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馬勒，出生在波西米亞底層的猶太家庭，濃烈的悲愴色彩伴隨一生；
丁善德，生於魚米之鄉，自幼浸潤在民間音樂中，作品中滿懷憧憬與詩意；
兩個看似毫無關聯的名字，被一個數字連接在一起——1911。
這一年，馬勒在維也納逝世，這一年丁善德在江蘇出生。
1月15日晚，在餘隆的揮棒下，上海交響樂團將攜手女高音歌唱家黃英和低男中音歌唱家沈洋帶來丁善德和馬勒的作品，開啟一場東西方音樂的交匯與共振。
「這是一場生與死的對話。在這場音樂會中，你能聽到對死的嘆息，對生的憧憬。」餘隆說。
「命中注定」的牽線人如果說，「1911」意外地串起了馬勒與丁善德之間的緣分，那麼餘隆則是這兩位東西方音樂家「命中注定」的牽線人。
小時候，正是在外公丁善德的耳濡目染下，餘隆踏進音樂的世界。他還記得，那時候家裡總是門庭若市，「李德倫、賀綠汀，他們總是過來串門，和外公天高海闊地聊天，而我就在旁邊，一邊做作業，一邊豎著耳朵聽。」
在餘隆看來，一生鍾情於民族風格音樂創作的丁善德，所寫的藝術歌曲，大多是以「小曲子講大故事」，充滿了質樸的情感。「你看，從《愛人送我向日葵》到《槐花幾時開》，每首曲子都洋溢著生活氣息和炙熱的感情。直到今天，你依然會被其中的真誠和良善感動。」
而晚期作品聲樂套曲《滇西詩鈔》，更是餘隆看著外公寫就的。
1984年戴洪麟在滇西遊玩時，看到當地的風土人情有感而發創作了一組詩。這組詩發表在一張不顯眼的小報上，丁善德曾去過雲南旅遊，當他無意間讀到這首詩，仿佛身臨其境，於是就下筆將其譜寫成了一部聲樂套曲。
雖然寫的是雲南民歌，但丁善德卻在其中融入了大量現代技法，洋溢著青春氣息。「改革開放後，那一代藝術家拆除了固有的思維藩籬，好像每一口空氣都是新鮮的。當時我還年輕，不太懂，現在明白了，任何事情都必須在創新中傳承。」
幾年後，餘隆赴德國留學，馬勒成為他情有獨鐘的作曲家。同為指揮家的身份，更讓餘隆對馬勒平添一份親近之意。
馬勒曾形容自己是一個三重無家可歸的人——在奧地利作為波希米亞人，在日爾曼人中作為奧地利人，在世界上作為一個猶太人，到哪都是陌生人，永遠不受歡迎。生活的假象和命運的遭受在馬勒的心靈深處鬥爭交織，種種情緒之間瞬息萬狀的變化，深植於他的人格特性與音樂本質之中 。
「他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在作品能夠聽到對死亡的悲傷和生命的嘆息。」
生的炙熱與死的悲涼這場音樂會的作品，不光要聽，更要讀，讀這些歌詞中的故事與情緒。「這是一場有些文藝範兒的音樂會，應該把歌詞打在屏幕上」，說著，餘隆就接過曲譜哼了起來。
高高山上（喲啊）一樹（喔）槐（喲喂），
手把欄杆（啥）望郎來（喲喂），
娘問女兒呀，你望啥子（喲喂）？
唉，我望槐花（啥）幾時開（喲喂）。
——《槐花幾時開》
「這樣的歌詞，今天很難再寫出來，那麼樸素單純卻又那麼熾熱的愛情。」餘隆感嘆道。
丁善德的作品滿是對生活的熱情讚美，而馬勒的作品則充斥著對人性的深邃思考。但它們不謀而合之處，是對愛的歌頌。
《呂克特之歌》歌詞選自詩人呂克特的詩集，它幽暗感傷，是對命運無常的哀嘆。寫這部作品時，馬勒剛剛大病一場，經過了死亡的煎熬，他對世俗生命更為超脫。但即便這樣，他還是不忘歌唱愛情。
「我成了世上陌路人
失去了太多好時光
人們再也聽不到我的歌
他們說我已經死亡
可這並不能讓我終生牽掛
就讓人們說我已經死亡
我對世人再無話可說
我真是已經死亡
永別了這喧囂的人世
安息在一個寧靜的地方
我獨自生活在我的天國中
伴著我的愛情，我的歌唱」
——《我告別了塵世》
「在東西方完全不同的音樂語境中，在生的炙熱與死的悲涼之間，去感受對話和碰撞，對剛剛經歷了2020年的所有人而言，更有意義。」餘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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