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作為一種方法

「南方，那裡總是很潮溼，那裡總是很鬆軟，那裡總是很多瑣碎事，那裡總是紅和藍。」在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第二季，達達樂隊重新唱起這首名為《南方》的經典原創。同一節目中，更具南方本土風味的五條人樂隊戲劇性地「幾進幾出」，備受大眾喜愛的同時亦撐起了該綜藝的輿論熱度。日前於OCAT深圳館開幕的《南方不是一座孤島》被喻為「南方藝術的夏天」。參展藝術家陣容龐大，涵蓋不同代際，他們以個人、組合或機構等靈活的組織形式「在地」實踐。這些持續性的實踐呈現出多元的趣味取向及創作面貌，構成了具有南方特質的藝術生態系統。

> 展覽現場

如藝術家陳丹笛子所為，「南方」應當被置於引號之內，它有待被核驗、詮釋及解構。地緣政治用語裡的南方泛指發展中的第三世界國家，相對於發達中心的北方而言。而展覽中這個以珠三角為輻射核心的南方則是中國近四十年來發展迅猛、最為富庶的地區，是中國南部當之無愧的中心。

策展人之一樊林曾策劃了「廣東主義——一種地方性的博物志」（與馮原聯合策劃，2010年）和「場域的毛細管——2016珠三角藝術單位觀察展」（與胡斌聯合策劃，2016年）。「南方不是一座孤島」由她與方立華合作發起，仍延續著地域主題。策划行動並非意在結構出某一邊界閉合的共同體，而是以問題意識作為「水域」將彼此獨立的實踐個體相連，形成「族群」，猶如《百島計劃地圖》（何俊彥、馬競若水，2020年）裡那些散落卻又彼此靠近的群島。「珠三角的話語景觀」即為族群身份認同的紐帶。

圖左> 段建宇《殺，殺，殺馬特No.18》，布面油畫，50cm×60cm，2016

圖右> 鍾嘉玲《西塔利地的風》，60x50cm，布面丙烯， 2018

文化研究學者梅根·莫裡斯 (Meaghan Morris)指出：身份認同不是用來解釋現象的，相反，它是要「被解釋的」。基於此種理解，我們的核心關切體現於如下質疑內：「南方不是一座孤島」這一認同宣稱（identity claim）究竟激發出了怎樣的情感？南方敘事是否是本土主義思潮的產物？如果本土主義因素確實存在，那麼它又如何能和民粹劃清界限？南方一旦成為文化身份的彰顯、成為心理安全感的保護屏障、成為語言上的固定規範，那麼處於其內部的族群又怎會容納所處時空中其他多樣、複雜的價值呢？

位於廣州的時代美術館其最新線上期刊的標題即為「南方以南」，其後還附加著耐人琢磨的解釋：「地理之外，地緣之內。」如其所示，對「南」的探討絕不局限於文化地理層面，「地緣」一詞略顯溫吞地暴露出南方敘事背後的經濟邏輯。圍繞南方的策展行動既包含著對藝術現象的深度剖析亦同時誘發著事件。

圖左> 銀坎保《百島尋蟲記》，紙本、墨，29x29cm，2020

圖右> 銀坎保《海上獨龍舟》，紙本、墨，29x29cm，2020

此種策展的話語轉向在南方系統內已有多年的發展。在工業與城市化高度發達的珠三角地區，藝術工作者們的集體行動的確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組織邏輯明確的實踐，其目的性往往沒有很鮮明，其表現形式則有時僅僅是在公共領域裡組織著超越了群體邊界的「聚集」——「泛」政治的實踐，正如學者周雪光所言：「人們的行為舉動內嵌在國家與社會關係之中，並在日常活動中得以延續和再生產。這些行為舉動是政治過程的一部分，既是它的產物同時也是它的推動力量。」

「聚集」是在對文化身份屬性的認同及相應的邊緣感下發生的。地理距離與南北文化的故有差異放大了南方對於北方中心的想像。在媒體對樊林的訪談中，她多次提及「北方性」以及「北方的中心力量」。對北方的想像性對抗實則內含著不穩定的乃至流動、模糊的因素。區分地理上的北方（中國北部）和地緣政治中的北方（話語強權）是必要的。雖然兩者在日常語言中時常紐結在一起。「北方」所天然帶有的沙文主義傾向不利於我們對「南方」感同身受。早已習慣了普通話的北方人，更難以理解珠三角地區的本土情感恰源於相當真實的語言危機——粵語的使用空間被牽制擠壓，「撐粵語」成了對語言霸權在真實生活裡的直接回應，而諸如段建宇的「殺，殺，殺馬特」系列則以挑釁和反諷的意味同樣達成了對既成秩序的反擊。「南方不是一座孤島」恰可被視為「想像與現實中的對抗」於藝術上的變奏。

> 樊國真 《做海》，明膠銀鹽相紙，92.7x139cm，2018

不過，中心與邊緣的區隔並不利於南方話題的深入。僵化的二元論述製造了一種非此即彼的困局：任何懷疑南方性的思考都可能會被扣之以霸權幫兇的帽子，而對南方性毫不質疑的承認都助長了其轉向民粹的勢頭。南北方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是顯見的，對差異的強調無法真正使一種南方想像成型。學者孫歌對於「亞洲」「亞洲性」的研究思路值得借鑑，它將我們引向下列問題：如何建立南方敘事的必要性，又不陷入文化特殊論的泥沼？又是否存在著這樣一種具有理論想像力的可能——將南方不再認為是一個實體，而是一種方法呢？

上述提問應該被補充進策展人所羅列的「問題群」（包括：在地究竟在哪裡；教育與自我教育是如何實現的；創造性地共同生活可能嗎；多重身份的藝術工作者如何推進藝術實踐；「懸置」意味著什麼；藝術家為什麼寫作；如何推動知識生產）。在參展者所生產

> 朱建林，」我叫阿史「第9話，載於《馮火月刊》。圖片由藝術家惠允。

出的數量龐大的文本裡，不同「主義」取向之間相互糾纏、並置共存，藝術實踐者的語用技巧、個體情緒、身份想像及政治立場亦時常還雜糅起來，變得含混。對於「南方」這個永遠在形成中的彌散主體，策展人已然並不自覺地採用著「間性研究」的方法——族群內部的對象在展廳各處平等地、自由地進行著言說，捲入式的實踐和非介入的觀察之間亦產生著新的對話、獲得了新的意義。更為重要的是，主體間性為研究者開闢了極具創造力的「不熟悉的寓言視野」（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語），二元論述所致的悖論不攻自破。展覽敘事中策展人所使用的引子《海，節拍器》（八木良太，錄像，2018年）正可以恰如其分地當作對「間性」問題隱喻式的回應。節拍器與海浪擁有各自的速度節奏，其詩意恰恰是在浪與擺針的某種（不）合拍「間」產生的。它可視化的不僅是「南方藝術生態發展的豐富形態」，還為以南方作為方法展開對南方、北方主體間性的想像提供了視覺表徵。

> 《「南方」》

來源：藝術與設計

編輯：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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