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倫特通過對艾希曼的觀察，將猶太人在納粹大屠殺時期做「幫兇」的事實客觀地呈現在報告中，不嘲笑猶太人，也不為納粹戰犯辯護，而是描述一種既已發生的社會事實，讓讀者理性思考、正確面對。
52年前，以色列法庭對希特勒同鄉、納粹重要戰犯艾希曼進行審判。
艾希曼曾是第三帝國黨衛軍中校，負責把整個歐洲的猶太人送進集中營的兵站指揮官，對600萬猶太人被屠殺負有重要責任。1960年，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抓獲，次年在耶路撒冷受審。學者阿倫特以《紐約客》特派記者身份前往報導這場大審判，並據此出版了《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
平凡的邪惡
阿倫特當年提出「平凡的邪惡」這一概念，針對的是第三帝國的極權體制，審視的對象是像艾希曼這類背負罪責的納粹分子。在阿倫特筆下，「平凡的邪惡」涵括三層意思：
其一，殺戮人類的惡行變得常見，人類彼此相殘事例不勝枚舉。反人類罪行、種族清洗等邪惡行為經常出現在公眾視野；
其二，殺戮者存在於大千世界之中，和普羅大眾並沒有多大區別，並沒有惡魔的犄角以便讓人一眼就認出。通過在法庭上對艾希曼的近距離觀察，阿倫特發現艾希曼既不「陰險狡詐」，也不「兇神惡煞」，而是普普通通，甚至唯唯諾諾。
其三，人類喪失思考能力成為一種常態。當人類不會思考，不能質疑，只剩下盲目的服從與愚忠，就會受人指使，不能控制言行，淪為犯罪工具。艾希曼並不否認大屠殺的事實，他的辯護理由主要是他是軍人，「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其所作所為都是其職責所在。
阿倫特發現：「令人悲哀的真理乃是，大多數惡行是由那些從沒有認真思考過要做好人、還是壞人的人犯下的……艾希曼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麼樣的事，並且缺少這種想像力。他不愚蠢，卻完全沒有思想……這是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
每個人都是潛在的艾希曼
阿倫特在書中主要研究了兩個問題：為什麼人能犯下如此滔天罪行？為什麼艾希曼不抗爭？通過長時間的思考，她用一句話進行概括，那就是「每個人都是潛在的艾希曼」。用犯罪學術語翻譯，即人人都是潛在的犯罪人。因為在一個違背正義、不人道的納粹體制之下，每個人都被捲入其中，處處都有犯罪的陷阱，遍地都潛藏著犯罪的機會，犯罪之門向所有人敞開。對德國人而言，要執行清洗政策，就必然成為犯罪人；而猶太人在這個政策實施過程中，可能會被安排去做點幫工的活，這也是助紂為虐。
而且，本書出版後，很多知名人士，包括阿倫特的朋友們，都對她在報告中將猶太人復國委員會描述為幫兇感到憤懣，可是事實是，這些猶太人的的確確給納粹軍人提供了協助。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是犯罪人，艾希曼附體每個人。正是基於這個事實，國內學界將該書名翻譯成「平凡的惡」、「平庸的惡」或「惡的平庸性」等，都是想強調殺戮等邪惡行為是由普羅大眾所造成。
正如學者熊培雲所說：「對任何歷史人物犯下的錯誤的思考，都不能歸結於上帝和魔鬼，讓魔鬼為人性之惡背黑鍋。事實上，希特勒的罪行，不過是德國人甚至也包括其他國家人民所有選擇的結果。納粹的惡是希特勒的惡與德國人民選擇或信仰的惡的合流與放大。在這場政治鬧劇裡，沒有一個無辜者，即使是那些不曾作出任何選擇的選民，因為放棄就是行動，不選擇也是選擇。」
只向真理低頭的阿倫特
阿倫特是德國籍猶太人，哲學家，納粹統治期間從德國逃到法國。法國淪陷後，她又逃至西班牙，並從那裡獲得去美國的籤證，後加入美國籍，並一直在美國生活。《平凡的邪惡》一書之所以在當時如此受關注，是因為阿倫特作為猶太人，在深刻反思猶太人在納粹時期遭受清洗的事實時，冷靜反省猶太人自己的責任。這種勇揭自己傷疤的獨特行為惹怒了猶太后裔。
託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前言中提到，為了表達觀點，其「不怕得罪任何人，不管是個人、階級，還是輿論、會議，也不管他們多麼令人敬畏」。阿倫特和託克維爾一樣，只為真理低頭。她通過自己對艾希曼的觀察，結合自己所查閱的史料，冷靜地將猶太人在納粹大屠殺時期做「幫兇」的事實客觀地呈現在報告中，並不是嘲笑猶太人，也不是在為納粹戰犯辯護，而是描述一種既已發生的社會事實，讓讀者理性地思考、正確地面對。
通讀《平凡的邪惡》一書，能感知到作者的冷靜、理性。「平凡的邪惡」這一概念的提出，得益於阿倫特長期信奉並堅守的獨立性。阿倫特說，她從來不愛一個國家，也不愛一個民族，因為她沒有能力愛國家和民族。但是我們不要以為她就是這樣冷冰冰的一個政治學者—她加了句，說，她只愛她的朋友。當她得知以色列朋友因為不同意她書中觀點而病倒時，她立即前去探望；在知道其丈夫腦梗阻時，更是立即停止其寫作，專心照顧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