書緣：紐約公共圖書館》還是《波士頓市政廳》，我都無法要求人們舉行五分鐘而不是兩個小時的會議！但是我通過剪輯一些鏡頭讓電影有了呼吸感；它們未必代表著此刻談話切換到了傾聽的時刻，要這樣做是需要兩臺攝像機同時拍攝的，不僅會入畫穿幫，也會非常昂貴。
《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電影手冊》:幾年以來，您一直是自己的製片人，而且您的作品已獲得國際認可。是否出於一種獨立的心態？
懷斯曼:在美國，我一直都是自己的製片。我自己找融資，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需要很長時間。我不可能指望我的名聲或者光鮮的履歷，因為資方是一直在變的，而且如果你放鬆警惕就一分錢也找不到。唯一一段比較容易的時光是1971年到1981年，福特基金會通過美國13頻道給了我兩筆500,000美元的基金，約合四部電影的預算。在法國，三、四年前我決定製作自己的電影。電視臺是要求電影的時長更短（當我跟電視臺Arte合作《周立法院》時就是如此）。製片人擁有版權，並且他們經常促使導演縮短電影。我其實挺驚訝的，沒有更多法國導演自己當製片。
編輯：Femke
愛好電影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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