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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武侯祠的歷史
武侯祠已邁1800歲了。在這漫長的歲月中，它經受了一次次戰火洗禮，一回回改朝換代，它目睹了華夏滄桑、巴蜀巨變……。人們常說"松柏常青"，但武侯祠內的柏樹，從諸葛亮植柏算起，已換了一樁又一樁；明君良臣相結合，大名垂宇宙，跨越時光的長度遠超任何松柏。
第一節 發端與創建--惠陵與漢昭烈廟的修建
今天的武侯祠，實際上是廣義的武侯祠，它由惠陵、漢昭烈廟、武侯祠等部分組成。在這三部分中，惠陵和漢昭烈廟建成於蜀漢章武三年（223），以此為標誌，開始了這一景點的發端和創建。
一 營建惠陵
惠陵何時開始修建？漢制，皇帝即位的次年開始預作壽陵。蜀漢可能是在章武二年開始預作壽陵。《宋書·禮志三》載：章武二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北郊於成都。營，即營造。惠陵位於成都南郊，劉備命諸葛亮在南北郊營造什麼？史無明載，但《宋書》將其載入《禮志》，應與祭典或陵寢等制度有關。但另一種可能也是存在的：劉備於章武元年四月稱帝，七月即親帥大軍東伐，可能還顧不上預作壽陵。但到章武二年冬，劉備病重，"章武三年春正月，召丞相亮於成都，詔亮省疾於永安"（《華陽國志·劉先主志》），到這時，諸葛亮已不得不開始著手帝陵的選址和修建。因此，可以認為，章武三年春正月，是惠陵開始修建的最晚時間。換一句話說，最遲在章武三年二月，諸葛亮由成都去永安之前，已動工預作壽陵。
惠陵的具體位置當是由諸葛亮親自選定。把惠陵的具體位置選在成都的近郊，首先是漢代制度的規定。西漢、東漢帝陵均在其都城附近。蜀漢全面繼承漢制，劉備死後葬於成都附近，是其繼承漢制的必然結果。惠陵在成都近郊，在營建過程中，諸葛亮必多次親到現場。
惠陵位於成都南郊，在蜀漢宮城正南面。劉備在成都"武擔山以南"即帝位。當時蜀漢宮城位於成都大城、小城之間的北邊，即今成都軍區至八寶街一帶。武擔山與惠陵，正好在南北一條直線上。惠陵位於蜀漢宮城的正南。
惠陵和漢昭烈廟主要由軍隊（可能還有犯人）修建。在修建過程中，諸葛亮曾多次率官員到現場指揮，並帶頭植樹等。惠陵、武侯祠在歷史上以柏樹聞名。《成都古今記》說：「先主廟西院即武侯廟，廟前雙大柏，古峭可愛，人云諸葛手。」
二入葬陵寢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說：章武三年（223）四月，先主殂於永安宮，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八月，葬惠陵。按漢代制度，先主去世後，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穿喪服伴皇后、太子、皇子哭踴如禮。治喪的第一天，百官皆換穿白單衣，白幘不冠，哭臨殿下。然後開始小斂，即給劉備穿壽衣等。漢代帝王死後都穿金縷玉衣。按漢制，必須在這一天晚上，派使者向全國各地郡守以上官員下"竹使符"，通知進入國喪的非常時期。同時，太子劉禪即天子位於柩前。百官跪拜新帝。然後才大斂。
梓宮在路上走了約一個月，五月回成都。雖然當時已是夏天，卻沒及時入葬，又放了三個月後才入葬。這說明：一，當時惠陵尚未完工；二，當時屍體保護技術早已解決，不僅路上走一個月不是問題，再放三個月也沒關係。
三漢昭烈廟
惠陵旁之廟確實是原廟。這廟就是漢昭烈廟。史載蜀漢國號漢，劉備死後諡號"昭烈皇帝"，故"漢昭烈廟"應為此原廟的正式名字。蓋在後主時，陵旁的漢昭烈廟與宗廟同時並存。《三國志·蜀書·劉禪傳》說劉禪降時："是日，北地王諶傷國之亡，先殺妻子，次以自殺。"《漢晉春秋》說"諶哭於昭烈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為涕泣者。"也確證昭烈廟在蜀漢亡國前已存在。蓋在後主時，陵旁的漢昭烈廟與城內的宗廟同時並存，都同在惠陵陵園內。
後主在位四十年，按當時禮制每年都要率大臣們到惠陵、昭烈廟祭陵。《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諸陵寢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三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莊具。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諸侯王、郡國計吏皆當軒下，佔其郡國谷價，四方改易，欲先帝魂魄聞之也。"除了正月祭陵外，先帝的生日、祭日，通常也要祭陵。這裡是後主和重臣們經常來朝拜的神聖殿堂，無疑在建築規模上、技術上都應是當時首屈一指的。需要指出的是，蜀漢至南北朝，從當時祭祀的習俗看，漢昭烈廟中只有神位，沒有塑像。
四 有關討論
對於《三國志》的上述記載，宋代以降不斷有人提出疑問，認為惠陵只是"藏弓箭之處"，或"衣冠冢"，而劉備的真實陵墓應在永安（今奉節）。我們認為，這是錯誤的觀點：
第一，《三國志》中不是一處，而是三處談到惠陵的修建、入葬和合葬。作者陳壽為蜀漢重臣譙周的學生，曾在蜀漢任職，著名史官，當時人記當時事，故《三國志》被後人視為信史，相同的記載還見於《華陽國志》、《漢晉春秋》等晉人撰寫的早期文獻。其有關記載相互映證，無疑是真實可靠的。
第二，上引《三國志》材料中，其中之一為諸葛亮給後主的奏章。諸葛亮、後主這兩位最知情的當事人不可能在如此莊重的大事上摻假。
第三，在漢代皇帝中，目前還沒有發現搞"衣冠冢"的記載，蜀漢全面繼承漢制，不可能違反祖宗制度。
第四，從前文所述的先主喪事過程看，蜀漢上至諸葛亮、下至百姓，可以說全國各界人士都參加了治喪活動，整個過程記載十分清楚。在此過程中如有半點虛假，早就會見於各種文獻記載。
第五，漢代制度，帝陵在都城附近。西漢、東漢帝陵均在其都城附近，無一例外。蜀漢全面繼承漢制，劉備死後葬於成都附近，是其繼承漢制的必然結果。
第六，永安當時位於蜀漢與東吳的前線，"夷陵之戰"時東吳軍曾逼近永安。諸葛亮、劉禪不可能將先帝葬於前線。因這樣很容易讓先帝的屍體落入敵方手裡，成為敵方要挾的重要資本。
第七，劉禪在位四十年，每年都多次率子孫和文武百官到成都南郊惠陵、漢昭烈廟祭祖。他不可能向假墓跪拜。
第八，"葬於永安"說的一條重要理由是：劉備死於四月，天氣熱，屍體難以保存，不可能運回成都。實際上，劉備的屍體不僅在路上走了約一個月，在成都還放了三個月。《後漢書·禮儀志下·大喪》說帝王死後要"槃冰如禮。" 劉備死前曾病了較長一段時間，有關準備工作早已到位。
第九，根據漢代的陵廟制度，漢昭烈廟的所在地，也就是惠陵的所在地。漢昭烈廟位於成都南郊，歷史上多有記載。如《漢晉春秋》說"諶哭於昭烈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劉諶不可能到永安哭昭烈廟。
這裡還應討論一下漢昭烈廟的具體地點。從清代起就有人認為《漢晉春秋》載劉諶哭於昭烈廟之地在當時的蜀漢宮城內，而非南郊，清代的一些川劇也是這樣演的，理由是當時曹軍兵臨成都城下，劉諶已不能出城。事實上，在劉禪決定投降之時，曹軍並未來到成都城下，更談不上包圍成都。當日，後主召集群臣會議時，有人提出向吳、或向南中撤退的方案，如已四面圍城，怎麼撤退？譙周反對這些方案時，舉出了若干理由，都未涉及圍城之說。更重要的是譙周提出降魏方案後，群臣曾提出"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不遠"何指？據《三國志·蜀書·後主傳》劉禪決定投降後，派私署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捧著降書和印綬前去投降，"紹、良與（鄧）艾相遇於雒縣。艾得書，大喜……"雒縣即今廣漢。前去投降的使節是在雒縣才遇到魏軍！
第十，所謂"劉備葬於奉節"說，主要見於清代及或更晚的某些劉氏家譜。四川為移民省區，清代中晚期曾掀起修譜高潮。大家知道，一般家譜均為各人私修，不受制約。其有關直系祖先的某些記載，對研究地方歷史、風土人情等確有一定參考價值。但當時四川家譜中有關遠古祖先的記載，普遍存在著攀附名人、無中生有，捕風捉影、吹噓家史等現象，這一部分記載通常沒什麼參考價值。
第十一，成都南郊惠陵和漢昭烈廟在蜀漢時期為陵園所在，西晉滅蜀（263）後，為消除劉氏影響，將劉氏後裔北遷，同時也撤毀了漢昭烈廟和惠陵的一些地面建築。齊高帝（479-482年在位）詔益州刺史修復陵園和漢昭烈廟。當時上距西晉滅蜀不足220年，其間蜀地並無大戰亂，修復的陵寢位置應準確無誤。從那以後，現武侯祠所在地就一直為名勝古蹟和旅遊景點，歷代文人墨客多至此，所留文獻甚多，從無間斷。在宋代以前並無任何人懷疑惠陵的真假問題。宋代疑古風興起，如盛傳曹操曾在漳河邊設置七十二座假墳等，再推演到劉備，都是沒有根據的。
第二節武侯祠的遷入與發展--兩晉南北朝時期
司馬氏滅蜀（263）後，將劉氏後裔盡遷北方，當然也要消除其在蜀中的政治影響，撤除漢照烈廟和劉氏宗廟是必然之舉。但從史籍線索看，從當時習俗看，晉政府只撤了地面建築，並沒有動惠陵，還保留了陵園中一些地面標誌。這是這一名勝古蹟在開局不久就面臨的第一次生死劫。但蜀漢英雄深入人心，僅在四、五十年後，蜀中便開始了建立諸葛亮專祠等影響極大的紀念活動。
一 成都武侯祠之始
武侯祠（此專指祭諸葛亮一家之祠），據《宋書·禮志四》載，劉禪景耀六年（263），詔為丞相諸葛亮立廟於沔陽。故沔陽武侯祠始建時代最早。蜀中武侯祠最早建於東晉時期。《太平寰宇記》說："李雄稱王，始為廟於少城內，桓溫平蜀，城內獨存孔明廟。"（又見《方輿勝覽》卷五十一）可見蜀中武侯祠始建於李雄據蜀之時（303--334年），最早建於成都"少城"內，即在當時成都城內西部。這就是現專祭諸葛亮一家的、狹義的"武侯祠"的前身。
桓溫（312-373）為東晉荊州刺史，於永和三年（347）收復蜀地。這是巴蜀史上少有的大激戰。在這場大戰亂中，成都城內幾乎所有的建築都毀了，僅紀念諸葛亮的武侯祠獨存，這充分說明了諸葛亮在參戰雙方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李雄建武侯祠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它在時間上，上距蜀漢亡國僅四、五十年；它是巴蜀大地結束西晉統治後，修建的第一坐紀念蜀漢英雄的專祠；它公開表達了蜀人對以諸葛亮為代表的蜀漢英雄的深切懷念。從有關資料看，當時的武侯祠中並無塑像，只擺放神位。
二 恢復原廟
東晉時期，朝野上下已開始重新評價蜀漢政權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如史學家習鑿齒在其所著《漢晉春秋》中，便以蜀漢為三國正統。據南宋祝穆所著《方輿勝覽》記載：東晉王朝曾追封諸葛亮為武興王，便是一例。隨著蜀漢王朝地位的提高，成都的三國文化遺址的影響便越來越大，恢復這些名勝古蹟景點逐步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在李雄建武侯祠後一百餘年，南齊又開始了修復漢昭烈廟之舉。《太平寰宇記》說："先主祠在府南八裡，惠陵東七十步，齊高帝夢益州有天子滷簿，詔刺史傅覃（琰）修立而卑小。"齊高帝（479-482年在位）時第一次對惠陵陵園和漢昭烈廟進行了修復。這次修復雖然規模不是很大，但具有重要意義。第一，當時上距西晉滅蜀不足220年，其間蜀地並無大戰亂，惠陵陵寢的許多地面標識仍存，修復的陵寢位置應準確無誤。第二，它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惠陵的性質。蜀漢時惠陵是皇家陵園禁地，重軍把守，一般人不得擅入。西晉時，這裡淪為敵對首腦的墓地。這次修復後，它又演變為官府承認的、對外開放的名勝古蹟景點，遊客可以入陵參觀憑弔。
武侯祠是什麼時侯由成都"少城"遷至南郊惠陵、漢昭烈廟旁的？目前還不得而知。但從上引齊高帝修漢昭烈廟的資料看，當時（479--482）武侯祠肯定還沒有遷來。杜甫於上元元年（760）來到成都南郊，踏訪武侯祠。當時，武侯祠內已古柏森森，由此上推其始遷入年代約在南北朝，上限晚於齊高帝（479-483在位）修復漢昭烈廟時。諸葛亮一生功績建樹得力於劉備三顧茅廬；蜀漢帝業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諸葛亮的智慧和忠心耿耿。把他們遷到一起，以良相伴明君，是對他們"魚水"君臣的讚許，同時也是欲以諸葛亮的大名來繼續輔佐死去的劉備，是儒家文化中君臣觀念的強烈體現，是儒家文化為這個名勝景點注入的最強活力。
第三節盛唐勝景
唐代，武侯祠景區快速擴大影響，很快成為全國聞名的名勝古蹟。綜觀唐代二百餘年，著名詩人和高官上層拜謁武侯祠之多，並留下重要墨寶，成為武侯祠歷史上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它表明，這一名勝古蹟自齊高帝恢復昭烈廟和南北朝遷入武侯祠後，已得到全國各地人士的認可，影響迅速擴大，名聲在外。從唐代開始，逐漸形成了新任地方首腦，一到成都，就要先拜祭武侯祠的習俗。武侯祠景區的快速發展，與"揚一益二"的文化、經濟背景有著密切聯繫。
一 唐帝敬諸葛
從史籍記載看，唐代從太宗（《舊唐書·太宗上》）開始，諸帝在制定重大政策時，往往論及諸葛亮這位榜樣。到玄宗天寶七年（748），正式下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高者，所載宜置祠宇，量事致祭。臣按後世祭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始於此。所謂忠臣，十有六人，商傳說箕子、微子、比幹，齊管夷吾、晏嬰、晉羊舌、叔向、魯季孫行父、鄭東裡子產、燕樂毅、趙藺相如、楚屈原、漢霍光、蕭望之、丙吉、諸葛亮也。……以上並令郡縣長官隨其所在立為祠宇，春秋二時擇日致祭（《舊唐書·玄宗下》（《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禮儀典第二百八四卷名宦鄉賢祀典部》）。這是以朝廷的名義，首次把諸葛亮作為忠臣，並列入每年春秋必須祭祀的範圍。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三國人物中，只有諸葛亮一人入選！這對提高諸葛亮的名聲、影響，對提高成都武侯祠的地位，都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太平寰宇記》說："故相國李回在鎮，更改置守陵戶，四時祭祀。"李回字昭度，本名躔，字昭回，避武宗諱改焉，唐宗室宰相，宣宗時（847--859）曾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光祿大夫、成都尹。李回在蜀期間，開始設置專門的"守陵戶"護理惠陵、漢昭烈廟、武侯祠，規定了一年四季的祭典等。"守陵戶"是秦漢以來逐漸流行的關於一些名勝古蹟景點的一種管理方法。守陵戶負責陵墓、祠堂、廟宇的日常安全、衛生和祭祀等，官府則相應的減免其某些賦稅徭役，給以某些優惠。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次規定的祭祀規格已由玄宗時的"春秋二時擇日致祭"提高到了"四時祭祀"。可見官府對這一景點越來越重視。此前，本名勝景點是怎樣管理的、由誰管理的，還是一個秘。另外，從李回對此景點的重視程度看，估計他還對景點進行過大規模的維修。
唐末五代，巴蜀地區又經歷了多次大戰亂。王建佔領蜀地後不久，便下詔"贈諸葛亮為安國王"。（《蜀檮杌》卷上）這次贈號，對前後蜀時期武侯祠的持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 詩人拜謁
上元元年（760），偉大詩人杜甫剛到成都定居下來，即到南郊，踏訪武侯祠。杜甫一生對諸葛亮感情尤深，十分景仰推崇，僅留傳下來的吟詠諸葛亮的詩就近二十首。著名詩篇《蜀相》：
丞相祠堂何外尋，錦宮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這首詩，是偉大詩人杜甫有感於當時的時政，象諸葛亮這樣的丞相在哪裡去尋找，象劉備這樣能"三顧"尋賢的君主又在哪裡去尋找，所發出的"長使英雄淚滿襟"的感嘆。同時，它又是現存史籍中最早談到"丞相祠堂"即成都武侯祠的寶貴史料。它甚至為我們推斷武侯祠遷到這裡的大概時間提供了佐證！這首詩，第一次提到武侯祠的外景觀，是以"柏森森"為重要特徵。
唐永泰二年（766），著名詩人岑參（715--770）晚年客居成都，遊昭烈廟與武侯祠後，創作《先主武侯廟》一詩：
先主與武侯，相逢雲雷際。
感通君臣分，義激魚水契。
遺廟空蕭然，英靈貫千歲。
貞元八年（792）詩人張儼遊先主廟，寫《謁先主廟》：
扶順繼王業，併吞勢由已。
天命屈雄圖，誰歌大風起？
得股肱賢明，能以奇用兵。
何事傷客情，何人居帝京？
雄名垂竹帛，荒陵壓阡陌。
終古更何聞，悲風入松柏。
從"荒陵壓阡陌"的情況看，當時陵墓周圍似無圍牆，一些農家就近種田。
大中六年（852），唐詩人李商隱遊武侯祠，寫《武侯祠古柏》詩一首：
蜀相階前柏，龍蛇捧閟宮，
陰成外江畔，老向惠陵東。
大樹思馮異，甘棠憶召公。
葉凋湘燕雨，樹折海鵬風。
玉壘經綸遠，金刀歷數終。
誰將出師表，一為問昭融。
這株古柏，當時公認為諸葛亮手植。唐相段文昌亦曾專詩詠此樹，勒石其旁。這一時期，該古柏已開始神話。據《昭烈忠武陵廟志》卷二引"陸遊記"記載，有一位唐代節度使曾來武侯祠從該古柏上取下一小樹枝，製成手板，以書寫記事，被記入後來的一種《圖志》，遭到批評。可見在蜀人心目中，即使是節度使這樣的土皇帝，也不能擅取武侯祠的一草一木。
五代僧人貫休，天復年中（901-904）入蜀，王建賜號禪月大師。他曾遊先主廟，並寫有《經先主廟作》一詩：
古廟積煙蘿，威靈及物多。
因此曹孟德，爭奈此公何。
樹古雷痕剝，碑荒篆畫訛。
今朝冥禱祝，只望息幹戈。
這首詩是目前發現的、五代時期有關武侯祠的唯一直接史料。它反映出，唐末五代初，成都雖飽經戰亂，卻安然無恙，只是"樹古雷痕剝，碑荒篆畫訛"，在管理上不甚理想。
三 名宦唱對
唐元和四年（809）劍南西川節度使武元衡率裴度、柳公綽、楊嗣復等僚屬到武侯祠拜謁。當時祠內尚無記載諸葛亮事跡和功德的碑石，大家皆感遺憾。武元衡即命節度府判官裴度（765--839）撰碑。裴度，進士出生，著名新秀，文筆極茂，見識極高，是中唐名相之一。裴度即撰寫了《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全文上下對諸葛亮充滿了仰慕欽敬的感情。一開始便說"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該文有著極為深刻的現實背景，這就是當時朝中朝廷與藩鎮之間的矛盾已經白熱化，同時朝中黨爭甚為激烈，裴度是武元衡的左右二膀，在他心目中，武元衡就是當代的諸葛亮。他是這樣說的："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奧區，寢亂餘孽，罷甿未息，汙俗未清，輟我股肱，為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帝道，陬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才，人知向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塵矣。度謬以庸薄，獲參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徽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仁之嘆，終古不絕，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這就是主題：借歌頌諸葛亮，在類比武元衡。此文寫成後，由著名書法家柳公綽書寫、由當時蜀中最著名的刻工魯建親刻，被譽為"三絕碑"。
開成二年（837），新任劍南西川節度使楊嗣復一到成都，即率僚屬到武侯祠拜祭，想起當年以幕僚身份隨武元衡遊祠情景，感嘆良多，激動不已，即題《丁巳歲八月祭武侯祠堂因題臨淮公舊碑》詩一首，附刻於碑陰：
齊莊修祀事，旌旆出郊闉。
薙草軒墀狹，塗牆赭堊新。
謀猷期作聖，風俗奉為神。
酹酒成坳澤，持兵列偶人。
非才膺寵任，異代揖芳塵。
況是平津客，碑前淚滿巾。
"塗牆赭堊新"，表明當時武侯祠已有了上紅塗料的圍牆。"酹酒成坳澤"，以酒祭聖的人非常多。"持兵列偶人"反映出當時有眾多塑像，手握武器，排列在諸葛亮塑像的兩邊。這些都為研究武侯祠歷史提供了重要線索。
此後不久，唐東川節茺使楊汝士遊祠見到同宗兄弟楊嗣復的詩後，依其格式，作《和宗人尚書嗣復祠祭武侯畢題臨淮公舊碑》詩一首：
古柏森然地，修嚴蜀相祠。
一過榮異代，三顧盛當時。
功德流何遠，馨香薦未衰。
敬名探國志，飾像慰甿思。
昔謁從徵蓋，今聞擁信旗。
固宜光寵下，有淚刻前碑。
從元和四年（809）開始，到開成二年（837），從武元衡率裴度、柳公綽、楊嗣復開始，到楊嗣復、楊汝士的兩次唱合，前後經過了二十八年才完成了一組絕妙的佳唱。這之間有三位唐代宰相的才學和人品，有上司與僚屬間的友誼、栽培，有同宗族人的感召、扶持……都圍繞著一個主題，這就是歌贊諸葛亮，這就是欲以諸葛亮為楷模，爭做一代名宦。
四 神乎傳說
這一時期，唐代著名學者段成式（803-863）在《酉陽雜俎》卷十三中記載了一個傳說故事：「近有盜發蜀先主墓墓穴，盜數人齊見兩人張燈對弈，侍衛十餘，盜驚懼拜謝。一人顧曰：『爾飲乎？』乃各飲以一杯，兼乞與玉腰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矣，帶乃巨蛇也，視其穴，已如舊矣。」
這個故事至少透露出以下三條信息：
一，惠陵是否曾經被盜，一直是大家非常關心的問題。從這一傳說看上去，惠陵可能曾經被盜。惠陵有明確的封土堆，準確的位置，加之兩晉南北朝期間蜀中屢有動蕩，很多時間無專人看護，被盜是可能的。即使進入唐代後，由於長期處於「荒陵壓阡陌」的景況，在設置「守陵戶」之前，對陵墓的護理很鬆散，被盜也是可能的。但另一方面，在唐以後的所有金石文獻和傳世文物中，目前尚未發現任何有關惠陵文物的影子。這又表明盜墓者並沒真正成功，這又進一步映證了這一傳說。
二，文中對弈兩人是誰？給人們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間。但在蜀人心目中，這兩人就是劉備和諸葛亮，將武侯祠遷到惠陵旁的目的就是以臣伴君，這一傳說更進一步反映了這一心態。
三，在很多人心目中，諸葛亮、劉備都已由人變成了神，他們的英靈繼續神佑蜀土蜀民。
第五節：柳暗花明又一村——清代的恢復與發展
明末清初，巴蜀大地遭受了歷史上罕見的大戰亂。崇禎十七年（1644），張獻忠率義軍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和清軍等相抗。四川民間普遍流行「張獻忠剿四川」的傳說。經過殘酷的決戰、激烈的反覆，清軍直到康熙三年（1664）才基本控制四川。次年，將原設在保寧的四川省府機構遷到成都。這場大戰亂，是武侯祠歷史上所面臨的第二次生死劫，其命運如何呢？
有關記載是有出入的。一說認為武侯祠的主體建築仍基本保留了下來。康熙初年的四川巡撫張德地應是清初平定四川後，第一個來到武侯祠的高級官員。他在《重修昭烈陵碑記》中說：「餘奉命撫蜀，偶過萬裡橋，行西南不數武，有昭烈陵、武侯祠在焉，遂芟荊誅棘，瞻拜之徘徊良久，雖鹿走草萋，而陵、寢無恙，且祠側碑記猶存，餘拂拭讀之則裴中立撰文……。西蜀自罹獻逆焚戮，萬物悉化焦土，即王公墳墓莫不掘毀無遺，獨昭烈一冢歷久常存，巍然如故……」寢，當指祠廟建築（明初漢昭烈廟與武侯祠已合為一殿）。宋可發《重修忠武侯祠碑記》說維修前「帝陵孤冢壘然，侯祠丹碧巋然。」《昭烈忠武陵廟志》卷二引《來齋金石刻考略》說：「明末大盜張獻忠入蜀，屠殺之慘，亙古未有，萬裡煙絕。侯，神人也，廟貌得保無恙。」可見在明末清初的大戰亂中，蜀中雖「萬裡絕煙」，「萬物悉化焦土」，但武侯祠、惠陵等仍「在焉」，仍「陵、寢無恙」、仍「廟貌得保無恙」，得以倖存。另一說認為武侯祠的主體建築已毀於戰火。康熙十一年四川巡撫蔡毓榮《重建諸葛亮忠武侯祠碑記》說：「至成都，訪丞相祠堂，在昭烈惠陵左側，陵廡不治，祠亦廢。」另外，《昭烈忠武陵廟志》載道光九年布政使嶧山董淳《序》說：「明季毀於兵，我朝康熙十一年蔡制軍、宋臬使重修。」 對這廢」，該怎樣理解，目前還難說。
因前引明萬曆年間綿州牧李正芳的碑文中也說到「偶以武侯廢祠為請」。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長期戰亂，清初的武侯祠至少是年久失修，淹沒在荊棘叢中，鹿走草萋，木結構建築朽腐不堪，急需全面維修；同時，武侯祠歷經宋、元、明，四、五百年間所積累的匾額楹聯絕大部分已經丟失，損失極大。
清人統治成都後，極重視對武侯祠的恢復與發展。現武侯祠的塑像、建築、碑刻、匾額對聯等，大多為清代作品。可以說，清代是武侯祠發展史上極為重要的一個歷史時期，是對現武侯祠影響最直接、最深遠的一個歷史時期。
四，植柏
明末，武侯祠內的柏樹已不多了。明崇禎四年（1631）進士楊廷麟在《諸葛武侯祠》一詩中曾寫道：「柏剩一孤樹，桑移八百枝。」（《昭烈忠武陵廟志》卷五）康熙十一年（1672），宋可發維修後大量種柏，至道光九年（1829），成材十一株。
僧、道看守武侯祠期間，除日常看守、打掃、維修外，還經常植樹。在不長的時間內祠中反覆多次進行大規模植柏，可知其成活率並不太高，真能長成參天大樹者相當有限。
五，《昭烈忠武陵廟志》的纂修
從道光七年（1827）開始，武侯祠開始纂修陵廟志。當時的主持道人張合桂有感於襄陽武侯祠、沔縣武侯祠都有自己的志書，提出成都武侯祠也應修撰志書。成都府華陽縣著名學者、舉人潘時彤自接受任務後，十分勤奮，日以繼夜，僅用二十一個月時間，便完成了《昭烈忠武陵廟志》十卷、約三十萬字的撰寫。
六， 攻心聯的問世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這幅著名的「攻心」聯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在武侯祠懸掛問世。關於這幅對聯的問世，還有一個可歌可泣的故事。
作者趙藩（1851--1927），雲南大理府劍川縣白族人。他曾五次進京考試，皆失敗而歸，後來雲貴總督岑毓英邀他入幕府任職，聘為塾師。岑的第三子岑春煊親自出面為師請諮，並在經濟上支持他進京候選，獲光緒帝召見，於光緒十九年入川任四川省籌餉局提調等。其才幹和政績受到四川總督鹿傳霖的讚賞，有意讓他執掌瀘州。但鹿在無意中得罪了將軍恭壽，恭親王撤了他的川督。恭壽視趙藩為鹿的人，傳話給他，要他出5000大洋拜壽，才讓他執掌瀘州。趙藩即上書辭官省親，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冬返滇。光緒二十六年（1900）六、七月，八國聯軍進攻大沽、天津，北京告急，全國緊張。雲南總督丁循卿徵調趙藩到昆明辦理省團務。他七月上任。這時，慈禧、光緒西逃西安。丁循卿為表忠心，派趙藩押送貢品到西安。趙藩在西安遇學生岑春煊。岑當時擔任甘肅布政使，主動帶領兩營人馬，把慈禧、光緒一路護送到西安。岑向太后舉薦趙藩。慈禧即召見趙藩，讓他以道員身份到四川候補。次年春，趙藩二進四川，被派去湖北沙市創設、主管川省駐湖北保商總局。
光緒二十八年（1902）春夏，四川大旱，數十州縣都發生了義和拳運動。其中最有影響的是成都石板灘少女廖觀音領導的義和拳運動。義軍多次挫敗官軍，兩次圍攻成都，甚至打到成都督院，震驚全川。慈禧聞訊後，即撤了川督奎俊，另任岑春煊為總督。岑春煊尚未入川，便急調趙藩到成都相輔。岑還未入成都就接管了川省軍權，接著指揮官軍和團練對義軍展開了血腥鎮壓。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趙藩才有了筆諫上司之衷。他得知岑春煊不久後將要陪客人遊武侯祠，便在十一月上旬精心寫下了這副著名的「攻心」聯，派人刊刻好後送到武侯祠諸葛亮殿懸掛。
岑春煊不日到武侯祠看到此聯後，臉色難堪，一語不發。不久，岑因彈壓四川功著，在朝廷「京察」時獲得「風歷、守清、才長、政績」的最好「考語」，升調兩廣總督，趙藩卻同時被貶到永寧道(今敘永一帶)當地方官。那以後好些年間，川中師爺們、教育界常聽人說「師道何道，試看永寧道」，意思是指責學生不敬老師，或者說師道不值得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