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有血有肉的工作
對於很多青少年「自殺」，上野正彥也認為另有隱情。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中小學生的自殺人數開始飆升，不少專家學者認為，這是因為「青春期的孩子無法確立自我意識」。對於這種觀點，上野正彥極不贊同。
他經手的一起案件中，一個小學六年級學生與母親一起自殺身亡。雖然警方判定兩者都是自殺，但上野正彥到場後，卻首先推測母親系自殺，但孩子卻不是。當時，孩子留下了一封遺書，上面寫著：「我要和母親一起走。」這就是警方的依據。不過，上野正彥卻提出：「小學生即使不如意，對世界的好奇心也遠超成年人，而且從人生閱歷來看，遠遠達不到看透人世的地步，不會這麼輕易結束生命。」最後，詳細調查與屍體檢驗證實，小孩的確是被脅迫寫下遺書後遭母親殺害的。
困擾日本社會的校園欺凌，也是導致青少年自殺的重要原因。警方在處理此類問題時，只要沒有他殺與事故的明顯證據，就作為自殺處理。
「一個生命逝去，就無法再回來。我們不思考這些青少年自殺的原因，不對事件背景做徹底調查，不讓責任方承擔相應的責任，這樣的事情就會一次次重現。」上野正彥擔憂地說，「法醫面對的都是一具具屍體，容易陷入僅靠屍體狀態來判斷情況的誤區。其實，做出正確的判斷必須分析背景。法醫不應是冷冰冰的，而是應該有血有肉，從人類的情感出發來工作。」
不少人認為，作為一名法醫，上野正彥管得太寬了。可是，他有著自己的理解：「法醫是什麼？法醫是死者的代言人。我們要把他們想說的話說出來！」 所以，他不僅自己做研究，協助警方破案，還要「為死者代言」。他挑選60年法醫生涯中的43個典型故事，寫成《不知死，焉知生》一書，就是為了還原一個個真實的人生故事，幫死者把想說的話說出來。
陪妻子走完最後時光
雖然見多了他人的生死，但是對於自己親人的離去，上野正彥也和普通人一樣，沒那麼淡定。
2006年1月，從外面買菜回來的妻子突然通過門鈴對上野正彥說，感覺上樓很吃力，需要幫忙。上野正彥一看情況不對，馬上送妻子到附近的診所看病，沒有發現異常。可是，妻子不見好轉，一天天消瘦下去。上野正彥不敢馬虎，又送妻子去專門醫院做檢查，兩人拿到了診斷結果：晚期胃癌，已全身轉移。當醫生說最多還能活半年時，妻子沒有慌張，上野正彥的心卻亂了。
自從1959年與章子結婚以來，兩人已經相濡以沫47年，育有兩個孩子。章子溫柔嫻靜，熱心體育和藝術等社區活動，並從1987年開始擔任區議員，是一個非常活躍的女性。
章子住院後，醫院沒有採取任何針對晚期癌症的治療措施，只是緩解她的疼痛，讓她能安穩入睡。章子照吃照睡，表現得與正常人一樣，半點看不出她是個癌症病人，她經常問起自己參與的社區活動，還對上野正彥說：「我很快就會回家了」。
但上野正彥深知妻子的病情，他不願浪費與妻子在一起的每時每刻。從第一天起，他就在病房裡支起了簡易床，每晚陪護，嘴裡一直喃喃說「你是我的精神支柱」。兩口子還經常一起欣賞窗外的風景，討論哪種茶最好喝。
上野正彥的工作依然很多，有時候別人會專門來醫院拜訪。在待客室裡聊的時間一長，上野正彥的手機就會響起：「我想你，你快回來吧。」
入院一個月後，妻子的食慾開始減退，後來就吃不進東西了。「我要先走了，再也沒法照顧你，這是我最大的遺憾！」「不要擔心」，上野正彥拉著妻子的手說。這就是兩人最後的對話。
作為法醫，上野正彥一直認為死亡就意味著一切歸零，身體與精神消失。但是，妻子的離去卻改變了他的看法，上野正彥覺得章子一直活在自己的身邊。而另一方面，他也開始相信，說出死者想說的話，才能讓他們的靈魂得到徹底釋放。
妻子去世後，上野正彥開始在各地舉行關於生死的演講，一直持續到現在。無數人聽過他的演講。上野正彥在演講中說，不少人在充斥著謊言、欺騙、紛爭的境況下，或正常或不正常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們在思考、在博弈，然而很多人到自己死的那一刻，也沒有止息紛擾，也沒有弄清人生。所以究竟人為何活著？尊嚴、名利、親情哪個更重？若不以死亡來背書，活著的人是否始終不得而知？
這位「法醫之神」，見過如此多的生死悲歡，然而他並沒有給大家一個答案。也許，他也沒有答案，他只是以一種冷靜又不失悲憫的語調，以一種敬畏生命的情懷，告訴人們死去者發生了哪些事情。至於如何解讀，如何選擇度過自己的一生，那就只有留給活著的人們獨自品評吧。
責任編輯：孔馨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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