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語文教材「脫胎換骨」，收錄了臺灣流行歌手周杰倫的歌曲。2013年7月，語文出版社召集所有專家和編輯力量，啟動語文版小學、中學教材修訂的攻堅戰。目前，語文版新版教材小學一二年級和初中一二年級已經通過教育部驗收。2005年，周杰倫演唱的歌曲《蝸牛》被收錄上海中學生愛國主義歌曲推薦目錄之列，曾引起社會爭議。
周杰倫的《蝸牛》終於「爬」進小學語文教材
翻開語文出版社最新修訂的小學語文教材，記者發現了很多有趣的變化。一年級語文第一頁是導學部分，《我愛學語文》取代了原來的《我愛上學》。《我愛學語文》裡有3幅圖片：第一幅圖是兩個小朋友在寫字，一個對另一個說，我會寫自己的名字；第二幅圖畫的是兩個小朋友在圖書館裡讀書，一個說：「我愛看故事書」，另一個捧著科普書說：「我要上火星玩兒」；第三幅圖畫的是兩個學生在交流識字，一個說：「耳朵的耳字像耳朵一樣，真有趣！」另外一個小朋友說：「我愛背誦故事。」
一名小學生很感興趣，認真地讀了起來。當記者問他：「你覺得《我愛學語文》好，還是《我愛上學》好？」小學生抬頭回答：「《我愛學語文》好。」「為什麼？」「因為我們學的是語文課啊！」
「這就是常識啊！」聽了孩子的話，語文出版社社長、語文版課本修訂版主編王旭明在一旁感慨道，「長期以來，我們的語文課是品生課、社會課、自然課、科學課，但就不是語文，所以必須改。」
對編寫人員是「思想衝擊」
2013年7月，語文出版社召集所有專家和編輯力量，啟動語文版小學、中學教材修訂的攻堅戰。當時，王旭明撂下狠話，「必須按照真語文的思路徹底打破以前的內容，讓語文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統一，以語言為核心，以語文活動為主體，以語文綜合素養的提高為目的。如果第一次社內驗收通不過，部門年終不能評優秀，第二次再通不過，相關人員就待崗。」教材研討會常常是從下午兩點一直開到下午7點多才結束。一位教材編輯人員說，修訂會常常伴著思想碰撞交鋒，說著說著，屋子裡的人聲音就大起來了，為什麼改，改哪些？大家在一遍又一遍的激烈爭吵中達成共識。「我就不信扭不過來，這些人的觀念怎麼就這麼守舊？！我太痛苦了！」有一次，王旭明這樣感慨道。
目前，語文版新版教材小學一二年級和初中一二年級已經通過教育部驗收。語文出版社小學語文部主任鄭偉鍾告訴記者：「此次教材修訂是脫胎換骨的，對於所有參與編寫的人員來說是思想觀念的一次衝擊和扭轉。比如《我愛學語文》這一課，領導最先提出的時候，我們的確不能接受，因為其他教材版本導論部分都是如此，為什麼我們就要特立獨行？」
改的還不僅僅是這些。比如，二年級上學期第二課，記者看到了歌曲《天路》以詩歌的形式入選教材，三年級的延伸閱讀中居然收錄了臺灣歌手周杰倫的歌曲《蝸牛》。而傳統愛國主義篇目《吃水不忘挖井人》配的是挖空心思找來的「老水井」的新聞圖片。
一系列變化讓人耳目一新。「與時代貼得太近了！」拿到書的教研員發出這樣的感慨。
鄭偉鍾介紹，語文版小學一二年級語文教材修訂，一是減少篇目，四冊教材共減少15篇，約佔原課文總量的10%；二是更新部分課文，修訂版教材新換了29篇課文，佔全部課文的25%。新換的課文更注意文質兼美，貼近兒童生活，符合一二年級學生的認知水平，有利於學生審美情趣和思維能力的培養，如一年級下冊的《狐狸列那》、《想做好事的尤拉》，二年級上冊的《天路》、《子罕之寶》，二年級下冊的《沙灘天使》、《對症下藥》。在這次修訂的過程中，出版社還採取投放調查問卷、召開座談會、專人訪談等多種形式，傾聽來自一線的聲音，了解教材實驗區的意見和建議：哪些課文應該保留？哪些課文應該增加？哪道練習題應該改進？……他認為，這些反饋有助於把握修訂的方向和程度。
近幾年才取消全國統編
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前50多年的中小學教材都是全國統編的，最近幾年才開始實行一綱多本，即在課程標準指導下，由一些有實力的出版社組織編寫，經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審查通過可以發行。各地區或學校採用哪個版本教材，原則上是有選擇的主動權的。現在新編並通過審查批准出版的小學語文教材有10多種，初中語文有8種，高中語文有5種。
王旭明表示：「現在語文教育最大的問題用一個詞概括就是『假』，用一句話形容就是違背語文教學規律的教學、教材、教師和評價在大行其道，教材危機表現為強化話題，卻忽視知識傳授；強化學生活動，缺技術訓練。一定要樹立正確的語文觀，才能編輯出好的教材。」
新中國語文教材的變遷
一
除了簡單的識字課本（類似於魯迅小說《孔乙己》中提及的那種用以傳授「上大人孔乙己」的讀法、寫法的初級讀本）外，在中國封建時代，基本上沒有一本真正的母語教材。正所謂「文以載道」，在中國傳統文人眼中，文章是用來表達道德、道義、正義、倫理的；同樣，那些用以表達道德、道義、正義、倫理的文章，亦可以當作語文教材來讀。所以，在中國傳統的教學模式中，除識字、習字外，儒家經典基本上就充任著母語教材的角色。
民國時期，曾經出現過語文教學的短暫繁榮，並且出現了像胡適、蔡元培、梁啓超、呂思勉、朱自清、陶行知、周谷城、周予同、陳望道、郭紹虞、蕭滌非、浦江清、羅庸、餘冠英、傅庚生、李廣田、王季思等一批「大師級」的教育行家及語文教育家。但是，由於時間短暫（基本上也就30年）、戰亂頻仍（抗戰和內戰），特別是意識形態方面的隔膜，這段時期的母語教學未能形成很有影響力的成果，有關語文教學的理論、實踐方面的經驗教訓在新中國建成後亦未得到很好的總結和揚棄，內地的語文教學、教材編纂基本上完全脫離了民國時期的語文教學的路數，可以用「推倒重來」「另起爐灶」來形容。
二
新中國建國初期的中小學語文教材，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以鮮明的政治色彩體現強烈的國家意志。在民族積弱、個體國家意識薄弱的時代背景下，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唯有依靠高強度的政治組織，才可能集中力量發展現代工業，提升國力，不受外人欺侮。另一個鮮明色彩是「蘇式標準」。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初期的國際形勢下，中國政府急切希望在知識體系、教育體系上與蘇聯「老大哥」全面對接，以快速汲取現代工業知識體系和經驗。
1949年秋，新中國第一批小學生使用的語文教材是以葉聖陶等人主編的解放區「國語課本」為基礎的修訂本，新中國第一批中學生拿到手的也是以老解放區的「中等國文」為藍本修訂出來的一套臨時課本。這兩套臨時課本裡的課文都是白話文，不分單元，只有簡單的註解和問答式的習題。這些課文的特點是高度重視政治思想性，有較強的政策觀念。
1950年12月，新組建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著手編輯出版新中國首套正式語文教材。這套教材遵循著「聽說讀寫四項並重」的教學原則，但限於當時的條件，教材存在著總體分量太輕、語文訓練和語文知識重視不夠、沒有系統、各類文章混編、不分單元、缺乏科學性等問題。1951年7月出版的《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和1953年改編出版的語文課本，具有強烈的政治氣息，課本中涉及中共黨史和革命領袖等方面的內容非常突出，諸如小學課本裡的《八角樓上》《毛主席在韶山》《毛主席尊敬老師》《毛主席小時候是怎樣學習的》等等，中學課本裡的《毛澤東同志的青年時代》《學習白求恩》《任弼時同志二三事》等等即為代表。
為了在知識體系、教育體系上與蘇聯全面對接，這個時期，大量的蘇聯作品被選入語文教材。這些作品多反映蘇聯現代生活，其中不乏佳作，也有一些政治色彩濃厚，文學色彩較弱。除此之外，蘇聯專家的意見和建議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中國語文教學的走向。
建國初期，一位蘇聯教育專家評價中國當時的語文教學狀況，認為不重視語言因素和文學因素，政治說教太多。針對這一現象，在葉聖陶的倡導下，1956年，「語文」課被一分為二——分為語言部分和文學部分，進行分科教學。這年出版的漢語和文學教材，即《初級中學漢語課本》和《初級中學文學課本》，借鑑了當時蘇聯語文課本分為俄語和文學的做法，並收錄了不少俄羅斯文學作品，如契訶夫的《小公務員的死》、普希金的《寄西伯利亞》等。這兩套教材建立了比較完整的漢語與文學教學體系，加強了語文知識的系統性，是建國後語文教材建設的一個亮點。不足之處是過分強調了文學教學，忽視了對學生一般讀寫能力的培養。由於時代局限，1956年語、文分科的教材仍然存在政治化、簡單化解讀的傾向。
三
1958年掀起的「大躍進」狂潮在當時的語文教材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其中最大的變化是中止了語言和文學課程的分科，一批藝術水準較高的文學作品被政治時文取代。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文，允許各地自行修訂甚至編寫教材。當時浙江省初中三冊語文課本收錄的31篇文章中，馬列著作和政論文章佔15篇，其餘16篇文章，6篇是報導農業生產大躍進的，2篇是表揚大煉鋼鐵的，4篇是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編輯出版的初中語文課本中，和魯迅同期的名家幾乎「集體蒸發」，取而代之的是歌頌「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作品，語文教材完全成了宣傳手冊。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人民教育出版社橫遭解散，編輯們下放勞動，各地自行編寫的「革命教材」五花八門，10年文化浩劫在新中國語文教材上留下了荒誕的一頁。
當時，各地語文課本的選文標準是「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選讀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如此，各地語文課本不可避免地充斥著「語錄加批判」式的文字。
「文革」初期教育部曾明確要求「語文、政治合併」。在這一精神的導引下，有的地方甚至把語文、政治、歷史合併在一起，取名「政文課」；有的地方將政治、語文、音樂、美術合在一起，稱「革命文藝課」。1974年廣州市編印的高二《語文》課本共分六個部分，一是馬、恩、列、斯、毛關於思想文化工作的論述，二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輔導，三是階級教育，四是大批判，五是團結人民打擊敵人的小評論，六是革命故事。1972年上海市編印的《初中語文課本》中，毛澤東的詩文、馬恩列斯文章、魯迅雜文佔50.2%，樣板戲選場、評論、總結、家史和通訊佔37.3%，古代詩文僅佔2.4%。直到1976年，各地小學語文課本中還有大量具有時代痕跡的文章，如《毛主席語錄》和《從小愛唱東方紅》等。
四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但一個新時代的真正開始，則要等到兩年以後。對時代變遷作出迅疾反應的最重要的載體之一，就是語文課本。1977年，鄧小平復出主持工作，立即指示恢復中小學教育秩序，重組人民教育出版社，組織編寫教材。一直處於混亂狀態的中小學教材編撰工作開始走上正軌，但此時的語文課本仍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和左的痕跡。像《華主席在太陽升起的地方》《華主席在戰火紛飛的年代》等文章就被編進了小學課本。
1978年，一個真正的新紀元的開始。中小學生拿到了和過去完全不一樣的新書。這套課本清除了10年動亂時期的謬誤，吸取了國際中小學課程改革的經驗，進行了教學內容的現代化改革。1978年版小學語文第1冊，在3篇政治內涵課文之後，緊接著的5篇課文都是有關科技、自然、社會的內容，通過這些內容對學生進行潛移默化的「愛」的教育。
1978年至1980年，國家草擬和修訂了中小學語文教學大綱，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須根據語文課的特點進行，必須在讀寫訓練過程中進行」的要求。這之後的中小學語文教材，真正的範文逐漸增多，特別是古典詩文的比例加大，有關政治宣教的內容大幅減少。上世紀70年代初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學課本中與中國革命史相關內容所佔的比例達34%，這一比例在10年後降到了8.5%。與此同時，反映現代意識、具有時代感的課文逐步增加，違背現代意識的文章被剔除或更改。如小學課文《海底世界》原文結尾處的「海底世界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大寶庫」被改成了「海底真是個景色奇異、物產豐富的世界」。
到了上世紀80年代後期，中小學語文教材選編者的思想更為解放，袁牧的《祭妹文》、杜牧的《阿房宮賦》、陶潛的《歸去來兮辭》等過去認為「不講政治」的篇目都得以入選。外國文學作品也不再過分青睞蘇聯文學。一些描寫西方近代科學家、思想家或藝術家的作品如《畫雞蛋》《愛因斯坦小時候》《試航》《月光曲》《偉大的友誼》等，以及一些科普文章如《蟋蟀的住宅》《我和獅子》《鵪鶉》《冬眠》《麻雀》也入選教材。到了上個世紀末，蘊含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等先進觀念的課文開始增多。比如1998年人教版小學語文課本中的閱讀課文《一個小村莊的故事》就通過課文傳遞給孩子們愛護大自然、保持生態平衡的道理。
五
新舊世紀之交，社會上對語文教材和教學的反思日益升溫。甚至有人指責現行的中小學語文教育是「學生的桎梏、語文的扭曲、文學的悲哀」。隨後，《憂思中國語文教學》《對中小學語文教育現狀的思考》《語文教育誤盡蒼生》《我感到生命的窒息》等文章對語文教材和教學進行了進一步的反思。本世紀初，國家進行了聲勢浩大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在「以人為本」精神下，每一個學生個體的發展得到了空前的重視，注重聽說讀寫等工具化因素之外，語文課本選材注重人性化、科學化和國際化。2000年，《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語文教學大綱》再次修訂出版，新大綱對語文課本的思想教育功能進行了這樣的表述：在教學過程中，使學生受到愛國主義教育、社會主義思想品德教育和科學思想方法的啟蒙教育，培育學生的創造力，培養愛美的情趣，發展健康的個性，養成良好的意志品格……努力開拓學生的視野，注意培養創新精神，提高文化品位和審美情趣，發展健康個性，逐步形成健全人格。
新世紀之初的課改更加放開了教材的編纂，使語文教材迅速從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統天下」發展為各地版本「群雄並舉」，一個城市的不同區域甚至可以使用不同的版本。
在新教材中，環境意識、生態觀念得到了更多的體現。比如在2005年人教版小學語文課本中，《桂林山水》《只有一個地球》《宇宙生命之謎》《鳥的天堂》《第一場雪》《索溪峪的「野」》《鹿和狼的故事》《爺爺和小樹》《小熊住山洞》等文章都屬於環境教育範文。
在外國作品的選編方面，新世紀的中小學語文課本視野更加開闊和包容。在蘇教版小學語文教材中，表現西方國家陰暗面的文章一篇也沒有。人教版中小學語文教材保留了一部分傳統篇目，如《賣火柴的小女孩》《窮人》《凡卡》《月光曲》等，但在教學參考書中也給出了全新的解讀。在人教版和北師大版小學語文教材中，外國選文分別有92篇和89篇，佔所有課文的20%和16.8%，內容涉及科學、人文、自然、風物各個方面，表現出了較為廣闊的文化視野。而且，選文所涉及的國家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小學課本中外國選文中，數量最多的是成長勵志或人格塑造類文章，如人教版的《給予樹》《她是我的朋友》《媽媽的帳單》《一件運動衫》，北師大版《特蕾絲的冷飲店》《不願長大的小姑娘》《馬莎長大了》，以及蘇教版的《輪椅上的霍金》《諾貝爾》等等。此外，選文中寫外國科學家、藝術家的文章也有所增多，反映國外人與自然關係的文章和描寫人文景觀的文章也佔有相當大的比例。
在最近幾年的語文課改中，各地的語文課本也都增加了反映地方特點的篇目，如劉翔奧運奪冠被寫入上海市小學語文教材，介紹遼寧籍航天英雄楊利偉的通訊被節選收錄遼寧省高中新語文教材中。同時，一些極富影響力的通俗作品也入選語文教科書，比較典型的是人教版高中語文讀本首次選入武俠小說《臥虎藏龍》《天龍八部》的部分章節。2004年，廣東教育出版社編寫的語文新教材中特設了「走近經濟」單元，收錄了經濟學家王則柯的《錢》和茅于軾的《市場經濟中新的道德和法治》等文章。在新世紀的語文課本中，「愛情」這一曾經諱莫如深的字眼也不再那麼敏感。人教版初中語文課本入選了《鐵達尼號》中的愛情對白。愛情題材進入中學語文教材，被認為是「為當前教育補充了情感與人文的元素」。人教版高中語文教材增選了沈從文的《邊城》（節選）。愛情，語文教材中不再是敏感詞。
在新篇目不斷被收錄的同時，一些老的篇目相繼與語文課本作別，如詩人賀敬之的《回延安》、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紗帳》等。這「一進一出」之間，輿論界不斷傳出爭議之聲。像朱自清的《背影》、夏衍的《包身工》以及《狼牙山五壯士》等被擠出語文課本，尤其是近幾年魯迅作品的淡出都曾引起廣泛的關注和強烈的爭論，但從語文教材選文的內容、風格、時代、文體多樣化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增刪應當說是正常的，是可以接受的。
觀察者網綜合《中國青年報》、《讀書文摘》報導